新女性主题论文

“女性的自觉”作为茅盾早期新女性观的核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要求人的自觉，强调“解放的妇女”应有“人的权利”，确立“绝对的身体上经济上政治上的独立资格”：主张恋爱神圣、“以恋爱为基”的婚姻和“新性道德”，“反对片面贞操观与夫妇形式主义”以及矫枉过正的女子中心主义倾向；确认“社会改造”是新女性“实现自己’”的根本道路等等，所有这些，都作为深厚的文化积淀沉潜在茅盾的心灵深处，成为其创造时代女性形象的内在契机。时代女性的文化意蕴，固然首先来自作家“经验了人生”后的真切感受和丰厚积累、但其开放的新女性观在港移默化地发生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唯其如此，才会有时代女性形象的成功。

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

女性意识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是女性通过后天的学习萌发出的自我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觉醒论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关键词： 生命 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

论文摘 要： 本文对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概述，指出现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现代女性自我生命主体意识觉解的历程。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生命本真的认知和自我觉醒是真正意义上女性意识呈现的精神内核

意识是以人为主体的精神活动。女性作为人类的一个性别群体，其意识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是基于对自我生命的认识，从而进一步通过文本叙事来艺术地还原现实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是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的。从“人”的发现到“女性”的发现，则是现代人本观念在生命—生存视阈内最为深切的表现。这使女性文学在它发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自我认识的内在性，具体指向了女性生命存在的精神深度。

人类社会自从男性掌控主权，就开始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实现并不断强化着对女性的绝对控制。在一系列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女性持续不断地受制于男性权威，其结果就是女性自我的不断虚弱。强权又使女性意识分裂，把真实自我异化为“非我”，亦如罗兰·巴特所说的“活在他们的注目之中”的自我，其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女性作为一个“他者”看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父权制意识通过社会各种体制合理化和强化了女人对男人的屈从，结果是使大多数女人从内心接受了自己比男人低一等的现实。

从女性有意识以来，男性化社会精神就源源不断地被灌输到她们的精神体系中，以此促成女性的社会化——接受男性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以致有如男性一般来观看自己。相对于父权制的男性意识表征强有力的主体姿态而言，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没有真正实现。女性自接受男性意识形态开始，就潜意识下将自我与女性自身分离，女性自愿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他者”。因此女性“自我”的存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女性无法自觉进入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中，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作为与男性同样生命存在的女性，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自我反思能反映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则标志着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女性意识的发展程度也是衡量女性主体历史性进程的尺度。因此，对生命存有的主体性意识从现代女性创作初始就成为女作家体验自我真实的生命内驱力，催发现代女性不断以超越意识向精神生命存在领域迈进。

二、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自觉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现代女作家不断追问女性生命价值的精神历程。女作家直面生存现实并对个人生命偶在性和本己性的生、死、爱、欲等人生问题的进行自我辩解，在女性文本中直接表现出庐隐式的“情智冲突”的生命张力。这些女作家关切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超时代的，也是超个体的，这是思想对历史时间中生命形式的沉思，是关于生命本体存在的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直接触动了现代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的生命自觉。这种生命自觉带来女性关注生命和生存问题的新视野。女性在男权意识的压抑下，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遮蔽下男女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认识上，也不再仅仅停留在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获得经济权益的层次上，而开始向追求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的层面拓展。

人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对生存状况的认识，实际上是如何看待自我生命存在的问题。女性文学对人认知的基本态度无疑是对生命存在本真的展现。女性文学对女性生命存在的追问与诠释，表明了文学对现实人生反思的、批判性的而又切己的伦理关怀。女性生命经验中对生命体验的真实与深刻使女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对生命本身的价值关怀。这使女作家有关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接近于生命的实存状态。女性文学的女性形象逐渐走出男权文化幻想，诸如善恶对垒的“良母”与“祸水”造型模式，而是生命本身与女性自我的丰富表现。现代女性写作在解构男权文化的同时自身也打破了母性神话的幻想，女性文学生命叙事基于对人性欠缺与生命有限性的呈现，让我们看见了女性存在的真实。女作家在母爱的背后也看见了母性厌恶，在艺术思考与创作中，以冷峻的目光来审视母亲这一角色的种种弱点。铁凝的《玫瑰门》中的司猗纹以“露阴”的方式对外在环境进行报复，揭示出女性种种扭曲变态的心理。方方的《落日》在对不孝的丁家兄弟进行道德谴责的同时，也对丁老太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王加英的母亲也写得很有深度，她瘫痪在床，对女儿的百般照料总是横加挑剔。别人都在关心女儿的婚事，而她却为了自己能获得照顾而希望女儿独身。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刻画，显示出女性作家对母亲角色的冷峻审视，在自我认识的层面上又深入了一步。

女性文学叙事中强烈的生命自省使女作家的自我主体意识渐趋自觉，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全面觉醒，从女性本体的存有中肯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到反抗男性文化开拓女性自由发展之路，从对男性文化的颠覆和解构到对女性自身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主动承担起揭示女性现有生存状态的责任。

三、从“人”到“女人”的性别意识的自觉张扬

中国女性文学从关注“人”进而关注“女人”体现了女性认识生命存在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作家在世纪初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方式确证着人的生命情感的重要与尊严。“五四”新文化运动激活了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也激发了女性批判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等触及了妇女解放和鞭笞家长制的黑暗。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小说脍炙人口，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疾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作品，书写了当时年轻女性的心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袁昌英、丁玲、冯铿、萧红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在文学上创造了既有社会意识又有女性意识的多种文本形式和艺术风格，确立了中国女性文学的不同形态。

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关于“人”的觉解，另一方面便是以女性独有的生命存在为主体，在女性自我主体意识之下确证女性生命的价值。关于女性深切的本己生命体验，其历史的存在性和时间性构筑了女性作家在面对文学历史叙事中与正史对话的方式。历史的真实性只能通过生命本身的客观存在才不会出现断点或真空状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故而女性文学往往通过一个女人的生命事件，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在历史的叙事中归还个人的生命的权利，这样的历史才能真实展现历史理性刻意摈弃的盲点，这样的以情感方式诉诸理性，表达自我与主体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在以性别意识主导下的生命叙事中，女性逐渐从“他者”、“第二性”的位置开始回归到与男性共存的历史主体的角色中来。

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的充分展现则是八十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女性文学的生命叙事注重女性日常实存的各种生命感觉。经历了政治绝对化的时代后，八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笔触深入到生命切身体验的情爱层面。张沽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是她对女性问题思想的形象表述。此外，陆星儿的《美的结构》、王安忆的《雨，沙沙沙》等作品都体现了视爱情为精神方舟，期望达到永恒的乌托邦理想，这是女作家对女性在物化的社会中精神出路的自我探索——一个爱情的乌托邦。张洁着力于刻画在情感与事业中独立的新女性，王安忆则从性爱的角度探索女性精神世界，她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锈谷之恋》）可以看作是女子写给女子看的、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的小说。

四、性别意识的过度张扬导致女性意识的意义失落

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尤为强化主观化视角，注重女性个体独有的生命体验与身体感受。“女性写作”、“私语化写作”命名凸起，其中陈染、林白、徐小斌、海南是其中最接近西方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的叙事总是带有“个体记忆”的显著特征，这使人们倾向于把女性写作当一种精神自传去理解。表现女性的性别意识，表现女性特有的人生体验和个体记忆，这正是陈染和林白小说的特点。

这种女性个人化写作不仅在情爱层面充分展现了“私人性”，而且作为生命原始欲望的“性”在现实层面被深切地关注并如实地展露着。性欲成为作品绝对的主题，这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动。陈染《私人生活》通篇展现个人原欲望的涌动对抗。此时的女性写作以女性话语诉说着自我的生命体验，使私密的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从而赢得了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书写出沉默数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女性作家以女性独特的个人化视角关注、描绘女性私人化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以女性特殊的身体感受——性欲与性行为的描写迎合消费时代各层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启示着其后女性作家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张扬。陈染、林白笔下依然呈现出女性灵与肉的冲突，同时并未放弃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和对生命自我的重新审视。但这一主题到了“美女作家”卫慧、棉棉那里，欲望则成为了女性全部生活与生存之代名词。《上海宝贝》中倪可的全部生活可以说就是感官的满足与欲望的填充。除了性欲之外，物欲也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二十一世纪初更为前卫的女作家九丹、木子美、春树等在卫慧、棉棉的基础上将个人经验的写作“发扬光大”，由“美女作家”发展而为“躯体作家”。作品表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是赤裸裸的竭斯底里的性爱展览。她们的创作与之前女性作家努力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背道而驰。女性主义力图改变女性“第二性”的定位，然而，女性第二性的地位一方面来自男权社会的外在压抑，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女性对男性压抑的认同。躯体作家们过度张扬女性性别意识，“身体写作”以纯粹的感官刺激满足着男性的窥私欲，将女性沦为了被“看”的性对象，供公众消费与把玩。当“私人化写作”被“身体写作”代替之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视阈也同时受到拘囿。大肆渲染“身体”是女性表达的唯一工具和资源，将身体简化成物欲的代名词，这样的女性写作也必然堕入色情文学的行列。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中说：“谈论性欲和关注性欲并非代表着进步。女性主义者对形象和观念的分析进行已久，她们不可能认为只因将女性性欲作为主要关注对象而讨论性欲就是进步的，色情文学批评常常突出女子性体验问题，而它恰是最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的。”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女性写作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之后，在消费的时代，摒弃了宏大叙事，躲进私密空间自我欣赏之余窄化了女人的天地，这样亦无法改变女性从属的“第二性”的角色。在拒绝男性的审美视角而专注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包括女性的身体感受、性爱欲望等感性内容，又不经意地“迎合”了男性的“目光”。如果女性作家不看重自己作品的社会性、历史性及时代性，而一味热衷于以纯粹的女性私秘欲望而进行“身体写作”和暴露自己的“私秘世界”，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女性意识的缺失或异化，女性文学整体意义随之沉落。文学叙事中生命如果只是无意识的感官载体，人就无法成为自我的主体，女性文学要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回归，摆脱第二性的定位，生命观照下的女性意识如何彰显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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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女性意识的逐渐兴起，也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向。本文在分析女性意识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以及该种意识对文学作品创造的影响。

关键词： 当代文学；女性意识；影响

一、女性意识的概念

理论界对女性意识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是对其基本内涵的认识比较统一，通说观点认为女性意识应当包涵两个方面：

（1）女性意识强调女性经验内涵；

（2）女性意识追求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女性内心情感、思维方式与男性不同，因此就同样的事件她们具有与男性不同的视角。从女性视角出发，女性认为自己在社会中遭遇不平等对待，因此需要反抗。女性经验强调女性独特的生理、文化感受。生理感受主要是女性经历的生理周期以及生育的过程，正是因为女性经历了这些过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角色的特殊。而正因为女性生理方面的特殊性，也导致她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许多挫折，比如怀孕的妇女被单位拒绝。正是因为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无法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导致女性想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主张，包括建立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

二、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改革开放之后，女性地位逐渐上升，很多女性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观。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也都将女性爱情作为主线。当女性意识不断被唤醒之后，她们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婚姻，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但是很多女性在追求自己婚姻的途中，也出现自我迷失。将爱情想的过于理想，这也体现了改革初期女性意识发展并不成熟。在不同时期，女性意识的发展都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爱情观也有区别，但都体现出女性的独立性，开支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哦，香雪》作品中，作者铁凝在作品中描述了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这也是作者对爱情的向往。到了后期的铁凝作品中，纯朴的爱情故事已经不复存在，而多是以悲剧命运结尾，阐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真实生活。

（二）唤醒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一直在女性意识中占据核心地位，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最初体现在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点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附属地位，而在文学作品中也通过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张扬，来突破传统的女性地位。从性的角度分析，许多作品也通过描绘女性内心对性的渴望，来展现女性意识。比如在《岗上的世纪》作品当中，作者王忆安将男女之间的爱情与性相练习，认为两者不可分离。如果单纯的描写男女的爱情，而不提及性，则无法充分体现女性内心的真实感受。

（三）逐渐脱离男权主义

在当现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逃离”是比较不变的现象。“逃离”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逃离现有的环境，奔向其它环境，这是女性在具备女性意识之后寻找的自救道路；

（2）确认女性地位，提高女性的自信心，这体现女性的自我发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女性角色逃离并不意味着回避，而是对男权主义的抗拒。女性通过逃离男权主义的束缚，而增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很多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女性逃婚现象，都体现了女性内心渴望自由，但结局通常是因为内心的过度封闭，带来了内心孤独感，这也是现实当中女性的真实写照。

三、女性意识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实现双性和谐

双性和谐意味着男女无论是在政治地位，还是在家庭生活方面都保持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比较理想化的男女关系。这种思想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创造。作家铁凝曾经提到过：当在写女性题材的作品时，自己渴望通过“第三性”的视角来描绘男女之间的生活，使女性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只有摆脱性别视角的束缚，才能真正发掘出女性的本质以及内在欲望。在铁凝的小说《对面》当中，摆脱了女性视角的束缚，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角色做出描写。作家王忆安同样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超越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异，寻找男女之间的平等性。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王忆安想探索的正式男女之间如何相处，双方如何保持平衡。在他的文学作品《兄弟们》当中，他指出女性不应当将矛头直接指向社会当中的男性，男女双方应当是处于统一战线，应当相互帮助。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生理、心理方面的差异，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的存在，男女双方才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互补。

（二）超性别意识的产生

随着超性别意识的出现，这种思想也逐渐体现在了文学作品当中。作家陈染最早在作品当中提出了，真正的爱情已经超越了性别，既可以出现在男女之间，也可以存在于相同性别群体中。陈染的这一观点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他在作品中表达这样的观点：首先男女双方因为性别的差异，应当是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其次如果人们无法超越性别去看待任何时间，这种思想是低劣的、片面的。女性作品的写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女性经验的描述，以及男女之间对抗的描绘，这只会使得女性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作家陈染所提出的写作状态是:在尊周男女差异的前提下，彰显女性性别色彩的同时，可以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共同情感，这种思想在90年代后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结束语

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意识逐渐被唤醒，不再屈服于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的禁锢，而是向传统发出挑战。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使得女性现代文学作品内容发生的改变。更多的作品开始以女性意识为主线，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及女性在社会当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现代文学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叶洪珍，田兆山.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管窥[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7):20一22.

[2]李芳.论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和非女性意识[J].文艺生活，2012，(12).

安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十分丰满动人的美丽女性。她外表美丽高贵，举止得体优雅，内心单纯善良，更为重要的是，她有着扣人心弦的经历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自从安娜这个形象诞生之后，对她的评论莫衷一是，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事实上，对于安娜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总体来说，不应该脱离她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安娜所处的年代，正是沙俄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农奴制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冲击着旧的体制、旧的秩序、旧的道德观念，人们的思想也处于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上。安娜被历来的学者分析的淋漓尽致，有人认为她是女性解放的先驱者，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一个不遵守妇道的妖妇。总之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本人将从安娜的时代背景和她的个性谈起她的形象，并且从女性主义观点来分析，以此来透视人物形象背后的托尔斯泰的女性观上流社会女性的优秀代表她的优秀表现在秀外慧中上。与当时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相比，安娜的优秀首先表现在她的真诚、善良和率真的个性上。安娜仿佛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在上流社会中。她敢于坦诚公开她和沃伦斯基的爱情，与其他贵族男女之间的猎艳相比，她渴望的是沃伦斯基真正的爱情。同时，也是她的坦诚公开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其次，安娜的优秀表现在她的勇敢和顽强上。她大声疾呼：“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虽然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可是她还是走了出去，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行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社会的悲剧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安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俄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们迷茫着但是又都在奉行着古老的规范。安娜的父母早逝，她和哥哥都是由姑妈抚养长大的，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又受到了传统礼法宗教深深的束缚。在她年幼时便由姑妈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卡列宁。虽然当时的社会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可是旧的封建思想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在上流社会里，贵族阶级之间尔虞我诈，伪善残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在那个圈子里没有真诚也没有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贵妇与情人之间的偷鸡摸狗和打情骂俏，男女之间更多的是追逐猎艳以及征服和虚荣所带来的刺激。典型的代表就是莉迪亚伯爵夫人和贝特西公爵夫人，她们分别代表着伪善和堕落。莉迪亚伯爵夫人口口声声的宣扬着所谓的仁义博爱，拯救，宽容等基督教义，外表看上去她似乎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却在生活中牢牢的控制着卡列宁，干涉卡列宁与安娜的家庭事物，对卡列宁进行宗教训诫，使他陷入到对宗教的迷狂之中。并且还处处为难安娜，切断了安娜与儿子谢廖莎的联系，挑拨安娜母子之间的关系，在谢廖莎的心中制造母亲已经死亡的阴影，从而使得安娜陷入“抛夫弃子”的境地。这样一个女人，不是博爱仁义的而是冷酷虚假的。再就是贝特西，她起初对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感情是赞同的，因为她认为那只是贵族男女之间寻常的寻欢作乐与调情，并不有伤风化，也不会损伤“正派人的体面”。然而当她知道安娜可以抛弃家庭，置丈夫与儿子于不顾的时候，贝特西和她的社交界便认为安娜违反了封建社会的礼法，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的社交界的大门，整个上流社会都在轻视安娜，嘲笑安娜，把安娜看成是堕落的不道德的坏女人，认为她大逆不道。可是贝特西自己呢？则过着有丈夫又有情人的生活，反而在骂安娜是“犯罪的妻子”，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安娜的轻蔑。就这样，安娜便被冷漠的上流社会“放逐”了。安娜的单纯善良使她在这重重的压力下，惨败而归。她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儿子。“理智告诉她要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而感情却召唤她追求有爱的生活。在理智与情感面前她无所适从”[4]。在安娜的内心，自私感与罪恶感始终缠绕着，与沃伦斯基在一起时她已经身败名裂，连她自己都十分清楚，她曾经对沃伦斯基说：“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就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个十分神圣而且重要的话题，安娜生活的那个社会禁锢了她自由飞翔的翅膀，她不甘心被这样折断羽翼，即使是头破血流，为了神圣的爱情，也要挣脱，向往着自由的天空。然而她在这个牢笼里呆得太久了，她的翅膀只有鲜艳华丽的羽毛了，却不擅长于飞翔，她也最终变成一只受伤绝望的小鸟，任凭轨道上的火车轧下去。安娜死前的喃喃自语便是对这个束缚她迫害她的牢笼的控诉：“一切都是讨厌的，晚钟响了，那个商人那么虔诚的划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种假惺惺的做作，都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就像那些正在破口大骂的车夫那样……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全是罪恶！”[6]不仅是上流社会的伦理制度和保守的风俗习惯向安娜发起了攻击，就连上流社会的法律也加剧了安娜的悲剧色彩。同当时的社会风气相适应的是虚伪的法律，只是在维护所谓的宗法关系。安娜若想离婚就必须承认，而且让法律宣判她“有罪”，并且离婚后再也没有权利来结婚。而当时的贵族绅士们，却可以和一些女子调情，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安娜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原因。首先，在安娜的身上，背负了沉重的传统礼教的包袱。她的悲剧寄寓着她自身的精神上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是内心的苦痛挣扎。她生活在一个守旧势力还十分强大的时期，希望的曙光初露端倪但还是驱赶不走旧势力的阴霾。封建宗法思想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交织在安娜的心里。安娜毕竟是受过旧式良好教育的贵族女子，她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俄国看来实在是太超前了，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的私情。安娜却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但是却又充满了负罪感。对于安娜来说，拥有儿子和立足于上流社会是人生价值的两大标志，而她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于家庭、丈夫的背叛便是对她这两大支柱的摧残，同时也是公然向上流社会的虚伪的挑战。因此，她总是诚惶诚恐，充满恐惧感和罪恶感。“这种矛盾的痛苦心理，始终在摧残她，折磨她，吞噬着她的生命，同时也制约了她叛逆的程度”[2]。安娜的坦率真诚敢爱敢恨，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可是她的可悲便在于一旦真正跨出叛逆的脚步，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安娜在与沃伦斯基初次品尝爱情的欢乐之后，她内心十分痛苦，请求上帝的饶恕。她一度讨厌的卡列宁，也是她需要忏悔的对象。在她投身车轮下的那一刻，她仍然在渴望着上帝的原谅。在安娜的身上，始终背负着心理上的沉重负担。这便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和传统宗教信仰在她身上的反映。其次安娜的爱情至上观将她推上了绝路。安娜曾经对沃伦斯基说过：“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便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为了爱情，她抛弃了名誉、丈夫、儿子，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家庭，为了爱情，她甘愿做坏女人。安娜的这一切都是对于当时腐败的社会的叛离，自然遭到了大家的封杀。在安娜的眼中，沃伦斯基是完美的，同时也是安娜唯一的稻草了，正以为如此，安娜便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来攥紧这根稻草。她要求沃伦斯基也要把她当成生命的唯一，全部。爱情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安娜将满腔热情，附带着个人下半辈子的全部命运和未来，都托付给了沃伦斯基，并且为此来限制他，以至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安娜变得敏感、暴躁、乖戾、喜怒无常，使得所有人都感到了沉闷和窒息，更何况是一个多情而浮夸的沃伦斯基。在沃伦斯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上流社会，不能离开贵族的生活，而安娜霸道的要求又常常使他感到沉重。安娜把自己如此沉重的包袱全部丢给了沃伦斯基，却不曾考虑过再强壮的鸟儿也会不堪重负的。爱情至上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沃伦斯基说：“对你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用不着考虑”[12]。爱情至上带来的偏执，空前的自私和占有欲最终毁灭了安娜。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安娜对沃伦斯基的爱情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13]。这种占有欲一方面源自她过久的压抑和现实对她的封锁，另一方面则可能源于她的个性，也就是性格。她将沃伦斯基这跟稻草牢牢地抓住，她以为这样就能拥有沃伦斯基，完全的拥有。可是谁想到爱情就是她手里的沙子，握的越紧反而拥的越少。她的这种专横使得沃伦斯基无法忍受，安娜也日益的绝望：“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他却越来越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的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14]安娜的这段独白真实地透露出了她的真切感受，就是一个“不满足”，她的爱情的土壤在遇到沃伦斯基之前是干涸的，没有水分，而当她得到沃伦斯基爱情的滋养候，她的情感的土壤要的太贪婪了，对于水分的过分眷恋使得她义无反顾，导致了自己性格上的霸道，她想要的是沃伦斯基的全部，最终也导致了自身的悲惨结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它的悲剧蕴含了托尔斯泰为首的当时俄国贵族自身的精神困惑与探索，同时，作为一个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性社会中被埋没的女性话语，写出了“第二性”的声音。但是作者却让这个声音走向了枯萎和失落。而如果从女性视角来看待这部作品，则作者托尔斯泰又是在展示着女性被压抑后的呐喊和苦苦追寻，展示着她们的灵肉拷问和男性社会强势力量的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来审视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安娜的悲剧的原因在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屈从地位和女性他者的角色，而安娜的自杀，既是对于这种地位的控诉又是一种摆脱。因而，“她的自杀毫无疑问地具有悲壮崇高的性质”[15]。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唯一的雌性依赖于雄性获取食物的物种，唯一的性别关系等同于经济关系的物种”[16]。而经济上的依赖是妇女在生活及生存的各个方面依附男性的主要原因。正如卡列宁对安娜的怒吼，称她在外面偷情做别人的情妇却仍然在吃着丈夫的面包。确实如此，安娜是凭借自身的外在条件而攀附上卡列宁的。卡列宁维持着她的体面，她的衣食，她的生存。同时“卡列宁夫人”也是她的地位和身份的所在。卡列宁无论安娜再怎么样，只要还是他的妻子，他就必须每月付给安娜一定的生活费。安娜要社交，就需要衣裳、珠宝、车马和其他各种花费，这都是卡列宁的支出。而安娜对于卡列宁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需要供养的女人罢了。所以在卡列宁得知了安娜的奸情后，还十分自信的写信给她以示警告，并随信附上零用钱，卡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就可以制止安娜疯狂的行为了。由此可见，卡列宁作为男权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主宰者，他始终都是把安娜当做是一个“他者” 来对待，用以证明个人的主体地位。而安娜的不幸正在于此，即使她再优秀再勇敢顽强也无法改变她在男人，不论是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心中他者的地位和玩偶花瓶的身份，“在父系文化的歧视下，女性被隔绝于社会，所有的个人社会出路几乎都被堵死，只剩下依附一个有权势男人一条‘捷径’了”[17]。安娜在离开丈夫后，在沃伦斯基那里依然是靠着沃伦斯基供养的，所以她交给沃伦斯基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下半生的衣食住行。而这样一种地位与她的反叛之间的冲突是十分巨大的。男性不仅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还制造了一整套的宗教伦理价值法则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且使得女性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来讲，就是主动接受男性中心的观念，把自己视为他者，而这就是自欺”[15]。在安娜的潜意识里，始终也存在着这种男权中心观念，所以她一直处于妻性、母性、情性的矛盾冲突中。她被上流社会所抛弃，也正是因为她不能“恪守妇道”，因为她对丈夫的权威进行了反叛和挣脱。而她投身于沃伦斯基的爱情之后，她仍然维持着“他者”的地位。可见，安娜反叛的只是卡列宁的男权优势地位，而并没有意识到她需要真正改变的是彻底的颠覆自己的他者地位。安娜对沃伦斯基的这种依附关系，再加上情感的要求才会使得安娜变的偏执、暴躁。“我把一切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也越来越要求他完全倾心于我，可是他倒越来越想躲开我”[18]。这种依附关系在安娜和沃伦斯基那里并没有得到改变，这就导致了她的悲剧。安娜并不甘心自己与卡列宁的婚姻状况才选择的反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对男性社会和整套伦理道德制度的挑战，也可以赋予她一个全新的意义，就是对于自己在感情家庭生活中缺失的主体地位的寻找。但是她随即就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了，失去对于男性的依附，她根本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实在意义。于是她内心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安娜的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既是对于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是超越女性他者地位局限的表现，那她的自杀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这个悲剧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可就是这种“人的本质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19]才让人觉得可悲可叹，才足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男人眼中的“天使”被压抑和女性意识和欲望正在苏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仍然被泯灭在男性话语之中。这其中，又寄寓着托尔斯泰本人对于女性意识、宗法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思考和批判。历来很多的评论者都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男性作家的代表。否则，就不会把安娜的结局安排的如此凄惨。但是，从安娜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含着血泪的矛盾心理。他的女性观在安娜身上是十分复杂的，而安娜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品尖锐揭露的现实所在。托尔斯泰赞美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女性的形象。安娜是符合这一种要求的形象。托尔斯泰曾借列文之口说出了他对于家庭和婚姻的看法，那就是结婚中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人总是幸福的，而这样美好的婚姻在卡列宁和安娜身上并不存在。双方并不算是真正的夫妻，反而像是各取所需的交易。这样痛苦的婚姻，根基是不牢固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多丽与奥勃朗斯基的家庭昔日是温馨和睦的，而就是因为多丽发现了丈夫和家庭女教师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变得火药味十足。奥勃朗斯基因为妻子年老色衰人老珠黄而在外偷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托尔斯泰写到的是即将解体，因为多丽认为已经没有感情了，直到奥勃朗斯基说明以后不再与别的女人有任何瓜葛，才得以恢复宁静。于此相反的则是吉蒂与列文，托尔斯泰热情赞美了两人的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两人心心相印，基于爱情而结合，因此，婚后两人一直过着童话般幸福的生活。而安娜与卡列宁无论是结合之前还是结合之后都没有爱情可言，所以托尔斯泰表现出了对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的认同。家庭生活中长期处于压抑的他者地位，安娜的确被压抑的太久了。她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被他人安排的。正所谓“命运可以不幸，但不能被安排”，婚姻也是如此。二人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起码的温情，这与托翁的家庭宗旨是最相违背的。卡列宁是冷酷的官僚机器，除了追名逐利恐怕也没什么爱好了。他的这种本质与安娜崇尚幸福与精神至上的生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他常常以男性的优越性和高高在上束缚压抑安娜。安娜一方面潜在的意识里有传统的影子，所以在自觉的遵守着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然而内心的“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萌芽在与沃伦斯基邂逅以后就萌发了。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痛恨卡列宁对她的压制，对她的长期忽视。对于这样的情境下的安娜，逃离是唯一的出路，而托翁也对安娜的情境给予了同情并对她的这种行为给予了认同。毕竟他们的婚姻并不符合托翁的家庭理念，安娜这样一个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表里如一且生命力旺盛的女人，不应该被压制在卡列宁身边。托翁借安娜说出的“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就是他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天使”的安娜由于欲望的苏醒而走上叛离，而正是托尔斯泰亲手制造的这个叛逆的女性，却最终又被托尔斯泰推到了火车轮下。安娜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致使安娜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之中，在女人的母性、妻性的漩涡中徘徊，这种反叛遭到了整个社会对她的封锁、嘲弄和轻蔑，尽管安娜的婚姻里没有爱情，但始终也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的家庭，而这样一个家庭要因为安娜的追求而告终时，托翁也是不赞同的。与安娜想对比，托尔斯泰塑造了吉蒂和多丽这样的女性，来寄托自己理想的家庭女性观念。吉蒂也是贵族小姐出身，生性活泼，美丽可爱。她没有安娜那么重的心事，却同安娜一样单纯善良。她与列文心心相印，两人结婚以后她从一个贵族小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离开都市的生活，随丈夫到乡下去过温馨甜蜜的日子。处处照顾体贴丈夫的生活和感受。俨然是传说中的贤妻良母，这也是托尔斯泰所极力赞美的理想妻子。在托翁看来，女人不能离开自己母亲的角色，托尔斯泰在吉蒂身上，反映了他本人作为男性话语代表的特性。吉蒂安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正是在履行着社会赋予她职责，那便是相夫教子，一切从夫。多丽也是这样的，虽然她年纪大了而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命运，她却依然在为家庭，为孩子付出，她的整个生命都要奉献给孩子、丈夫和家庭。相比这两个人，安娜在上流社会是清新脱俗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与此同时，托翁又给她某种致命的残缺，那就是“抛夫弃子”，丢弃了自己为人母天性和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这在托翁看来是女性最为严重的错误了。于是，安娜当然要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和羞辱。然而，托翁对于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惩罚，并且借此为女性找到了一条理想的出路，就是“爱的教义”。如前面所提到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既赞同又批判的，一方面觉得她在无情无爱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可言是可悲的，所以她追求爱情是合情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上来说是有“罪”的，合情但不合理。这本书的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我”，应该就是托翁所理解的上帝的信仰、教义等等。安娜违背了上帝的教义和信仰，因此必须遭到应有的惩罚。而所谓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安娜便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在托尔斯泰的内心深处，安娜的女权意识的萌发和扼杀正是与自己内心矛盾的女性观是契合的。托翁认为，如果你是妻子就应该顺从，应该逆来顺受，就像吉蒂一样。如果你是孩子的母亲，你就应该尽全力去做好一个母亲，就像多丽那样。安娜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与俄国的宗法家庭观念是想违背的，因此无论托尔斯泰多么同情安娜，赞同安娜，他始终无法原谅安娜的行为，便让她葬身于车轮下。托翁在书中也对社会的风气和上流社会的落后腐败进行了鞭笞和批判，对于上流社会中男子的轻薄也予以揭露和谴责。托尔斯泰就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吉蒂和列文这对理想夫妻的生活而宣扬了自己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那便是心怀宗教信仰，对家人对妻子充满爱，婚姻中需要爱、平等、真诚，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爱的教义”。男人不要以男性中心观念来压制自己的妻子，更不应该寻花问柳处处留情，而妻子应该处处体谅丈夫，照顾家庭和孩子。双方都要对对方充满爱和尊重，这样才能和睦相处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 。安娜是一个敢爱敢恨义无反顾的女人。再回想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们可以发现，安娜是多么的有勇气。简最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也要恪守没有爱情的婚姻。巴尔扎克也在《幽谷百合》中热情的赞颂了传统礼教束缚下的淑女。而托尔斯泰将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诠释深深地埋藏在了这部书中。安娜“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呼声一步步拉开了女性觉醒和解放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