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论文

接受美学思想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德国，其创立者是以姚斯、伊赛尔等五位年轻学者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

一

接受美学舍弃了传统的“文本中心论”，转而提出了重视读者的“读者中心论”。姚斯认为，原先“以文本为中心”或“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论，割裂了文学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不应是被动性的接受，而是主动性的解读，作品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写于1866年，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作品。当时，俄国由于农奴制刚被废除，旧的基础迅速瓦解，新兴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时，必然考虑到读者更喜欢阅读映射社会问题的作品。而《罪与罚》正是通过具有怪诞的人物形象或紧张离奇的凶杀、破案等情节，将赤贫、犯罪、超人理念等现实生活图景与伦理道德、社会心理等问题有机结合，进行深入探讨。

凶杀题材和紧张 *** 的情节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作者采取“惊险小说”的叙事模式，使故事整体充满神秘感与立体感，读者更容易深入到作品的核心。拉斯柯尼科夫在杀人前激烈的心理斗争、举棋不定的纠结等，牢牢抓住读者的思绪。当他在杀死老太婆之后，丽莎维塔看到了这一切，拉斯柯尼科夫被迫第二次杀人。这次意料之外的杀人让他慌了神，然而他却花了大量时间在现场清洗血迹。当他准备逃走时，他却恐怖地发现，门竟然一直忘了关！拉斯柯尼科夫杀人后的冷静坦然又夹杂着痛苦的情绪、曲折离奇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极强的可读性和感官 *** 。他甚至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分析这次杀人案件，并对梅扎托夫详细描绘凶杀细节，包括作案后销赃时的心理。这一切都使读者无暇顾及结尾，而是沉溺于作者的叙述中，难以自拔。

作品中的病态心理描写也迎合了当时小市民阶级的阅读兴趣。卡捷琳娜出身于一个军官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第一次婚姻的不如意，她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马尔美拉陀夫。困苦的生活让高傲的卡捷琳娜难以接受，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她变得敏感而神经质。当马尔美拉陀夫被马车撞得奄奄一息时，卡捷琳娜却没有丝毫的不舍，她像发了疯一般说道：“谢天谢地，他要死啦！损失也可以减少一点啦！”畸形社会衍生出病态的心理，穷困的人们在无望中挣扎。赤贫导致的病态心理从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正义性的伦理问题，也是人们对当时凄惨状态的反映与质询。

作者对拉斯柯尼科夫认罪和皈依上帝的过程描写，也引起了读者们广泛的关注和探讨。拉斯柯尼科夫有一套自己的人生理论，他搞不清楚同是杀人，为何用正规的包围杀害大批人就是一种可敬的方式，自己杀人却是犯罪？直到自首时，这种想法依然困扰着他。在流放西伯利亚的时候，他因为不信上帝而被嘲笑。直到一年后，他突然主动像索尼娅要来福音书，作者为他安排的重生之路，实际上是“索尼娅道路”，即通过痛苦净化灵魂。作者对“罪”与“罚”赋予多重含义、信仰宗教的历程与作品呈现的批判性描写，都是当时读者们极度感兴趣的内容。

作品中，每个故事都是富有深意的，叙事也具有独特的反思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诉说故事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审视整个社会。小说中精心塑造的拉斯柯尼科夫、卡捷琳娜和斯维里加洛夫等人物形象，正是作者考虑当时的创作背景、揣摩读者视阈后，将凶杀、犯罪、病态心理等因素杂糅在一起，用紧凑绵密的笔调勾起读者阅读的欲望与兴趣。

二

接受美学另一代表人物伊赛尔，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完整的，作品在未被阅读之前，有许多“空白”和“不定点”只有通过读者的填充才能实现文本的意义。只有读者自己填补这些文本空白，文学创作过程才算基本完成。伊赛尔在文本空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文本的召唤结构由“空白”、“空缺”和“否定”三要素组成。文学作品不是由作家独立完成的封闭系统，读者也有阐释和再创造文本的权利。由于每个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同，对相同作品的阐释也会有所不同，从而每部作品都具有多重性和开放性。

与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非常注重共时意义，往往打破线性叙事结构，采取独一无二的复调式叙述。这也意味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因情节的部分缺失而获得阅读自由。

拉斯柯尼科夫与波尔费利警官三次精彩的心理博弈就耐人寻味。在第二次的交锋中，波尔费利几乎认定拉斯柯尼科夫是杀人凶手。但就在此时，一个普通的粉刷匠尼古拉竟然来自首。他毫无预兆的招供让拉斯柯尼科夫和波尔费利一头雾水，更是出乎读者意料之外。文本空白带来的意外与震惊，促使读者急迫地想一探究竟。尼古拉为什么要自首呢？是与波尔费利联合起来做的一场戏，想要试探拉斯柯尼科夫的反应？还是其中另有隐情？莫名其妙出现的小手艺人真的看到拉斯柯尼科夫犯罪了吗？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的图式结构，它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人们可以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因人而异，也可能因时代的变化有所不同。其实，作者也一直在构建召唤结构。正是由于这些文本空白，读者才会产生丰富的创造与联想，填补情节空缺，从而获得阅读自由感与舒适感。

三

“期待视野”理论是接受美学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姚斯认为，要想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就是要看这部文学作品是对读者期待视野的满足还是超越。接受美学认为，任何一位读者，在阅读任何一部新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处在一种先知的状态中。如果读者没有这种先在知识与先在理解，任何新东西都不能被经验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并不是一呈不变的，作者会不断创新以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读者也在不断突破旧的期待视野，确立新的期待视野。

在拉斯柯尼科夫杀人之前，他曾在路上救起一位素昧平生的醉酒女。为了帮她摆脱陌生男人的纠缠，贫穷的拉斯柯尼科夫甚至愿意自己出钱雇一辆马车送她回家。这时，读者心中的拉斯柯尼科夫虽然一穷二白，但却是位乐于助人、同情弱者的正义之人。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几番良知与欲望的强烈挣扎中，最终仍残忍地杀害了当铺老太婆和她妹妹。通常，读者的第一反应是谋财害命，但情节走向又远超读者旧的期待视野：拉斯柯尼科夫根本不知道自己抢了多少钱，甚至连钱包都没打开过。正当读者认为拉斯柯尼科夫已经变成心狠手辣的杀人犯时，他又能拿出身上仅有的二十卢布，为马尔美拉陀夫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

很显然，作者在创造文学作品时，总是以一种突破传统的全新姿态，将读者原有的期待视野彻底打破，给读者带来更强的新鲜感和 *** 感。而对于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解读。但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品迎合读者永恒的期待视野。

作者塑造的人物形象符合读者对人格的期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盘剥下，人们被毁灭的命运以及这种强弱对立的社会现实。虽然拉斯柯尼科夫的双手沾满鲜血，但他还是饱受良心的谴责选择了自首。如果拉斯柯尼科夫执迷不悟，还能逃脱法律制裁，读者必然在心里和情感上都难以接受。所以，正是由于符合了读者对人物性格的期待，《罪与罚》才能获得巨大成功。

对善与恶、生与死的探讨符合读者对文本主题的期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草稿中写到：“在这部小说中，要重新发掘所有的问题。”这些“所有的问题”，包括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终极关怀的宗教伦理问题，甚至还有探讨人类本源的问题。小说在惊心动魄的叙事中围绕诸多主题展开讨论：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美与丑等等。小说探讨的这些古老而永恒的主题，与读者的长久思考相契合，符合读者永恒的期待视野，这也是小说深受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看，接受美学提出的读者中心论、召唤结构和期待视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罪与罚》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正是由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具有主动性，才使得作品不是一堆符号的堆砌，而是具有时代精神的历史性存在。

对于当今社会的文学作品而言,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征。外国文学作品不仅孕育了外国文化,同时也推动了外国文学走上巅峰。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外国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新课改要求突破以往一成不变的教学理论，在文学阅读教学的革新中可以增加对外国文学的多角度解读。本文以接受美学为基础，着重讨论这一理论对外国文学阅读教学的影响，并提出教学关键所在。

关键词：接受美学;经典文学;阅读教学法

引言

接受美学的核心在于以读者为基础，它是以读者的接受为根基产生的文艺理论。这是一种全新的具有时代性的文艺理论，它的出现改变了“以作者为核心”的传统文艺理论模式。该理论传入中国后，必然会改变我国文学阅读教学的现有模式。而实际上，这种文艺理论在我国很容易被接受。中国的传统美学向来注重内敛含蓄，这种美学观点在国画里的体现是意蕴幽深的“留白”，在文学理论中的体现则为“言在此而意在彼”。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含蓄美与接受美学的内核有十分契合的地方，这就为其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民间基础”。一类理论是否可以被一个国家文化所接受，关键之处是其能否真正的本土化，而接受美学就有了这种本土化的良好基础。所以，该理论成为指导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理论也是时代发展需要。[1]

一、外国文学阅读教学以接受美学为基础的必要性

接受理论是一类以读者为重点，关注阅读接受的文学理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该理论产生的根基是现象学与解释学，它是以读者的接受为根基产生的理论。这一理论将读者看作文学作品的重要构成之一，其内核是将文本观点从创作者——作品转移至文本——读者，从而凸显读者“阅读”对于文本含义的构建作用。该理论首次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了长期以来都被众人忽略的读者和其阅读接受的问题，并且肯定了作品是作家和读者一同完成创造的。这一理论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历程来看待文学作品，此处提到的“接受”并非大众以为的被动接受，实际上这一种“接受”是指读者将作品看作给予的对象，将其“占为己有”。读者首先要接受活动，然后进行再创造，凭借自身想象力对作品进行加工，然后将作品中潜藏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过程。[2]这种行为不是被动的接受并且吸收，其真正意义在于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进行想象与再创造。这一理论强调的是读者在阅读理解的历程中对文本产生的关键性影响，可以说该理论的最大意义是发掘了读者的作用。接受理论弘扬的是人文主义的精神品质，其凸显的是面对读者的开放性思维，凸显了个人的主体特性，而这些都是以往阅读教学当中的不足之处。

二、接受美学对外国文学教学的影响

(一)鼓励学生从多元角度解读作品

接受美学把读者放在首要地位，并且着重凸显阅读时的过程和感受的意义。在学生阅读作品的时候，同时也是对审美、历史与文学的整合过程。传统的教学思路是把外国小说当作典范进行学习，这对学生而言，限制了他们的学习热情，无法展现学生自身对于作品的再创作。在阅读时，学生与作者及文本是在同等的地位上展开对话的。学生对文本产生的困惑，利用其自身的经验与视野糅合了文本历史中的异域视野，这对他们而言，可以很好地提升自我修养与理解力。理解文学作品并非强迫人们接受文字信息，在文本可以给当代解读留下空间的时候，文学作品才能够永葆活力。学生就是当下的解读者，他们把过去的作品从被人遗忘的角落捡起来，而作品又反过来给人以新的启迪，促使他们提升自己的理解力与素养。[3]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学生的低级需求在学习时无法被满足，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就难以再生出对于求知审美的高级需要。学生在高校求学时正处在自我意识的独立时期，自尊心也强于以往，他们可以对自己展开深入合理的自我评估，因此，被区别化对待与被尊重对学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心理需求。接受美学给了学生们充分的自我展示的舞台，让他们可以从传统的墨守陈规的文本解读中挣脱出来，让他们可以积极地把自己的经验与文学作品关联在一起。这种教学可以充分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参与到文本的多元化诠释当中。

(二)推动教学目标更好的达成

接受美学要求学生将自己的生活与体验融合在一起，要求学生挣脱文本的束缚，从而给文学作品注入新的内涵，这些要求对于实现“多元化教学目标”十分有益。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只关注作者与作品背景，着重于解析作品的内涵与创作方式。多元化教学目标则要求在教学时需要多方面的提升与完善知识储备、过程方式与价值态度。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需要将文学生活化，解析的重点要转移到人类学的样式分析。[4]这就需要从作者以外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思索文学作品的创作。只有生活化地体会文学作品的内涵，才可以实现与学生个体经历的完美对接，这对于全面提升学生在生活领域的思考能力，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深度与行为能力都很有帮助。在实践学中，老师可以利用接受美学的视域，促使学生充分激发出自己对文学和历史的观点，从而让他们体会历史并非客观精神的连续发展。他们会发现自身的解读对文学发展的作用，并积极加入到这种自我创造与开创历史的过程中。学生们将领悟创作文学作品并让其得到广泛传播，时代因素可以造就一部经典文学。所以还需从历史的角度对作品展开多元化的诠释，深入发掘这部作品在当代的意义。让学生和作品与生活、社会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解读，这对提升其文学素养与对作品的解读能力很有帮助。

三、接受美学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方式

(一)充分解释作品中的多样化特点与一致性特点的关系

在现实中，文学结构里不存在完全的自由，这点在阐释外国文学作品时同样成立。此时就要在作品的多样性与一致性间寻找平衡。在解读过程中，可能有时候一致的情况多点，也可能多样的情况多点。要以创作者的立场为起点，意识到其在创作时就已经设置了“隐含读者”的位置，即创作者已经提前预估了各类读者可能对作品做出的诠释。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读者也需要设定出创作者的位置，依据其给出的预定条件进行再次创作，即想象。这个过程中，作者地位不会比读者高，或反之，这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过程。进行多样化阐释的基础是作品中预留的空白和未定点，只有作品中留给读者想象与再创作空间才有利于进行多样化解释。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得到的所有信息均为文本所提供，即作品已经设定了阅读目标与可以采取的思考路径，能做出怎样的阐释实际上是作品本身已给出范围，所以作品的客观属性通常会限制人们的多元化解读。老师应对教学理论进行深入理解，在教学过程中规避出现技术功利主义的情况。[5]外国文学作品阅读课的意义阐释包含三个方面，分别是创作者设定的意义、结构和语言等本身的意义，还有读者参与理解的解读意义。对作品诠释的“一元”与“多元”可以区分不同的诠释层次，基础层面是对创作者设定的主题、结构和语言等本身的诠释，发展层面是对读者参与理解的解读意义，这是读者加入自己的理解后得出的衍生含义。以接受美学为基础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应该将这两个层面结合在一起。

(二)协调学生再创造和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关系

在授课时，相较于老师的讲授，学生是客体，相较于学生的学，其又变为了主体。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应处于主导位置。两者的关系与接受美学中创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存在类似之处。相同的是，两者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不同点是，授课时老师为了达成教学目的需要加入其额外的意图。教学时，师生之间的讨论对作品解读十分有利，而在阅读时，创作者和读者之间则是一对一的联系。这要求教师要协调好各方的关系，让外国文学教学有序开展。

(三)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感受力

创设情境是教学中一类常见的导入形式，用在以接受美学为基础理论的外国文学作品阅读中十分合适。单独使用这种方式通常无法达到最好的效果，一般老师在教学时还会使用多媒体导入或形象叙事导入等方式。创设情境导入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利用自身生活经验进行理解，同时给对作品的整体感知与视界融合打下基础。例如，在教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可以播放影片让学生观看和海洋有关的内容，同时让他们到海洋馆或自行准备阅读资料做好理解准备。在创设情境的时候，老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经验，并且控制好情境与其经验间的适应度，以课本主题为基础，不可以让人感觉太熟悉也不能太陌生。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别的课程资源帮助教学。例如，上课之前播放《老人与海》的动画短片，利用其帮助交代文本的背景。课后也可用同样的方式播放与文本相关的动画，让文学作品与动画相互关联，帮助学生加深情感体验。[6]在授课的初始阶段，学生就需要在整体上很好地了解文本内容，在解读作品时如果碰到疑惑再予以深入解析，这样的过程可以帮助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因为课堂上选择的教学文本大多是外国文学作品的节选或是短篇小说，所以学生对于文本的整体感知就十分关键。学生在阅读时要创建一个结构上较为封闭的整体去体会文本内容。需要细心体会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角色与细节，包括每一个情感的末梢，表现方式等。课堂上选择的不同作品可以让学生体会到不同的内容。例如，《娜塔莎》的文本节选，学生在阅读每一段对话时都可以体会到作者情感上的各种细微的改变，要让学生对这些改变进行合理的描述。在教授《清兵卫与葫芦》时，他们体会到的是作品利用矛盾推进故事情节，在《墙上的斑点》中，他们可以感受到的是其以点带面的意识流表现方式。上述内容都不需要经过老师的讲解，学生通过阅读就能体会到。

四、结语

以接受美学理论作为根基的外国文学阅读课程，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作品的角度。该理论着重于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提倡的是平等自由精神，它激发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多样化阐释，以此培养他们的理解力与文学素养。

参考文献

[1]冯广艺.语境适应论[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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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文君.外国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J].语文建设，2015(23).

[6]赵宁.英美文学阅读技巧对教学有效性影响[J].语文建设，2015(26).

摘要:在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审美教育的开展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当前，高校开展外国文学教学时，已经充分的认识到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在教学中注重审美教育实践的进行。在本文中，首先介绍了高校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接着分析了外国文学教学审美教育的方法，旨在提高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审美教育;教学方法

前言

实质上，审美始终贯穿高校文科课程教学的始终，文学作品的欣赏、语言运用的分析等均是在进行审美教育。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和艺术的描述，尽管并不具备直接的审美特点，但是文学作品具备自身所特有的审美特点。外国文学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学知识，还应该进行审美教育，提升学生知识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一、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开展审美教育具有非常强的必要性，这可在审美教育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功能中体现出来。通过审美教育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对外国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有所了解，同时，还可以锻炼文学作品的审美能力，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可以体现出西方社会当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可避免消极影响侵蚀学生[1]。在审美教育的作用下，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可以得到提升，所谓创造性思维，是在对长期经验的归纳、总结以及逻辑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属于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属于“直觉”范畴，而审美活动同样以“直觉”为中心，利用主观的感受对审美对象进行感知，最终形成审美观点，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实施的过程可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促进其提升。由此看来，高校在开展外国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审美教育有利于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国文学审美教育的教学方法

(一)在作品中感受美

依据外国文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需掌握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比较多，短暂的大学时间无法达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此，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学会正确的阅读，系统的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学习，并在学习中重视作家个性及流派特征的学习与分析，从而真正的实现带着审美的眼光欣赏和学习作品。新生入学后，教师将外国文学作品必读书目印发给学生，并逐步的指导学生学会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作品的美，如作品的情感美、人格美，从而实现审美的迁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二)在作业中创造美

在学生的阅读中，课外阅读笔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灵感。学期开学后，教师依据学生实际的状况，规定学生需要阅读的作品数量，并形成阅读笔记，教师并不对阅读笔记进行命题，而是由学生依据阅读的书目自行撰写。对于学生的课外阅读笔记，教师应该认真的批改和讲评，并挑出优秀的作品在学生中穿越，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的审美能力状况，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审美能力[2]。此外，还可以针对具体的作品指定学生写作小论文。通过课外作业，让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创造美，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审美能力。

(三)在课堂教学中提升审美能力

在现代教学中，讨论教学法是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教学的开展，可以促使学生全面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也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外国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开展也可以利用讨论教学法，讨论可以针对整个作品来开展，也可以针对作家、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运用的某个词汇等来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充分的激发出来，还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审美水平[3]。如在进行巴金《家》的教学时，教师可以针对心理描写词汇进行讨论，可以针对高觉新这个人物进行讨论，讨论中，学生的审美能力得到有效锻炼。

(四)利用多媒体陶冶学生情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教学手段越来越丰富，并广泛的应用在教学中，有效的弥补了教师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在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中，可充分的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电视、音响等，展示出与外国文学作品相关的视频介绍、作品插图、精彩片段、改编的电影、配备的音乐等，让学生直观的感受作品中的美，进而在心中产生认同感与好奇心，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美、体会美，最终实现审美能力的提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通过阅读作品、讨论教学、课外作业等多种方法，有效的渗透审美教育，从而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赵琨.浅谈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价值观教育[J].教育教学论坛，2012，09:120-121.

[2]曹晓青.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外国文学教学与改革[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01:83-85.

【提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潜在性文本，都存在着一个蕴含未定性意义的召唤结构，阅读理解文学作品需要从作品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展开对话。汪曾祺小说《受戒》是一部接受美学理论影响下的力作，研读它的文本内容和文学艺术，可以充分证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本意义得以具体实现的过程。【关键词】召唤结构；期待视野；水乡；诗化小说；梦 一.召唤·期待 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它的被展现的过程，只在于通过读者的再创造或再现来使得作品得到完美的表现。 “文学作品具有两级，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品的本文，审美极是由读者完成的对本文的实现。”[1]27从接受美学来看，每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的核心，应该发生在作品的召唤结构和读者的阅读期待的相互作用之中。作品的实际位置存在于文本和读者之间，读者将自身置入于文本的历史视域，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凭借着自身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接受能力等期待视野与文学文本展开对话融合，于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本意义得以具体实现的过程。 作品的意义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从文本中挖掘出来的，在作品未经阅读理解之前，作品仅仅是一种潜在性文本，有着相当的空白和未定点，这种情况就构成了作品的召唤结构。只有在读者阅读的具体化活动中，这些空白和未定点才能得到补充和完善，才能生成作品的重要意义。 文学作品反映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总同时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并且包括其他人的共在。”[2]252这是一个存在着的世界，是在一个真实的无限的历史的世界里被作家创造出来的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生命存在就成为了其中的基本事实，文学的历史性在历时性的交叉点上显示出来，它的过去和它的未来成为了不可分割的结构因素，所有的世界都统一在文学期待、记忆和建立作品意义的期待视野之中。 所谓期待视野，就是在读者进入阅读接受之前由于主体和客体、历史和现在、自我和他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阅读心理已经形成了的某种认知结构和预期认知。这是读者对于作品的预先估计和期盼，是读者原先各种趣味、经验、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与接受要求在具体阅读中的表现，因此是文学接受活动的基础，常常决定或影响着读者接受的方向和层次、水平和效果，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阅读的前理解。 汪曾祺是一个很早就注意到小说自身主体性开放的作家，20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强调小说“需要足够的空间，好让读者自己去从容来抒写”[3]169。晚年的他更加明确指出小说作者与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读者是自由的，要让读者接近人物，这些主张与接受美学之间形成了呼应与共鸣。“汪曾祺认为作品文本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创作过程的完成，他相信接受美学，鼓励读者的参与意识，主张文本完成后作者还可以继续想下去，读者也愿意和作者一样继续想下去，这样读者才能既得到欣赏的快感，也能得到思考的快感。”[3]170他在60岁时发表于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的小说《受戒》，是一篇新时期引起文坛震动和读者强烈反应的作品，也可以看做是一篇在接受美学“空白”与“同构”理论引导下的力作。 《受戒》表现了一个怎样的生活世界，它描述出一种怎样的人生意境，它又留下了怎样的“空白的艺术”，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再次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范畴来加以认识和分析。 二.水乡·民俗·牧歌 汪曾祺说，“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不但要是作者所见，而且要是所写的人物的眼中所见。对景物的感觉，得是人物的感受。不能离开人物，单写作者自己的感受。作者得设身处地，和人物感同身受。小说的颜色、声音、形象、气氛，得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就是说，小说的每一个字，都渗透了人物。写景，就是写人。”[4]175《受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充满淳朴民风的水乡，人物形象便在水的背景中透露着清静和质朴的气息。 水是万物之本源，人的生命同样离不开水，对水的迷恋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汪曾祺那铭刻于心的水乡情结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汪曾祺在回答安妮·居里安女士的问题时说过，“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4]217作者的故乡在江苏高邮，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就看运河，看船，看打鱼，与生俱来的水世界就成为了作者的生命本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作者作品的生活背景和生命基调。 “美的自然能唤起一种直接的兴趣，即一种道德上的兴趣。在自然的美的形式中发现美，反过来又导出了这样的思想，即‘自然创造了那种美’，凡在这种思想引起某种兴趣的地方，就出现了道德情操的陶冶。”[2]065自然与人物之间有着一种神奇的耦合性，是作者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造化。我们在发现自然美的同时，恰恰是读者心目之中存在着一种美的秩序与期待。我们是在艺术中发现读者自身，是在作品中获得信息的确认。 《受戒》中的明海要去寺庙当和尚了，舅舅领着他“过了一个湖。好大的一个湖！”再“穿过一个县城”，“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于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第一次相遇就在水上。“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水的韵律敲击着人的心田，这是一首明亮欢快的清晨进行曲。到了荸荠庵，“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后来“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一来二去，明子与小英子之间便开始产生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明子常搭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去，划船的是明子。”明海去寺里，小英子划船相送；明海回来，小英子摇船相接。虽然作者每次直接着墨于水的文字并不多，可是依然可见江南水乡的清新自然和平和率性。水的波动生成了两个小主人公爱的涟漪，水的底色成就了生活在水乡人们的本色生命。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作者的笔下，《受戒》中的水乡世界不仅如此之明媚灵秀，而且这里的乡风民俗也是如此之淳朴宁静。本应庄严肃穆的菩提庵如今变成了充满俗尘气息的荸荠庵，本应受着清规戒律束缚的和尚们如今却过着逍遥自在的人间生活。“这个庙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因为这个地方“人不生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庵赵庄的人们世代生活在这种超然世外的桃源似的环境中，悠闲自得，和谐共生，所以，明海在宁静澄明的桃花湖中，在平安祥和的风俗画里，他聪明、洁净而天真地出现在开朗、活泼而勇敢的小英子眼前，生命的活力得到了完全的解放，朦胧的初恋情愫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蓬勃舒展，又像流水一般水到渠成。人与自然、人与风俗同心同感相融相契，即便是在充满神圣宗教的仪式面前也同样洋溢着本真快乐的人性，清新明丽的水乡风景和恬淡自然的民俗风情构成了一曲悠扬美妙的田园牧歌。 三.诗心·诗语·诗境 当我们沐浴在《受戒》那恬静而清淡、柔美而舒心的语言世界里的时候，我们的心田世界情不自禁地随着那诗一般的语言而陶醉。读到《受戒》的结尾，我们会和当初发现这篇作品的李清泉先生一样击节赞叹，从心底发出“太美了，简直是一尘不染”的赞叹[5]215：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明海与小英子这一对水乡儿女在经历了受戒之后，他们的爱情再也无法遮掩，明海使劲地划着桨，小英子则开始了爱的攻击，从小声的问话到大声的应答再到小声的对白，芦花荡里的景色也随之欢快起来。长短参差，奇偶多变，构成了抑扬顿挫、回环绵长的节奏和气韵。无论是芦穗、浮萍和野菱花的颜色和形象，还是青桩那“扑鲁鲁”的声响，都明白地告诉我们“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4]166。不仅让我们感受到自然世界朴素的语言所带来的浓厚的诗意，更引发读者充满期待的骚动和预示着主人公命运的生命气息。 汪曾祺的小说里常常充满着诗情画意，崭新的意象之中蕴藉着丰富的意境，这种美学倾向充斥在《受戒》之中。作品不重情节，而重意境，不重人物，而重印象。试看一个场景描写： 晚上，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肩并肩坐在一个石碾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蝼蛄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沙——”，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这里渲染出的一种情致与气氛，几近空灵而不真实，有一种诗意化的虚幻和真实之间的浪漫和亮丽，同样透露出俏皮的欢悦和美好的心灵体验。 《受戒》几乎是一篇诗化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情节，这正是汪曾祺小说从情节模式到情调模式的革命。“作者着力于某种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在某种意义上，人和事反倒成了‘背景’，而背景则成了‘前景’。”[3]159这种诗化倾向与作者的“气氛即人物”的美学观不谋而合，同时证明了作者“一个小说家的气质也是一个诗人”的理想追求。所以《受戒》的人物刻画往往是寥寥数笔，在特定的氛围中突出表现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使得人物和氛围成为声声相息的一个整体，有着别样的历史厚重感和生命立体感。 哲学诠释学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受戒》的行文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充满着抒情色彩和风情画意。作品一开头就向我们描绘了江南水乡的习俗与生活，明海出家当和尚，荸荠庵里的经声，庵里和尚的清闲日子和平常生活，年轻和尚的情歌；接着介绍小英子一家的水乡生活，农家园里的勤劳和善，晒谷场上的蛙叫蝼鸣等等，似乎没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因果的关系，在顺乎自然的情调里布满了生命的平和意境，内在的人物命运与干净的文学语言交织在一起，在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内容里，有着强烈而冲动的生命力。 《受戒》的语言不事雕琢，没有渲染，接近口语而贴近生活，哪怕是人物的对话也是干脆利落，十分的珍惜，我们来看看明海与英子初见时的对话：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时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一个羞涩被动，一个活泼主动，简洁的话语间可见他们的憨厚与机敏、率真与爽直。“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的东西就在一切人眼前提升到一种意义域之中，而每一个能阅读它的人都同时参与到这个意义域之中。”[6]507在字里行间，读者自然参与到作品的理解之中，极普通的对话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平常的语言里迸发出超乎寻常的活力和韵味。正因为这样，即使小说情节虚化，语言诗化，却仍然保持着小说丰厚的特质。 四.童话·梦·人性 汪曾祺的《受戒》依照传统阅读的期待，人们自然会联系到既然出家当和尚，就需要遵守和尚的清规戒律，诸如不杀生也不偷盗、不饮酒也不食肉、不妄语也不淫邪等，可是，小说的生命形态出现了许多的悖论，和尚们的一言一行似乎都在与一切常规叫板。我们无需在这里赘述他们是如何杀生偷盗、饮酒食肉的，即便是淫邪一桩，也是够厉害的。他们不仅准备将来还俗娶亲，还可以在庙里有老婆，甚至善因寺的方丈有小老婆，一场焰口之后还会有大姑娘小媳妇跟着失踪。汪曾祺说，“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4]206在他的笔下，一幅幅平和淳朴的生活画面和一处处清新淡雅的自然风景，编织出一个充满斑斓色彩的童话世界，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自由和潇洒无拘的生命状态。 姚斯认为，“假如文学本文首先需要成为一种回答，或者加入后来的读者首先在其中寻找一种回答，这决不暗示着作者自己已经在其作品中给出了一个明晰的回答。这种本文的回答特点，为过去的作品和它后来的阐释之间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关系，它是一个结构模态——这是从它的接受观点来看的，它不是作品自身中的一个恒定的价值。”[7]87上文提及的文章结尾关于芦花荡的描写就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情境表现，作者用诗情画意的芦花荡来暗示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美好爱情，其本身就是对清规戒律的一种否定，是一种自然生命的率真而本性的反映，是一首从“受戒”到“破戒”的生命赞歌。读者所期待的回答或意义，在矛盾与纠结之中获得了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或思想洗礼，是作品的未定性决定了审美体验所带来的深刻思考。正因为这样，作品在最后的落款处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念：“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这是怎样的一个梦，四十三年前的梦是啥样的，现在这个梦有没有得到再现了，作者自己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4]207我们无法猜测新时期汪曾祺复出文坛时用《受戒》来投石问路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梦依然存在着，难道仅仅是作者所说的“是我的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吗。据作者自己介绍，他的生活中确实有赵姓一家，小英子后来还曾到汪家当过弟弟的保姆，那么，这种“对爱的感觉”怎么会放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描述呢，而且，八十年代的感情有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是怀念抑或憧憬当时当地的生活，还是另有别的企图，这些阅读期待再一次敲打着读者的魂灵。 汪曾祺有了写作的冲动之后，也曾有人问过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当时我没有回答，只是带着一点激动说：‘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写成后，我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4]207不难看出，即使时光已经到了八十年代，作者的心目中依然保留着少年时代所期盼的没有扭曲、没有束缚、没有压抑的爱和人性。1980年作者已经60岁，四十三年前正好是明海出家四年之后的年龄，这不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是作者的一种匠心。在天真善良充满太多梦想的年龄，生活总是那么色彩缤纷美丽动人。时过境迁的生活命运有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的心灵世界有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困厄，读者需要去重新认识，而作为汪曾祺来说，他用小说来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去肯定人性的价值，这是一种梦中的期盼，也许这正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一种思想。在汪曾祺的《受戒》里，不光是荸荠庵的一批和尚那么自由自在，还有小英子一家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从庵赵庄到善因寺，从尘世到佛门，都表现出情感和欲望的自然宣泄，现世和未来的自在纯粹。这大大丰富了人性的健康与审美的乐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生命境界也就不外乎如此的浑然一体。 伽达默尔说，“当我们理解某一本文的时候，本文中的意义对我们的吸引恰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在我们能够清醒过来并检验本文向我们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本文的意义就已经自己在发挥作用，并自身就已经有一种吸引作用。”[6]634作为读者，我们无法摆脱一切的前理解存在下来的认识，但是随着理解的进一步深入，一切的前理解又会发生新一轮的再认识。《受戒》之中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的爱，在不经意间不着痕迹地生长和发育，终于在“受戒”的故事里释放出“破戒”的渴望，寻找到了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在爱的面前，人生命的形态有着原始野性的本然力量和追求生命美的热情勇敢，这是一种圣洁而朴质的生机和活力，是一种自然之美与生命之美的同构和契合。 五.视野·相遇处 伊瑟尔说，“读者的角色是由三种基本内容预先构造的：在本文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视野，读者综合这些视野所由之出发的优势点，以及这些视野汇聚到一起的相遇处。”[1]27这里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视野，一是相遇处。文学作品是传达作者思想世界而构思出来的产物，读者在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接受和交织着不同的文本视野，包括叙述者视野、人物视野、情节视野以及虚构的读者视野等。当这些视野汇聚到一处时，这个相遇处就会产生作品的意义，就能真正获得作品响应的效果。 单纯地理解一篇作品的文学意义是偏面而狭隘的，因为每一个读者都依赖于他的社会环境、人生经验和审美体验，而每一部作品又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意识和社会特性，有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群。读者既是一个提问者又是一个思考者，更是一个回答者，在自问自答的过程中试图倾听作品的回答。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所调动的阅读期待也随着读者的阅读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而一部作品的意义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将不断被丰富和充实，它的审美价值同样在读者理解过程中不断被证实。 所以，汪曾祺的《受戒》一方面是一篇可以完全独立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又与作者的人生经历、生活哲学、文学精神、思想作风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汪先生的小说从上世纪40年代跨越到八九十年代，在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异质”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研究意义，如果仅就《受戒》是难以认识清楚汪曾祺的文学思想和作风的。最基本的事实是，既然作者自己提及四十三年前的梦，那么与他的年轻时代的生活自然有着必然的联系，与他早期的小说《异秉》之间也有着前后的关联。再有，他说“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4]207联想到作者师从沈从文先生，在创作的潜意识里是不是也和先生之间有着许多的交叉的脉络文风关系。80年代后作者以故乡高邮的旧生活为背景发表了大量的小说，面对如此的一片艺术新天地，我们就更有必要放在一起去探讨其艺术魅力和文学价值，像《大淖记事》等令人神清气爽的力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弃不管的。 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是自然存在的，穿越这种历史的时间距离，只有依靠视域的对话来完成。然而，在阅读过程中，作品的潜在意义永远也不可能被读者全部来实现。“在艺术的历史传统中，一部过去作品不断延续的生命，不是通过永久的疑问，也不是通过恒久的回答，而是通过疑问与回答、问题与解决之间的动态的阐释，才能够激发一种新的理解并允许重新开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7]88读者凭借的阅读视域需要不断加以扩充和修正，在与作品视域的对话中才能不把自己限制在作品的框架内。而不断地扩大阅读理解的范围，不断地研究作者作品是一条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途径。 一个读者不可能完全理解领会一部作品，同一个文本经过不同时期不同读者的阅读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汪曾祺《受戒》的潜在意义会随着不同读者的不同方式去实现，第二次阅读的时候还会有与第一次不同的阅读效果。有人说这是一首悠闲的牧歌，也有人说这是一首冲锋的号角；有人说这是一个唯美的避难所，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诗化的存在；有人说这是一种新写实主义，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学先锋性；有人说这是一篇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也有人说这是一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作品，凡是种种，都说明了一部作品的真价值，不在于其所已经说的，而在于其所没有说的，在于它的召唤结构和言外之意。 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读者的阅读理解进程中永远发生着穿越时间距离的阅读对话。 参考文献： [1][德]W·伊泽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M]. 霍桂恒,李宝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基本特征（上卷）[M]. 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卢军.汪曾祺小说创作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 汪曾祺.汪曾祺说·我的世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5] 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6][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基本特征（下卷）[M]. 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 [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