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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的领导作风理论，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 ）。 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 ）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 ）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 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 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协同领导：基于伦理和效率的提高【摘要】人非圣贤，孰人无过。领导者的良好形象要靠人格力量来维持。在实际工作中，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对待错误所持的态度，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在个人修养上下工夫，做一个谦虚、朴实的好领导。 【关键词】领导者；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往往习惯于想像自己的权利有大，职位有多高。而常常忽视了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对批评的反应和自我批评 领导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如何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如何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是否善于认识所犯的错误并决心进行自我批评。实际上这是一块试金石，能够使人们以足够的准确性判断领导者的成熟性，判断他接受被领导者对他的个人品质。如果领导者不隐瞒缺点，而且采取措施改正并消除它们，那么他多半经受得住职务要求的考验。但是，当他出于自尊心、对威信的错误理解和其他想法，把任何意见都看作企图侵犯他的特权并与自我批评格格不入时，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他必然面临停止不前的危险。 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实质在于“不容许对缺点以及有缺点的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应该同对于委托事业的高度严格要求联系在一起。”批评以改善共同事业、改正错误和失误为目的，因而它是十分宝贵的。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成功的领导工作和经济建设任务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重要的是由领导者亲自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并根据它们树立正确对待批评的榜样。 很多领导者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成功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来发展他们领导集体的成果。自我批评精神、自我监督和对现存缺点的清醒估计，有助于他们随时防止危机情势的发生，始终在集体中保持正常的社会心理，并且做出正确的决策。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对待“来自下边”的批评反应自然不能说是健康的。结果是，没有人怀疑领导者的正确性，他似乎并没有侵占别人的利益，但是一旦有人稍稍触犯了他的利益，哪怕是处于完全正当的理由，他马上翻脸不认人了。我们中间还有一些领导者，最善意的批评都会被他们看成是个人的恩恩怨怨。一听到批评意见，他们更多想的不是改正缺点，而是开始想办法进行报复。遇到一点小小的反对意见，不去认真考虑这种反对意见的合理性，而是想该用什么办法，该用真话还是假话反驳它。本来应该敞开胸怀，而他们却握紧了拳头。 批评问题是尊重职工提出的意见和尊重他们的主动精神的问题，是领导者作为劳动集体的教育者的成熟程度的问题。由于领导者的过错，自觉遵守纪律受到压制，死板地照章办事反而受到鼓励。集体中可能会形成不信任和相互猜疑的气氛，这必然导致道德上的巨大损失，“小人”心理得到助长，从而将出现追逐价值倾向和“与我何干”的行为。听不得批评的领导者所造成的经济和道德损失，是他们的任何功绩所不能补偿的。他们通常在自己行为的正义性问题上并不糊涂，他们知道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穿小鞋就是滥用职权，而这恰恰加深了他们行为的危险性。因此，他们行为并不仅仅是道德水平底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是不受制裁心理作祟的结果。 有些领导者口头上接受批评意见，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克服缺点。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批评失之于空泛；虽然批评是为了揭露具体领导者工作方法上的疏漏，敦促他们做出认真的自我批评，但有些批评却仅仅是列举了已暴露的缺点。批评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在于所提出问题的意义。而自我批评的价值则取决于它的真诚，愿意迅速地改正错误和缺点。 提倡有原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远是集体健康气氛的证明，是教育和动员人们去实现本系统目标的手段。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领导者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而且应该经常进行自我监督，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如果领导者认为轻视对自己的批评是容许的甚至可能做出压制批评的事，那么就应该同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宪法规定每个人有批评权，当然，认真接受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用法律的手段加以保证。人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些有效的手段，其中应予以特别注意的是，保证使针对压制批评者采取的措施具有广泛的公开性。实践证明，人们常常想方设法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进行审理工作。公开性首先要求对冲突事件进行讨论。这种事件必然伴随着对批评的打击报复，必然有每个关心者的参与，并且包含着说明冲突真相和实质所需的所有信息。如果某个领导者因为压制批评而受到上级处分，那么就应该在全体会上和座谈会上向公众宣布，还要建议在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他的错误行为。 领导者的自我监督，在预防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方面占有特殊的位置。如果他不经常监督自己的行为并进行必要的矫正，他便会削弱自己的思维针对性。人们通常把这种思维上的变态叫做思维批评性的破坏，这并不是偶然的。具有批评思维的领导者能够三思而后行，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按照预想结果检验并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总是能够正确评价建设性的批评，并利用它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 二、谦虚和朴实 领导者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最为直接地同他养成的另外一些重要素质相联系，这就是谦虚和由谦虚决定的朴实。不难发现，缺少这两种素质，正是那些常常不喜欢批评并厌恶自我批评的人的特点。过于自尊和确信自己的行为一贯正确，会产生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轻视别人意见和利益的情绪，笃信他不用别人提醒便可顺利实现管理活动。 谦虚和朴实与凭良心办事分不开，并且确实可以使人的形象改观。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两种素质就更加宝贵，欠缺这两种素质，是很难用别的什么优点来弥补的。如果说具备这两种素质对领导者是完全必要的，那么任其受到侵蚀甚至丧失它们，则会导致良心上的损害和玩忽职守。一个不谦虚的领导会经常过分强调个人，喜欢透过放大镜看自己的能力，却用望远镜看别人的能力。从另一方面说，谦虚可以使人的道德高尚，素质美好，并且提高他的威信。难道这样一些例子不值得注意：当马克思的女儿问马克思：“您最珍视人们的哪种优点？”马克思回答说：“朴实”。 遗憾的是，在选拔领导干部时并不是时时关心他们是否具备谦虚和朴实的美德。的确，有时候要从他们的外表找出这两种品质的真实表现并非易事。要知道，不靠本质而靠心术也可能被别人认为是一个谦虚和朴实的人。真正的谦虚和朴实是文化修养及知识水平的特征，谦虚和朴实是由这样一种信念所维系的：物质财富不过是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权力并不是处处占先的工具，而只是不应被辜负信任的标志。但是，领导者常常搞不清自己下属人员的真正品质，因为领导者所作的评价是以偶然表现出来的品质，而不是以典型品质为基础的。有时候一个各方面都很好，但很谦虚的人会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在前台的却可能是那些“好显示自己”的人，其原因不正在于此吗？ 自我监督以及定期向自己的集体报告工作，也是防止骄傲自满的有效手段。这些手段有利于加强领导者的责任感，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同集体中的现实环境的联系，获取大量而准确的关于职工对自己行为的反应的信息，并且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 三、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 领导者谦虚和朴实这两种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被领导者的尊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到贬低，尤其是不应受到侮辱。劳动成员之间的互敬关系能够创造良好的心理气候，它是形成自觉纪律，组织正常工作和调动职工主动精神的重要条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尊重人并没有成为每个领导者的规范。领导者不喜欢或粗暴对待下属人员，往往只是因为后者“胆敢”有自己的看法。有的领导者总爱亲近那些比别人更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可他并不懂得，有自己的看法，这意味着可以衡量、比较各种观点。诚然，被领导者应该是勤勉的执行者，但是，不应该“压服”他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心和剥夺他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实际上无异于剥夺他的自主性，而离开了自主性，就谈不上自觉地履行职责。 一些领导者的专业教育水平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水平。这种超越情况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用“知识分子”的字眼来称呼他们。借口行政领导的才能而为这种领导人开脱是很不道德的。生活本身就断然否定这种“哲学”。轻视被领导者尊严的人不可能做一个好领导。如果他所领导的系统能够正常地工作，那就是说，取得的成绩是用不合理的代价换来的，如果在这个系统里占上风的是真正的同志式关系，那么这些成绩本来可能是更大的。 每个领导者都应怀这样一种情感，惠特曼把它概括为：“贬低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还要永远记住：“如果每个人眼睛里都有人格，人格问题就能够解决。” 总之，领导者的人格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具有社会效应。因为人们喜欢以领导的言谈举止为榜样。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既要注重大节，又要注重小节，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不是很准确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经过5天封闭式的理论强化培训，感触颇深，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加强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 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是戍边、稳边的需要。通过学习使我深深地懂得，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够有力地促进各方面工作的进步，通过学习，使我明白*作为“三个队、四个力量”在*的巨大作用，也更坚定了我屯垦戍边的决心与信心。 二、不断地加强学习，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 1、是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需要 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工作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为党的事业尽快培养一批政治合格、立场坚定，具有大局意识的党员干部。作为新时期的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学习党章，学习党的两个条例，不断地熟悉党的工作，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水平，用党的理论去分析与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更好地为人民致富服务。 2、是树立正确的“三观”需要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三观”教育的基本内容，树立“三观”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永保党不褪色，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质所在。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为政之道。 3、是加强班子建设的需要 人民群众认识共产党人，就是从我们基层班子党员干部的身上来认识。基层党支部班子担负着传达党的政策，带领人民共同致富的责任，这就要求基层党支部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通过不断地学习，增强我们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信念，廉洁奉公，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民办实事，求真务实，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积极开展“两级党建联创”，为人民选准发展致富的路子。 4、是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维连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这也对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5、是增强创新、发展观念的需要 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市场经济是对市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开放竞争、优胜劣汰。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掌握先进的管理方式，捕捉市场信息，从而指导生产，减少因决策失误而给人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加快*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立足于本地实际，求真务实，大胆创新，谋求经济快速发展。 三、基层党员干部如何加强学习 1、端正态度，大兴学习之风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端正学习态度，珍惜每次培训学习的机会，遵守学习纪律，做好笔记，认真写好心得体会，平时也要加强各方面的学习，进行自我完善。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更好地用于实践，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学习法律知识就要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把依法行政渗透到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