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网消息 童世骏
常听人抱怨或自责,说管理学院居然管理混乱,社会学系居然一盘散沙,搞哲学的却斤斤计较,搞心理咨询的却心理压抑。话虽这样说,人们衡量一个管理学院好坏,往往并不看它自身是否管理得井井有条;衡量一个社会学系优劣,往往也不 看这个系是否和谐团结。罗素把莱布尼茨的人品描述得非常俗气,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又说“莱布尼茨是一位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弗洛伊德也向别人承认,他是无法诊断自己的心理疾病的。毕竟,人们通常认为,衡量学者之价值的标准是他或他们的学术贡献,也就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成果——论文、专著、研究报告、设计方案,等等,而不是其个人品质、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当然,这种观点并非没有异议。学者的“作品”和“人品”的关系如何,对此人们一直有各种说法。相对来说,像哲学这样一种比较依赖于作者的直觉和信念的学科,“作品”对“人品”的依赖性会强一些。但正像莱布尼茨以及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例子所表明的,即使在哲学中,也可能出现“伟大作品”和“渺小人品”的并存,尤其如果我们对“人品”作道德主义理解的话。同样,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表明管理混乱的管理学院也可以是很好的,一盘散沙的社会学系也可以是不错的。就此,我们不妨说,学者的学术贡献在于他们的工作成果,而不在于他们的工作方式。 但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所说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指机构的行政管理和同事的人际交往,而也包括学者们怎么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讨论问题,怎么撰写论文、发表论文和评价论文,我们就会发现,“工作方式”与“工作成果”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学者能作的“学术贡献”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成果。一个管理学院,哪怕管理再混乱,只要不忙于作应景文章,不鼓励低水平重复,不姑息抄袭剽窃,不贩卖文凭学位,就坏不到哪里去。 知识形成过程包括各个环节,它们各自的意义离不开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样一个观点,是否经过合理的研究和论证过程而得到,不仅决定了这个成果能否得到人们的信任,从而在知识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且决定了它能否凝结和体现知识进步的必要条件,因而能否通过对它的保存和传递来保存和传递这些条件。中国明代中叶以前的科学技术成果领先世界,但达到这些成果的过程和条件并没有相应地领先世界,因而终于难以为继,落在了人家后面。科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的关系,是严复所谓“西学有西学之体用”的重要内容。 学者的工作方式或知识的形成过程之重要,还因为科研活动不仅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一种在现代社会、知识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活动。科研过程包括各个方面,包括学者个人的研究、学者与同行的关系,以及学术界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学者个人的研究过程是否有合理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学者个人的素质和状态,而学者个人不仅是社会的成员,而且是社会的重要成员。同样道理,学者与其同行的学术关系,不仅是整个社会成员之间合作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是这种合作关系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对学术评价的评价水平不仅是整个社会正义水平的一个侧面,而且是这种水平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学者们也对马虎、粗糙,甚至倾轧、蒙熟视无睹、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希望来改进社会呢? 因此,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强调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几个“同等重要”的时候,还应该加上一句:它们的知识之产生的过程、程序和方式,也“同等重要”。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它们所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使用公众较能理解的自然语言,也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常常是面对公众的知识分子,我们不妨说,与自然科学的知识产生过程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过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重要。 像经济建设一样,文化建设、学术事业也有一个成本问题,也要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在很多情况下,成本收益比较纯粹是量上的:对投入的货币数量和收益的货币数量进行比较。但有的情况下,仅仅量的比较并不合理。GDP增长不仅要与投资金额这个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评价,还应该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变化等非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评价。同样,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成果,也要与相应的成本联系起来考虑:不仅要比较科研成果之数量和质量与科研投入之多少间的关系,而且要考察,在催生出一批批学术成果的同时,有没有对知识更新和发展的正常过程产生危害。亏损企业可以说是经济上的一种自相矛盾(盈利是企业这种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虽然缺乏经济合理性,却还可能有社会合理性(比如生产非营利的公共产品、解决就业问题等)。伪劣论著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自相矛盾(学术之名与反学术之实的结合),它往往不仅因为劳民伤财而没有经济合理性,而且因为贻害社会而没有社会合理性:不经过合理研究过程而产生的学术成果会误导人心,不合理的研究过程本身更会成为社会的恶劣榜样,会使公众失去对学术界的信任,会让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在学术界大行其道。(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