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资产风险防范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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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时期我国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和控制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对外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自从上世纪以来继原材料、产 品市场竞争之后的第三次竞争焦点，因而，金融体系健全性及金融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就显得 至关重要。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货币信用经济属性，决定着其中的不确定性与投机因素比其 他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都来得大， 即金融风险是伴随金融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客观问题， 能否正确认识并予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是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关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 场的效率。实际上，由于金融几乎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风险控 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这也正是从亚洲开 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动荡所深刻说明的问题。 转轨时期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由于货 币信贷增长过快、贷款结构不合理、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机构独立性不够等原因而产生的 金融风险隐患也在不断加重。本文主要结合我国转轨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路径演变，拟就影 响中国金融风险变化的因素进行梳理，并以不良贷款为核心，对中国金融风险进一步演变趋 势及可采取的政策措施进行探讨。 第一章 金融风险及其危害所谓金融风险，是指由于形势、政策、法律、市场、决策、操作、管理等诸因素的变化 或缺陷而导致损失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它有朝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一是未加防范 或防范不利使损失成为事实；二是由于采取了防范措施且措施得当，使损失没有发生或将损 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出现第一种可能，争取实现第二种可能。 金融风险，不仅破坏金融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削弱和抵毁金融业本身存在的抵抗各种 金融风险的能力，而且危及金融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金融风险发展到金融危机或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可以不放一枪一炮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挤到崩溃的边缘，出现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 历史的和现实的、地区的和国家的以及国际社会的金融危机都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金融风险的表现及 表现及主要因素分析 第二章 我国金融风险的表现及主要因素分析一、银行系统的风险。 银行系统的风险。 （一）银行业呆坏账水平居高难下 2002 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比率不断下降，但是，如果过多地强 调这些指标只会促使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投放稀释不良贷款或者收回有利的贷款，事实上 不良贷款蕴含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 公布的数据，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偏高。按照五级分类统计，2003 年末银 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 万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 ，这个比率远高于一 些跨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 按照银监会提供的数据，2003 年 10 月，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为 ，四 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 亿元，不良贷款比率为 ，外资银行整体的 不良贷款比率为 。到了 2004 年第三季度，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绝对值为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在 2002 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曾经动用了 1127 亿元冲销不 良贷款，仅仅使不良贷款绝对值比 2002 年初减少 782 亿元。而面对目前近 万亿元的不良 贷款，即使每年投入 1000 亿元银行利润冲销坏账，也需要十余年时间才能将不良贷款额、不 良贷款率降低到能够与世界跨国银行相当的水平。 （二）信贷投放过快潜伏着新的金融风险 2003 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积极性也持续高涨，而 资本、经常账户的双顺差，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央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 进行对冲，M2 增幅持续高于 17%的年度控制目标。2003 年年初，央行宣布 2003 年金融机构 贷款增加的总额应当控制在 万亿元以内。到了 6 月份就已经突破了这个目标。7 月份央 行公开表示务必要将信贷总额控制在 万亿元以内。 可到了 10 月份贷款总额就已经突破了 万亿元。而且贷款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投资大部分流向许多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中 长期贷款比重增加。由于长期债券市场的缺乏，潜在的金融风险又集中于银行系统。而银行 系统通过发放大量新贷款来稀释不良贷款率的盲目扩张行为也隐含着巨大的危机。在经济结 构不尽合理、社会信用环境不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商业银行自身的内控机制欠缺 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种过快的信贷投放可能潜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采取了适度控制措施，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加大公开市 场操作力度，实现贷款浮息制度，同时加强以风险控制为重点的窗口指导，直至采取行政手 段，以控制贷款扩张势头。2003 年 9 月底，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从 6% 提高到 7%以遏制信贷增长。准备金率的提高减少了商业银行大约 1500 亿元的流动性资金，促使同业 短期利率快速上升，筹资成本提高。2004 年 4 月，存款准备金再次提高为 ，并实行差别 存款准备金制度。金融机构一次性减少可用资金 1100 亿元。因此，一些股份制银行和其他较 小的金融机构陷入流动性紧缩，不得不寻求央行支持。 长期的流动性问题，仍是中国金融系统面临的问题之一。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乡居 民短期存款，而资金投放却以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政府债券、住房贷款为主。这样一种不合 理的结果自然不利于我国金融系统的良性发展。 2 （三）房地产金融隐含重重泡沫 在利率管制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较大的存贷款利率差使金融机构能获得较高的利 润。加入 WTO 以后，银行业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商业化经营的压力，各大银行都在争抢 高回报、低风险的客户，而房地产商(包括投资者、开发商、建筑公司和抵押部门)一向被认 为是优质客户,信贷风险较少，导致银行近年对房地产的贷款额大幅上升。央行研究局的《中 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 报告数据表明， 2003 年房地产投资开发资金突破 1 万亿元人民币， 比 2002 年增长 。房地产信贷在银行业整体信贷中的比重不断增加，2000 年房地产信贷 比重为 6%；2001 年上升到 13%；2002 年达 17%；2003 年已高至 21%。2003 年由银行贷出的房 地产开发贷款达 亿元人民币（参见央行研究局的报告： 《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 持》 ）,比上年增长近 5 成，是自 1993 年实施银根紧缩政策以来的最大升幅。 目前比较突出的房地产金融风险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真正自有资金往 往不足 30%，发展商“出地” 、银行“出钱”的情况严重；二是一些分阶段连续开发的大型楼 盘过度开发形成风险；三是银行对贷款的监控不力，信贷资金被挪用，从而形成风险；四是 贷款条件较松，消费者违约现象增多，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 （四）信用体制不健全隐含着银行风险。 信用体制不健全隐含着银行风险。 尽管 2002 年我国颁布了银行业新的信息披露准则， 信息披露水平和行业透明度有了相应 的提高，但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性、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决策者权责不对称等特性，决定 我国银行业信贷风险不能及时显现。由于信息的不可得、搜寻成本过高、信用制度不健全， 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等现状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观，尤其是涉及公司内部经营、 个人收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这种状况容易导致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 在前几年被认为是风险相对较小、收益较高的优质项目，但近期频频发生的违约现象正在改 变这种认识。目前已出现一些消费者购买多套住宅以至发生偿还危机的现象。继 2003 年银行 业公布车贷黑名单以后，2004 年银行业又公布了房贷黑名单。这种事后惩罚往往难以弥补银 行业的损失，客观上也加重了银行业的风险。 （五）行政干预加剧金融风险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业尤其是地方性银行与 当地政府之间仍然存在紧密联系，行政部门仍然可以通过职权便利对信贷过程施加强有力的 影响， 。这种关系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会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在 2004 年上半年的紧 缩政策中，江苏“铁本”事件是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损失的银行资金、民营资本 自然无法挽回。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也成为了潜在的金融风险来源。 二、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 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 3 我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 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 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 1995 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 393 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 369 家） ，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 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 指证券经营业务。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 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 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 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 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 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 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 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 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拆借巨 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 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 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 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 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 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与此同时，随 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 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 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三、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 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 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 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 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 63%。但直接 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 业的需求，按 1997 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 ， 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 ，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 ，国有企业贷款占到 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 1/3 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 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 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 四、资本市场风险。 资本市场风险。 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 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 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 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 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 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 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 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 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 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 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 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 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 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投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 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 展。 第三章 金融风险在我国进一步演变的趋势一、呆坏账风险将长期存在并有可能进一步升高 近几年，金融机构(国有、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具体体现 为信贷业务的快速扩张，掩盖了潜在的资产质量问题。尤其是那些呆坏账比例已经偏高、融 资能力及抵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银行，容易陷入流动性不足的困境。而随着国有企业改革 的进一步深入，破产法的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负债的很大一部分终将转化为账面不良贷款， 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会长时间存在且不断出现高峰。因此，单方面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 革和加强银行监管并不能必然消除不良贷款。需要政府提供配套措施，使商业银行在保持经 营稳定的前提下，化解不良贷款的风险。 近年来,尽管监管当局采取了各种措施处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的 不良贷款率仍然一直在高位徘徊。在 1999 年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政策性因素 造成的不良贷款之后,2000 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了 10%左右。此后，虽然监 5 管当局不断强化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仍然在高位徘徊且时有反弹。 2004 年，央行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等一批拟上市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集中处置，不良贷款再次出现明显的双降。 但考虑到 2003 年末以来，中央政府为治理局部的经济过热，所采取的宏观紧缩政策，对 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土地项目进行了清理，撤销和停止了部分违规越权项目，可能会形成不 少新增不良贷款，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工作难度相当大。而且过分地强调 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的降低，势必鼓励商业银行通过扩大放款规模、回收有利的贷款来 达到短期内“双降”的目的。 二、房地产信贷隐藏着高风险 由于房地产信贷(开发、按揭等)业务中，银行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近几年房地产 业的银行信贷偿还尚未出现明显的拖欠情况，呆坏账率也不高。数字显示，目前商业性个人 住房不良贷款率不到 ，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率不足 （央行研究局报告 《中 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 ）,完全控制在安全线之内，房地产开发商的偿还情况相对正常， 令银行业对此警惕性不高。但是，个人住房的信贷风险是有一段隐藏期的，真正暴露出来可 能要 3～4 年的时间。再加上目前的个人信贷保障系统尚未健全，大批买家申请楼宇按揭时所 能提交的还款能力和信用情况信息十分欠缺，令银行存在很大的坏账风险。而不合理的收入 预期和价格预期更加刺激了部分收入不稳定、 收入水平偏低的消费者通过按揭贷款购买住房， 一旦出现断供、收入情况变化或者房产价格下跌，银行便难免出现坏账。 尽管目前银行业对住房信贷违约现象进行了惩罚， 如北京市 14 家商业银行已经对住房贷 款设立了信用记录，在一家商业银行有违约记录的客户将无法从其他商业银行得到贷款，但 这样一种事后的惩罚机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银行业潜在的金融风险。 三、利率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中潜在着金融风险 从利率制度来看，我国长期实行缺乏弹性的官定利率制度，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 低利率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这种制度很难准确及时地反映资金的 供求状况，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尽管不断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尝试，放宽了贷款利率的 浮动区间，允许存款利率下浮，但利率作为宏观金融市场供求状况的信号作用仍不能充分发 挥。货币市场的分割，基准利率的缺乏，都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增加了 金融市场行为的盲目性。 在国际经济变幻莫测的今天，外汇体制改革的效果带有更大的不确定性。2003 年以来， 外汇占款一直是基础货币快速投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下，数百亿美 元的资金涌入香港伺机进入大陆，中国金融体系面临更严重的冲击。2004 年 8 月以来，机构 6 客户和个人将外汇资产兑换成人民币的业务规模大幅度增长，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早已扩大到 居民层次。自 2004 年 10 月 28 日央行宣布加息以来，这种预期更加强烈，因此人民币面临着 强大的升值压力。而将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 2%提高为 3%也不能缓和当前的压力。 “欧元之父” 蒙代尔认为， “一旦人民币升值，外商投资将急剧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增加、城乡贫富 分化……中国将面临严重的金融乃至社会风险。 ” 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对资本管制能力的弱化，国外资本能通过各种地下渠道进 入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也难以监控，香港也日益成为资金进入或离开中国的中 转地。国际资本投机冲击是近年来金融风险转化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因此一旦经济形势 发生变化，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冲击将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四、现有金融体系背景下的金融风险仍将长期存在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领了绝大部分业务，普遍持有较强的流动性，是同业拆借市场上最 主要的资金供给方，也是政府债券的主要购买者。2003 年，人民币贷款对存款比率平均为 ，外币为 。而其他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则往往是资金的借入方，流动性不足, 自我调节能力较差。这样一种严重不平衡的结构必然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不能满足 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随之发展起来的地下金融活动，兼具创造性和毁灭性，其规模已达地 上金融活动规模的 1/3，监管当局很难对其进行打击和取缔。地下金融活动给我国金融体系 带来的不仅是金融冲击,更多的是社会冲击。 第四章 在我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可采取的政策措施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是一种未来的不确定性。加强宏观调控，促 进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因此，充分发挥金融促进经济增长 和调节经济结构的作用，综合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关系，健全市场机制， 保持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相适应，同时努力消除社会信用制度不完善、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 和资本市场发展不规范等因素带来的金融风险，形成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良性互动，显得 尤为重要。 一、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打破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 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加快商业银行改革, 应积极建立国家财政部门、央行、金融监管部门的协作机制，借鉴跨国银行的经营模式， 综合考虑地方政府在金融稳定中的收益和责任，前瞻性地设计商业银行改革方案，促进银行、 保险、证券行业的协调发展，着眼于硬化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并激励商业银行硬化国有企业 预算约束，创新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途径，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7 地方政府应强化整体观念，维护中央政府政策的权威性，积极引导地区经济、金融体系 的发展。在积极弥补市场缺陷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要理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金融机构的关系，使之朝着激励相容的方向发展，稳定金融。 二、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 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 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为此，应当针对我国已开始运 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法律法规，在健全监管体系的 同时，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三、加快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改革 逐步规范各级金融市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市场，减少对利率的管制，使其准确反 映资金供求状况、经济运行状况。尽快完善外汇市场，改革人民币对美元僵硬的稳定，放宽 浮动区间，缓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强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 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金融机构改革主要是银行产权改革。目的是解决国有银行产权关系不明、所有者缺位、 治理结构缺失、风险管理能力差、内部人控制等种种弊端。目前开展的金融创新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稳步推进。而如何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强风险管理，完善和规范授信业务程序，健全审贷分离制约机制，建立 良好的盈利模式，任重而道远。 四、有效控制与防范 房地产金融风险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中央政府应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和房地产业发展规划，及时调整房 地产政策法规，对房地产业的发展给予战略性的指导。具体到各级政府，要设置符合市场需 求的房地产开发准入门槛，严格土地批租，利用行政手段调节开发行为。 作为信贷供给方的金融机构， 应努力提高风险意识， 按照人民银行、 银监会的相关规定， 严格房地产开发贷款准入门槛，切实加强信贷审查、管理、监管，警惕房地产泡沫出现，利 用信贷政策引导房地产市场结构调整，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要适度降温。建立并逐步完善个 人诚信体系，严格审查住房按揭贷款，防止“假按揭”等投机行为，积极推进住房贷款证券 化进程。 五、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 金的财政化，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 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有关会计账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 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8 六、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 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 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 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 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 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 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 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七、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 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立足于自防自救，防范金融危机， 及时减轻经济和金融体系失衡的程度。首先需要运用现代电子技术，建立灵敏的信息监控和 发布网络。建立一套兼顾可比性、数据可得性的风险度量指标体系，能及时根据监测的数据 衡量我国金融系统面临的风险。特别要关注国民经济中的热点行业和新兴行业。其次，央行 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可以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沟通、联系。及时根据宏观经济 运行数据以及风险监测结果，分析研究金融系统运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出预警。要 借助西方发达国家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的经验，努力开展维护金融稳定的创新性和前 瞻性研究，积极探讨分散、转移、隔离、化解金融风险的办法，改变单一依靠央行再贷款救 助的现状。 9

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及其成因分析 一、系统风险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风险 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存在两大风险： 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因个别证券公司的特殊状况造成的风险。如公司的业绩不佳、财务状况不良信息的披露、工人的罢工、公司领导人的更换、市场竞争中的失败、派息不合理等。 由于各个上市公司的情况千差万别，非系统风险具有相互抵消的可能， 所以这类风险，可以通过证券组合来加以避免。 系统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因素给市场上所有的证券都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如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税法的变化、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化、世界能源状况的改变都会使股票收益发生变动。由于这些风险来自企业外部，是单一证券无法抗拒和回避的，它对所有企业的证券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投资者不能通过多样化投资分散掉，因此，这些风险又叫不可回避风险或不可分散风险。 根据有关人士对我国上海证券市场风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平均值为 80% ，而在西方的成熟股市中，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都较小，平均值一般都低，有的仅为 30% 。由此可见，我国的股市与西方成熟股市的差别。 相反，系统风险在证券市场风险中所占比例较大， 非系统性风险所占比例较小， 这必然会导致通过投资多元化来分散和降低风险的空间极其有限，股市投资风险较大。回顾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短暂历史，分析造成股市几次大起大落的原因，也可以证明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主要来自系统风险。 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最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指政府有关证券市场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有重要的举措、法规出台，引起证券市场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 二、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成因分析 有关部门过多地采用政策手段干预，加剧了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催生的，而相对于西方证券市场百年兴衰发展史来说，且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还是一个新生的、不成熟的婴儿。人们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各种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充分，再加上管理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信息的垄断性以及运行方式的不规范性等因素的存在，单靠证券市场自身力量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行，这就决定了政府必然较多地、更容易地使用政策手段来干预市场，“政策市”即色彩很强。 由于监管层次单一，还没有形成政府、证券业本身及社会等多个层次的监督体系，并且监管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一般投资者事先很难预测股市政策变动的情况，从而造成很大的风险。(2006 年等年份股票市如一场疾风暴雨大起大落，就是因为政府政策、政府干预、市场消息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引起股价上蹿下跳，股价并没有体现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与财务指标等非系统因素的影响，其结果是中小股民受到最大的损失。从股市过去走势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是有关人士为什么说我国的股票市场是典型的、封闭的政策市场的原因)。 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加大了系统风险 一般而言， 证券市场有资源配置、企业融资、对资本资产的风险收益进行合理定价等基本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不发达，对证券市场功能定位主要局限在帮助国有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国有企业筹资解困等。 正是过于强调了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忽略了证券市场的其它功能，导致部分上市公司不思进取，考虑更多的是怎样索取，通过发新股、配股、增发新股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变着法向投资者圈钱，把股市圈来的钱当作免费大餐，投资者长期持有，不仅赚不到钱，还要接受上市公司的不断盘剥圈钱。上市公司的短期行为虽然解决了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却为日后再筹资以及股市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也加大了系统性风险。这就客观上加大了系统风险。 退出机制不到位导致过度投机 近年来，在证券市场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投资绩优股赚不了钱，而投机垃圾股能赚到钱。原因在于大搞资产重组，实实在在出现了一些“乌鸦变凤凰”的案例。正是在这种诱惑下，两市大炒重组股，不管真真假假，只要有重组的可能就大炒特炒。然而，真正能重组成功的案例数量却非常少，比例相当低。但暴炒的结果却给投资者造成一种错误的理念，投资绩优股赚不了钱，投机垃圾股能赚大钱。 正是因为退出机制不到位， 才使常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具有所谓的“壳资源” 价值，于是市场中很多早应摘牌的企业，不但没有被市场淘汰，反而总能屡屡起死回生，成了“庄家的宠儿”。在新规定的退市和恢复上市办法中，可以说宽松得不能再宽松了。 管理层不但给了亏损公司一年的宽限期， 而且同时又规定只要公司重组后盈利，就可以摘掉亏损的帽子，获得重新筹资能力。正是新规定的出台，使奄奄一息的亏损一族大涨，其原因是投资者认为既然获得宽限期，那么必然能重组成功，所以寄希望在“资产重组”上大赌一把，因此忽视了市场风险的存在。这其中的投机成分足可见一斑。这在客观上损害了理性投资者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正确的投资理念，客观上也误导了人们对政府政策的理解。 购买垃圾股能赚钱的财富效应，使投资者认识趋同，纷纷转向垃圾股，使股市的系统风险越积越大。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尽快实施退出机制，对大幅亏损股票要坚决摘牌，不搞“起死回生”，真正作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才能为股票市场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查处不力，加剧了系统风险。 有关部门监管不严，尽管我们制定了不少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这对维护二十多年来股票市场的发展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在实际贯彻执行方面还存在不足，执法力度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现行的法律对于约束上市公司恪守投资承诺软弱无力，使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行为基本上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如大庆联谊利用财务公告误导投资者，至今没有受处罚；深华源公开违反会计准则做假帐，至今没有被立案审查；亿安科技、水仙股东起诉上交所和证监会，操纵股价造成投资者损失，管理层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等等。在此我们不讨论责任的归属问题，而是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根源，这就是监管不严，查处不力。这样，无论是上市公司， 还是投资者都无法在一个市场游戏规则健全，能够完全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环境中参与交易，其结果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剧了系统风险。 因此，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问题。企业资金入市助长了股市过度上涨，1993 年证券市场资金准入的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允许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公司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市， 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允许券商的增资扩股资金、股票抵押贷款资金和从银行拆借市场获得资金入市，对于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推动股市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应看到，允许企业资金入市，可 以使资金面变得宽松，但如此宽松的一个负面效果在于投资者忽视股市的基本面风险，上市公司增加股票投资的同时也增加了股市泡沫风险，不仅损害了大众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也将自己的业绩风险暴露在股市泡沫风险面前。 在实业投资前景不好、实际税负较重、企业边际利润很小，而证券市场投资一级市场的投资收益率高达200%， 又几乎没有风险，二级市场投资风险目前也并不大的情况下，使证券投资对资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实业投资。允许企业资金入市，为资金名正言顺流入股市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很多贷款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的贷款，只在企业内走上一圈，很快就进入市盈率可观的股市。贷款资金用于“炒股” 虽金额并不太大， 但发生额却不小。据测算，股票抵押贴现，券商透支，银行融资，放大了系统风险数倍。一些上市公司收1益的来自战略投资人，一些上市的实业公司甚至转向资本运营公司，从价值创造者变成了价值评估者， 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 由于受目前各种市场和市场因素的潜在影响，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在客观上会导致新股发行市盈率过高，使上市公司获得超额认购资金，这又使发行价走高成为必然趋势。再就是更多的上市公司为了获得较多的募集资金，在招股说明书中空列项目，在得到资金后，又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更多的上市公司则直接将 钱交给券商炒股票，助长了股市泡沫。三是部分上市公司由于难以处理超过计划的那部分资金，出现募集资金被闲置浪费的现象，违背了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初衷，也不利于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功能。四是目前股权结构非流通股居多，流通股发行价越高，与非流通股的成本价相差越大，将来 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的阻力就越大。五是当市场机制不灵时，市场化就成了无政府化的代名词。其结果是： 发行价高、上市首日开盘价高、上市首日换手率高的三高现象，使上市公司圈钱之风愈演愈烈， 二级市场失血状况越来越严重。造成信息不对称，加大了系统风险。 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证券市场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证券法规都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们国家也不例外。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国际化，极大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但相对于迅速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而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管理相对滞后，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这主要表现在：信息披露的非主动性；信息披露的随意性；信息披露的滞后性和不连惯性；信息披露的虚假性、信息披露的不规范性。由此造成投资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因掌握信息量的多少、内容的真假、时间上的先后不同对同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做出不同的反映和判断。由于对新信息的产生及其客观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很难预期，买卖双方对证券产品的价值变化的判断就很不确定，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状况十分容易引起价格操纵，导致证券产品价格的严重扭曲，由此造成证券市场上供求双方大量的非理性投机。 这一方面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证券市场的风险。 加大了系统风险。 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最基本的要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要求上市公司是一个有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严谨的分权——制衡体系，通过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维系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企业改制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个形式罢了。主要表现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国有资产所有者严重缺位，和由此产生的代理问题， 作为公司代理人的经理人员缺乏长期的激励机制；股权结构畸形，难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由于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经理人员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制度安排难以规范和统一，其结果是，董事会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行为不受监督和约束，甚至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独断专行等等。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上市公司与原有母体之间形分实合，在人员、资产、财务方面难分彼此，界限模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是两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财务不分彼此， 完全是一笔糊涂帐，这就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大股东以可趁之机。如幸福实业 20亿多万元资产被集团私自拿去抵押，三年来公司居然不知情。更奇怪的是绝大多数担保不要说没经过董事会讨论，甚至连董事会也不知道。然而，即使上市公司与集团明明白白地实行了“三分开”，部分上市公司也难逃“摇钱树 ”的下 场。因为在多数公司仍然是“一股独大”。 在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情况下，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中小股东玩弄于鼓掌之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种种系统性风险，我们不难发现，股票市场最大风险，不是庄家做市炒股票，而是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政策不完善，是管理层重大政策出台时不能确保投资者同一时间获知，导致上市公司与庄家相互勾结进行内幕交易，而监管部门不及时查处违规、涉嫌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投资者在一个 交易规则不健全的市场参与没有完全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游戏， 其系统性风险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 我国证券市场的系 统风险是在特定时期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我 们不能因此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 事实上， 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是可以控制和化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