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创办的期刊

1 相对较高2 西北大学考古学报是一本有着较高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要求作者的文章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和创新性，经过严格的审稿和筛选，录用文章的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录用难度较大。3 但是，如果作者能够深入研究，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发现，并且文笔流畅、条理清晰，那么就有机会被录用到西北大学考古学报中，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西北大学历史【随便百度的】走进那里已经超过10年了，离开那里马上8年了，忘记是无可挽回的自然法则，可是，我们真的能够忘记？我们这些从那里走出来的“才子”或者“柴子”！­那是最好的四年，那是最坏的四年。对这个我们似乎能够熟知一草一木，熟知孔子像背后紫藤园何时飘香，熟知图书馆前白玉兰何时绽放的地方，我们在告别了它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对它又有多少了解？­爱它也罢！恨它也罢！它已经在我们的生命深处雕上了深深的印痕。­不说是怀念，不说是铭记，当我们漂流在外路过西安的时候，能再去西南城脚的边家村，走一走不知是否依旧熙熙攘攘的大学南路，在不知道还是否存在的大鹏网吧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打开《暗黑破坏神》在细雨中继续斩妖除魔。­在了解那些我们不曾了解的历史之前，谨以此并非废话为记！­­­西北大学文学院的贾三强教授，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有那么一天，可以中兴西大学的文学院。毕竟对于这个培养出贾平凹、王刚、何西来、雷抒雁……等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的地方，它已经沉默了许久。­西北大学经管学院的任保平教授的一个愿望，就是能够在西北大学再培养出一批如张曙光、张维迎、魏杰、刘世锦……那样的经济学家。 ­西北大学考古学系的王建新教授，当他率先在中国考古界提出“三位一体”的理论时，在他身后，依然是要思考着如何让西北大学的考古重新恢复“两大一院”的声威。 ­西北大学的舒德干教授，这个在《自然》、《科学》以第一作者发表10篇论文的大学者，在北京的高校出重金挖他时，他说了一句话：我爱西北大学。 ­………… ­­西北大学，这所中国西北最早的国立综合大学，坐落在西安六百年古老明城墙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05年。 ­当1901年，西太后慈禧一夜狂奔几百里，惶惶乎如丧家之犬从北京城一路逃到13朝古都西安时，她终于明白，应该颁发昭令废科举，办新式学堂，维新变革才能拯救国家。当她回到北京城的第二年，陕西，这个西北重镇，第一所大学堂建立了。第一任校长是当时称呼为总办叫吴树棻的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10年之后，陕西大学堂正式改名为西北大学，原籍河南沁阳出生西安的张凤翙大都督出任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原陕西省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成为西北大学第一任正式校长。 ­只可惜，在风雨飘荡中的旧中国，也是今日变换大王旗，乱烘烘你方下场，我上场。当张凤翙因为政见与袁世凯不合被调离陕西后，新来的都督为了推行袁大总统的命令，其中一条居然是要停办西北大学。这一停就是10年。等到河南军阀刘镇华入主陕西，为收取民心，提出要重办西北大学时，已经是1924年。仅仅过了两年，刘镇华为了恢复自身在陕西的统治，调集十个师的兵力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史称“两虎守长安”。在这一场古都西安的滔天浩劫中，西北大学遭受了灭顶之灾，人员伤亡惨重，以至时任校长王凤仪去上海北京措款时，一去不返，进城的英雄冯玉祥先是把西北大学降格为中山学院，接着又成了一所高级中学。西北大学两个源头之一“陕源”就这样在军阀混战中恢恢湮灭了。 ­这一停，又快要10年。1937年，日本人来了，国难当头，芦沟桥的一声枪响，让遥远的华北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完整的课桌椅。为给中国留一点读书的种子，京津的大学向内地里避乱，北大，清华，南开跑到了西南，有了西南联合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师大就跑到了西安，组成了西北临时联合大学，而后又迁到汉中的城固，改名称为国立西北大学。这就是西北大学另外一个源头“京源”的来由。只是可惜了当时组合的三所学校，也许是各自的办学理念不一样，也许还有更多的缘故……，并校期间彼此却是矛盾不断，势同水火，纠纷常常，貌合而神不合，终究未能取得如西南联大一样辉煌的业绩。 ­八年抗战胜利了，也就是该各奔前程的时候。有的就回到北京，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有的回到天津，于是有了后来的天津大学，而有的却是想走而走不了，只能留守西安城，留下来的是原来的北平大学。在抗战期间，平大的教授学生们受延安的影响很深，要自由，要主民，大小风潮不断，于是就触怒了南京的达官贵人们，一纸令下，以支援西北高等教育之发展为由，被换了个名字被扣了下来。这样也好，虽然是委屈了北平大学，却后来成就了西北的高教事业。而国立西北大学也算有了个真正的根基，不用再四处漂泊了。 ­国家是胜利了，但学校要复校西安，回到这个在1940年为南京教育部定为西北大学的永久校址的古都，却是困难重重，仅是勘定学校校址就已是一波三择，西北军政长官胡宗南言语冠冕堂皇，就是不愿有实质的行动，连原来说好划归西北大学所用的原东北大学内迁西安的校址，也成为了胡长官的兵营，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是把兵痞子请了出去，但胡长官答应的下拨款项却是泡汤了。 ­1946年夏，西北大学在西安古城墙的西南角原有东北大学校址上正式复校了。 ­然而，陕西毕竟不能与北京相比，别的不说，光是自身的经济要支持一所综合大学的教育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刘季洪，这位西北大学第十任校长，后来高位为“国民府政”考试院院长的政要，在1946年西北大学复校西安时，一共为西北大学争取到了12亿元的国家财政拨款，是当年西北大学全年经费的15倍之多。但国共开战，法币贬值下，西北大学的办学经费并未能得到保障，二年之后，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出任校长之时，被戏言是欢迎参加叫花子团。 ­是时已是国共之争的尾声，国内大局已定，而此刻的西北大学，距离安定下来刚刚不到三年，就要又面临一次生死的抉择。南京的教育部与地方军政长官胡宗南的电报一封就着一封，要这所西北教育界领军学府尽速南迁成都。延安方面则派出专人游说，希望西大老师学生们留下来一起建设新中国。杨钟健有些迷茫，西北大学也有些迷茫，数月之间，迁校与护校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校长本人甚至险遭行刺，何去又该何从，校园里两派之间态度已是泾渭分明之势。 ­校长杨钟键最终还是选择留了，教务长岳劼恒也留了下来……但是法商学院院长孙宗钰却是带着几十个学生出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次年仲夏，史学巨匠侯外庐带着东泽毛的任命状和周恩来签署的政务院委任状，出任西北大学第十四任校长。那是西北大学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侯外庐颇有大家之气，兼容并包，礼聘贤士，在他主政下，西北大学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央教育部考察各地后，号召全国高校向西北大学学习，西北大学成了当时教育界的一面旗帜。那一刻，西北大学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不仅仅是中央教育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而且各个学科大师云集，主持之人均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晓楚之材。地质学大师张伯声为响应国家经济建设的号召，接下其他学校不敢接的任务，肩负起培养中国石油地质人才的重任，在三十年之后，中国石油产量已经由几万吨增加到上亿吨的时候，全国十四个油田的局长或者总地质师有十三个是毕业于西北大学，被美国《侨报》赞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是当之无愧的西北第一高等学府。除了校内四大院士（当时称呼为学部委员）如雷贯耳外，在校的其他学术大师也是大名鼎鼎，如历史系的陈直、陈登原、马长寿，体育界的王耀东，地理界的傅角今、王成组，文学的张西堂、傅赓生、郝御风，物理的岳劼恒、旺仁寿…… ­然而，一切的一切却是如同昙花一现！ ­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开始。首先，医学院先被拆分出去，后来演变成为西安医科大学，最终在50年以后中国又一轮的高校大调整中成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医学院。接着，经济、银行、会计三系被合并到兰州大学（1952年），外语系独立为西安外国语学院（1952年），现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划归到北京大学（1953年），民族系后来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主干（1952年），以师范学院与教育系为基础建立了陕西师范大学（1954年），法学院转为西北政法学院（1958年），现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财经学院转为陕西财经学院（1960年）…… ­一次又一次的拆分后，到了1962年，这所后来被高教界称为“西北高校之母”的学校，只保留文理科少数的几个院系：中文、历史、地质、化学、生物、物理、数学，地理系也差点被分，却被当时一位有远见的校领导以要支持黄河中游流域研究为由而保留了下来，西北大学地质系根脉逐渐稳固，现如今，地质系已发展成为西北大学最强系。在这一轮的大变动，固然西北大学全力支援其他学校的创建，而自身也是元气大伤，学科发展大受影响。 ­院校调整的风潮终于是过去了，但是，对于西北大学，这所饱经磨难的学校，更大的灾难却是刚刚开始…… ­1958年，侯外庐上调北京，出任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从延安来的副校长刘端棻就任西北大学第十五任校长。这位后来在西北大学校史上记载为“喜欢席地与学生座谈”“提倡艰苦朴素”的革命家，事后被证明并不适合领导一所高等学府，至少并不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在他曾撰写相关其个人生涯的回忆录中，对其工作十余年的西北大学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 ­当年开始的“大跃进”席卷全国，已经使得当时中央教育部再也无力为各所直属大学提供财政拨款，在高教界，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把中央直属大学下放地方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被达成了共识。在陕西，下放大学的名单是西北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政治运动的风波已经逐渐吹到平静的象牙塔里…… ­1962年，当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中央教育部决定将原先下放的大学重新划归直属，没想在陕西却碰到一个软钉子。当时的陕西省省委书记李德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中央下放或搬迁一所大学为陕西省所属，以支援陕西的经济建设。当中央的领导将这层意思在直属大学校长书记内部会议通报时，其他的高校代表都沉默不语，会场一度冷场。刘端棻，这位李德生书记在延安的同事，站了出来，事先也没有与学校的那些名教授们商议，一口应承了下来…… ­在那次会议上，被下放地方的综合大学还有云南大学，既然西北有西北大学，那么西南也应该有一所，这样才平衡嘛！免得西北大学一所太孤单…… ­1962年，西北大学最有名望的7位教授被评选为“五老二寿”，分别是：地质的张伯声、郁士元，物理的岳劼恒，旺仁寿、数学的刘亦珩，体育的王耀东，历史的马长寿。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已经是西北大学衰败前的回光返照…… ­1966年，文革开始。西北大学与共和国一起坠入苦难的深渊。老北平大学遗传下来的“主民自由”精神被破坏殆尽，那些被冠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教授们一批又一批被打倒，同年，西北大学停办，所有老师学生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 ­八十年代的西北大学，再一次站了起来。这一回，引领他们的是一份叫《希望》的文学杂志. ­吴予敏，后来成为中国传播学与广告学的拓荒人，当时是西北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以河北省中文第一名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当时的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特别拨出2万元经费支持下，编辑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史有重要地位的杂志《希望》。随之，史铁生的处女作《我遥远的清平湾》和《午餐半小时》、贾平凹的小说等都率先在《希望》上问世……多年之后，这一批人成为中国文坛真正的希望之所在。­虽然《希望》杂志后因过分激进而被上级所停刊，并因此会生出“希望停刊，民主何在”的疑问，但经由它宣扬而所推广的原老北平大学所固有的主民自由精神在西大校园里充分展现。在1998年潮风后，中央下达全国大学都将进行军训的文件，全国独独西大例外，只因西大当时几位校领导们认为，自由主民是大学精神之所在，学生学业更重要，不为文件所动。 ­在这个十年里，西北大学许多院系在艰苦的环境下，重新恢复了生机。 ­侯伯宇，这位在厨房中构思出来在理论物理界有着重要地位的“侯氏定理”的物理学家，在他领导下的现代物理研究所，培养了不下十位的洪堡学者。 ­耿信笃，创建国内第一个电分析化学研究所，在地下室中拿下了全国科学大奖。 ­何炼成，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缔造者，他和他的弟子们一起为西北大学争到了“经济学家的摇篮”称号。 ­胡正海，植物学界的权威，中国植物学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才是来自他的门下。 ­传统学科历史学，更是人才聚集，张岂之、周伟洲、彭树智、周天游均是各自领域的大家…… ­1998年，以7人出战的西北大学篮球队夺得了第一届CUBA冠军，在多年以后，西北大学再次成为荧屏的焦点。 ­1999年，西大第一位本土院士产生，他是地质系的张国伟教授。 ­2000年，西北大学在四十年后第一次大规模扩大外省招生比率，本省外省各占一半。 ­2001年，西北大学“九五211工程”建设通过国家验收，所有项目全部优秀，总得分在全国94所大学中名列前茅,同时成为西部大开发重点支持院校，国家每年拨款2000万。 ­2002年，西北大学迎来百年校庆，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批。 ­2003年，西北大学留学生事件爆发，一度成为全世界传媒关注中心，而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证书颁发给了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 ­2004年西北大学南校区正式列入建设。 ­2005年西北大学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到科技部批准，舒德干教授荣获陕西省首届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同年，西北大学搬迁南校区。 ­2006年西北大学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十一五”重大研究攻关项目——“中国南方（中上扬子）大陆构造与海相油气前景研究”签约仪式举行。项目合同金额亿人民币，成为我国基础科学领域投资最大的科研项目。 ­西北大学科研经费首次突破亿元，对于一个以文理科为主，工科几乎为零，国家投入全国一百名开外，年均投入9000万，远不及非211的部属高校，还常常不能顺利划拨的地方综合大学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西北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通过国家验收，受到专家组高度评价，专家组再次提出支持西北大学省部共建工作，时任陕西省省长，后调任国家发改委常务副主任的铭德陈同志表示陕西省将全力支持西北大学争取省部共建。 ­2007年西北大学在国家重点学科评选中再获突破，获得地质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覆盖5个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专门史、植物学、矿产普查与勘探4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数在陕西省和西北地区名列第3位，全国地方高校第1位。 ­都说西安是个邪门的地方。西北大学创设会成员，学科学长崔云松说“吾陕之西北大学，苦学校也，吾校之历史，苦历史也……”。 ­当时的感慨之话，却真的在之后上百年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西北大学。从创校初期连续两次停办，到抗战期间搬迁城固时的潮学不断，接着复校西安种种艰辛，以及临近解放的护校风波，又在1958年下放地方，经历文革十年浩劫，又迎来八十年代火欲重生，直至90年代211工程审批，西北大学一路走来，一路艰辛。 ­时至今日，西北大学的办学经费依然仅仅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十分之一，长安大学的四分之一，陕西师范大学的三分之一，然而，西北大学却是在这么一点的经费中，在这上百年的时间里，却为中国特别是西部培养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才，他们当中有文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物理学家、商界和政界领袖……，在中国的文学界、经济界、科技界、政界、商界影响巨大，这些从西安明城墙下西南角走出来的西北大学毕业生们，不管身处何方，却终究不会忘却西北大学“公诚勤朴”校训和主民自由的精神。 ­西大一位老领导曾经这样自豪的说过：“我们西大，虽然是后娘养的孩子，没人疼没人爱，还很穷，但就是我们这个后娘的孩子，是个特别有骨气、有精神、有出息的孩子，我们是在用陕西一个省的钱为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培养人才……，不管你们身处何处，都应该铭记“公诚勤朴”这四个字校训，发扬我们西大艰苦奋斗、胸怀天下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兴盛做出自己的贡献，那样你选择了西北大学，对人生才是一种无怨无悔……。” ­西北大学被称为西北高校之母，西北地区相当多的高校多多少少与这个学校有历史关联。西北大学在西安几十所高校中，以低投入高产出闻名，其学校经费在全国排名150名以后，但其教育水准最近十年一直在50名内，西北大学一位前党委书记自豪地跟西北大学的学生说，西北大学是用陕西一个省的经费为全中国培养优秀的人才。对于这样一所国家投入在全国百名之外的地方高校，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令人钦佩。 ­历史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进入了90年代，中央提出以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为主要内容的“211工程”，并于1994年开始启动部门预审。对于其他老牌名校而言，申请211工程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对于西北大学，却真的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西北大学作为第一批提出申请的学校，但却被一再被推后预审。先是因省属院校在教育部被卡，后又被以会影响普通教育为由而为陕西省所阻，加上原先办学经费不足，硬件设施不达标，申请过程困难重重。 ­西北大学的校史应该记录下当时在任的陕西省两位省长，白清才省长与程安东省长。后来西北大学能上“211工程”名单，与这两位省长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白清才省长先亲赴西大，在陕西省财政极端困难情况，应承将调拨3亿资金支持西北大学学科建设，接任的程安东省长更是数次莅临西大，专门召开相关经费划拨问题的会议。即使如此，西大依然未能稳操胜券。由于归类为省属院校，西北大学从六十年代开始招生主要对面陕西省，在省外的影响力已经很微弱。虽然历史久远，但在这个要面对21世纪重点建设的大学的工程申请竞争中，并没有更多的优势,况且，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关系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因数。 ­1995年，西北大学申请211工程最为关键的一年。是年5月，程安东省长又一次在西大翠园宾馆召开会议，会上透露的信息对西北大学来说似乎非常不妙。第一个问题还是陕西省财政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其他竞争高校的问题。据事后参与会议人记忆，当时在坐的西大教授们有人当着省长面拍桌子，有人声明要调离陕西省，有人则是当场哭泣……会场局势十分紧张。西北大学这些教授们，在他们从教几十年里，第一回弃斯文而不顾，为了西北大学，前所未有的团结。事情有了峰回路转，却还是因为西大一位地质系56级的毕业生，时任陕西省省委书记安启元帮了大忙。之前为了避讳，安启元在西大申请211工程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回避态度，在这个关键时候，当年在校的老师同学都找上门后，他终于表态，全力支持西北大学申请211工程。 ­1996年，国家计委正式审批西北大学关于申请211工程的提文，事情已经开始明朗。消息传回西大，在申请过程中为西大立下大功的地质系张国伟教授，在自己房间里痛哭了整整一个小时，在他的门外，西北大学的领导们相拥而泣…… ­也是在那一年，舒德干教授在《自然》杂志第一篇论文发表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篇、第三篇，一下就震惊整个中国学术界。 ­1997年，陕西省府政正式批准西北大学“九五”“211工程”建设项目立项，也许是211工程已经有了眉目，在那一年庆祝香港回归的晚会上，西大的学生们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用烛光组成一幅中国的地图，之后这个画面成为西大人一个永恒的图腾。 ­1977年夏，当郭琦受上级委派出任西北大学第十六任校长时，才发现西北大学这个摊子烂得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十年的动乱让这所西北第一校完全没有了秩序。 ­躲过那场浩劫的教授们都已经老了，新近的老师又太年轻，师资队伍严重的青黄不接。而最最严重的问题却是办学经费，陕西太穷了，财政上都要靠国家补贴，哪里还有心思发钱给西北大学办教育，学校的教学楼是解放前修建的，仪器是刚解放时保留的，老师的住宿是破败不堪的平房，省上该下拨的经费一拖再拖……，前年十二西北大学豪气万丈地下放地方要支援地方建设，却没想到是把自己引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幸好西北大学那股精气神还在，经历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解放建设新中国，几十年风风雨雨积淀而成的大学精髓还在。 ­陕西省是没有路子了，那就只能寻求中央教育部的支持了。当西北大学的领导们找到教育部要求财政拨款的时候，教育部发话了，当初是你们自己说要下放地方的，既然是地方的学校，那么办学资金当然是地方出……，自己种的果子只能自己咽，重新教回育部的门被关上了。北京之行的结果是西北大学重新被界定为全国重点大学，但属陕西省主管，办学资金由陕西省支出，有名而无实。当1978年西北大学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的文件下发到了学校，虽然并没有争取到什么经费，但西大人还是忍不住相互间抱头痛哭，这二十年啊，太苦了，现在终于有那么一点点希望，星星之火，总是会有燎原之势的时候。 ­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中央地方都指望不上了，那就只能寻找别的法子。天总是无绝人之路。三十年前，当地质大师张伯声接下北大不敢接的任务，为新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石油人才，三十年之后，全中国十五个油田有十三个的局长或者总地质师是毕业于西北大学， ­当这个后来被美国《侨报》赞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的大学，其学校领导们因为学校办学经费短缺而提出联合办学的思路时，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历史总是会还你一个公正的。先是中石油，中石化，接下来是国家旅游局，中国人民银行……这就是西北大学校史上有名联合国家部委、大中型企业联合办学的壮举。联合办学对西北大学在八十年代经费奇缺的年代，影响巨大，包括科学楼、六、七号教学楼、经管院楼等一些校园建筑都来自这些单位的捐建，更重要的利用联合办学的资金西北大学重新运转了起来。1981年计算机科学系成立，1983年，西北大学出版社成立，1984年，西北大学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成立，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1986年西北大学法律系恢复重建……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12日陕西巡抚升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绪皇帝“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单并发”的亲笔朱批。奏本内容表明，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已拨库银二万两兴建陕西大学堂，首批录取的40名学生于1902年3月25日开学上课 。1912年3月，成立了以张凤翙为会长的西北大学创设会，并推原陕西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为校长，积极筹建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最初定名为“关中大学”，1912年10月改今名。其前身为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关中大学堂，以及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秦公学等校。其中关中大学堂（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西北大学）位于咸阳、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今西安市东厅门），是为今天西北大学的历史源头；陕西法政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位于今西安市老关庙什字万寿宫），是由陕西巡抚曹鸿勋在原课吏馆的基础上，根据北洋法政学堂成规创办的，为民国前培养官吏及法、商人才的专门西北大学，它以后直接成为西北大学早期校舍所在地及专业设置和师资构成的根基；而农业学堂的校址则成为今天西北大西北大学舍的永久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设有大学部、大学预科及文科、法律科、商科、边务科、农科等专门部，于1912年春开学。到1913年时，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484人（不含从法政学堂转来的甲班毕业生、蚕桑科简易班学生和附中学生）。在1912至1915年间，还向日本送出两批留学生。教师组成除有数名前清举人外，多系留日归国学生。西北大学还设有出版部，创办了学术刊物——《学丛》。 西北大学研究人员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发现西北大学于1913年创办的《学丛月刊》，该刊早于《清华学报》、《复旦》、《北京大学月刊》等学报，仅晚于东吴大学的《学桴》月刊而成为全国最早的综合大学学报之一。正当西北大学初具规模、诸事渐入正轨之时，陕西政局急剧变化。1914年6月，袁世凯以扬威将军衔将张凤翙调入北京，遣其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的职位。当年冬，陆建章派兵将西北大西北大学长钱鸿钧逮捕入狱，派关中道尹宋焕彩接任校长。西北大学随之日渐衰落，到1915年春季开学时，仅有学生百余人，于开学不久即被陆建章宣布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第二十中西北大学址）。之所以改为以法政为主的西北大学，其关键是法政为西北大学的学科主干，实际上是保留了西北大学的根基和血脉。而其校政主持者，亦为与西北大学密切相关者。 从1915年到1923年底，其四任校长中：第一任校长周镛（石生）为原陕西高等学堂监督；第三任校长郗朝俊为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农科学长，原高等学堂留日法学学士，1946年8月起复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讲宪法；第四任校长蔡江澄（屏藩）于1923年长校不久，即被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不仅保留了西北大学的学科主脉，而且也保留了其优良的革命传统。1923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顺应时势，重建西北大学。傅铜、李仪祉相继任校长。在西安讲学的康有为为西北大学书写了校牌。校址选在1912年创建时的原址——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二十中学），又将市内东大街省教育厅（原陕西日报社旧址）增为预科新校舍。1923年，在曹锟贿选总统的前夕，西北大学经北洋军政府正式批准立案。之后，又将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陕西水利工程专门西北大学、渭北水利局附设之水利道路工程专门西北大学及甲种商业西北大学等并入。 1924年3月正式开学。全校设四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科学院（史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法学系）；自然科学院（数理化学系、生物学系）；应用科学院（农学系、林学系、工学系）。以后，按师资、生源情况又设法科专门部、工科专门部、国学专修科和蒙藏文专修科。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五四时期以著名长篇抒情诗《婉容词》而蜚声诗坛的吴芳吉、著名文学家胡小石等均被聘为教授，到校执教。最为轰动的是1924年暑假，邀请鲁迅等名流前来西北大学讲学。应邀前来的还有爱因斯坦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王栗，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定漠，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等。这无疑为闭塞的西北，投下一束文化之光。1927年1月，国民联军解围入城后，以总司令部名义命令：“以该校（西北大学）所有一切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这次收束西北大学和改办中山学院的筹备委员会由王凤仪、李寿亭、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5人组成。其中王凤仪为西安被围期间李仪祉离陕后西北大学的代理校长（1925年冬～1927年1月18日）。中山学院筹建时对西北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去留容纳、高年级学生的函送府考录用或插班，以及旧欠西北大学教职员工工资和外债等均做了妥善处理，方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表明了新的延续性。不少学生继续在该校学习，也有不少进步教师继续留任。由于中山学院系国民联军司令部与共产党合办，故当时在西安中山军事西北大学任教的邓小平等人也常到中山学院兼课。 1937年，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芦沟桥事变爆发，大片土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平津地区的一些著名高校遭到空前的浩劫，遂有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之举。1937年9月10日，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席，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北平大西北大学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西北大学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西北大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24个系。临大一开始就遇到极大困难，经多方努力，全校才在西安市城隍庙后街4号、小南门外抗战内迁来的东北大学（今西北大西北大学址）和北大街通济坊三地栖身。经过2个多月的筹备，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是为西北大学重建之始。据1938年2月10日统计，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为1472人。黎锦熙、曹靖华、许寿裳、赵进义、傅种孙、张贻惠、张贻侗、刘拓、岳吉力恒、金树章、黄国璋、黄觉非、章友江、沈志远、季陶达、寸树声、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虞宏正、李仪祉、张伯声、潘承孝、萧连波、李仙舟、吴祥凤等著名教授被聘到校任教。 1937年底，日寇逼近潼关，飞机亦频频轰炸西安。教育部遂令西安临大迁往陕南。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师生们步行250多公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历时半个多月，到达汉中。全校被分别安置在3县6个地方，校本部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西北大学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6个学院，23个系。1938年7月，奉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今天的东北大学）、焦作工学院（今天的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合并，独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又名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西北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 1939年8月8日，教育部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并指定西安为永久校址。同时，原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理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下设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12个系。1939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正式开学。行政体制改西北联大的校务委员制为校长负责制。在城固时期先后由胡庶华、陈石珍、赖琏、杨宙康、刘季洪出任校长。这一时期新聘任的著名教授有赵学海、刘鸿渐、姜琦、杜光埙、高文源、卢峻、于赓虞、曹国卿、杜元载、萧一山、汪奠基、罗章龙、黄文弼、周传儒等。1945年9月，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并向图书馆赠送了数百册英文书刊。1941年底，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校作了有关书法的学术演讲。1944年10月，岳吉力恒教授在校主持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西北大学还相继创办了《国立西北大西北大学刊》、《西大学报》、《西北学术》等10余种学术期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大学学术的繁荣景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北大学随即于1945年8月开始筹备迁回西安。9月20日，教育部明令，将东北大学西安校址（早期西北大学农科原址），准拨西北大学使用。1946年夏，西北大学全部迁回西安。1946年5月，教育部令将原国立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此时全校共有4院15个系。理学院之地质地理系，于1947年初经教育部批准，分为地质、地理两系。迁回西安后，先后由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吉力恒等出任校长或代校长。这一时期，新聘教授、副教授71人，其中有张西堂、傅庚生、王子云、侯宗濂等教授来校执教。西北大学的学术活动尤为活跃，仅1947至1948年，正式安排的大型学术演讲就有30余次。裴文中、屈武、郑伯奇、吴雨僧、陈梦家等著名人士先后到校进行学术交流。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7月，陕西师范专科西北大学、陕西商业专科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西北大学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3月，南郑师专分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4月原并入西北大学的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1952至1953年，全国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时，将英语系二、三年级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与俄语组教师并入西北俄文专科西北大学（后发展为今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兰州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并入西北大学，连同原西北大学财经学院调整为经济、企业管理、会计、统计4系；1952年11月，少数民族系迁往兰州，并入西北民族学院。1953年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陕西师范大学）；1954年成立法律系，1958年法律系分立，与西北政法干校合并，成为西北政法学院；1960年经济系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财经学院（今陕西财经学院）；1972年陕西工业大学撤销，该校化工系并入西北大学。 1959年以前，西北大学为高教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1959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将西北大学改归省属。1949至1997年间，先后由岳劼恒（代）、侯外庐、刘端棻、苏贯之、郭琦、巩重起、张岂之、郝克刚、陈宗兴、王忠民执掌校政。1992年12月，陕西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大学作为重点建设院校，积极争取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1993年6月，陕西省政府决定投资3亿元，重点建设西北大学，并批准了《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规划》，同时决定将西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列入陕西省中长期发展规划。1996年10月4日至6日，顺利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6月4日，又顺利通过了“211工程”立项专家论证。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1912年3月，成立了以张凤翙为会长的西北大学创设会，并推原陕西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为校长，积极筹建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礼堂草坪西北大学最初定名为“关中大学”，1912年10月改今名。其前身为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关中大学堂，以及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秦公学等校。其中关中大学堂（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西北大学）位于咸阳、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今西安市东厅门），是为今天西北大学的历史源头；陕西法政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位于今西安市老关庙什字万寿宫），是由陕西巡抚西北大学历史沿革图(1902——2002)曹鸿勋在原课吏馆的基础上，根据北洋法政学堂成规创办的，为民国前培养官吏及法、商人才的专门西北大学，它以后直接成为西北大学早期校舍所在地及专业设置和师资构成的根基；而农业学堂的校址则成为今天西北大西北大学舍的永久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设有大学部、大学预科及文科、法律科、商科、边务科、农科等专门部，于1912年春开学。到1913年时，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484人（不含从法政学堂转来的甲班毕业生、蚕桑科简易班学生和附中学生）。在1912至1915年间，还向日本送出两批留学生。教师组成除有数名前清举人外，多系留日归国学生。西北大学还设有出版部，创办了学术刊物——《学丛》。[2] 正当西北大学初具规模、诸事渐入正轨之时，陕西政局急剧变化。1914年6月，袁世凯以扬威将军衔将张凤翙调入北京，遣其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的职位。当年冬，陆建章派兵将西北大西北大学长钱鸿钧逮捕入狱，派关中道尹宋焕彩接任校长。西北大学随之日渐衰落，到1915年春季开学时，仅有学生百余人，于开学不久即被陆建章宣布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第二十中西北大学址）。之所以改为以法政为主的西北大学，其关键是法政为西北大学的学科主干，实际上是保留了西北大学的根基和血脉。而其校政主持者，亦为与西北大学密切相关者。[2] 1915—1923年从1915年到1923年底，其四任校长中：第一任校长周镛（石生）为原陕西高等学堂监督；第三任校长郗朝俊为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农科学长，原高等学堂留日法学学士，1946年8月起复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主国立西北大学讲宪法；第四任校长蔡江澄（屏藩）于1923年长校不久，即被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不仅保留了西北大学的学科主脉，而且也保留了其优良的革命传统。1923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顺应时势，重建西北大学。傅铜、李仪祉相继任校长。在西安讲学的康有为为西北大学书写了校牌。校址选在1912年创建时的原址——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二十中学），又将市内东大街省教育厅（原陕西日报社旧址）增为预科新校舍。1923年，在曹锟贿选总统的前夕，西北大学经北洋军政府正式批准立案。之后，又将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陕西水利工程专门西北大学、渭北水利局附设之水利道路工程专门西北大学及甲种商业西北大学等并入。[2] 1924—1936年1924年3月正式开学。全校设四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科学院（史学系、哲学系 长安校区风光(21张)、教育学系、法学系）；自然科学院（数理化学系、生物学系）；应用科学院（农学系、林学系、工学系）。以后，按师资、生源情况又设法科专门部、工科专门部、国学专修科和蒙藏文专修科。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五四时期以著名长篇抒情诗《婉容词》而蜚声诗坛的吴芳吉、著名文学家胡小石等均被聘为教授，到校执教。最为轰动的是1924年暑假，邀请鲁迅等名流前来西北大学讲学。应邀前来的还有爱因斯坦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王栗，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定漠，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等。这无疑为闭塞的西北，投下一束文化之光。1927年1月，国民联军解围入城后，以总司令部名义命令：“以该校（西北大学）所有一切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这次收束西北大学和改办中山学院的筹备委员会由王凤仪、李寿亭、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5人组成。其中王凤仪为西安被围期间李仪祉离陕后西北大学的代理校长（1925年冬～1927年1月18日）。中山学院筹建时对西北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去留容纳、高年级学生的函送府考录用或插班，以及旧欠西北大学教职员工工资和外债等均做了妥善处理，方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表明了新的延续性。不少学生继续在该校学习，也有不少进步教师继续留任。由于中山学院系国民联军司令部与共产党合办，故当时在西安中山军事西北大学任教的邓小平等人也常到中山学院兼课。[2] 1937—1948年1937年，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芦沟桥事变爆发，大片土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平津地区的一些著名高校遭到空前的浩劫，遂有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之举。1937年9月10日，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席，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北平大西北大学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西北大学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西北大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24个系。临大一开始就遇到极大困难，经多方努力，全校才在西安市城隍庙后街4号、小南门外抗战内迁来的东北大学（今西北大西北大学址）和北大街通济坊三地栖身。经过2个多月的筹备，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是为西北大学重建之始。据1938年2月10日统计，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为1472人。黎锦熙、曹靖华、许寿裳、赵进义、傅种孙、张贻惠、张贻侗、刘拓、岳吉力恒、金树章、黄国璋、黄觉非、章友江、沈志远、季陶达、寸树声、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虞宏正、李仪祉、张伯声、潘承孝、萧连波、李仙舟、吴祥凤等著名教授被聘到校任教。[2] 公诚勤朴1937年底，日寇逼近潼关，飞机亦频频轰炸西安。教育部遂令西安临大迁往陕南。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师生们步行250多公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历时半个多月，到达汉中。全校被分别安置在3县6个地方，校本部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西北大学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6个学院，23个系。1938年7月，奉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今天的东北大学）、焦作工学院（今天的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合并，独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又名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西北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2] 1939年8月8日，教育部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并指定西安为永久校址。同时，原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理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下设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12个系。1939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正式开学。行政体制改西北联大的校务委员制为校长负责制。在城固时期先后由胡庶华、陈石珍、赖琏、杨宙康、刘季洪出任校长。这一时期新聘任的著名教授有赵学海、刘鸿渐、姜琦、杜光埙、高文源、卢峻、于赓虞、曹国卿、杜元载、萧一山、汪奠基、罗章龙、黄文弼、周传儒等。1945年9月，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并向图书馆赠送了数百册英文书刊。1941年底，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校作了有关书法的学术演讲。1944年10月，岳吉力恒教授在校主持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西北大学还相继创办了《国立西北大西北大学刊》、《西大学报》、《西北学术》等10余种学术期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大学学术的繁荣景象。[2] 1949—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北大学随即于1945年8月开始筹备迁回西安。9月20日，教育部明令，将东北大学西安校址（早期西北大学农科原址），准拨西北大学使用。1946年夏，西北大学全部迁回西安。1946年5月，教育部令将原国立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此时全校共有4院15个系。理学院之地质地理系，于1947年初经教育部批准，分为地质、地理两系。迁回西安后，先后由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吉力恒等出任校长或代校长。这一时期，新聘教授、副教授71人，其中有张西堂、傅庚生、王子云、侯宗濂等教授来校执教。西北大学的学术活动尤为活跃，仅1947至1948年，正式安排的大型学术演讲就有30余次。裴文中、屈武、郑伯奇、吴雨僧、陈梦家等著名人士先后到校进行学术交流。[2]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7月，陕西师范专科西北大学、陕西商业专科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西北大学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3月，南郑师专分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4月原并入西北大学的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1952至1953年，全国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时，将英语系二、三年级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与俄语组教师并入西北俄文专科西北大学（后发展为今 太白校区风光(15张)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兰州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并入西北大学，连同原西北大学财经学院调整为经济、企业管理、会计、统计4系；1952年11月，少数民族系迁往兰州，并入西北民族学院。1953年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陕西师范大学）；1954年成立法律系，1958年法律系分立，与西北政法干校合并，成为西北政法学院；1960年经济系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财经学院（今陕西财经学院）；1972年陕西工业大学撤销，该校化工系并入西北大学。[2] 1959年以前，西北大学为高教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1959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将西北大学改归省属。1949至1997年间，先后由岳劼恒（代）、侯外庐、刘端棻、苏贯之、郭琦、巩重起、张岂之、郝克刚、陈宗兴、王忠民执掌校政。1992年12月，陕西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大学作为重点建设院校，积极争取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1993年6月，陕西省政府决定投资3亿元，重点建设西北大学，并批准了《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规划》，同时决定将西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列入陕西省中长期发展规划。1996年10月4日至6日，顺利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6月4日，又顺利通过了“211工程”立项专家论证。[2]

西北大学考古学报是经教育部批准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也是国内最重要的考古学学术期刊之一。该期刊收录与考古学相关的论文、研究报告、发掘报道以及学术评论等内容，涵盖丰富的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遗产。该期刊主要收录作者来自国内外高校、博物馆以及科研机构的优秀学者和专家的论文，对于考古学、历史学乃至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于该期刊的录比情况，具体可以查阅其官方网站或相关的数据库查询平台。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12日陕西巡抚升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绪皇帝“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单并发”的亲笔朱批。

办学历史1902—1914年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12日陕西巡抚升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绪皇帝“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单并发”的亲笔朱批。奏本内容表明，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已拨库银二万两兴建陕西大学堂，首批录取的40名学生于1902年3月25日开学上课[8] 。1912年3月，成立了以张凤翙为会长的西北大学创设会，并推原陕西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为校长，积极筹建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最初定名为“关中大学”，1912年10月改今名。其前身为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关中大学堂，以及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秦公学等校。其中关中大学堂（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西北大学）位于咸阳、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今西安市东厅门），是为今天西北大学的历史源头；陕西法政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位于今西安市老关庙什字万寿宫），是由陕西巡抚曹鸿勋在原课吏馆的基础上，根据北洋法政学堂成规创办的，为民国前培养官吏及法、商人才的专门西北大学，它以后直接成为西北大学早期校舍所在地及专业设置和师资构成的根基；而农业学堂的校址则成为今天西北大西北大学舍的永久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设有大学部、大学预科及文科、法律科、商科、边务科、农科等专门部，于1912年春开学。到1913年时，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484人（不含从法政学堂转来的甲班毕业生、蚕桑科简易班学生和附中学生）。在1912至1915年间，还向日本送出两批留学生。教师组成除有数名前清举人外，多系留日归国学生。西北大学还设有出版部，创办了学术刊物——《学丛》。[9] 西北大学研究人员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发现西北大学于1913年创办的《学丛月刊》，该刊早于《清华学报》、《复旦》、《北京大学月刊》等学报，仅晚于东吴大学的《学桴》月刊而成为全国最早的综合大学学报之一。正当西北大学初具规模、诸事渐入正轨之时，陕西政局急剧变化。1914年6月，袁世凯以扬威将军衔将张凤翙调入北京，遣其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的职位。当年冬，陆建章派兵将西北大西北大学长钱鸿钧逮捕入狱，派关中道尹宋焕彩接任校长。西北大学随之日渐衰落，到1915年春季开学时，仅有学生百余人，于开学不久即被陆建章宣布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第二十中西北大学址）。之所以改为以法政为主的西北大学，其关键是法政为西北大学的学科主干，实际上是保留了西北大学的根基和血脉。而其校政主持者，亦为与西北大学密切相关者。[9] 1915—1923年从1915年到1923年底，其四任校长中：第一任校长周镛（石生）为原陕西高等学堂监督；第三任校长郗朝俊为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农科学长，原高等学堂留日法学学士，1946年8月起复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讲宪法；第四任校长蔡江澄（屏藩）于1923年长校不久，即被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不仅保留了西北大学的学科主脉，而且也保留了其优良的革命传统。1923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顺应时势，重建西北大学。傅铜、李仪祉相继任校长。在西安讲学的康有为为西北大学书写了校牌。校址选在1912年创建时的原址——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二十中学），又将市内东大街省教育厅（原陕西日报社旧址）增为预科新校舍。1923年，在曹锟贿选总统的前夕，西北大学经北洋军政府正式批准立案。之后，又将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陕西水利工程专门西北大学、渭北水利局附设之水利道路工程专门西北大学及甲种商业西北大学等并入。[9] 1924—1936年1924年3月正式开学。全校设四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科学院（史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法学系）；自然科学院（数理化学系、生物学系）；应用科学院（农学系、林学系、工学系）。以后，按师资、生源情况又设法科专门部、工科专门部、国学专修科和蒙藏文专修科。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五四时期以著名长篇抒情诗《婉容词》而蜚声诗坛的吴芳吉、著名文学家胡小石等均被聘为教授，到校执教。最为轰动的是1924年暑假，邀请鲁迅等名流前来西北大学讲学。应邀前来的还有爱因斯坦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王栗，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定漠，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刘文海等。这无疑为闭塞的西北，投下一束文化之光。1927年1月，国民联军解围入城后，以总司令部名义命令：“以该校（西北大学）所有一切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这次收束西北大学和改办中山学院的筹备委员会由王凤仪、李寿亭、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5人组成。其中王凤仪为西安被围期间李仪祉离陕后西北大学的代理校长（1925年冬～1927年1月18日）。中山学院筹建时对西北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去留容纳、高年级学生的函送府考录用或插班，以及旧欠西北大学教职员工工资和外债等均做了妥善处理，方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表明了新的延续性。不少学生继续在该校学习，也有不少进步教师继续留任。由于中山学院系国民联军司令部与共产党合办，故当时在西安中山军事西北大学任教的邓小平等人也常到中山学院兼课。[9] 1937—1948年1937年，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芦沟桥事变爆发，大片土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平津地区的一些著名高校遭到空前的浩劫，遂有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之举。1937年9月10日，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席，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北平大西北大学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西北大学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西北大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24个系。临大一开始就遇到极大困难，经多方努力，全校才在西安市城隍庙后街4号、小南门外抗战内迁来的东北大学（今西北大西北大学址）和北大街通济坊三地栖身。经过2个多月的筹备，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是为西北大学重建之始。据1938年2月10日统计，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为1472人。黎锦熙、曹靖华、许寿裳、赵进义、傅种孙、张贻惠、张贻侗、刘拓、岳吉力恒、金树章、黄国璋、黄觉非、章友江、沈志远、季陶达、寸树声、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虞宏正、李仪祉、张伯声、潘承孝、萧连波、李仙舟、吴祥凤等著名教授被聘到校任教。1937年底，日寇逼近潼关，飞机亦频频轰炸西安。教育部遂令西安临大迁往陕南。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师生们步行250多公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历时半个多月，到达汉中。全校被分别安置在3县6个地方，校本部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西北大学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6个学院，23个系。1938年7月，奉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今天的东北大学）、焦作工学院（今天的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合并，独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又名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西北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9] 1939年8月8日，教育部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并指定西安为永久校址。同时，原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理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下设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12个系。1939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正式开学。行政体制改西北联大的校务委员制为校长负责制。在城固时期先后由胡庶华、陈石珍、赖琏、杨宙康、刘季洪出任校长。这一时期新聘任的著名教授有赵学海、刘鸿渐、姜琦、杜光埙、高文源、卢峻、于赓虞、曹国卿、杜元载、萧一山、汪奠基、罗章龙、黄文弼、周传儒等。1945年9月，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并向图书馆赠送了数百册英文书刊。1941年底，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校作了有关书法的学术演讲。1944年10月，岳吉力恒教授在校主持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西北大学还相继创办了《国立西北大西北大学刊》、《西大学报》、《西北学术》等10余种学术期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大学学术的繁荣景象。[9] 1949—至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北大学随即于1945年8月开始筹备迁回西安。9月20日，教育部明令，将东北大学西安校址（早期西北大学农科原址），准拨西北大学使用。1946年夏，西北大学全部迁回西安。1946年5月，教育部令将原国立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此时全校共有4院15个系。理学院之地质地理系，于1947年初经教育部批准，分为地质、地理两系。迁回西安后，先后由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吉力恒等出任校长或代校长。这一时期，新聘教授、副教授71人，其中有张西堂、傅庚生、王子云、侯宗濂等教授来校执教。西北大学的学术活动尤为活跃，仅1947至1948年，正式安排的大型学术演讲就有30余次。裴文中、屈武、郑伯奇、吴雨僧、陈梦家等著名人士先后到校进行学术交流。[9]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7月，陕西师范专科西北大学、陕西商业专科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西北大学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3月，南郑师专分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4月原并入西北大学的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1952至1953年，全国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时，将英语系二、三年级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与俄语组教师并入西北俄文专科西北大学（后发展为今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兰州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并入西北大学，连同原西北大学财经学院调整为经济、企业管理、会计、统计4系；1952年11月，少数民族系迁往兰州，并入西北民族学院。1953年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陕西师范大学）；1954年成立法律系，1958年法律系分立，与西北政法干校合并，成为西北政法学院；1958年，该校和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陕西分院联合建立了化学、物理、半导体、生物、地理、历史、考古、原子物理、电子学、计算数学等10个研究所室。这些研究所室后来大都成为中科院和陕西省及西北一些科研单位的前身，为陕西和西北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 1960年经济系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财经学院（今陕西财经学院）；1972年陕西工业大学撤销，该校化工系并入西北大学。[9] 1959年以前，西北大学为高教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1959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将西北大学改归省属。1949至1997年间，先后由岳劼恒（代）、侯外庐、刘端棻、苏贯之、郭琦、巩重起、张岂之、郝克刚、陈宗兴、王忠民执掌校政。1992年12月，陕西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大学作为重点建设院校，积极争取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1993年6月，陕西省政府决定投资3亿元，重点建设西北大学，并批准了《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规划》，同时决定将西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列入陕西省中长期发展规划。1996年10月4日至6日，顺利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6月4日，又顺利通过了“211工程”立项专家论证。[10] 2001年6月，教育部确定南京大学为对口支援西北大学。[11] 2016年5月，故宫博物院与西北大学联合成立故宫学院（西安）签约暨揭牌仪式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举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陕西省副省长庄长兴共同为故宫学院（西安）揭牌。根据协议，故宫学院（西安）成立后，将致力于培养文博专业人才、传播先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促进高水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与成果交流。[10] 2017年5月，西北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联合成立陕西高校“长安联盟”。[12] 2017年8月，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组织的地方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新建基地评审工作已经结束。西北大学的“早期生命与环境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21个引智基地作为建设项目予以立项，入围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13]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西北大学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14] 9月2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日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倡议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广岛大学、长崎大学、上智大学等7所大学发起成立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创价大学、岩手大学、香川大学、樱美林大学、武藏野大学等14所大学也参与到该联盟中。发起成立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3] 9月30日，西北大学与西安市第一医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西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挂牌仪式在西安市第一医院举行。双方将通过院校联合、医教协同，推动科研、教学、临床齐头并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5] 2017年11月，西北大学荣获“全国文明校园”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