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您好, 中学生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 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 . 金融研究, 2007 , (8) . [2]徐明祺. 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 . 国际金融研究,1999 , (7) . [3]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 . 经济研究, 2006 , (2) . [4]宗良. 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 . 金融研究,1997 , (11) . [5]陈炳才. 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重新认识[J] . 金融研究,2007 , (5) . [6]郭清马. 开放条件下投机攻击的策略分析[J] .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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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发给你吧。是pdf格式的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思考林正平①摘 要:美国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等举措,都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改革开放;新兴市场国家;政策主导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768(2008)12-0017-05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告诫全党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最近美国经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造成的严重冲击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我们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审视这场危机的起因、过程、负面效益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冷静观察,认真应对,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应对危机中着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负责任地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我们应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践行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发,继续推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一、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症结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具体包括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投资跨国化、金融全球化,其中贸易、生产的全球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基收稿日期:2008-10-11作者简介:林正平,男,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国际金融危机专栏18础。由于经济运行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所以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并成为全球化新的主导动力;也因此金融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三者之中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特定的新国际环境中,美国为挽救经济推行了一种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美元霸主权地位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滥用金融衍生品。在无力监管的情况下,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诱导人性的贪婪与投机,在消费模式上,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模式转变,不断扩大消费信贷,带来了大量的透支消费和高负债;金融职业道德上,高薪激励离开了合理边界,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无限制地放大,大搞金融冒险,设计的金融产品无限延长了信用链,不断升高虚拟性,信用关系高度复杂化,产权关系越来越模糊,可控性越来越低,风险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危机已经开始扩散,如花旗、美林、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出现巨亏,市场流动性骤减,还继续推出金融资产违约保险。所谓“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个产品说是保险,但担保对象不透明,已经看不到其价值所在,不能定价,也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交易,实际已经异化为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最后风险爆发,根本不能避险,反而加剧了信用危机。二、透过危机看中国经济发展二十一世纪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最好时期。这个时期全球经济的特点,基本是美国凭借其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先进技术,依托资产价格泡沫的财富效应,支撑了亚洲制造圈的迅速扩张,进而带动了中东能源及国际大宗商品供应国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最终造成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过度消耗。国际收支表现上基本是东亚国家输出实体商品,资源国家输出资源,美国输出美元及金融产品以换取商品和资源。在这场全球产业大转移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既求生存,又求发展,以政策性开放为主导,选择了国家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以渐进式区域开放为经济转型的主线,实现了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使整个经济向开放型转变。这个阶段中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依赖扩大出口来平衡国内储蓄,通过商品输出消化吸收国内过剩的储蓄资源,从而迅速提升了国家工业化水平,也壮大了整体经济规模,为继续发展打下了结实基础。无疑这是一个必然而成功的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实现了从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进出口贸易增长104 倍,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从32 位到2004 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8 年的不到1%提高到2007 年的8%;从1993 年起,连续15 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到2007 年底,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以年均的速度增长。近几年全球经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循环,是建立在支持经济平衡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身不平衡的基础上。我国的政策性开放的发展路子得到了利益也带不少问题:首先,世界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的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结构失衡。那些过度消费模式的欧美国家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条件下,长期奉行低利率政策,货币过度发行,加剧了金融体系乃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而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推进了投资,压抑了本国消费,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的开始年份,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拉动作用基本交替变化,其规律是出口增长快、经济高速增长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率贡献高于消费;经济比较正常年份,消费贡献率则高于投资。但2001-2006 年消费增长拉动力明显减弱,进出口对任务贡献率在1999 年前呈起伏不定,往后年平均在7%左右,2005 年开始稳定在20%到24%之间。而消费率却低于50%,有的年份只40%左右,一般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 个百分点。其19次,由于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我国进入世界资源型产品的最大生产国、最大需求国和最大消费国的行列。2007 年以来虽然重要矿种对外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如原油、铁矿石等仍在50%以上,已出现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第三,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不仅总量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已出现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为特征的势头,2000-2007 年国际收支总顺差逐年扩大,2007 年达4453 亿美元,年均增长53%,顺差占同期GDP 的比例越来越高,平衡状态偏离度在逐步扩大,给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越来越大压力。现在我们处于更加开放和伟大变革的时代,我国出口已占 GDP 的37%,而美国这个比例不足10%。这种结构已被世界各国走过的历程证明,非常容易受外国经济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转型和升级还在继续延伸,而全球市场是一种零和博弈,市场变化最终都表现为财富和资产的转移,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改革开放,把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平台。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根据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应该用发展创新思维来转变引导社会的思维定式,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始终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突出实践特色,继续解放思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立足自身是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有效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一)认识自己,增强信心,抓住机遇,积极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风险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有,我们要在困难中发现机遇,在风险中寻求发展。目前金融危机继续向实体经济转移,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外部风险加剧。虽然目前我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很健康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相对独立,受到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要好于欧洲等其他国家,但要看到我国经济的负面问题,已经越来越表现为经济下行的风险。欧美需求减缓,由于价格成本和改革开放时间的长短,以及认识深化等原因,我国的外部需求减缓程度可能更甚于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目前中央已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作为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当前的问题是:(1)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受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资产财富缩水、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尚待时日、农村改革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等因素的制约;(2)我们在践行科学发展中,要重新定位和纠正过去那种牺牲劳动者利益、损害环境、滥用土地、削弱经济自主性等行为,必然要推高劳动成本、环保成本,甚至必要时提高农产品价格;(3)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要经受一个与国际价格体系接轨的长期痛苦的通货膨胀。美国是黄金储备大国、石油储备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从次贷危机看,不否认美国通过降低美元利率的预期,促使大宗商品暴涨,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元今后会不会再次走弱和大宗商品阶段性上涨,如何判断美元走势,已成为我国外汇增值以及与外汇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产业、企业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当前我国国内能源、土地矿产资源等重要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相互叠加,给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进而给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币值稳定及国际收支平衡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目前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有条件、有能力抵御外部冲击。但是目前我国还是依赖出口和外资的经济增20长模式,近年来我国每年10%左右的GDP 增长中有2~3 个百分点来自外需贡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回落 个百分点,其中有 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减速。财政收入8月份增速还能坚持两位数,9 月份回落到,而财政支出压力在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也出现异常现象,9 月份新增214 亿美元,低于FDI 和外贸顺差之和,一反过去高于而且有的月份高很多的现象。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在全球化和遭遇全球性危机的冲击,还显得比较脆弱。所以,发展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速增长仍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当前首先要减少、消除危机冲击的损失,进而利用危机削弱竞争对手的机遇,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调整,各国经济增长模式都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背景条件变化和要素约束而变化。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要把发展理念、措施、政策引导到真正的经济增长上来,不断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不能无限的增加投入。经济工作要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在推动经济三大轮子中,坚持“三架马车”均衡拉动,三大产业协调运行。在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投资与出口以及利用外资方面都不能偏废,着重点在加快结构调整。投资仍是目前保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资本/劳动力比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水平,城市化率不仅低于韩国,也低于菲律宾。同时铁路、公路等大项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总结1998 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允许财政收入有稳定来源、财政盈余稳定的省市发行地方建设国债,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房地产业在投资中的比重约1/4-1/5 之间,涉及50 多个行业,对于保增长和劳动就业有许多积极作用,仍要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重在结构调整。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目前仍处于重要地位,至今我国作为全球重要制造业的基本地位没有改变,出口的比较优势还没有消退。现在贸易政策上应有战略作为,要着力于通过政策制定培育我国经济的竞争优势,稳定出口,同时加强外贸产品和区域的结构调整。据海关统计数据,1996-2007 年我国与欧盟15 国的贸易增长还超过中美贸易增长,亚欧之间经济上互有需求是增长合作的主要动力所在,同时要大力开拓拉美、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二)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场危机给世界各国一个重要警示,那种认为政府对经济“无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英美模式再次接受检验而适当淡化,中国模式引人注目。市场确实具有高效、自我平衡和自愈功能,但自由市场经济引发的道德风险在这次危机中得到全面彻底暴露。充分说明市场功能还不足以与市场自身的问题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相抗衡,政府管制是必须的,宏观调控更需要贯穿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改革三十年来我国选择政策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改变国家的控制和管理,由国家主导工业化和管理资源、能源产业,政府是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体现了国家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管理的主导性作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也要看到近几年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基本吸纳了我国由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国内储蓄,通过庞大的投资活动而形成日益增长的产能所产出的剩余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外部失衡掩盖了内部失衡。今天我们要从战略上解决现阶段生产过剩的矛盾,不能长期用价格管制和政策性补贴的方法应该理顺价格市场形成机制。不然,扭曲了市场,扭曲了企业利润,还扭曲了许多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越积越多。(三)深化金融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随着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和行业风险的逐步暴露,流动性风险将越显突出。前一段物价上涨,某种意义上是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成熟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效果要好于周边国家,统计数据已出现CPI 连续五个月的减缓趋势。虽然目前还不能因此对物价控制放松,但21当前信心是第一位,在实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中,应该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保证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的流动性。预计短期内我国仍然保持负利率时代,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在进一步完善流动性管理,商业银行应顺应宏观调控政策,履行社会责任,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增加流动性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现在的难点在于既要考虑货币的波动,更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信心散失问题,这就是宏观调控科学性所在。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后变成祸害社会的“洪水猛兽”。我国今天则完全不同,虚拟经济整体还处于浅层次阶段,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总体还有较大的距离。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不但可以使经济社会中投资与金融商品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推动储蓄转化为投资,还可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而且可通过金融产品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益,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在一个国际化环境中,一流的企业更需要一流的金融服务。目前当务之急要深化金融改革,建设多层次、能适应各种所有制、行业、企业金融需求的金融体系,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目前应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金融管制,解决金融压抑问题,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否则,只能成为金融风险的被动承担者。当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有一个稳定关系,不能无限延升信用链和过高的杠杆比率,假使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必然要造成庞大的泡沫。金融业要炼好内功,尤其要完善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关系,加强内控机制,使每个从业人员都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同时让所有市场参与者承担风险,并在承担风险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四)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努力由于全球化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在不断加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我国将在全球的经济、汇率、环境乃至防病卫生等方面负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同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应对这场危机作出经济努力,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当前国际和国内都是一个转折点,都要关注美国这样一种债务帝国的发展方式能不能持续下去,美元的世界主导地位是否会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走势如何,美元能否回归现实,等等。目前这些问题还难以回答,但必须看清其大体走势,从长期看必须呼唤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立公平合理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从现阶段看要同世界各国一道关注国际资金在全球流动的监管,同时从中发现蕴藏着的发展机会,并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这些方面的努力是长期的,也是艰苦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机制初探【摘 要】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传递机制,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风险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危机传递与传递源、被传递对象、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传递过程、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结构等相互关联。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一般与传递源的距离、各国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等成反比。拯救国际金融危机的方法对迅速中止危机的传递起着关键的作用。【关键词】国际金融 金融危机 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代投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一般与传递源的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被传染的程度越大。同时,传递力度与各国的经济实力、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管理程度以及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效性成反比,被金融危机传染的国家,这些指标往往不佳,相反,则传染的程度相对要轻一些。 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中止,与区域内有无中流砥柱,即经济强国的实力及其解救他国金融危机的态度,并与国际社会援助的方法和及时性有着很大关系。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如果区内强国对泰国的问题能给予重视并及时资助,危机不至于会扩散到后来那么大。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以上是重庆市副市长写的,分析的很到位。 你摘抄的写就行
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其他的资料: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一、理论综述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1979)提出的,并由和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参考文献:[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6]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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