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西古壮文文化研究论文

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壮学同样不会例外。从壮学经历的形成、发展和繁荣期的过程中看，笔者认为壮学学科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已为壮学界一致公认，壮学的综合性由壮族及其壮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两方面所决定，即前述的意蕴丰富的“壮”（族）与意蕴广博的“学”（问、科）组合而成的“壮学”具有综合性特点，而非由壮族单方面的客观存在所决定。从研究主题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涵盖壮族历史文化和壮族现代化两大主题。从研究内容上看，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渐进扩大。在壮学形成期（20世纪50～60年代），壮学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包括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壮族民歌、歌仙刘三姐、左江花山崖壁画、青铜器与铜鼓）、考古、壮族土司制度、壮医药为主，开始具有了综合性特点。到了发展期（1978年～20世纪80年代），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表现为在形成期的基础上的深化、扩大和推陈出新。这一时期壮族史学、文学、艺术以及语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壮族的别称、地名、文化、民风习俗、婚姻、都老制、羁縻制、歌圩、歌会、文学、葬制、俍兵、近现代历史人物、图腾、社会经济、农业种植、住居、巫术、神话、史诗、原始宗教、哲学、音乐、庄田制度、人口、壮汉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内容问世，从而突现出了研究内容上的壮学综合性特点。进入繁荣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壮学研究内容上的综合性特点进一步得以彰明，表现为壮族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对新内容的开拓。壮族的“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即青铜文化）、“干栏文化”（即居住文化）、“图腾文化”、“诺鸡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筛文化”（师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壮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谣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莱文化”（即花山崖壁画艺术文化）、“壮锦文化”、“壮剧文化”、“依托文化”（即古医药文化）、“盘古文化”、“红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刘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们当中的一些壮学研究新内容，皆在这一时期相继登台亮相并逐步建构了部分文化体系，提出了“壮族地区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原始的稻作农业，成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观点，解明了壮族“那文化”对华南以及东南亚地区作出的杰出贡献。壮学繁荣期有力推动和促进了现代“布洛陀文化”、“铜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刘三姐文化”的发展以及壮医药的体系形成和完善。这些皆为八桂学派的“黄派”、“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和“院派”等支派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当中尤以“覃派”（以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三覃”为代表）的覃乃昌、覃彩銮、覃圣敏；“黄派”的粟冠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何龙群、覃德清；“壮医药派”的班秀文、黄瑾明、黄汉儒；“文艺派”的蓝鸿恩、潘其旭、郑超雄、覃国生、韦苏文、范西姆、农冠品、农学冠、丘振声、黄桂秋、廖明君；“院派”的蒋廷瑜、范宏贵、黄成授、萧永孜、李富强等人贡献突出，俱功甚大。除此之外，在壮学繁荣期，壮族的体质人类学、教育、壮泰文化关系等研究新内容先后问世。这一切完全展现出研究内容上壮学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壮学学科具有的交叉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样化和融会贯通性），二为学科的交叉性。从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壮学形成期主要以调查资料（包括统计史料和口述史料）、历史文献、考古史料等涵盖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为基，运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义指多样化和交叉化）展开研究。到了发展期和繁荣期，这种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进一步扩大，开始借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教育学、人口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对壮族展开多维度研究。从学科上看，在壮学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展开的壮汉民族关系研究、壮侗语民族论、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皆属壮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当然，这种壮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壮学单方面的成果，应属多学科成果。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壮学的综合性特点以及壮族的地域性特点所决定。壮族人民主要世代居住在当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里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主要民族，自治区西南又与越南交接。因此，历史上壮族与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历史关系上同源异流的壮泰文化关系密切。这就决定了壮学与传统汉学、泰学和新兴的瑶学、苗学、侗学等有着必然关联，从而决定了 壮学学科的交叉性特点。由这些方面看，壮学学科属典型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壮族被确认为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受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特别是民族学家费孝通、黄现璠等人于1951年领导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黄现璠）访问广西各县后，经过民族访问团深入的调查和专家论证以及壮族各界代表协商，将分布较广的“布壮”和支系多达20多种的壮族分支统一起来称为“僮族”，这一族称为沿有壮族历史上的旧族称。不久，始于宋代的“僮族”民族称谓，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确认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僮族（1965年周恩来总理建议将“僮族”改为“壮族”，取健壮、强壮之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为此，专门以壮族为研究主题的壮学开始得以萌芽和确立，进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得以发展和繁荣。壮学的萌芽始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壮族历史学家黄现璠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以及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壮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和撰写的调查报告。国家实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壮族学者强烈的民族振兴自觉意识，可说是壮学萌芽的基础。壮学的萌芽、确立、发展和繁荣可说与黄派和八桂学派的兴起、确立、发展及其壮大具有同步性。按照学科成立的必要条件——客观存在的明确单一研究对象、理论（包括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应俱全，一般认为，壮学形成的起点以1957年黄现璠教授撰述并发表和出版的一系列论著《广西僮族反抗压迫史》（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1月）、《广西省大新县僮族调查资料》（36万余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1957年2月）、《谈壮歌》（《广西日报》1957年2月10日）《壮族在广西的历史分布情况》（载《广西日报》1957年4月19日）和《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为标志。黄现璠在这些论著中首先将壮族当作了明确单一的研究对象，第一次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了壮族历史。正如权威的《壮族百科辞典》指出：《广西僮族简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壮族的专著。” 广西大学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确指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 黄现璠的“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黄氏之书“为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提供了史料准备。” “他是最早对壮族进行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学者。”由此有了黄现璠“壮族史学奠基人”和“壮学宗师”的盛名。 黄现璠所著《广西僮族简史》的学术价值不仅仅在于此，它推陈出新的记叙体例，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后来相继问世的一些壮学论著，正如日本学者冢田诚之教授明确指出：“《广西僮族简史》虽说是‘简史’，但论述的范围较为广泛，内容涉及到壮族的分布和起源、社会组织、革命斗争史、生产、衣食住、婚丧习俗、文化艺术、语言文字、教育等……这种新模式与后来由《壮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较而言，虽然两书细节上稍有差别，但显而易见，《壮族简史》的体例大体上继承着《广西僮族简史》的新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志的记述体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争、阶级斗争、摩尔根的单系进化论等程式化连续性外，还存在着以黄现璠为代表的站在少数民族立场和视点上展开记述的民族志模式的连续性。” 这些评价为黄现璠的民族学在旧民族志与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间作了准确的定位，扭转了千年来只有大民族主义史家随意一味歪曲壮族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格局，揭示出黄氏之书的问世对20世纪中国民族学研究和壮学发轫起到了筚路蓝缕作用。由此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现璠教授最先以壮族为专门研究对象而展开的一系列壮族田野调查及其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成果，满足了壮学形成的基本要件，标志着壮学的形成。而且，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壮学研究与民国时期华南民族史或广西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壮族论述比较而言，可以明显看到，无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还是在观点、民族思维和指导理论上，两者既无丝毫关联，更无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从黄现璠等人的著述对早期研究中有关壮族的论述无丝毫引用而多为批判的客观事实方面同样可窥一貌。壮族正是在壮学形成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主体——历史和民族文化，而且从中引出了自己的主题思考——壮族族源、古代社会性质、历史人物评价及其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特质，并从中提出和论证一系列问题，提炼出一些概念和理论，从而形成一门独立的壮学学科。特别是国家在1957年11月正式推出了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拼音壮文后，黄现璠的学生韦庆稳便开始了长期专门从事壮语及其文字的研究，硕果累累。“黄派”（由黄现璠及其众多弟子组成）弟子周作秋教授于1958年秋季在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下同）首次开设了“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课，并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成为将壮学研究课题列为大学教育课程的第一位学者。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语文系设置了僮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由此表明，壮学学科不仅作为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已经成立，而且标志着壮学学科作为“教学科目”的同步诞生。 1956年，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领导了广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如壮学专家指出“1956年8月，先生（指黄现璠，下同）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龄，在交通条件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带领调查组成员，爬山涉水，历尽艰辛，深入广西崇左、龙州、凭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壮族乡村进行调查访问，收集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为开展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这些资料弥显珍贵，直到现在，仍然是壮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当时跟随先生从事调查工作的部分成员，后来成了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说，这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也培养了人材，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壮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束后，先生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并力陈将广西省改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为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规划提供了依据。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后，就壮族问题征求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在周总理的启发和鼓励下，开始编著《广西僮族简史》，并于翌年出版。这一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壮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宣传壮族，让世人了解壮族，确立壮族的历史地位，争取民族的自治权利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特别是1956年在黄现璠教授领导成立的“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广西民族研究所”，该所的研究工作为推进壮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62年和1963年，学术界分别在南宁和北京召开了壮族历史科学讨论会，着重围绕着壮族历史上的三大问题，即壮族族源问题、壮族是否经过奴隶社会问题和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进而促进了壮学的发展。在壮学发展期，黄现璠及其黄派门人弟子不顾当时“左倾思潮”的泛滥，排除“阶级斗争理论”的干扰，继续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壮学研究，学术成果层出叠见，例如黄现璠撰《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成立大会论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关于僮族族源的探讨》（载《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关于僮族族源问题的商榷》（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广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载《民族团结》1963年第2、3期）；黄增庆撰《从出土文物看广西僮族的古代社会》（载《广西日报》1962年6月20日）、《广西出土铜鼓初探》（载《考古》第11期，1964年）、《从考古资料看广西壮族的由来及其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情况》（载《广西日报》1967年4月19日）；司马骅、李干芬合撰《关于僮族瑶族历史上几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载《广西日报》1962年8月8日）；周宗贤、李干芬合撰《关于僮、瑶族几个历史问题的讨论》（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深入探讨和辨析了壮学传统研究课题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黄派”宗师黄现璠及其黄派名贤黄增庆、粟冠昌、萧泽昌、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李干芬、周宗贤（后两者为广西民族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干芬即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成员）等教授或研究员在这一时期对“僮族考古”、“僮族山歌”、“瓦氏夫人”、“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壮族子弟”、“花山壁画”、“铜鼓”、“刘三姐”、“土司制度”、“壮族文学史”等壮学课题的研究中，不仅具有开拓性贡献，而且扩大了壮学研究的课题，对促进壮学的发展和“八桂学派”的兴盛皆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除此之外，八桂学派的支派“文艺派”主将韦其麟、蓝鸿恩、黄勇刹、莎红等人同样在发展期推出了一些壮学研究成果。1979年改革开放后，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的壮学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 这一时期以韦庆稳、覃国生合著《壮语简志》（1980年）；《壮族历史人物传》（1982年）；胡仲实编《壮族文学概论》（1982年）；黄现璠遗著《侬智高》（1983年）；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汉壮词汇》、《壮汉词汇》（1984年）；韦以强编《壮文论文集》（1984年），韦庆稳著《壮语语法研究》（1985年），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曾庆全合著《壮族文学史》（3卷，1986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合著《壮族通史》（1988年）；《广西壮语地名选集》（1988年）；黎国轴著《论韦拔群》（1989年）；黎国轴,严永通合著《韦拔群传》（1989年）；广西民族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古壮字字典》（1989年）等壮学论著名高一时。特别是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壮族通史》被我国史学界推为最具开创性、科学性和学术理论价值的经典巨作。” “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 正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评价说：“从黄老教授亲自组织、参加和领导过的多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重要调查活动及其身居的学术和政治地位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以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等重大事件中，他无疑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时，他将大量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和古文字学识，去伪存真，客观地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历史，从而结束了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壮族没有一部完整历史记载的历史，可谓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以后黄老教授撰写出版的《侬智高》、《壮族通史》等著作，同样史料丰富，学术价值极高，均为国际民族学界开山之作，由此开拓出壮学研究的一代风气。” 由此便有了国际学术界将黄现璠尊称为“壮学之父”的盖棺论定。 这绝非溢美之词，盖自有其缘由。事实表明：在壮学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八桂学派领袖黄现璠及其“黄门十八贤”（黄现璠的学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计有黄增庆、张一民、粟冠昌、周宗贤、李干芬、黎国轴、覃树冠、萧泽昌、黄伟城、欧阳若修、周作秋、黄绍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龙群、玉时阶、龚永辉、覃德清等18人）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已为世所公认。由此加速了壮学的发展，使得壮学进入繁荣期。 任何学科的形成或产生都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知识积累，只有当它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认识到它的存在以及对这种知识体系进行回顾、归纳和总结，方会出现对这一知识体系的命名，给出一个适当的称谓。壮学正是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大量研究成果的知识积累，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知识体系，始有了繁荣期对前期壮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回顾、归纳和总结从而提出“壮学”概念，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壮学概念的思维形成不可能来自毫无客观事实依据和毫无壮学知识积累基础的凭空想像而一夜之间一蹴而就，这显然不符合新生事物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壮学形成期和发展期的大量知识积累，壮学概念提出的认识思维观念基础如同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壮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实与蒙古学和藏学学科概念的形成或产生具有相似性，即这些学科概念的提出或产生，皆经历过学科形成期或发展期的知识积累，即在一定的知识体系已经建立的基础上方会产生。壮学进入繁荣期以1991年1月21日成立的“广西壮学学会”为重要标志，壮学概念的提出即产生于此时。1999年4月15日在广西武鸣县举行的壮学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壮学繁荣的象征以及壮学走向世界的标志。壮学从形成期经发展期到繁荣期，学术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据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国内公开出版的壮学论著共100多部，发表的壮学论文达800多篇，尤以繁荣期硕果累累，具体成果可参看覃乃昌教授和陈吉生教授的研究论文，于此不复赘列。在这一时期，八桂学派的五大支派黄派 、覃派、壮医药派、文艺派、院派等派中成员对促进壮学进入繁荣期皆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区内外学者莫俊卿研究员（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庆稳研究员（黄现璠的学生）；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王昭武研究员（曾任黄现璠的助手）；贵州民族研究所的雷广正；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的韦文宣研究员（壮）；中南民族学院的黄印庆教授（壮）；贵州社科院的朱俊明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梁庭望等人，皆对促进壮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个意思就是壮语，也就是壮族的语言。其实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文字，就在我们的人民币上，有用壮语写的银行名称和面额。

用天马行空的想象 让古壮字“潮”起来“Gyoz mbaiq（感谢）”“Goeng heij fat caiz(恭喜发财）”这些壮语你会念吗？去年11月，在一个名为“壮字新生”的展览里，不少人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这些字是古壮字。“壮字新生”展览现场。“壮字新生”系列作品来自于创作人“湛在地球”，他希望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将插画、水墨画等形式与古壮字相结合，让古壮字“潮”起来。就地取材创作古壮字作品“这是哪里的方言？”“我会念，这是壮语。”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古壮字，在古壮字旁写上壮语发音和汉字，几乎是“湛在地球”作品里的“标配”。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人知道古壮字，认识壮族人民的文化。“湛在地球”和他的古壮字作品。受访者供图“读小学时，在一部讲述敦煌的纪录片里我第一次看到西夏文，震撼、激动的感觉到现在都难以忘怀。”“湛在地球”说，从小学习书法的他，对文字、语言和符号一直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国内外关于文字、符号的书籍、纪录片、电影等占据了他大多数闲暇时间。10年前，他在南宁唐人文化园看到一本《古壮字字典》，这本旧书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2021年，一个朋友想要举办一场与壮文化有关的展览，他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便是古壮字。此后，他就地取材，创作出“壮字新生”系列作品。壮字新生让古壮字“活”起来“‘壮字新生’里的新是再生新机，起抛砖引玉之意。”“湛在地球”表示，现在会说壮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希望能结合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理解力、趣味点，以古壮字为基础，创作出天马行空的作品。在“湛在地球”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他将古壮字进行重组、设计，将水墨画、插画等与之相结合，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分享自己对古壮字的理解。在滑板上、艺术装置上、饭盒上……“湛在地球”不断尝试在新事物上创作，试图将古壮字与现代潮流相结合，制作成年轻人喜欢的明信片、贴纸等文创产品。这些“新潮”的古壮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原汁原味描绘山水间的故事“湛在地球”是桂林人，他觉得自己像极了“土特产”，原汁原味，因而他也努力地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描绘山水间的故事。他将桂林米粉、南宁老友粉等，以旧粮票的形式创作了一组“嗦粉”作品。此外，他还结合桂林方言的特点和趣味，将桂林方言里的小趣事以连环画的形式呈现出来，脑洞大开，妙趣横生。“湛在地球”说，他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除了古壮字之外，南宁白话、桂林话等都是他研究创作的方向，“希望能将广西的民族文化更好地用视觉‘翻译’给年轻人。”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除汉族外，还有壮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共11个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除回族以外，历来以本民族语为主要交际工具。其中壮族、彝族、侗族、水族、苗族、京族、瑶族等都有自己的古文字，有些文字至今在民间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贯彻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意愿，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广西从50年代起，开展了大规模的壮语、瑶语等语言的调查研究，先后制订了拉丁字母形式的《壮文方案》和《瑶文方案》，并在广西壮族聚居地区和瑶族聚居地区进行推广实验。此外，进行文字推广实验的还有苗文（主要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侗文（主要在三江侗族自治县）。1957年11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政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批准了《壮文方案》（草案），并批准在壮族地区推行使用。壮族是我国南部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就开始形成民族，并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语言文字。唐宋时期，壮族民间开始出现了以分块汉字构成的方块壮字，又称土俗字。虽然历代统治者不予承认，但它却是壮族民间用来记录民族、故事、传说等的一种工具，一直流传到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有关部门组成民族语言调查队，会同广西语言文字工作者，从1952年开始到壮族聚居的四十多个县进行壮语方言调查，研究拼音壮文。1956年春，确定了以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武鸣双桥语音为标准语音、以拉丁字母为书写符号的壮族文字方案。1957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壮文方案》。四十年来壮语文事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1955年实验推行到“文革”前。这一时期壮文在壮族地区已有了广泛的影响，壮族聚居的各地、市、县建立了壮文推行工作机构，建立了区、地、市、县壮文学校52所，先后培训了40000多名壮文骨干，参加学习壮文的群众达290多万人，出版壮文图书250多种，发行1000多万册，为壮语文事业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二是自治区党委于1980年5月决定恢复使用壮文至今的十几年，这是壮语文事业不断提高、发展的时期。自治区党委明确提出“要积极稳步，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壮族地区农村、学校、机关逐步推行使用壮文”的方针和“搞好重点，逐步铺开”的做法，壮语文工作走上了新的历程：逐步恢复了壮语文工作领导机构和专业机构；壮文进学校工作纳入大教育轨道，壮汉双语文教学管理体系初步形成；壮语文的翻译、出版、新闻、广播、影视、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交流取得很大成绩；各类壮语文专业人才不断成长；壮语文工作进一步得到尊重和保障。广西的侗文推行实验工作主要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三江位于广西北部，与贵州、湖南两省的侗区相连，侗族为该县的主体民族。侗文试行始于1958年冬，当时三江县民族语文学校先后办过三期侗文班，培养学员120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湖南两省先后恢复了侗文实验推行工作。1987年10月，三江县恢复侗文实验推行工作。1987年冬至今，共办侗文班44个，培训1331人。1988年5月《广西民族报》开辟了“侗文专栏”。都安瑶族自治县聚居着瑶、壮、汉、水、毛难、仫佬等13个民族，总人口万，其中瑶族人口13595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都安的瑶族是“布努瑶”支系，也称“东努”、“努努”（即“人”）。1958年，在完成了全国瑶族语言普查的基础上，语言学家和语文工作者创制了一套《瑶文方案》，但这套方案因种种原因而搁置。1982年7月，部分在京的瑶族学者和瑶族干部根据瑶族地区发展需要，重新草创了一套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长洞乡镇中村的盘瑶勉话为标准音点、以勉方言为基础方言、采用拉丁字母形式的《瑶文方案》。这套方案先后在广西的金秀、田林、贺县进行了教学实验。根据实验结果，1984年4月对《瑶文方案》进行了修订。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招收瑶语大专班，为瑶文实验工作培养专门人才。1987年2月28日，自治区对瑶文推行使用问题做出决定：“继续进行实验，暂不推广。”环江毛难族自治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境内居住着12个民族，其中毛难族人口为55274人（全国毛难族人口71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毛难族有本民族的语言，毛难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水语支，与侗语、仡佬语、水语比较接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文。（2）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及信息处理情况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方面，修订了《壮文方案》、《壮文规范条例》（初稿）、《壮语文概要》，编写、修订出版了《汉壮词汇》、《壮汉词汇》、《壮语词典》、《壮语新词术语汇编》、《壮语方言土语音系》、《壮语通用词与方言代表点词汇对照汇编》等近二十种工具书，正在编纂的还有与美国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合作进行的大型工具书《壮汉词典》。信息处理方面，1990年12月，广西区民族古籍办公室与广西科学院计算中心共同组成“古壮文课题组”，开始了“古壮文处理系统”的研制。1993年12月25日，“古壮文处理系统”在北京通过技术鉴定。目前，自治区民语委正在建立壮语文资料库，把各种壮语资料汇集起来，按标准词汇、方言词汇、成语、谚语、俗语、新词术语等储存起来，便于根据不同用途来调取语文材料，并按需要进行分析。这项工作对壮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将会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壮族壮语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湖南、贵州、四川等省区。以广西最多。1990年人口1548万。使用壮语，属汉藏语系中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原称僮语。主要分布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分南部和北部两个方言（每个方言又各分几个土语）。北部方言分布很广，使用人数占壮族人口的70％，北部方言无送气声母，南部方言有送气声母。壮语除单纯声母还有腭化、唇化声母；有 6个元音韵母和9个韵尾。单元音韵母都是长元音，带韵尾时有长短元音的对立。有6个舒声调和2个促声调，促音调往往又因元音长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调值。壮语没有词形变化。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名词的修饰语一般在名词后面，只有数量修饰语（“—”除外）在被修饰语的前面，指示词都在句子的最后面。句子中主语在谓语前面，宾语和补语都在动词后面。在没有正式通行的文字以前，壮族人使用一种类似汉字的方块壮字来记录民歌、人名和地名等，但这种方块壮字没有经过系统整理，各地不尽一致。1955年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1981年修改后全部采用拉丁字母。苗族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由于长期辗转迁徙，彼此离散隔绝，苗族中形成很多方言和土语。建国后，经过语言专家调查研究，把苗语分为东部（湘西）方言、中部（黔东）方言和西部川黔滇）方言。境内苗语属西部方言的滇东北次方言。苗语语汇丰富，随着感情的变化，语调悠扬，拖腔较多，刚接触苗族的外族人都感到苗语说中有唱。苗语词汇中，同类物的词汇含有一个共同的词素，如蛇、蚯蚓、虫等词汇，都共用“逼”的词素，即逼囊­——蛇，逼将——蚯蚓，逼刚——虫；再如汉语的桃、李、梨、花椒等词，用苗语表达则要加一个“果”作词头，即“果桃”、“果李”、“果梨”、“果花椒”。语法上，主语在谓语前，宾语在动词谓语后；名词受形容词修饰时，形容词的位置移到名词后边，如汉语说“黑牛”、“黄玉米”，苗语则说“牛黑”、“玉米黄”；定语和中心语倒置，如汉语说“书包”、“牛角”，苗语则说“包书”、“角牛”；称谓与汉语也不同，如汉语的“公婆”、“父母”、“兄妹”、“夫妻”等称呼，苗语则称“婆公”、“婆母”、“母父”、“妹兄”、“妻夫”。20世纪初，由英籍牧师与苗族、汉族知识分子根据苗族语言发音特点，设计了一套拼写苗族滇东北次方言的字母，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和传教用的小册子。这种文字由一个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组成，大写字母表示声母，小写字母表示韵母。1981年，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指导委员会、楚雄彝族自治州和昆明市的苗、汉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对老苗文进行改进完善。1984年设计制作苗文铜模，出版了《苗文扫盲试用课本》第一册。禄劝参加编写、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文扫盲课本》第二册、《苗文数学扫盲课本》第一册已出版，并办了两期苗文师资培训班。境内苗族民间口头文学有诗歌、歌谣、传说、寓言、谚语以及机智人物故事和爱．情故事。音乐有声乐、器乐。芦笙舞是苗族人民最喜爱的舞蹈，舞蹈庄重、活泼奔放，舞蹈语汇形象、丰富，杂技性、技巧性较强，可以自吹自舞，也可以群舞。麻纺、蜡染、挑花、刺绣是苗族妇女传统的工艺。侗族侗族的语言文字侗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两个方言。南、北两个方言又各分三个土语区。侗语以侗文的标准音贵州榕江话为代表，声母有32个，韵母有56个，声调舒声9个，促声6个。由于声调多，词汇丰富，所以侗语是一种“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过去，侗家人没有与自己语言相适应的文字。1958年根据自愿的原则，国家帮助侗族创造了文字。侗文采取了拉丁字母的形式，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侗文的产生，标志着侗族文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侗文的推行，对促进侗族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虽然，侗文从创制推行以来，其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是实践证实，侗文对保存、继续、发扬侗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学习汉语文，吸收先进民族的科学文化，都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彝族彝族文字彝文，汉文史志称它为文(字)、韪书；凉山彝族称彝文为muosu－bburma，读为“诺苏(彝族)补玛(文字)”，“补玛”有文字之义，还有图案、图象之义。说明彝文起源于象形符号，在初创阶段是象形表意文字 。但近现代以来，凉山彝文已经演变成表音的音节文字了。一个彝文单字表示一个彝语音节，同这个字或音 同、音近的若干个字均可视为该音节的重文别体，都可用以表达语音相同、相近的词或词素。根据编成的凉山彝文字汇，凉山彝文共有18 000个，平均每个音节有15个字。这就是规范彝文推行前凉山彝文的实际性质和用法。彝文在解放前的凉山彝族社会里一直得到经常的使用，表现在：一是彝文书写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作品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二是彝文宗教祭奠经典一直在祭司毕摩中间世代传授；三是民间书信等一直使用彝文；四是地方政府向彝民发布的布告、土司衙门对下的公文等一直使用彝文。此外，英国传教士曾在云南、贵州两省传教期间创制了拉丁字母式的彝语拼音文字 ，翻译出版了基督教圣经，在部分彝族信教徒中教学和流传过。据说还有人创制过“汉文注音字母”式的彝文。这两种所谓的彝文都未传到凉山。解放后，对彝语文的使用、研究和完善工作取得了非常大成绩。在使用方面，从自治州(区)成立时开始，州政府即规定各级政权机关的名牌、布告、印章均采用彝、汉两种文字同时使用。并把彝语文作为彝族农村必不可少的宣传、工作语文。在研究方面，首先是由中科院和凉山彝语文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制定了凉山彝语拼音文字方案。继之又在四川省民委彝文工作组的主持下，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制了彝文常用字表、彝文字汇。以后又对彝文常用字表进行修订，形成了彝文规范字表，并进一步制订了彝文规范方案，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凉山州和四川彝族地区推行。规范彝文推行后对彝区教育、新闻、出版、翻译、文学事业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水族的语言文字水族语言水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水语是一种有声调的单音节语言，音节组成跟汉语、拉萨藏语、壮语、苗语基本一致，句子的格式也和汉语相仿，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台语支。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水族，尽管在语音和词汇上稍有差异，但都可以用水语交谈，没有障碍，不存在方言差别，只有少量不同土语。大致有三个土语区，即三洞土语、阳安土语和潘洞土语。水语结构中，语言方面较为复杂，声母有70多个，韵母有50多个，是壮侗语族中声韵母较多的一个语种。水语中的基本词汇以单音节为主，非凡是最常用的核心词汇，多数是单音节的，复音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数景较少。复合方式组成的固有词合成词，相当丰富。水语的句子格局基本属于“主语——述语——宾语”类型。这种句子，词的秩序，水语跟汉语完全相同。只是表示修饰关系、领属关系时，水语和汉语的词序相反。如“布红”、“树大”、“家我”、“哥哥你”，还有指示词、方位词也颠倒，如“本书这”、“座山那”、“里家”、“上水”等等。数量名组合也有“俩他兄妹”等。水族语法特点，一般都按词的先后顺序组成词、词组和句子，名词的修饰语除数量词外，一般都放在名词之后。句子一般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和补语在动词之后。由于水、汉两族人民长期交往，水语吸收了不少汉语借词。汉语借词来自不同的时代，因之有老借词和新借词之分。南北朝(公元五世纪)以后，汉语中出现大批量词，侗台语受汉语影响，也出现了量词。较早的汉语借词，一般都是日常生活、生产劳动、社会习俗等方面语词。有的已成为水语的基本词库，能够派生新词。新的汉语借词主要是1949年以后，吸收进来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新词术语。在杂居地区和城镇，或赶场互市，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水族青年出生、上学都接触汉族学校，学汉字说汉语，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因此水族中能操汉语，以及其他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多。语言词汇也越加丰富。水族文字水族有自己的古老文字，水语称为“泐虽”(le Suì)le即字、书，Suì即水族。意思是水字、水书。水书有400多个单字。是水族先民创造的固有文化，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水族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水书造字主要为象形、会意、指事和假借四种，笔划画迹接近方块汉字，而字体则兼有多种形式的非凡文字。以象形字占多数，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然后运用简单的构图来表示。由于水字没有统一的刻本，没有在政治、法律上形成统治地位，全凭手写誊写抄寻，转辗传抄，日子久了，流传广了，免不了产生不少变异，出现变体字和异体字，产生古体、今体和异体等不同字形。水书水书包括天干、地支、八卦、天象、时令节气、鸟兽鱼虫、身体五官、率属称谓、数目方位等，这种文字在都匀和三都县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形态十分古老，酷似殷商甲骨文、全文，又似古籀小篆，有的则认为出自易经、洛书，有的则认为由汉象形字演供而来。早期抄本中的水文，用竹尖蘸墨汁书写，近时抄本已用毛笔书写，有的是图画象形，有些是楷书的颠倒、斜置或反写。有的鬼师们还专写一些保密文字，被称为“反书”和“秘字”。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补充：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补充：感觉。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补充：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