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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转向服务业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服务业对外投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中国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该领域。跨国公司投资服务业，对东道国服务业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即外溢效应，也有消极影响即内敛效应。本文主要探讨服务业跨国投资对我国的双重影响，分析利弊，提出对策，并为即将全面开放的服务业市场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服务业;外溢效应;内敛效应

一、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双重影响

(一)正面影响：外溢效应

外溢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这种外溢效应既可表现为正面的，也可表现为负面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正面的外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主要表现为除资本和劳动力之外的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从而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主要可分为产业结构变动、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三个方面。

1.产业结构效应。产业结构变动主要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情况。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工业和服务业取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过程。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小，说明产业结构变换的速度越迅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以日本学者赤松要的“雁行模式”最为著名。赤松要认为，一国某产业的发展大致经历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等几个发展阶段。某产业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先后出现国内生产和出口，其图形如飞行的雁群。“雁行模式”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来源于有效地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一揽子”资源，尤其是技术和管理技能，不仅有助于中国建立新产业，而且还能使传统产业升级，使内向型产业向出口导向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演进。

随着加入WTO，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已经逐年下降，而第二产业制造业的比重日益提高，这与前几年跨国投资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密切相关。作为投资新 热点 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尽管增长率不明显，但是服务业投资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的趋势，因此，第三产业投资占GDP的比重会日益提高，从而带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由制造业大国转向服务业大国。

2.技术外溢效应。技术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生产技术和 方法 ，也包括管理技术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因此，这里主要用人力资本和R&D资本来衡量技术进步。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和R&D资本的生产。因此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也应通过人力资本和R&D资本两个 渠道 来实现。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培训当地雇员。而受过培训的雇员的“跳槽”是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外国直接投资R&D资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在中国进行的研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技术扩散效应;二是跨国公司参与中国市场竞争而产生的竞争效应。从长期来看，当外国公司与当地公司在同一个市场上相互竞争时，当地公司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必然会增加研发经费，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服务业FDI带来了先进技术、知识与技能，包括诸如设备和工艺流程的硬技术以及管理、营销等软技术。但是，服务业中包含的技术组合不同于制造业，FDI并非是服务业获得硬技术的主要途径，而软技术却是转让知识和技术的主要形式。例如，在银行、 保险 和饭店等行业，投资方会对其子公司进行一系列的技能与知识培训。

3.制度变迁效应。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的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方面。一国经济增长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实现的，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作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行为之一，其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变迁。此外，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吸引更多投资，必须改善市场环境，从而促使中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一国通过制度变迁会促进经济增长及发展，从而产生制度绩效。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产生的制度绩效，主要是指它通过影响中国决定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的某些因素，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负面影响：内敛效应

1.大部分服务业FDI旨在市场开拓，寻求非交易性活动，并有可能以对外支付的形式进行利润汇出，所以，不仅可能对增加外汇收入无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对国际收支造成负面影响。许多跨国公司通过利润转移方式来进行逃税，从而严重干扰了东道国的市场秩序。20世纪90年代后期，跨国企业逃税一年高达3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近年中国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六成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虚亏实盈。目前中国40多万家外资企业，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外企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账面上大面积亏损。

2.东道国相关行业受到很大冲击。在东道国原有的高度保护下，诸如银行、电信、旅游等行业，其国内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甚至是垄断的，因而适应市场的能力和提高竞争优势的自身能力有限。随着外资在这些行业的进入，东道国国内原有企业从资金、 经验 、技能和创新方面都受到巨大挑战。跨国公司往往凭借其资金雄厚的优势大规模收购当地同行业企业甚至龙头企业及其原有品牌，从而在当地形成技术、品牌、市场和产业垄断。这种情况在我国的许多行业都存在，有些还十分突出，不仅严重压抑了民族产业的发展，而且在形成品牌市场垄断后还会侵害消费者权益，对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安全都构成严峻挑战。

3.外资服务机构将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更加激烈地争夺人力资源，其工作条件与薪酬状况可能导致大批优秀人才流向外资企业，这样对本地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困难。以金融业为例，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大量中资银行的骨干跳槽或被高薪聘请去外资银行，这对于发展不够完善的中资银行来说带来的风险和压力是双份的。

4.服务业FDl可能带来三方面的风险。如果东道国政府管理控制不善，缺乏有效的 规章制度 ，有可能在体制方面带来严重的本国经济动荡;如果在管理公用事业和私有化时缺乏有力控制，有可能导致私人垄断;此外，因为各国在社会 文化 背景上差异极大，外资在这些领域的运作容易造成冲突和伤害。

二、我国服务业的对策

中国在2000年到2002年间服务业FDI的平均流入量为亿美元，2002年存量为亿美元;服务业占2002年FDI总流入的，占总存量的;我国将履行入世承诺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因此在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上有很大潜力，并且，我国服务业的“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这种“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进程中，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科学地分析环境，建立和强化自己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服务业FDI所产生的正向效应，同时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和能力。

1.进一步提升国内服务业产业结构，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

根据产业投资的一般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主体的等量资本投资在与母国产业发展结构水平相同或较高地区比投资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就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而言，由于国际服务业的结构朝着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因而只有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家(地区)才能为国际直接投资提供更高的收益，也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鉴于中国目前服务业结构水平较为低下，餐饮、商业零售、交通运输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仍然占据主体地位，现代服务业如电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比重偏低的状况，无论就中国今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而言，还是就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而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和提升传统服务业，不断优化服务业结构，提高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都是十分必要的。提升国内服务业产业结构，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优先发展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支持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业，积极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行业。这些都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只有充分发展这些行业，才能形成高水平、结构合理的现代服务业结构体系。

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一般而言，国际产业转移有项目外包、业务离岸化、外商直接投资三个层面，具体形式包括新设投资、收购兼并、风险投资等。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也不例外。我们应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支持中国企业承接国际项目外包，有关部门要为国内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引导其积极参与国际项目外包市场，承接外包项目，与外国服务企业进行有效合作;允许并鼓励境外投资者通过并购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培育有利于吸纳并购投资的制度环境，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参与企业的改组、改造创造有利条件。

2.尽可能地利用FDI的外溢效应，努力减少内敛效应。

外溢效应是否容易实现取决于东道国公司从事投资和学习吸收外国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和动机。外资不仅带来了丰富的资金、技术、知识，通过外资在中国的运作和培训，可以学习到先进的专业技能、营销理念以及科学的管理经验。其间接效应有二，一是服务于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二是为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树立典范。中资企业可以尝试加入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参加到它们的产业链和本土化进程中，获得提高自主研发与创新的能力。

建立健全国内的机构和机制，监控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减少内敛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对服务业吸收外资持谨慎态度。因为在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如电信服务)或公用、基础设施中，如果缺乏有效监控，容易发生市场权力滥用的问题，导致私人垄断。此外，跨国公司利用转移价格，也会对国内经济造成损害。在人力资源上，我国政府应该加大 教育 投资，提升人才的总体水平，同时改革户籍和人才管理制度，减少人才流动的成本，不仅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提供人力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与中资企业争夺优秀人才的优势，保证中资企业充足的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能力。

3.提高国内服务消费水平，解除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后顾之忧。

投资所生产的产品能否实现市场出清是影响投资的最终限制性因素。理论上，只有所有产品都能销售出去，实现市场出清，投资才能顺利实现再生产。服务业的投资也不例外。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城市化进程较慢，城乡差距过大，客观上限制了服务业发展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对服务业和服务消费认识上存在某些偏见，把服务业作为非物质生产而忽视其高附加值的特点，把工业化简单等同于工业发展而忽视服务业对产业竞争力提高的支撑作用，过分强调服务业的消费性而忽视其产业性，造成对服务业发展长期重视不够，服务消费在低水平徘徊。国内一些服务业得不到发展，外资引不进来，与缺乏市场需求不无关系。因此，培养居民服务业消费能力，提高国内服务业消费水平，也就成为解除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后顾之忧、吸引更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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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hang，Kevin H.(1999).“How does FDI interact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The case of China”.Economic Systems，23(4).291-303

一、服务业投资壁垒的界定

按照《与贸易有关的投资 措施 协定》(TRIMS)的规定，投资壁垒是指为了促使外国投资者达到某种业绩标准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投资准入壁垒、投资经营壁垒和投资退出壁垒。TRIMS所指的投资壁垒仅限于扭曲国际货物贸易的投资措施。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把外国直接投资(FDI)壁垒分为市场准入限制、所有权和管理限制以及运营限制三大类。因此，一般来说，投资壁垒主要是东道国政府设置的、对外国企业在本国的投资行为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使外资企业增加生产或销售成本的政策措施，都有可能被外国服务厂商认为属于投资壁垒。

迄今为止，对于服务业投资壁垒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国际多边协定对其进行明确界定，但是在许多国际和区域性贸易协定中所规定的投资措施实际上就是服务贸易中的投资壁垒。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服务业中政策性投资壁垒的演变过程讲行分析。

二、中国服务业投资的开放过程

(一)严格限制准入：1979～1987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开放模式，因此实行国际上先工业后服务业的开放路径。该阶段是中国利用外资的起步阶段，初步建立了管理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框架，创造了基本的投资环境，制定并颁布了管理FDI的法律法规，形成初步的FDI政策框架，实行区域性的FDI优势政策，对FDI准人的行业进行严格限制等。在此期间，允许准入的行业主要在制造业部门，服务业总体的投资壁垒非常高，但在旅游、房地产和餐饮服务业部门对外资的限制相对较松。1987年底，原国家计委颁发了《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把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其中对外资准人领域做了较大的限制，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还没有提上议程，禁止性和限制性投资壁垒都很高。

(二)跟随性发展：1988～1995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国的投资环境逐步规范改善，但对外开放的部门依然集中在第二产业，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没有明显的放松，投资壁垒依然较高。大多数服务部门，特别是生产者服务部门还没有对外资企业开放。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实施细则》第四条规定，下列行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1)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2)国内商业、对外贸易、保险;(3)邮电通信;(4)中国政府规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其他行业。第五条规定，下列行业限制设立外资企业：(1)公用事业;(2)交通运输;(3)房地产;(4)信托投资;(5)租赁。可以看出，禁止性和限制性部门主要集中在服务业。虽然对外资企业所作的出口规定及其对出口比率的限制作了根本性变更，从过去的70%下降到40%，但是由于服务业的投资壁垒很高，这些规定对服务业利用外资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激励作用。

1992～1995年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但该阶段主要是放松第二产业的投资壁垒。对服务业而言，一方面由于重工业、轻服务业的思想存在，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由于认为金融、电信、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属于自然垄断部门，不适宜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开放，因此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1995年，中国重新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同时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除此之外，皆为允许对外开放的领域。《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成为指导外资进入的重要法律文件。

(三)逐步降低：1996-2001年

1995年底到2001年11月15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阶段。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和高层互访，中国政府代表团权限增大，关键时刻政治决断，1999年和美国达成双边协议，清除了中国人世的主要障碍。之后，中国又和欧盟就中国人世达成一揽子协议。这些谈判的障碍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关税减让和服务贸易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在此期间，中国颁布了一批新的涉外法律法规，其中一些就是专门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例如，2001年8月14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允许投资性公司为国内企业提供相关技术培训。但要求只能采用合资或合作形式，设立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应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租赁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促进中国租赁业的发展，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0年6月23日，卫生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发布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设立合资医院的条件适当放宽。此外，相关部门还发布了《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外商投资铁路货物运输业审批与管理暂行办法》、《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等。通过公布这些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以合营方式从事铁路货物运输;扩大了投资者在中国从事医疗机构、租赁、船务公司等行业可以拥有的股权和管理经营权。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1997年再次修改，使得对外资开放的行业和部门大幅度增加，许多新的领域逐步开始向外商开放。例如，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矿产开发等行业，许多国家视为涉及本国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中国将其列入了鼓励类的外商投资行业。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银行、保险、外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零售商业等服务行业有限度的开放，此举走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完全禁止外国投资的行业已经比较有限，其中服务业主要是新闻业和广播影视业。

在该阶段，中国也开始认识到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出于人世谈判中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压力，开始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降低对服务业利用外资的限制。

(四)严格遵守入世承诺：2002～2006年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在人世法律中，中国对服务贸易作了相当大的承诺，其中绝大部分是针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按照人世承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在商业、外贸、运输、医疗、教育、金融、保险、电信等各类中介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使外商在更广阔的层面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或修改了《外商投资电信 企业管理 规定》、《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等，加强对服务业开放的管理。

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2002年3月11日又重新修订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投资准入方面进一步开放。主要变动如下：一是将鼓励类目录由186条增加到262条，而限制类目录则由112条减少到75条，大幅度放宽了行业准入限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将原先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建设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二是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开放度，如外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金融、商业、外贸、运输、旅游、法律服务、会计审计、音像制品、外商商业特许经营、直销经营等行业，均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在开放的地域、数量、经营范围、股比要求上做出了更为宽松的规定，使得服务贸易成为新的外国直接投资热点。与此相适应，在外商投资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体系构建方面，有关建筑、会计服务、教育、商业、物流、医疗、教育、民航等行业的市场准人规定及相关法律规范正在制定中。2004年，国务院根据发展需求，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第五次修订，进一步缩小服务业限制和禁止的范围。

(五)全面降低：2007年至今

2006底人世过渡期结束，中国全面履行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承诺。随后，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也于2007年12月1日起生效。在服务业领域，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在全面落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同时，积极稳妥扩大开放，增加承接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鼓励类内容;减少限制类和禁止类条目，将原限制外商投资的货物租赁、货运代理、外贸公司等调整为允许类条目，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期货公司、电网建设和经营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对金融业外资投资限制尺度有所放宽，鼓励类包括银行、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货币经纪公司;保险公司(寿险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证券公司(限于从事A股承销、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外资比例不超过1/3);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49%)以及保险经纪公司和期货公司(中方控股)。但对部分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和敏感性行业，对外资开放较为谨慎。

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标志着中国服务业进入对外资企业全面开放阶段，投资壁垒进一步降低。但是，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房地产业列人限制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规范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

三、政策启示

从中国服务业投资壁垒的演进过程来看，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是渐进发展的。投资壁垒的设置既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相关和国家产业政策相关，也与国际压力(如人世谈判)相关。目前，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依然存在较多限制。随着人世过渡期的结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将面临进一步的压力与挑战。在全球服务业外商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政府有两个策略选择：对外逐步降低投资壁垒和对内促进服务业竞争。

(一)对外降低投资壁垒

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降低服务业投资壁垒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鉴于降低投资壁垒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部分服务部门在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东道国不会盲目降低投资壁垒。迫于国际压力，开放是必然的，但不是一蹴而就。由于不同的服务部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在设置投资壁垒时对不同的服务部门应该选择不同的投资壁垒。对于发展较成熟的服务业部门，可以选择较低的投资壁垒;而对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的部门，可以选择较高的投资壁垒。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服务部门，可以选择较低的投资壁垒;而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服务部门，则可以选择较高的投资壁垒。并且，对同一个服务部门，可以时间作为自由化的控制手段，在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投资壁垒。在该部门竞争力比较弱的时候，选择较高的投资壁垒;当该部门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就可以选择较低的投资壁垒。可见，中国可以通过投资壁垒的灵活控制，有步骤、有计划地对外资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在每一阶段，都要选择最具有竞争力的部门首先开放，对于那些不具备开放条件的部门，要创造以后能够开放的条件。

(二)对内促进服务业竞争

中国服务业垄断程度高，市场竞争严重不足。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打破国内服务业的部门垄断，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依靠国内服务行业自身竞争促进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水平。虽然促进服务业国内竞争会使本国服务生产企业的生存压力加大，但本国的服务消费者或使用者(比如服务作为商品或其他服务生产中间投入时)将因为服务价格的下降而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同时，鼓励竞争将有利于本国服务业发展，同时抑制外资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扩张。因此，东道国政府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促进除涉及国家利益不宜对外开放外的其他服务部门进行充分竞争，并把促进竞争当作推动本国服务业发展的长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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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tock market;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ing pattern 1 证券市场的现状分析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1981年到1987年国债年均发行规模仅为亿元，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发行数额年均达到千亿元。 而1997年已达到2 412亿元。在股票市场上，迄今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900余家，上市股票市价总值达2万亿元。 我国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几年，达到了许多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实现的规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自身功能的发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 1) 证券市场规模过小。以股票市场为例，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从总体规模看，与国外还有相当大差距，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全世界平均为8%左右，发达国家的比例则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国目前股市投资者为3 3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另外，从股市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为30%左右，美、日、英等国均在80%以上，而我国为，况且在总市值中还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我国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见，我国股市规模较小，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我国扩大股市规模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 资本市场主体缺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而目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主体地位残缺。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主体残缺还表现在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其投资的质和量均较低，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重明显不足。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其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部、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由于机构投资者是专业性金融中介机构，其投资活动具有投资量大、交易费用低、交易风险小的特点，很受大众投资者的欢迎。如美国，每4户人家就有1户向投资基金投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性投资者发展滞后，这使得仅靠若干家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散户所支撑的股市投机盛行，股价暴涨暴跌难以避免，阻碍了股市的健康发展。 3) 市场分割，整体性差。首先，一级市场的发行仍然按地区分配额度，限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债券地区性发行市场也是按省分派额度(企业债券发行)和按银行分支机构分派额度(政府债券发行)。至于二级市场分割则更为明显，把股票市场划分为A股、B 股和H股，构成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使在A股中，国家股流通与转让只限于极少部分，而且A股不允许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交叉挂牌，限制了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在股票市场中呈现出A股与B股、H股分割；个人股、内部社会个人股与内部职工股分割，个人股市场与法人股市场分割。如此繁杂的分割，不但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 4) 市场中介机构不完善。证券中介机构从广义上讲就是在证券市场上为参与各方提供服务的机构。我国目前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虽然其业务已涉足证券的承购包销、发行、交易、自营、财务顾问等内容，但与国外投资银行业务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功能缺陷，例如投资银行核心任务之一的购并业务对于我国中介机构来说几乎还未曾涉及。西方国家的公司购并活动大多由投资银行策划完成，投资银行起着搭桥牵线、筹划交易过程、为交易筹措资金和参与交易谈判等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中介机构，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重组活动的顺利开展。 5) 流动性不足。流动性是指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流通性强的金融工具，同时又有大量参加流通的主体。检验市场流动性通常可从交易量和成交价的关系入手，二者的关系越密切，流动性就越差。美国股市中二者变化的关系指数为，而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关系指数分别为和，说明我国股市整体流动性是比较差的。造成股市流动性差，一方面与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投资者参与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与国家股不能进行交易、法人股在STAQ和NETS市场交易微弱有很大关系。流动不足使股票价格扭曲，资本流动失去了动力和方向，资源配置功能受到抑制。另外，由于国有股不能流通，这将对国有资产的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6) 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品种单一、结构残缺。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工具保持多样化趋势。以香港资本市场为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中80%以上已被其采用；在股票市场上，不仅出现了期指、期权、认股权证等投资品种，而且这类衍生工具的交投大有超过现货市场之势。香港上市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的集资形式更为多样化，在债券、票据和存款证3种形式的基础上，先后出现了浮息工具、变息工具、可换投股债券、信用卡应收债券等多种形式，目前在联交所挂牌买卖的债务工具已增至129种。相比之下，我国大陆的资本市场除股票外，5年以上的交易工具几乎没有，而1～5年的交易工具又受到种种限制，这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7) 证券市场制度不健全。证券市场制度是支撑证券市场高效、公平运转的基础，包括信息披露制度和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等。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无论从制度本身还是从执行上看都存在信息公开不够的问题，表现在一些重大信息披露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极大挫伤了股民、债券投资者的信心。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是指证券投资者在获取有关信息后，被给予证券投资期收益以必要的保障和实现的制度。我国证券市场的利益保障与实现制度很不健全，使投资者面临的市场风险过大，严重措伤了股民的投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已制定了《公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然而证券交易的基本法规《证券交易法》尚未制定，证券法规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导致证券交易的某些环节无法可依，加之对已颁布的法规执行不力，证券交易的违规和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我国1995年发生的“三.二七”国债期货的严重事件，主要原因就是证券法规不健全、监管不严造成的。 2 证券市场的发展构想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进资本市场主体发展 证券市场主体质量的高低，对我国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资本市场主体的发展。 1) 取消额度管理代之以核准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对证券发行标准制定较低，这给行政部门行使权力提供了较大空间，政府为企业包装上市，后患无穷。为此，国家主管部门应该严格上市公司审批，提高上市标准，取消或减少行政干预，将证券市场的额度管理换之以核准制，使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都能通过竞争达到上市的目的。这样既增强了市场参与的公平性，又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使企业经营者把精力真正放在如何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效益上，而不是通过旁门左道达到上市的目的。国家可以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上市标准，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前提下，增加上市公司的数量，实现股市的扩容，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2) 强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转轨，更要转制。而目前有些股份公司上市后不思进取，“穿新鞋，走老路”，把股市看作“圈钱”场所，效益下降甚至亏损。 1997年有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小于元，如此低的回报会打击股民参与二级市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股市的扩容。因此，建议对于那些业绩长期不佳的上市公司，证券管理部门应给予警告、停牌直至摘牌，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只有上市公司质量提高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扩容才会有保障。 增加资本市场的交易品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应根据居民、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不同投资与筹资需求，在考虑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不同组合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门类齐全的资本市场交易工具。特别是可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增加证券品种，拓宽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可转换债券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证券，它首先作为一种债券，享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同时能以一定条件换成股票，兼备了债券和股权证两种证券的性质。可转换债券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它对活跃证券市场的特殊作用与独特地位是其它证券品种无法替代的。 应该说，可转换债券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资本市场具有更大的激活作用，可以丰富证券品种，扼制过度投机。除可转换债券外，还可考虑进一步发展期货、认股权证等其它金融衍生工具。因为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价格风险将会突出，必然要求金融市场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而传统金融工具难以完成，只有引入衍生金融工具才可达到转移风险、重新分配的目的，进而满足市场需要。衍生金融工具还能促进相关基础市场的流动性，形成均衡价格，合理安排资源配置。在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时应立足国情，着重发展以规避风险和保值为主的衍生金融工具，而且要做到立法与监管先行，对于投机性过强的诸如股票指数期货等可暂缓发展。 大力发展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 发展投资基金，增加机构投资者是改善当前投资主体结构失衡、提高市场活动水平、使资本市场逐步趋于规范的重要措施。这对于扩大证券市场规模、强化投资功能、减少投机性和盲目性，使我国股市长期稳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推动投资基金的发展，应做好以下工作： 1) 扩大投资基金的发行数量。我国目前的投资基金仅一百多亿元，在股市中所占比例还很小，远不能起到稳定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近5万亿元，如果有10%用于基金投资，就会给证券市场注入近5 000亿元的资金，这将极大缓解股市的扩容压力，又能化解一部分银行风险，可谓一举两得。同时，投资于基金的风险较股票小，收益又较债券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投资工具。 2) 增加投资基金的种类。在今后基金的发行中，可以开设多种不同投资方向、不同投资风险的基金品种。 例如，可设立企业重组基金为企业重组提供资金支持，也可设立专门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的基金来支持国家产业政策，还可设立在债券与股票市场有不同投资比例要求的基金。这样可以使广大投资者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不同风险基金，从而大力推动投资基金的发展。 3) 逐步发展其它机构投资者。目前可对保险公司开展证券投资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完善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养老基金等进行证券投资，以起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 逐步解决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 国有股上市流通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国有股作为股份资金本身就要求具有资本的流动性，这是市场条件下进行资源配置的基础。第二，国家作为国有股的股东常常因为需要调节财政收支平衡或调整产业结构而收回投资，可是国家股不能上市流通，以上目标就无法实现。有人认为国家股上市流通，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其实，资产与资金只是形态上的改变，不存在流失问题，资产不流动、不能发挥效益才是国有资产的最大流失。此外，国家也需要通过国有股上市流通来回避或降低投资风险。第三，国有股上市流通也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当前国有股上市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模式： 1) 国有股单独设市流通。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国有企业实现战略性改组的需要，同时由于未与A股、个股并轨流通，也不会对A股、个股市场形成直接冲击。将国有股单独设市流通还可使国企间的收购、兼并等重组活动公开化、市场化，促进国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自觉努力增强竞争力，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2) 国有股与A股个股合并流通。可以根据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额来对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进行缩股，从而大大缩小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的规模，以便在缩股后分阶段上市，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对个股的冲击，同时也不会对新股发行造成过大压力。否则按现在的路走下去，每上市100亿新股，市场的总面值就会增加400亿，这样，矛盾的累积会越来越多，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大的变化，股市就会有崩盘的危险。 加快立法进度，规范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是高度信用化的市场，只有建立起严密的法律体系，各交易环节严格按法规操作，才能保证交易活动的安全和可靠，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降低证券交易风险，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应尽快制定《证券法》及与其相配套的法规制度，使证券交易活动的各环节有法可依。同时在法规制定后，严格贯彻执行，加大监管力度，对在证券交易活动中的违法违规活动，一定要严肃查处，对那些置国家政策法规于不顾，从事严重证券交易违法活动的当事人要给予坚决打击，使我国证券市场尽快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1〕马险降.资本市场：概念、主体与基本功能〔J〕.当代经济科学，1997(3)： 27～30 〔2〕赵海宽.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现状及发展构想〔A〕.见：励以宁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0～124 〔3〕杨建荣等.国际资本条件下的上海企业重组研究〔J〕.财经研究， 1997(3)： 45～48 〔4〕张志元.关于发展我国投资银行的探讨〔J〕.经济体制改革，1997(1)： 23～26 〔5〕石建新.培育产权市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J〕.经济体制改革，1998(1)： 34～37 〔6〕魏杰.改制、重组、运营〔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8 〔7〕陈共，周升业，吴晓求.海外证券市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就是指对各类有劳动能力的人进行招聘、选拔、培训、提高，使之能力更强，作用更大；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指对一定范围内的有劳动能力的各类人员的合理安排、优化组合、鞭策激励、重点使用，使之发挥最大潜能和效用。 一、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提出了挑战 金融全球化包括了金融业务全球化、金融机构全球化、货币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等方面的内容。金融全球化必然加速全球金融人才的流动。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发达城市和地区，金融业人才流失已较为严重，大批中青年骨干被外资金融机构挖走，他们不仅带走了技术，也带走了信息和优质客户。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人才竞争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金融的全球化已经对我国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提出了挑战。 二、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固守传统的僵化的人事管理观念 传统的人事管理核心在于“管“，“人“要适合于“规章制度“。传统的人事管理担负着检查劳动纪律，处分违章者的义务，其扮演的是执法者的角色，注重对人的监督和控制。规章制度的制订着重强调负激励，员工在管理者的监督下工作，压抑了员工的创造性，造成管理职能错位，工作方式被动。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的职能多为工资分配、人员调动、员工招聘等行政事务工作，工作专业化水平低、附加值低，且与企业发展战略脱节，这种僵化的运作模式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与国际金融业的惯例相去甚远，无法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 （二）缺乏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外资银行一般将个人发展前景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相比而言，中资银行缺乏员工的个人发展规划，仍把职务升迁作为个人发展的唯一途径。没有建立直接与收益挂钩、针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等级评定、升迁标准，职责不清晰，奖罚不分明。现有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一方面，职工总量过多，人员素质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出现管理、专业技术等高素质人才的缺乏。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急需的人才进不来，过多的冗员又分流不出去，人才培养、选拔、使用中的论资排辈、人情关系等问题严重，束缚了人才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三）员工教育培训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从业人员素质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不合理。许多从业人员对于现代金融概念和操作方法还不熟悉，缺乏必备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二是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我国商业银行在外语、计算机、国际金融和法律方面人才相当缺乏，尤其是经济和金融、会计和电脑、审计和法律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短缺。造成以上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员工教育培训工作滞后。多数商业银行缺乏完整的培训体系，长期以来对人才重使用、轻培养，人力资源智力投资严重不足，难以适应全球化金融市场竞争和发展的需要。现代人力资源理论和实践证明：员工素质和技能的提高是边际生产力增长的支撑点，这就对金融业人力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单一，人力资源开发主要依赖于岗位培训和晋升职务等传统手段，降低了人力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经营效益，难以适应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总之，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不容乐观。 三、我国金融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对策 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受众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劳动者——人力资源，他们是银行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开发与管理。 （一）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观念 抛弃传统的僵化的人事管理观念，尽快树立与当今时代相适应的人力资源新观念，包括人是资源的观念、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人力资本投入优先观念、员工与企业同步成长的观念、引才借智的观念、市场配置的观念、社会评价的观念、法治管理的观念等。把人力资源管理从一般行政管理职能提升为企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深化内部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一个合理的人才薪酬制度和具有吸引力的人才价格，是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砝码。因此，我国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薪酬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必须摒弃“官本位“的激励观念，采取全面的薪酬体系，它包括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等诸多方面。外在激励主要指货币化、物质化的手段；内在激励主要包括带薪假期、名誉奖励等精神手段；短期激励主要包括工资，奖金和津贴等；长期激励主要包括股票、期权和保险等。近几年国内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推出的高薪重奖政策是历史的进步，但仍未涉及到产权。让人才持股，实行期权制在国外企业已经十分普遍。我国金融业应尽快推出“知识－资本－资格“的人才持股战略，实行人才股票期权奖励制度，对重大项目开发者和经营业绩优秀者实行“原始股份制”，并使其终身受益。同时改革人事、用工和分配制度，对领导干部实行职务公开竞聘制，竞争上岗，减员增效，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并按照不同岗位类别，建立综合、科学的考评体系，量化考核，动态评价，实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同时建立和完善以行员制和客户经理制为基础的绩效挂钩机制，实行多劳多得，拉开收入差距，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真正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为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公平的机会，以有效激发人力资源的潜能，调动员工敬业、创业的积极性。 （三）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培训机制 培训是人才开发与管理的重要途径。金融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的连续性和一贯性。除了吸引、留住现有人才以外，加强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因此，我国金融业要顺应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制订具有前瞻性的人才培养规划，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增加人力资源教育投入。一是遵循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建立分级分类、循序渐进的培训模式。要根据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技能人才这三类人才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内容和方法，开展好差别化、特色化培训。二是要创新培训方法，切实提高培训工作的有效性。在培训过程中，要坚持“课堂教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国内培训与国外培训相结合”、“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统一组织与个人自学相结合”，通过创新培训方法，不断提高培训质量。三是要切实加强培训工作的制度建设。要通过建立员工岗前培训制度、员工在岗培训制度、资质资格培训制度、员工发展培训制度等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挂钩、培训与员工发展挂钩，真正把培训作为员工的一种福利待遇和基本权利，使员工的选拔、使用、激励和员工的职业发展与培训有效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职业竞争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和居安思危意识。我国金融业发展必然要求实现专家经营、专家管理、专家治行。目前，我国恰恰非常缺乏从事国际金融、中间业务、行业分析和信贷政策研究的“专家型“人才，以及懂经营、善管理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尤其要注意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产品研究与开发、衍生金融工具、投资银行业务及国际业务管理方面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