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的意思为:用暴力来取代暴力,却不知这种做法的错误。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白话释义:待到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首阳山,采薇来就餐,用暴力来取代暴力,却不知这种做法的错误。神农虞夏死,我欲归附难!可悲的是死期已经到了,生命已衰残!”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从这种情况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
写作背景: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
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文章赏析:
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
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
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
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
《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