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寄生虫的研究论文

举例来说:1.我国最早的寄生虫病案西汉初年，名医仓公淳于意留给后人的25个“诊籍”中，有一则完整的人体寄生虫病案：“临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医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花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之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脏无邪气及重病。”此案记录了对一名为薄吾的女性虫积患者诊治的全过程。诊为“蛲瘕”即蛲虫积聚的根据是：腹部胀大，皮肤黄而粗糙，毛发异常，切循尺肤(抚摸从腕到肘的皮肤，察其寒温滑涩，为古人常用的尺肤诊法)消瘦且粗糙起刺。其诊断之正确，已由治疗后下虫数升所证实。惜未对虫体形态稍加描述。虽系肠道寄生虫无疑，但不知确否为后世所指之蛲虫。这是2200年前的有关治疗寄生虫病的成功病例，其医术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2.汉至唐医籍中的虫病论《黄帝内经》汇集中国汉代以前医学理论之大成，其中多篇载有虫病理论，包括虫证的不同类型、诊察方法和针刺治疗。经中将肠道寄生虫分为短虫和长虫两种，短虫即蛲虫，长虫即蛔虫，又称“蛟蜻(蛔的异体字)”。体内蛔虫可因咳嗽剧烈而呕出，“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素问·咳论》)，是胃咳的特点。蛔虫量多，可结聚成团，致腹胀腹痛，称为虫瘕(《灵枢·厥病》)；因虫聚胃脘而生痈，称为虫痈(《灵枢·上膈》)。在虫病的诊察上，除呕出或便出虫体可确认外，常把流口水作为虫的外症：“食饮者皆人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灵枢·口问》)。虫证在脉诊和尺肤诊上也有所发现。《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脾脉微滑虫毒蜻蝎，腹热。”《灵枢·论疾诊尺》：“肘后粗，以下三四寸热者，肠中有虫。”此与仓公诊虫积之法略同。《内经》针刺法治虫，载于《灵枢·厥病》中：“肠中有虫瘕及蚊蛕，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腹)痛，憹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这种刺法可能缓解肠绞痛，未必能从根本上治虫，故后世多舍针而用药，或针药并举。东汉末年，张机著《伤寒杂病论》，其伤寒热病部分及金匮杂病部分都论述了虫病。《伤寒论·厥阴篇》：“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蚘(蛔)，下之，利不止。”这一条被称为厥阴病提纲，邪传厥阴，寒热错杂，上热下寒，体内之虫无食而动，闻食臭而出。提纲体现了疾病变化规律，常规症状中吐蛔为主症之一，说明当时人群蛔虫感染率之高。其治法是：“蚘厥者，其人当吐蚘……乌梅丸主之。”提出了蛔厥这一证名及安蛔温脏的著名方剂。《金匮要略》亦论蛔厥，但不涉外感，说明蛔厥本系蛔虫病的一个类型。另外《金匮要略方论》卷末“禽兽鱼虫禁忌并治”载有人染寄生虫的途径3条：“食生肉，饱饮乳，变成白虫。”“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虫。“食脍，饮乳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瘕。”将虫病之发，看作与所进食物有关。特别是指出吃生肉易患白虫(绦虫)病，其见解十分可贵。公元4世纪，晋代道医名家葛洪从所撰百卷《玉函方》中选出一批简易的药方作为救急之用，而成《肘后救卒方》。此书经后人增补又有《肘后百一方》、《肘后备急方》之名，简称《肘后方》，而流传下来。《肘后方》对疾病的认识多有创见，特别在疫病、地方病、寄生虫病的描述上建树颇多。如所称世间“沙虱病”，即螨虫叮咬人身而发病，其描绘准确而详细，属于世界最早的记载。隋朝太医巢元方等撰集的《诸病源候论》，系统总结了隋以前病因、病理、证候学成就，并有许多独到见解。关于虫病，以“湿虫病诸候”、“九虫病诸候”、“蛊毒病诸候”和“恶风啮候”之篇目，单独列出，占2卷以上篇幅，已使中医寄生虫病学初见规模。就人体寄生虫类别而言，包括了主要寄生于肠道的“九虫”、附于体表叮咬皮肤的昆虫及隐匿难见的小虫等。尤可贵者，在“恶风啮候”中，直接提到了蜱螨昆虫名字，并描述了形态：“恶风，一名满(即螨)，大如毒蜱，似蝗无尾，前有两角。”这是对病原学的一大贡献。唐代大医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囊括医经本草、证治方论，养生服食。广涉临床各科。孙思邈在《千金方·九虫》一节中，对人体寄生虫病有一个概括性说法：“人腹中有尸虫，此物与人俱生，而为人大害……虫无所不为。”认识到寄生于人体之虫，与蛇蝎之类毒虫不同，是进入人体生活于体内而为患的，可致久病大病。孙氏所论的虫病，大抵沿袭巢氏证候理论，但于每证之下，皆列群方，展示了治虫的多种方法和有效药物。唐以后，临证专著及丛书也多以“诸虫”之条目，记载寄生虫病的证治经验，治虫病的方法和药物也有所增加。 按人体寄生虫病的现代分类法，古医籍对医学蠕虫病医学原虫病和医学昆虫病，都有所论述，特别是对虫病的证候描述及其分型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其治疗方法也多是行之有效的。 蠕虫病证治《诸病源候论》所称的“九虫”皆是蠕虫。其“九虫候”说：“九虫者，一日伏虫，长四分；二日蛔虫，长一尺；三日白虫，长一寸；四日肉虫，状如烂杏；五日肺虫，状如蚕；六日胃虫，状如虾蟆；七日弱虫，状如瓜瓣；八日赤虫，状如生肉；九日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对于人群的感染和发病的情况，论中进一步指出：“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有，或偏无者。此诸虫依肠胃之间，若腑脏气实，则不为害，若虚则能侵蚀，随其虫之动而能变成诸患也。”表明人群寄生虫的感染率很高，但也有未感染者。虫病的证候表现又与感染者脏腑虚实状态有密切关系，此中体现了中医发病学重视正邪双方斗争的一贯理论。 九虫之中，以蛔虫、白虫和蛲虫较多见，文献中相关的记载也非常丰富；余六虫属何种虫及发病情况，按《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的简要记载及后世的方书，还须探讨印证。

据《三国志》记载，华佗有一次遇见一个喉咙被东西塞住的病人，断定是寄生虫病，并告诉他买些腌制的韭菜酱，吃了就会好。患者照办，果然吐出一条大虫，病也就自然好了。

患者把虫子挂在车上去拜谢华佗，进门看见华佗家墙的北面挂着同样的虫子数十条。原来当时得寄生虫的病人有很多，而且有的寄生虫竟然像蛇一样长。

华佗用韭菜酱治疗寄生虫病，无疑成为了千古佳话。这一方剂在现在治疗寄生虫病时也常常用到。

古代的时候缺医少药，寄生虫像蛇一样大，应该不足为怪。华佗能治好这么多的寄生虫病人，可见他对寄生虫病颇有研究。

我国早在上古时期，先民们就意识到自然界的毒虫对人的侵害。殷商甲骨文出现“蛊”字，就像很多虫子同蓄于器皿。《说文》：“蛊，腹中虫也。”腹中有虫，当会啮噬内脏，引起腹胀、腹痛、下血等症。

由此可见，我国在3000多年前已发现了人体内寄生虫，表明人们对毒虫进入体内作祟的猜想，此为对寄生虫病认识之始。

战国秦汉以来的许多古医籍记载了多种寄生虫病，涉及现在的人体寄生虫学所列的蠕虫病、原虫病和昆虫病，有的记载还属于世界首创。所记载防治寄生虫病的方法和药物，于今仍有实际意义。

其后，历经周秦汉唐各代，关于寄生虫病的证治积累渐丰，对多种虫体与虫病能细致地加以描述，有些发现属于世界首创。

比如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等撰的《诸病源候论》中所称的“九虫”皆是蠕虫。其“九虫候”说道：九虫者，一日伏虫，长四分；二日蛔虫，长一尺；三日白虫，长一寸；四日肉虫，状如烂杏；五日肺虫，状如蚕；六日胃虫，状如虾蟆；七日弱虫，状如瓜瓣；八日赤虫，状如生肉；九日蛲虫，至细微，形如菜虫。

对于人群的感染和发病的情况，巢元方进一步指出：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有，或偏无者。此诸虫依肠胃之间，若腑脏气实，则不为害，若虚则能侵蚀，随其虫之动而能变成诸患也。

表明人群寄生虫的感染率很高，但也有未感染者。虫病的症候表现又与感染者脏腑虚实状态有密切关系。这些观点，体现了中医发病学重视正邪双方斗争的一贯理论。

古代医籍对虫病的症候描述及其分型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其治疗方法也多是行之有效的。一批疗效很高的驱虫或杀虫药，经千百年的实践认识，被确定下来，有的至今仍在使用，并经现代科学方法研制出新一代药品，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