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鲁中国药学杂志

早在1940年，他创建了齐鲁大学药学系。1945年，任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时，按照自己的设想办学。1946年，又积极组织药专复员，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在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时，以艰苦创业的精神，领导全系的工作，聘请蒋明谦、李炳鲁、顾文霞、傅鹰、费青等教授；制订教学计划，规定课程设置，并亲自讲授药物化学及药剂学；还向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争取到不少贵重仪器、药品等；同时聘请郑启栋高级工程师负责药厂工作，扩大、健全药厂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造良好条件，致使基础薄弱的药学系教师阵容不断加强，仪器设备不断扩充完善，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医学院自北京大学独立出来，他更加积极地扩建、充实药学系，聘请当时留学刚回国的教授王序、楼之岑、诚静容、林启寿等，使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建立了药学实验楼，添置仪器设备，扩充图书馆，不断增加招生人数，使药学系规模不断扩大。他还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改变了以前“一揽子教育”的状况，分设生药学、药物化学、药品检验等三个专业，以培养各类药学人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建设中国药学事业的骨干。他在开创和发展中国药学教育事业的工作中，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薛愚从事教学工作60年，讲授过有机化学、药物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普通化学、药剂学、调剂学、药学概论等。他对于教学工作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讲课富有启发性，能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耐心诱导，灵活而简练地阐述有关理论，使学生易于接受。为了教学工作的需要，1941年，他编著了大学丛书《实用有机药物化学》。该书对日常重要药物的制法、性质、鉴定及效用等一一详述，颇有实用价值，不仅可当教科书，也可作为制药工业方面的参考书。他还编写了《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验教程》，该书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在数次试用及修正的实验教程的基础上编辑而成。该书收集了普通化学及分析化学领域中的一些基本化学实验，并包括部分有机化学、应用化学及军事化学方面的实验。实验安排由浅入深，在每个实验前，几乎都列有数种参考书，以便学生在实验前阅读，这样不仅使学生首先明确实验原理，而且可以培养、训练学生实验操作敏捷迅速的能力。每个实验不仅讲明操作方法，还提出问题，以启发学生思考。这是一本很实用的实验指导书。1949年，他编著了《医用有机化学》 ，他集8年教授医科学生有机化学课程的经验，取材于巴氏，哈、罗二氏，康氏及季氏等的医用有机化学及有机化学的书籍，并补充了维生素类、微生物产物等方面的内容，编辑成中国第一部医药院校专用的有机化学教科书。该书除详述有机化学的一般理论外，还尽量结合中国的实际，介绍国内有关有机化合物及天然资源等内容，曾先后再版6次。薛愚对如何发展中国药学教育事业，曾提出过许多见解。早在1943年，他在齐鲁大学创办药学系时，就查阅了自辛亥革命至40年代的药学文献，总结以往药学教育的经验，发表有关药学教育的文章―― 《论药学教育》 ，阐述了他的“三三”制办学观点，即三级制、三系制与三关制。（1）三级制：药学教育要分初、中、高三级培养人才，即药剂科，培养药剂生，使其具有调剂能力；药学院，培养药师，使其具有药学特长及药师的专门技能；药学研究院，培养具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专家及研究人员，使其具有发明新药与整理国药的才能。（2）三系制：药学院应分三个系，即药化学系，培养学生作药师，并具有药品制造和检定的技能；生药学系，培养的学生除作药师外，并具有整理及检定国药的能力；药理系，培养的毕业生除作药师外，并具有解决药效、毒药检定及解毒的能力。按照上述三个专业培养人才，以满足社会和科学发展的需要。（3）三关制：即学习场所三机构制――学校、药房、药厂。药学校应附设最完善的示范药房，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还应设药厂，除作为学生实习场所外，并作为制药的中心。学校借药房、药厂为实习的基地，而药房、药厂则借学校培养人才，推进生产技术，学校与社会需要密切结合。他提出的这一较完整的药学教育思想和具体措施，对当时药学界有较大的影响。此后，他又发表多篇阐述药学建设与教育的文章，如《再论药学教育》、《中国药学建设纲要》、《药学建设之我见》等，对中国的药学事业提出了较长远的规划和建设性的意见，引起中国药学界的广泛重视。1983年，89岁高龄的薛愚仍念念不忘地关心中国药学教育的发展，他参考70年代至80年代报刊上的有关报道，进行总结，拟定了《对中国药学教育的设想》一文，对中国药学教育的领导机构、学校的建设、专业的设置、教学内容与考试制度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为中国的药学教育事业始终如一地奋斗，即使在艰难坎坷的岁月里，也从不畏缩。他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为中国药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薛愚在法国深造期间，主要进行植物药化学成分的研究。1932年，他从中药醉鱼草中，提得醉鱼草素甲及醉鱼草素乙，并分别测定其化学结构，研究其理化性质。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他进行了许多中草药化学成分的研究，如茶、人头发、川芎、汉木鳖子等。尤其对含挥发性成分的中药研究较多，曾测定四川产的60余种中药的挥发性成分，并进行分析。他还设计了简易的挥发油含量测定器，优于Cocking与Middleton的测定器，具有操作简便、省时、效率高等优点。在40年代，他是中国较早应用现代化学方法研究中药的学者之一。 1954年，他在北京医学院任教时，进行了60余种中药的挥发油含量测定及理化性质鉴定的研究，并用2年的时间将实验结果整理总结，写成论文送交北京医学院学报编辑部，但因他被错划为右派的缘故，未予发表（可惜以后竟连底稿也丢失了）。1957年以后，他既不能讲课，也没有条件进行实验研究，但他并未因此灰心气馁，困难没能阻止他前进，他开始著书立说。尽管他已年近七旬，并因白内障视力极度减退，但仍奔走于北京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及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多种文献，于1964年完成了近25万字的《中国炼丹化学史》一书。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该书稿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以后，85岁的薛愚主编了《中国药学史料》一书。该书内容丰富，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有新的建树，被认为是国内少有的、填补空白的著作。书中内容常被药学史、科技史研究者所引用。90岁高龄的薛愚还努力收集整理中国药学会的有关资料，1987年，出版了《中国药学会史略》一书。该书收载了中国药学会自1907年建会起至1986年近80年的学术活动史实，反映了中国药学会的变迁与发展经过。他用中、英、法文发表论文共有50余篇，还有著作5部。 早年薛愚在法国留学时，就参加了法国生物化学学会。30年代初，参加了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工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团体，从事学术活动，并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期间，中国药学会处于七零八落、无人管理的状态。他于1947年联合赵燏黄、周冠军等人重行组织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并被选为分会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力促中国药学会迁到北京，并创办药学刊物―― 《北华药讯》 。1956年，被选为中国药学会理事长，他积极地为药学会工作，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还积极参加国际间的学术活动。1953年，出席了维也纳世界卫生大会，并且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参观访问。1954年，出席印度科学年会，在会上作了《中国文化遗产――中药》的学术报告。之后又参加巴基斯坦科学年会，作了《中国药学现状――教育与生产》的报告。1955年，赴日本访问参观，介绍了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与药学教育的现状，并且与日本药学会建立了初步联系。他所进行的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对发展中国药学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