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的治疗最新成果论文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又有一位艾滋病患者被治愈，这是对全球艾滋病治疗领域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但这并不意味着艾滋病已经被攻克了，它仍然是全球性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疾病，目前已经造成了全球超过3200万人感染，其中超过700万人死亡。艾滋病患者面临着免疫系统受损，易感染细菌、病毒和真菌等感染，甚至包括癌症等严重并发症。尽管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并没有能够彻底根治这种疾病的方法。现在的治疗方案可以使艾滋病病毒的数量降至不可检测的水平，但是无法从患者身体中完全清除病毒。同时，艾滋病治疗的成本非常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患者难以负担。那么，为什么这次治愈艾滋病的消息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呢？这是因为艾滋病治疗的历史上，成功治愈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一次的成功治愈也是利用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即采用了“干细胞移植”技术，使得患者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得以清除。这一技术也被认为是治愈艾滋病的一种潜在途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治疗方法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因为干细胞移植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手术。而且这种治疗方法的成本也非常高昂，远远超出了大多数患者的负担能力。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位患者被治愈就过于乐观，艾滋病的治疗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继续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加强对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疗。一方面，我们需要开发出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使更多的患者能够获得治疗。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加强对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包括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知和知识，加强艾滋病病毒的检测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此外，我们也需要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污名化，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医疗和社会支持。这些措施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和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更好地控制和治疗艾滋病。总的来说，虽然治愈艾滋病的方法还不是非常完善，但这次成功治愈的案例仍然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心。只要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加强对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疗，相信我们最终能够攻克这一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相关研究2月14日发表于《自然-通讯》。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的Jochen Buck说：“这在男性避孕领域是完全革命性的。临床开发中的大多数男性避孕药只在8至12周后才生效。”康奈尔大学的Melanie Balbach表示，药效大约在24小时后就消失了，意味着服用这种避孕药后能快速恢复生育能力。Buck和Balbach计划改进这种药物，使其在人体试验前能持续更长时间。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希望到2025年开始临床试验。相关新闻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这一人口发展现实，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生育率的相关议题，更见紧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刺激生育，引发了讨论。事实上，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时，就有委员提出这一建议，以此调节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趋势。当时这一消息也曾迅速成为热搜。但是，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其意义主要在还权于民与赋权于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在晚婚情况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趋势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显作用，尚待现实验证。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提升或稳定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未来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趋势，而应对“少子老龄化”，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亿，占总人口的，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亿，占总人口的。与此同时，截至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近61年来中国首次人口负增长。当“少子老龄化”成为常态，人口结构的“一减一增”之间，中国应做哪些准备？杜鹏表示，早在2006年，国家层面就已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此后又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二十大报告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等放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部分进行部署。“从实践来看，这些年我们也在不断探索解决‘一老一小’难题，诸如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探索普惠托育，促进教育公平等，减轻年轻人在孩子择校、课外辅导等方面的焦虑或抚育成本。”此外，杜鹏认为，养老措施发挥作用与提高生育率也密切相关。“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一般老人会照看，如果第二个孩子还让老人照看，老人就要有8-10年时间全部用来为子女照看孩子，这就提出新挑战：老人是否愿意帮助子女承担抚养责任。”杜鹏表示，跟养老一样，这里会涉及很多社会保障问题，怎么促进老人和子女共同居住，怎么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年轻人优待，怎么解决老年人的异地医保问题等等，这些方面国家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措施。应对“少子老龄化”，国际上不少国家已有探索，中国能从其他国家获得哪些经验？“近年来，我们也在借鉴一些国家鼓励生育的相关措施。但是，总体上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一是战略重视，要从战略上关注和促进生育率的提升或稳定；二是综合施策，不能单从某一方面着力；三是博采众长，不同国家的好经验，要结合自身国情进行取舍借鉴。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这篇报道确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并不能说明艾滋病已经被攻克。目前仍然没有可以完全治愈艾滋病的药物或疫苗，但是随着科技和医学的进步，我们可以使用药物使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无法检测到，这被称为“病毒载量低下”或“功能性治愈”。对于这位“杜塞尔多夫病人”的成功案例，实际上他并不是第一个出现病毒载量低下的艾滋病患者。早在2008年，美国有一名患者被证实可以终身控制艾滋病病毒，而且他已经没有再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了。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病例表明，一些人可能会自然免疫艾滋病病毒，或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终身控制病毒。然而，即使我们可以让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无法检测到，但它仍然存在，而且我们仍然需要定期服药以保持病毒载量低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艾滋病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人们无法获得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方法。因此，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和影响。总的来说，这个成功案例证明了我们对于艾滋病的治疗和控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仍然需要继续努力，才能真正攻克这个全球性的健康挑战。

艾滋病至今仍无完全治愈的方法,但在药物治疗和疫苗研发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概括地说:1. 药物治疗方面,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的应用使患者寿命显著延长,病情得到控制。新研发的药物使治疗方案更加多样化,药物耐受性降低。但未能根治,治疗终生。2. 疫苗研发方面,HIV致病机理复杂导致难以研制出高效疫苗。但近年来部分疫苗在减缓病情和延缓药物治疗方面显示出潜在效果。包括:疫苗RV144效果显著但无法长效。RV144 II期的改进版效果有限。“Berlin patient”接受基因疗法后功能性治愈,但难以推广。“巴黎患者”进行骨髓移植术后停药仍无病毒反弹,显示能控制病毒复制。部分研究在治疗肿瘤和感染艾滋病病毒方面表现出协同增效,值得探索。2020年,部分mRNA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有望提高研发效率。3. 其他免疫治疗法也在研究,如细胞治疗、中和抗体、宿主靶向药物等,仍需验证安全性和有效性。总体来说,艾滋病仍属全球性威胁,但药物疗法和疫苗研发的进展为最终控制疾病带来希望。下一步的关键是继续深入研究HIV传播与致病机理,开发更加安全高效的治疗手段与疫苗。这需要医学界和药企的通力合作与投入,也需要社会的广泛支持。

最新一期英国《自然·医学》月刊发表新研究确认，被称为“杜塞尔多夫病人”的53岁德国男性艾滋病患者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和干细胞移植治疗后，在很长的观察期内都未再检测到活跃的艾滋病病毒，成为继“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后，又一名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多年来，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常见治疗方案，其目的是将病毒载量降低到几乎检测不到的水平，并防止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但病毒并不能在患者体内根除，而是被免疫系统“锁”住。如果停止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病毒就会开始再次复制和传播。显然，真正的治愈是将患者体内的病毒清除。从目前的研究报告来看，这似乎正是发生在“杜塞尔多夫患者”身上的事情。这名德国男子于2008年1月被诊断感染艾滋病病毒，并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患者在2011年1月确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接受过化疗，但2012年9月白血病复发。2013年，这名患者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接受骨髓移植，使用的造血干细胞来自一名女性捐赠者。由德国、西班牙、美国等多个国家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对“杜塞尔多夫病人”的治疗状况进行长期研究监测后发现，这名患者在2018年11月停止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后，研究人员没有在病人的血液中检测到活跃的病毒感染，只是组织样本中仍有一些艾滋病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残留物。团队认为这些残留物不可能有复制病毒的能力。此前，公认被“治愈”的两名艾滋病患者是“柏林病人”蒂莫西·布朗和“伦敦病人”亚当·卡斯蒂列霍。“柏林病人”也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这名病人2007年在柏林接受放射疗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干细胞移植后，两种疾病均消失，直到2020年去世前未再次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此后，许多人想复制“柏林病人”的成功，却一再失败。不少人一度认为，“柏林病人”只是侥幸，直到在委内瑞拉出生长大的“伦敦病人”出现。患有艾滋病和淋巴癌的卡斯蒂列霍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干细胞移植后，同样在长时期没有检测到活跃的病毒感染。这些患者的共同之处是均接受了干细胞移植，而干细胞捐赠者的CCR5受体都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基因突变，可阻止艾滋病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研究员蒂莫西·亨里奇认为，几名患者的治疗状况显示，在这些人身上实现艾滋病治愈的机会非常大。领导治疗“伦敦病人”团队的英国剑桥大学微生物学家拉温德拉·格普塔表示认同。但格普塔也补充说，在某些情况下，病毒会在人体内发生变异，并找到其他途径进入细胞。另外，目前尚不清楚患者在骨髓移植前接受的化疗是否可能通过阻止受感染细胞分裂，从而帮助消除了艾滋病病毒。不少观点认为，也许治疗艾滋病的希望就在于基因疗法。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团队在测试从人体提取干细胞后，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使其具有相关突变的可能性。格普塔认为，关于“杜塞尔多夫病人”的研究证实，“CCR5受体是目前实现治愈的最易驾驭的目标”。不过，多名专家提醒，治愈病例接受的干细胞移植疗法风险很高，且有诸多制约因素，不便推广。格普塔也谨慎表示，这类疗法仅能作为最后的手段来治疗那些同时患有血液系统疾病的艾滋病患者，并不适用于所有病人。“杜塞尔多夫病人”在一份声明中说，骨髓移植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事实上，携带CCR5相关基因突变的人本就极少，骨髓配型也是道难关，术后感染风险、排异反应等亦不容忽视。近年来，多国研究人员对多名患者也开展过类似尝试，但都未获成功。国际艾滋病协会成员、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传染性疾病专家莎伦·莱温指出，预防、尽早检测和坚持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是防治艾滋病的“支柱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