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面对战火和温疫,人民该如何自处?
美国现在正在打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针对德国及其军事盟友;第二场战争是针对流感病毒及其细菌盟友。借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场针对细菌和德国人的斗争。
随着盟军在西部战线发动大规模进攻,流感袭击了运送部队到欧洲战壕的船只。在法国东北部的阿贡森林战役中,流感夺走许多美国远征军人的性命。正如大战几乎笼罩欧洲每个国家一样,流感也在整个欧洲大 *** 虐。
在一个拥有一千名新兵的法军基地中,有六百八十八人住院治疗,四十九人死亡。巴黎关闭了学校,但剧院或餐馆却没有停业。
尽管有四千名巴黎人死亡,咖啡馆仍旧开放。流感越过战壕线,德军也深受其害。「每天早上都必须听取工作人员报告流感病例数量,以及如果英国人再次发动袭击德军有什么劣势的抱怨。这是一项使人痛苦的事。」当时一名德国指挥官写道。
在英国,公众选择了「保持冷静并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我在伦敦出生长大,即使现在大部分时间我居住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我还是保有这种认知。面对逆境咬紧牙关,是我童年时就明白的道理。
当祖母回忆起伦敦大轰炸期间从伦敦撤离的场面时,我曾在她脸上看到这样的镇定、沉着。我开始了解到这是上一代人面对西班牙流感时的反应。「保持冷静并坚持下去」不仅是公共行为的一种指示,也是英国文化 DNA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起初,报纸几乎不谈及这种流行病 ;如果一定要谈,报纸总会把这些报导放在内页。英国 *** 和富有同情心的媒体默许且同意限制任何有关流感的讨论,目的是避免削弱公众士气,因为世界大战已经进入第四年,人们业已厌倦战争。
对事实进行如实报导和维持士气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杰.麦克奥斯卡(J. McOscar)博士写的一封信中展露无遗,这封信被放在《英国医学期刊》里不显眼的篇幅中。
「无论男人、女人或孩子,都有亲人离世的惨痛经历,我们现在经历的黑暗日子还不够多吗?」
他写道,「如果在发布此类报告时能够更谨慎一点,而不是尽可能大量蒐集让人沮丧的消息来扰乱我们的生活,岂不是更好?一些编辑和记者似乎急需休假,他们越早去度假,对公共道德也就越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封信出现的同一期刊头版上,有一份长达五页有关流感的详细报导,该报导强调了大流行病的破坏性。报导指出,英国和法国军队之中爆发灾难性的流行病,该流行病横扫整个军队,使军队丧失战斗力。
英国首席医疗官似乎也不愿意打扰任何人的生活。他给的建议很简单:戴上小口罩,吃得好点,喝半瓶葡萄酒。皇家医师学院采取了类似方法,并宣布该病毒不再像往常那样具致命性。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 英国人似乎相对冷漠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随着大流行病结束,《伦敦时报》评论:
「自黑死病以来,没有哪场瘟疫像这场一样席卷全世界,也许从来没有哪场瘟疫像这场一样被人们处之泰然。」
一九一八年初,《泰晤士报》医学记者夸大其词地描述这个民族,他们「高兴地期待着」流行病的到来。历史学家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 *** aum)认为,英国 *** 故意鼓励这种坚忍主义,努力培养国人蔑视在德国的军事敌人,也同样蔑视爆发的流感。
但无论英国人对这一大流行病持何种态度,这场流行病所造成的伤亡人数非常庞大。
当流行病消退时,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已被感染,有二十二万五千多人死亡。在当时的印度(属于英国领土),流感更具有致命性,死亡率高于英帝国的 10% ,死亡人数是印度士兵的两倍,一共有大约二千万印度人因流感大流行而丧生。
接下来是澳洲、纽西兰、西班牙、日本以及整个非洲国家。所有人都遭受苦难,人们对近乎世界末日的猜测感到无比恐惧:全世界共有五千万至一亿人因流感而死。
在大规模死亡之后,当公众关心「这场流行病是如何形成的?」和「总共多少人受害?」时,科学家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病毒本身——超级变体的流感——还是有其他致使流感具有杀伤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