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中医学论文

医生治疗好病人就好。

有，可详谈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古代，受到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于事物的观察分析方法，多以“取类比象”的整体性观察方法，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中医学这一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整体观念 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其创立、发展过程中对中医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医学 理论和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经典《易经》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儒家经典《尚书》对中医“五行学说”的影响、儒家 思想“中庸之道”对中医“动态平衡”的影响。 扩展资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其创立、发展过程中对中医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医学 理论和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经典《易经》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儒家经典《尚书》对中医“五行学说”的影响、儒家 思想“中庸之道”对中医“动态平衡”的影响。

儒家文化儒医之博学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王朝，从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太平盛世，儒家思想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深深地植根于这两千多年的土壤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种骄傲即使是同样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道学、佛学也是无法比拟的。而代表了中医完整体系形成的《黄帝内经》成书于汉代，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后代医家更是不断吸收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哲学的光辉中获得丰富养料，不断充实完善中医基本理论。这也是世界上许多传统医学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中医却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关注的一个原因。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它认为：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如《易·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以人为万物之灵。《礼记·礼运》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有实体的，且在天地间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医学更是吸收这种精神，并作为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如《素问·宝命个形论篇》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唯人为贵。”《灵枢·玉版篇》说：“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认为人在天地间最为贵重，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是整个医学的主体，同时也确立了与天地万物有机联系的人的生理、病理、心理、药理的中医学认识论。“天人合一”思想古代先贤们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上的，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体现得也比较明显。《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学亦有充分的体现，中医学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生活在天地间，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使生命生生不息。如《灵枢·邪客》：“人与天地相应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中云：“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即人体的阳气随着自然界的阳气消长变化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中庸之道对中医学的影响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指中和可以常行之道。行道，当守于中庸之德。所谓中庸指言行要合于礼，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在哲学上讲就是那个最合适的“度”。什么事情都必须有个度，这就是“中”。宋代理学家朱熹给“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平常也。”中医学在理论上也吸收了中庸的观点，认为人体的气血阴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停地运动，但只有掌握了运动的度，人体才不会生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失掉了这种度人就会生病。《类证治裁·喘症》中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及和。若出纳升降失常，斯喘作矣。”在遣方用药方面也都讲究度，过犹不及。如麻黄汤，有麻黄之宣散驱逐表邪，又加一味杏仁，除了止咳平喘以外，其沉降之性正好防止麻黄的太过宣散，一宣一降动态有度，达到了治病除邪的目的。儒医现象《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而“八条目”的中心环节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反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士们也以修身、正己为品德表现。由于中国古代的许多医家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医儒兼修，在行医的过程中把儒家的“八条目”也带入医学领域，成为医生对自身的提高以及治疗救人的一个准则。如宋代有医家就仿效孔子“正身”、“修己”的说法，讨论“正己”、“正物”和“愈疾”的关系。“正己”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不断地精进医术;“正物”主要是针对疾病能够正确地采用药物治疗，这样才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由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渗透，许多医家在行医过程中的利义观上更偏向于重义而轻利的思想。如明代龚信“不炫虚名，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谋其利”;或朱丹溪“穷苦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元代儒医周贞更是“为义若嗜欲，至于视利，轻之如粪土”。若病家询其药金几多，他便发怒道：“吾愈人疾，未掌凯其利。”并会将诊金退还给病人(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儒家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仁、义、礼、智、信”，以仁为首的“仁”字思想。“仁”最早见于《诗》、《书》，《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也就是说仁是人的本质，是人的一种人格要求，没有仁，也就没有人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医自古被称为“仁术”，《灵枢·师传》曰：“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认为好的医生要有一颗仁爱之心。从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孙思邈的“精勤不倦”，到徐大椿的“博览方书，寝食俱废”，要求医者有渊博的知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这与儒家“智”的标准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儒医也往往代表了拥有一颗仁爱之心以及渊博知识的智者。历代医家穷其一生，即使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还要“吾将上下而求索”。儒家文化对传统的重视，通过儒医渗透到祖国医学之中，使得中医理论的延续力大大加强，中医成为世界传统医学中唯一不曾中断的医学体系。但是，中医也不得不面临这种由于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带来的一些弊端。强烈的人文色彩，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能有丝毫损伤，使中医没能开创一个医学解剖的道路。而“言必称《内经》，法必宗仲景”成为中医立论的习惯，尊经崇古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医的创新和进取，致使今日，我们不得不面对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医学的崛起和超越，甚至还屡遭是否“科学”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