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医学杂志

转基因（GM）农作物和食品是英国媒体长盛不衰的话题。像伊拉克战争之类的大事，也不过占据一时风光，仗打完了也就渐渐歇气。转基因问题却可以没完没了的谈下去，我在伦敦居住期间就经常感到，若有哪个星期报纸、电视或网络上不出现几条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新闻，简直就要算意外的平静。各大连锁超市无不宣称自身品牌的产品不以转基因农产品为原料，连后街上的肯德基快餐店也特意贴出告示，保证本店产品决不含转基因成分。考虑到肯德基来自世界第一转基因食品大国美国，如此加意声明或许是有必要的，虽然每次看见这告示我都想“没事，俺一点也不在乎”——相比起来，我更担心高脂肪油炸食品对健康的种种不利。 不过，我不在乎，美国人似乎也不在乎，很多英国人却在乎得厉害。在超市买菜与人闲聊，就曾恭听一位英国老太太批判这种“反自然的东西”、推崇“有机食品”（英国人将不用化肥和杀虫剂的农产品称为Organic Food，即“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贵不少。我一向以为，以“有机”这个词原本的含义而论，这名字委实不通得很）。虽然我写起文章来一直倾向于支持转基因食品、以至朋友开玩笑说我有“媒体偏见”，这种情形下却实在没勇气去向老太太从头解释转基因的原理或否认上帝的威权，只违心地唯唯，充其量小心地抗辩一句“现在还没发现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的证据……”。面对这样的公众，一心想推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布莱尔政府，自然更觉得麻烦头痛了吧。大西洋两岸 世界第一种转基因植物诞生于1983年，是能耐受抗菌素的烟草。1993年，一种软化成熟较慢、保存期长的西红柿成为美国也是世界第一种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1996年，英国超市货架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西红柿酱。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将抗除草剂大豆投放市场，欧洲批准进口。很快，转基因成分出现在英国市场上的许多食品中，从土豆片到意大利面。如果算上那些饲料中含有转基因玉米或大豆的动物的肉制品，转基因食品种类还要多。英国人爱吃的干酪，有的也用上了转基因凝乳酶。 与转基因食品一起到来的，还有反对转基因的呼声和思潮，欧洲公众忽然发现转基因不再是“绿色和平组织在某个遥远的国家抗议”之类与自己无关的事了。1998年欧盟暂停批准新的转基因农产品上市，形成事实上的“转基因禁令”，更加深了公众心目中“转基因食品有问题”的印象（虽然，考虑到欧盟农业竞争力弱于美国、农产品严重过剩而每年农业补贴开支庞大的状况，欧美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上的恩怨，并不是“自然”、“环保”或“健康”这样简单的标签可以归纳）。抵触情绪之激烈，又以英国为甚。 目前，美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3900万公顷，居世界首位，其次是阿根廷1350万公顷、加拿大350万公顷、中国210万公顷，拉美、澳大利亚和亚洲、欧洲其它一些国家有零星种植。“转基因程度”最高的作物是大豆，占到全球大豆总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其次是棉花、玉米和油菜。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一直没有在欧洲发展起来，至今只有德国、西班牙等略微进行了一点尝试。在英国，政府努力了好几年，仍未使国内舆论环境有所改善，仅有的试验田还经常受到反对人士的冲击和毁坏。烫手的政治土豆 英国工党于1997年赢得大选，以富有活力的清新形象上台执政。前辈同事曾经去采访当时大选前两党的年会，说气氛确实大不相同，保守党大有日薄西山死气沉沉之感，而工党群情激奋志在必得，一看便知谁会获胜。布莱尔当政后，在保持经济稳定、增强国际影响力、发展科研和教育方面也确实有一些成效，于2002年顺利连任。对于生物技术和欧元两大典型问题，与保守党的保守态度相比，工党的确显得较为开放和实用。政府从来不掩饰对包括生物技术的支持和重视，希望它成为提升英国科技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发展转基因农业的努力格外不顺利。 英国的第一波“转基因躁狂”出现在1998年。当年秋天，当时任职于苏格兰罗伊特研究所的科学家普斯陶伊在一部电视纪录片中声称，他的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表明，幼鼠食用转基因土豆10天后，其肾脏、脾和消化道出现损伤，免疫系统也遭到破坏，而破坏免疫系统的正是转基因成分。本来就对转基因问题相当紧张的欧洲公众，感觉是预言中的灾难终于到来，英国更是舆论大哗。当年欧盟决定限制转基因产品，即与此事有关。普斯陶伊在披露此事后48小时，即因为这项研究 “证据不足”被研究所暂时停职，很快又被强迫退休。1999年2月，号称包括基因工程专家、毒物学家和医学家等在内的、来自14个国家的20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对普氏表示支持。这更为普氏树立起一种阴谋受害者的悲剧英雄形象，成为煤体大炒特炒的题材，政府的转基因政策受到空前压力。 与此同时，科学大臣赛恩斯伯里勋爵卷入了另一场转基因纠纷，也给政府蒙上阴影。赛恩斯伯里被指责在生物技术企业拥有股份，这与政府官员的角色存在公私利益冲突。赛恩斯伯里当即发表声明，表示该公司的确拥有一项与转基因食品某关键基因相关的专利，但他在这其中的利益，连同他在英国大型连锁超市——赛恩斯伯里氏超市（Sainsbury’s）的股份，都在进入政府时移交给了秘密的独立托管人，自己并不能过问。而且，他虽是内阁生物技术委员会的一员，但向来并不参与同转基因有关的政府决策和讨论，也不参与任何会影响到赛氏超市利益的决策。 此时，布莱尔顶住舆论压力发表声明，表示信任科学大臣的廉洁公正，并继续支持转基因食品。他说，禁止转基因食品是“极端愚蠢的”，自己就吃转基因食品，并不担心会影响健康。这无可避免地让人们联想到，几年前保守党当政时疯牛病危机期间，农业大臣当众与女儿同吃牛肉汉堡包，以彰显英国牛肉安全，安抚公众情绪。但汉堡秀的效果并不见佳，疯牛病作为英国近年来遭受的最严重灾难，给公众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回忆。此次首相以身作则吃转基因食品，一样——或许更加 ——缺乏号召力。 还是科学界缓解了这场危机。当年5月，英国皇家学会宣布，该学会组织的六人专家组经详细评估发现，普斯陶伊的转基因土豆研究充满漏洞，根本无法从中得出任何证明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有害的科学结论。普氏的研究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没有发表在学术杂志上，却率先向媒体公布，后来也仅仅是因为成了热点问题才被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出来供大家探讨，并未得到认同。所谓的20名科学家据披露也多与普氏过往甚密，其声明是否客观公正也颇有问题。虽然这场土豆风波中转基因食品给公众的负面印象并不能全部消除，但至少，环保组织在声称“转基因食品可能危害健康”时，不能拿这个来说事了。 危机期间，布莱尔一边铿锵有力地声称政府理当抵制媒体以及保守党的“伪善和完全的机会主义”，一边可怜兮兮地诉说自己对眼下的转基因争论感到“泄气”，抱怨多数人只是拍脑袋想当然，并不以充分的知识为基础进行讨论。如果他知道这个问题还要这样争论好几年、看情况会争到他的第二任期结束还不算完，或许他会觉得自己泄气得太早了些。毛毛虫和玉米田 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人士，所用理由主要有三种：1）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例含有意想不到的有毒物质或新型过敏源。2）自身能制造杀虫毒素的转基因作物，可能毒害并非害虫的其它生物。3）转基因作物可能与野生的亲缘作物杂交，造成“基因污染”。恰好这三个方面，各有一项知名度颇高的、但说服力不强甚至堪称乌龙的研究，分别与土豆、毛虫和玉米有关。其中普斯陶伊的土豆已不再被当作论据提起。迄今并无其它研究表明转基因食品有害健康；美国人吃了十来年转基因食物，也不曾见出什么大事。食物中的DNA进入人体后会分解，无论是“天然”的还是转来的基因，下场都一样，于健康无益亦无损，相信“吃基因补基因”的核酸营养与担忧吃下基因会出现问题，同样地没有根据。至于过敏源控制，转基因作物的开发者们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不从那些易引起过敏的食物中提取需要转入的基因。转基因食品上市，都要经过比传统食品更严格的毒性和过敏检测。若管理得宜，转基因食品并不会比普通食品更易引起过敏。 目前种植的转基因玉米，以瑞士诺华和美国孟山都等公司共同开发的Bt转基因玉米为最。它被植入了一种来自细菌的基因，可以产生有效杀死害虫玉米螟的蛋白质。但这是否也会影响到其它昆虫？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家约翰·罗西等人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Bt转基因玉米花粉对美洲王蝶的幼虫有害，放养在涂有Bt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苦苣菜叶上的毛虫，发育迟缓、死亡率高。这被视作转基因作物危害生态环境的证据，美洲王蝶一时成了反对转基因的环保组织的招牌。但一些科学家当即指出，这项研究里的实验室环境与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在自然界中，转基因花粉浓度远不像实验条件下那么高，再说天然环境下的王蝶幼虫也不吃玉米花粉。法国国家农艺学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科学家经过2年多的研究，于2002年正式发表论文，指出在自然界中王蝶幼虫并不会受Bt玉米花粉的毒害。此外，在传统农业中，农民要大量喷洒杀虫剂来控制玉米螟，殃及其它昆虫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有关玉米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墨西哥。那里是玉米的故乡，当地人种植玉米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到现在墨西哥还有许多种类的野生玉米，被称为世界玉米多样性的中心。为了保护这重要的天然资源，1998年起墨西哥就规定，暂不种植转基因玉米。2001年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转基因玉米已经“入侵”墨西哥，污染了当地玉米品种。他们把墨西哥瓦哈卡山区采集的野生玉米样本与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及确信未被污染的天然玉米进行了比较，发现一部分野生玉米样本受到了转基因玉米的DNA片断的污染。据称这些DNA出现在了玉米基因组的不同位置，可能破坏其它基因的功能。研究者猜测，污染来自美国的粮食援助。围绕此事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转基因作物者自然声称找到了基因污染的证据，一些科学家却对这项研究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认为实验中用于放大DNA样本的技术有问题，得出的结果是一种假象。两位研究者提供了新数据，但仍不能服众。争来争去，估计《自然》的编辑也心里发毛，2002年4月，杂志正式承认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发表原始论文是合适的”，还把两位作者支持自己结论的新论文和另两篇质疑这项研究的文章同时发表，让读者自行判断。这在该杂志在办刊133年的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别烦我，王子殿下 在英国积极活动着的反转基因组织颇有不少，包括有着国际知名度的绿色和平组织，有权有势的“英国自然”组织（它是野生动植物问题方面的政府顾问），经常在媒体上露面并组织抗议活动的“地球之友”等等。还有一些手段激烈的反对者，几乎每年都要来那么几回穿着消毒服般的白大褂冲进试验田捣毁转基因作物的抗议活动，尽管法官通常并不会因为有“保护环境”的理由就不追究他们破坏他人财物的责任。在这些人士的心目中，转基因作物已经完全被妖魔化了，连试验都是不可以的。他们喜欢以极端的形象引起公众注意，比如一片青葱的田地里，一位披黑袍的死神，扛着刃上染血的大镰刀，这样的大照片放在报纸头版上，的确很有视觉冲击力。不过，最轻易地唤起英国公众认同的，可能还不是他们，而是王储查尔斯。 虽然做够了花边新闻的主角和童话王妃的陪衬，查尔斯王子在英国的人望毕竟非同寻常。他对环境问题——以及科学问题——相当关心，虽然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他还是不关心的好。与曾被邀请去给英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做开幕演讲的妹妹安妮公主不同，查尔斯王子在谈论科学时，往往宗教气多过科学气，经常惹得科学家很不高兴。他是英国反对转基因食品的人士中地位最显赫、活动也最卖力的一个。我刚到英国时，师兄带我去超市买菜，向我解释什么是有机食品时，就说到查尔斯王子反对转基因而大力推崇有机食品，他的农场种植并出售有机产品，据说虽然昂贵但“卖得还不错”。我当时就以记者之心度王子之腹，疑心这其中有利益原因。 不管怎样，查尔斯王子的宣传与英国公众的情绪互相作用，效果是十分强烈的——即使是“决不吃任何含DNA的食物”这样的蠢话，由他在电视上说出来，还是会有市场。1999年4月，他授权BBC发布了自己撰写的反转基因的文章，表示自己理解基因技术会带来医药、农业和环境方面的巨大利益，但更多地表示了对健康和环境损害的担忧，并且说，把不能自然交叉繁殖的物种的遗传物质混到一起，触犯了“上帝的专属领域”。2000年5月，查尔斯王子在BBC的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讲座中，对现代科学进行了一番批判，其中自然少不了抨击转基因食品，夸奖有机农业是多么的“自然”。这使许多科学家感到不满。进化生物学家、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措辞恭敬地把他未来的国王狠狠刻薄了一顿。道金斯说，科学不相信直觉，而农业自诞生以来就是人类对物种进行干预、选择的行为，并不是什么“自然”的东西，如果说扮演上帝，我们扮演上帝已经有好多个世纪了。他还说，过分关注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一些需要解决的实在危险淹没在“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转基因！”（GM GM GM GM GM GM！）的聒躁中（见本期《不要拒绝科学》）。 道金斯在公开信最后推荐查尔斯去读美国科学家卡尔·萨根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不晓得他有没有照做——据我揣测是没有。他的态度似乎一点也没变。2002年6月，查尔斯在德国接受一家私人组织颁布发的环境保护奖项时，又谈了一通转基因作物的危险。第二天，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帕特里克·贝特森毫不客气地对媒体说，王子对转基因的态度完全是“歇斯底里症的表现”。他说，迄今并无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存在危害，查尔斯的歇斯底里 “使我失去了购买产品的选择权”。英国王室也看不下去查尔斯的做法，据说女王为此曾找他谈过话，妹妹安妮公主和老爸菲利浦亲王则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说他又不是生物学专家，这样攻击转基因食品是不对的。GM GM GM GM GM GM！ 政府、科学界、生物技术公司、环保组织、社会名流和公众，由这些方面所参与的、关于转基因的拉锯战，在英国媒体上一直没消停过。2003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新法规，5年来的转基因冻结政策有裂冰迹象。此时，英国政府组织的“转基因全民大讨论”正跟天气一样火热，而首相的战略小组发表报告说，长远来看，转基因作物对促进英国经济发展和增进公众健康有巨大潜力，但转基因农业的效益在短期内体现不出来；转基因作物在未来能取得什么样的收益，依赖于公众的态度和管理机构应付不确定因素的能力。 1999年11月，英国政府决定暂不考虑转基因作物的商业种植事宜，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试验，考察转基因作物对局部环境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对农田杂草和虫子的影响。试验报告于2003年10月16日出炉，将对2004年政府考虑是否对转基因作物商业种植开禁提供重要依据。报告公布之前，民意统计表明情形并不乐观，据称6～9月份的大讨论中，4万份公众回应显示，仅有2％的英国人乐于吃转基因食品，坚决不吃的有86％。就在10月13日，反对者还在伦敦举行了抗议游行，他们从全国农会总部走到唐宁街和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递交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文件。为了吸引注意，游行中很有些特立独行的家伙：一位有机农业农场主从苏格兰北部过来，骑着车拖着一口棺材；一名作家则从北约克郡步行到伦敦。 试验的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是有好有坏的。这项迄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同类试验，耗资550万英镑，动用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数百块农田，涉及的作物包括转基因油菜、甜菜和玉米。科学家对试验田共进行了4000次考察，采集了50万粒草籽，收集了150万个无脊椎动物。结果发现，在转基因油菜和甜菜田里，杂草量和蜗牛、甲虫、蝴蝶等动物数量比相应的传统农田少很多，玉米田的情况却恰好相反。为生态环境考虑，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杂草和虫子还是多一些比较好。那么这试验结果究竟说明什么？报告公布次日，英国几份大报的不约而同地以此为头条新闻。《独立报》和《每日邮报》等说这“敲响了转基因作物的丧钟”，《卫报》发表了一则漫画，伊甸园里的夏娃看着树上的苹果对蛇说“好吧，只要不是转基因的”。但《每日电讯报》倒并不认为这显示了生物大毁灭的前景，认为反转基因的情绪根本原因在于畏惧新事物。“地球之友”组织说，这是“对英国乡村的黑色警告”。但支持者则认为，这显示如果管理得当，转基因作物是可以对环境有好处的。 对此，皇家学会主席梅勋爵11月说，支持和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双方，都把这次试验结果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面解释，“有选择、有偏见”，双方都说自己赢了。他说，试验实际上体现，转基因农业可以比传统农业对生物多样性更有利，也可以更糟糕，这取决于具体的运用方式。简单地说转基因是好的或坏的，未免过于简单。农业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并不在于转基因本身，而在于耕作方法，例如使用除草剂的策略。大家应该把关注的目标由是不是转基因转向更广泛的农业问题，一起探讨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听起来像各打五十大板，不过，仔细咂摸一下，真是相当巧妙的措辞。 科学界与政府支持而很多公众反对，最终还是立法通过，这样的例子在英国并不是没有：2000年底，下议院就通过法案，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允许使用人类早期胚胎干细胞进行医学研究。在保护科研活动尤其是生物和医学研究方面，布莱尔一直表现得很强硬，对一些人士捣毁转基因试验田、冲击医学实验室的行为大为恼火，表示决不能忍受合法科研受到干预。不过，转基因作物的商业种植更多涉及经济而非科学，首相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也已经把国内公众得罪了不少。转基因问题的命运，是会像干细胞法案那样，还是像欧元那样呢？这个还不大好说。

乌脚病，为1950年代末期，台湾西南沿海地区特有的末梢血管阻塞疾病，因患者双足发黑而得名。其中又以嘉义县布袋镇、义竹乡及台南县学甲镇、北门乡等四个滨海乡镇案例最多。乌脚病很早就确定为井水含砷过高有关，随著自来水普及后病患已大幅减少。但后续发现除乌脚病外，砷水亦造成皮肤癌、膀胱癌及各种癌症。西南沿海地区的乌脚病在近年已渐控制、遗忘。但四十年后（1996年）又在宜兰县头城镇、五结乡沿海发现地下井水含砷量过高，出现20余例疑似乌脚病的病人。此外，由于中国大陆、菲律宾、蒙古、罗马尼亚、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地工业污染河川，居民改饮含砷井水，导致其他地区产生亦产生乌脚病类似案例。乌脚病早在日治时期1920年即有零星案例，称为“自发性脱疽症”。惟当时患者不多、医疗设施落，未引起注意。直至战后1954年才由高聪明、高上荣两位学者，以“特发性脱疽”发表于医学杂志。但真正引发政府卫生部门注意的关键，是1956年所传出台南县安定乡“复荣村”所传出之怪病。当时全村553人中，有490人出现皮肤色素沉著过多，及角化现象，比例达九成以上。政府最终以集体迁村至3公里外，新建“大同村”。而随著1958年起媒体开始跟进报导，此后医学界方投入研究，例如台大医院及公共卫生研究所，组团下乡进行调查，并于台大医院外科病房设有六床乌脚病患者的免费病床。一、症状乌脚病可以简略归类一种地区性、流行性的血管疾病。初期由于四肢末端血液不流通，无法护得足够之营养及氧气，皮肤会变成苍白或紫红色。患者会感到末端麻痹、发冷及发绀等症状，若受压迫就会产生刺痛感，有时亦会间歇性跛行等。病情更进一步会造成静止组织的营养缺乏，产生剧烈的疼痛。其疼痛程度可让活人生不如死－痛到颜面变形、身体扭曲、在地上打滚。此时症状为趾部发黑、溃烂、发炎，甚至造成坏疽再自然脱落。严重者发炎区域会扩散，脚组织可能悉数坏死，只能以手术切除。此外亦有手指罹症的案例，尤以成人居多。二、流行分级台大教授陈拱北将乌脚病流行分级订为三级（1~3），并据此拟定防治策略：第一级：若没有乌脚病个案，也未发现砷中毒皮肤症状者，仅砷含量超过，则为第一度流行地区。这里不一定会有乌脚病例产生，但可能性极高，须尽早展开防治工作，防患于未然。 第二级：若是地下含砷量已达，但未发现病例，仅出现慢性砷中毒皮肤病征兆的个案，或没有类此症状，仅少乌脚病例，则可列为第二度流行地区。在这些地方，砷的危害才刚开始，若及时展开防治行动，或可避免伤害持续扩大。 第三级：若地下水含砷量超过，且出现中毒病例及发现儿童有慢性砷中毒皮肤症状者，即列为第三度流行区，此时伤害已然造成，防治为时已晚，应致力于寻求补救之道。 三、治疗方式昔日对于乌脚病的治疗方式：内科采用药物治寮，如止痛药、防止血小板凝聚或血管扩张剂等。 外科以截趾、截肢或局口伤口治愈为主，有些病患术后仍有烧灼、刺痛或发冷的感觉，须再次截除。然而此术会造成病患残废，日渐改用抗血栓药品及前列腺素治疗，有显著成效。 近年外科则有腰部交感神经切除术、深股动脉整型术等新疗法。

由蛇盘绕的权杖系医学及医学界的标志。它起源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故事，古希腊人将其尊崇为医神，并且其崇拜涉及蛇的使用。

希腊是蛇徽的发源地，从古到今，蛇徽遍布希腊各地。到了近代，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以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都用蛇徽作为自己的医学标志。20世纪50年代前中国中华医学会的会徽上也有蛇徽。1948年4月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封面就是一个赫然醒目的蛇徽。

扩展资料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全球有超过四分之一即大约14亿的成年人运动不足，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及痴呆症和癌症的风险。

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成年人运动不足人口比例是低收入国家的两倍多。世卫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低于这个标准的人就被认为运动不足。

世卫研究显示，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女性和四分之一男性没有达到专家推荐的运动量。报告指出，低收入国家成年人体育活动不足的比例为16%，而高收入国家则为37%，且在2001-2016年间还提高了5%，其中德国、新西兰、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增长显著。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世卫组织：全球14亿人运动不足面临疾病风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世界卫生组织

由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人口健康研究所（Population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PHRI) of McMaster University ）和加拿大人汉密尔顿健康科学研究所（ Hamilton Health Sciences）主导，联合诸多国家科学家共同完成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许多国家人口的平均每日钠摄取量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TO）提出的减盐标准，似乎健康风险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然而中国人摄取的盐分还是太多了。 根据WTO披露的事实，虽然钠是保持血浆容量、酸碱平衡、神经脉冲传导和正常细胞功能的必要营养素。如果成人每日钠摄取量超过了2克，容易导致高血压、增加心脏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控制钠的摄入，WTO提出的限制量是成年人每日钠摄取量不超过2克（折合成5克食盐，就是一茶勺） 加拿大科学机构主导的这项研究对来自18个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伊朗、菲律宾、波兰、沙特阿拉伯、南非、瑞典和坦桑尼亚）的9万4千人进行了平均长达8年的跟踪调查，被调查者年龄分布在35岁至70岁之间，这个人群被认为是风险最高的潜在心血管疾病和脑卒中患者。然而，调查表明，大多数国家的人每天摄取钠的量在3-5克，这个数值超过了WTO给出的限制数量，虽然没有调查美国人群，但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估计，美国人平均摄入克的钠。研究表明，没有发现这些超过WTO限制标准的人，其钠的摄取量和心脏病、脑卒中发病率存在直接联系，听上去似乎对重口味人是个好消息，然而不幸的是，这项研究发现，中国人的饮食还是太咸了，因为中国人每日平均钠摄取量超过了5克，这个数值是WTO建议值的倍，这么高的摄取量明显导致高血压、心脏病和脑卒中的发病率提升。这项研究成果发布在2018年8月11日刊的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 因此，我们的饮食还是要立足于减盐，根据WTO的建议，做饭时候减少放入食盐、含盐的调味品（酱油、汤料、咸酱等），少吃含盐零食。随着时间推移，减盐的习惯会被身体所适应和接受。另外还要纠正一些错误认知，比如因为剧烈出汗要多补充盐分，其实流汗损失的盐分很少，只需要补水就行。有人认为海盐或某种盐会更健康，其实都是氯化钠。还有不少食物因添加糖或其他风味，会掩盖了盐分。美国一个健康指南说，对于重口味的人在减盐的不适应过程中，可以增加食物的辣味来转移注意力。（本文素材来自和WTO官网）

基因是生物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就像物质的化学性质是由分子结构决定的一样，生物的遗传特征由基因决定。除了少数病毒的基因由核糖核酸（RNA）组成以外，多数生物的基因由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人类共有10万条基因，基因中DNA的排列次序就是蛋白质合成的遗传密码，即生物的基因指令，它不仅决定了我们头发与眼睛的颜色、身高、相貌，也决定了我们有多聪明。也就是说，通过人为修改与智力相关的基因来提高人的智力水平是可能的。今年9月1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钱卓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宣布，已成功地通过基因移植培养出聪明的老鼠。这让我们看到了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提高人类整体素质的曙光。钱卓博士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通过基因手术使老鼠更聪明的实验。他发现老鼠有一种与聪明程度有关的基因--NR2B，它负责生产蛋白质NMDA。这种蛋白质存在于大脑神经元表面，可作为某些特殊化学信号的受体而发挥作用。受体是激素产生生理效应的关键环节，如同汽车上的变速箱一样，把发动机的运动实现为汽车前进的动作。NMDA受体工作原理类 似"双保险锁"，它需要两次动作，也就是说要两个信号刺激才能"开启"。由于记忆的产生往往涉及两个相关事件，该受体的特性使其成为在大脑中产生记忆的极好工具。例如，如果该受体同时接受到特定记忆。因此，如果增加老鼠大脑中的NMDA蛋白质，从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提高老鼠的联想力和辨别能力，这就如同改进汽车的传动系统，可以把发动机的驱动能力发挥得更淋漓尽致一样。钱卓领导的小组把这种基因再复制一份植入老鼠的胚胎中，然后检验能否对老鼠的聪明程度有所提高。他们设计了一系列测试办法，以检验转基因鼠和普通鼠在记忆和学习能力上的区别，测试包括物体识别记忆、与恐惧反应等相关的情感型记忆、学习东西的快慢以及对空间感的掌握等。研究结果显示，转基因鼠在这些测试中项项胜出，比普通鼠学得快、记得牢，显得更聪明。在实验中，科学家还通过基因工程操作使这种基因活性随着鼠的年龄增长而不断增强。早先的研究显示，年幼动物即使大脑接收到的两个信号并非是同时抵达的，它也很容易在不同事件间建立联系而进行记忆和学习。但进入青春期后，NMDA受体对信号的反应会逐渐迟缓，动物的记忆和学习也随之日益困难。而经过基因手术的鼠即使在成年后，其脑中还保留了不少青少年鼠的物体特征，特别是其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持续时间仍然较长，学习能力也更强。科学家说，他们的新成果不仅证明各种学习过程很可能遵循相同的生物化学机制，而且也展示了用基因技术改进哺乳动物记忆和智力的可能性。新成果被认为对验证有关学习和记忆的一些理论也有重要参考价值。钱卓不是第一个发现与智力有关基因的人。两年前，英国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洛明教授声称分离出与人类智力相关的特定基因。他把两组智力水平中等的儿童的DNA与美国一个夏令营中的高智力水平儿童的DNA相比较，发现聪明儿童拥有更多的IGF2R基因。普洛明的研究为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这项研究在神经系统科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普洛明这项历时六年的研究也引起了争议。有专家担心这项研究会在没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情况下，导致对胚胎和胎儿进行遗传筛选以获得"智力基因"。另外一些学者则对这项研究表示欢迎。认为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人们在性格倾向和潜力方面是具有差别的。如果这项工作能使我们找出应付这些差别的更好方式，并由此找出更好的后天培养环境，则这项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不管怎么说，钱卓博士的研究成果和普洛明教授的发现相互印证，实际上也为下世纪基因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从长远来看，它将有助于更好地从社会及伦理角度讨论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运用基因技术来改进或增强人类的智力和认知水平。 此前澳大利亚科学家曾经在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人类基因中与智力有关的基因主要集中在X染色体上，如果该染色体上的有关基因发生变异就会对后代的智力产生影响。女性的染色体是由两条分别来自父母亲的X染色体组成，男性染色体则是由一条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和一条来自父亲的Y染色体组成。如果母亲X染色体上的智力基 因与众不同，其女儿尚可有一条来自父亲的X染色体抵消这种变异，而其儿子继承父亲的Y染色体则没有这种抵消作用。因此，如果母亲X染色体上的智力基因趋于使后代变聪明或痴呆，其儿子就会明显的聪明或痴呆；而其女儿则因来自父亲X染色体的抵消作用，不会像其儿子一样明显的聪明或痴呆。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母亲体内的遗传因素对子女尤其是儿子智力情况的影响远高于父亲。而且，德国《世界报》刊登文章指出，漂亮母亲的子女更多地继承了父亲的外貌特征，当父亲长相一般时尤其如此。由此看来，如果当年萧伯纳接受了那位漂亮女士的求婚，他的预言很可能就会不幸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