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权医学论文

如果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不知道是陈凯歌导演的作品，那么看完之后就更不会把这部电影和拍《黄土地》、《霸王别姬》时的陈凯歌联系起来了。耐着性子看完之后，只留下以下几点印象。一、无气无灵魂陈版《赵氏孤儿》没有把那种“气”拍出来。这里的气，既有侠气、义气等具体的个人之气，也有比这范围大的多的那个时代整体的社会之“气”。从大的范围来说，这个气就是年代感。“气”的表达，可以从诸种方面来体现。比如服饰、语言、形体、表情、眼神、外景等等。电影本来可以借助这些手段把那个时代的人和社会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然而陈凯歌硬生生的把它拍成了现代剧。除了服饰、外景之外，里面的人的语言、表情、眼神大多是现代化的，而且是太现代化的。仅以台词为例，大段大段的京片子就不用多说了，里面有两个让我觉得非常有印象的片断，其一是韩厥看到小赵武跑了，对着程婴无赖似的说了一句“孩子跑了，怎么弄啊？”其二是，8岁的小赵武对着程婴生气“你烦死了！”。语言是电影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并不反对在历史剧中使用现代语言，但总得把握一个度，距离产生美，在历史剧中，台词与现代生活语言稍微有一点距离，只要处理得当，就象老版《三国演义》那般，不仅不会造成理解障碍，还会使年代感立刻体现出来。相比之下，梅尔•吉布森为了达到这种年代感，展现出与时代相符的“气”，经常使用现代已失传的语言，即使观众不明白台词，但很容易感受到影片中那种精神内在的东西。这可从吉布森导演的《耶稣受难记》、《启示录》等影片中观察到。连基本的年代感都没能产生，至于更高层次的各种人物所应分别具有的那些气如侠气、义气、忠勇之气、戾气、暴虐之气等等更是无从谈起。在这一点上，同是拍古代片，在造“气”方面，陈凯歌的这部电影连给黑泽明提鞋的资格都没有。在《罗生门》、《乱》、《七武士》、《用心棒》等一系列古装片中，黑泽明通过每位演员的眼神、台词、说话的声音、语调、肢体动作等等，把故事所处时代的“气”，以及每个人物所应具有的那种“气”，展露的淋漓尽致。中国姜文的《鬼子来了》，在造气方面，不输黑泽明。胡金铨的一系列武侠片，如《龙门客栈》、《侠女》、《山中奇缘》、《忠烈图》等，在对白、外景、服饰等各方面也无一不充盈着明代所特有的气。退而求其次，由与陈凯歌齐名的冯小刚导演的备受争议的《夜宴》，除了象“都母仪天了了，晚上睡觉还蹬被子”等台词稍显雷人之外，整体上在“气”的塑造方面还是很不错的。陈版《赵氏孤儿》中，程婴侠气不足、韩厥义气不足、屠岸贾戾气和霸气不足。最失败的当是韩厥的角色。未必是黄晓明的演技不好，因为他是受导演的指挥，只能说是陈凯歌导演的失败。程婴夫人海清以及赵朔夫人范冰冰只起到了吸引眼球的效果。葛优和王学圻表现平平，没给人带来惊喜。倒是三个小角色，演的不错。一是屠岸贾的谋士，能用眼神和表情带给人这部影片中少有的那种真实感。可惜在各种官方宣传资料中，我们很难找到这位扮演者的具体资料。后来在影片的末尾演员表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王劲松”。二是晋灵公的扮演者彭波（这位演员很有潜质），就是《疯狂的石头》中演谢小盟的那位。注意，这位演员也因为不够大牌而没被宣传者加以宣传。三是鲍国安演的赵盾，出场时间不长，但气场十足。“气”是电影的灵魂，没了这气，电影就如同行尸走肉，衣着再考究，演员再大牌，外景再华丽，都难以掩盖电影本身的苍白无力与空洞无物。很不幸，陈版《赵氏孤儿》最缺少的，就是这“气”。二、无真无逻辑早已有学者考证，赵氏孤儿的故事本来就是虚构的。我们不追求历史上的真实，但作为电影，最起码应当把故事讲的象真的似的，这样才会打动观众。谁都知道《阿凡达》是虚构的，但凡是看过阿凡达的人，都会被影片所打动。所以，虚构本身不是罪，错在虚构无逻辑。几乎所有的人，看完陈版《赵氏孤儿》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程婴和屠岸贾有杀妻之恨（表面上的）与杀妻杀子之恨（实际上的），同时程婴在屠岸贾与赵氏家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屠岸贾没把程婴杀掉已经是天大的怪事，为何又会那么轻易的收程婴为门客并那样信任程婴，还把赵武收为干儿子？实际上在原版故事中，是有所交待的，程婴与公孙杵臼设计，公孙故意把程婴的儿子藏起来，声称是赵朔的儿子，然后程婴故意象屠岸贾告密，目的很明白——为了获取赏金，背上卖友求荣的骂名，以使屠岸贾不疑。然而电影中的程婴，带上孩子和家当，来到屠岸贾那里，发了个将要终身追随屠岸贾的誓，就轻易的当上了门客。这让我们不禁怀疑那个智谋能足以弑君，并且能打败晋国第一流政治家的赵盾的屠岸贾的智商，进而怀疑导演和编剧的智商，进而怀疑这是不是导演和编剧故意侮辱观众的智商。更可质疑的是，前半场，除了少数几个场景之外，每逢屠岸贾出场，基本上都是左呼右拥，身为高级官员、高级将领，这当然是必须的。但到了后半场，乃至直到最后屠岸贾与赵武决斗时，屠岸贾偌大一个人物，偌大一处官宅，竟然看不到任何一个家人，看不到一个仆人，看不到一个随从，看不到其他任何一个门客。屠岸贾何时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类似这样的不合逻辑之处，电影中比比皆是。建立在这样层层断裂的逻辑链之上的故事，不会让人感到可信，更不会表达所谓什么精神了。必需得有活生生的打动人们感官的素材作为支撑时，才能进一步谈所谓的“精神”、“思想”、“情怀”。缺少了逻辑真实的故事，断然不会表达什么“思想”。三、“我只认大牌”很早就注意到，作为大牌导演的陈凯歌，对那些身处二三线乃至不入流的演员，是傲慢的。在他的眼里，只会关注到那些当红的影星或有地位的演员，在他的人才观里，各种演员之间存在着一个强固的等级体系。因此，在《梅兰芳》里，我们看到，尽管余少群表现的极为出色，如果能在电影下半段继续使用这个演员，人们对这部电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评价。但是他断然的选择了黎明，这是《梅兰芳》中最大的败笔。虽然余少群有才，但未必能带来商业价值，黎明作为大牌名星，是票房号召力的保障。因此陈凯歌在用人时宁舍才，而不舍财。宁信虚名，不信功力，不仅仅是不信演员功力，而是不信自己的导演功力。在这种演员等级观念的影响下，在《赵氏孤儿》一片中，陈凯歌采用的仍然是大牌战略。然而面对一张张熟的不能再熟的脸，我们却很难产生原有的那种激动。老实说，演员们自身的演技都没得说，但有时，演技不能代表一切。葛优那张脸，几乎没有哪个中国人不认识，一出场，就有强大的“喜感”，这极不利于赵氏孤儿作为“悲剧”氛围的塑造。尽管葛演的很卖力，但他深深烙在每个人脑海中的那些先在印象，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他这一新角色的认同。王学圻在《梅兰芳》中的演出，可谓出神入化，无可挑剔，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观众，要想摆脱王版十三燕这个角色，并不是太容易。另外，在形象上，王学圻缺少屠岸贾作为武将所应具有的那种霸气。王学圻最近接的活比较多，从十月围城到剑雨，再到赵氏孤儿，每个导演都想从他那儿获取些什么。然而王学圻并不是那种万金油式的演员，他的潜质已被挖掘迨尽。有必要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好好恢复功力。黄晓明版的韩厥是角色方面的最大的败笔，既缺少忠义之气，又无刚烈威武的武将气势，一句“怎么弄啊”，使得这个大将军倒象是个打架吃了亏却没有本事扳回脸面只能满腹牢骚的街头混混。大概是黄晓明太大牌了，陈凯歌不敢命令他太多，或者，陈凯歌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自己固定的每个角色的定位，因此他只能放任每个演员自我发挥。每个演员自我发挥当然是有必要的，但只能限于一定的程度，导演应该对每一个角色有一个大体的定位，否则可能会导致角色与剧情格格不入的局面。象吉布森、黑泽明、胡金铨等，在他们心目中，早已有了各种人物的定位，因此在演员作表演时，大都贯彻了导演的精神，而导演的精神乃是全部影片精神的主线索。赵文浩演的少年赵武，形象颇佳，然躁气冲动有余，沉静稳健不足。这并非是对一个15岁孩子的苛求，因为历史上的赵武，作为大政治家，是以沉静稳健著称的。海清出镜次数不多，真身出镜的几秒钟给两个孩子喂奶的镜头竟然也成了影片宣传的一个热点，用这样的手法来促销，实在是自我降低品位——更何况影片本身品位并不高。对于海清的表演，除了喂奶这个镜头因为宣传得力而深入脑海之外，再无其他深刻印象。范冰冰版的庄姬，除了美丽，身体还很强壮，生孩子前后几乎没什么区别。张丰毅版的公孙杵臼，让我们隐然看到了换了服装的曹操。赵文卓、鲍国安、李东学、彭波、王劲松等人，分别打了一次酱油，不过是路人甲的角色。尽管如此，鲍国安还是那样的气场十足，王劲松和彭波给人的印象更是远比其他几人甚至几位主演深刻。这个王劲松，在某个方面象极了倪大红，两个人都极其适合出演古装剧。如果不刻意提起，赵文卓极容易被忽略，因为他的本行是功夫片，这个戏总体上是文戏。李东学版的提弥明让人印象深刻，但与其说是因为演技，不如说是因为情节。不管换了谁，去饰演个人肉车轱辘，再加上几秒钟的特写镜头，都会让人印象深刻。或许是导演傲慢，或许是商家傲慢，在对外宣传时，出场没多长时间的赵文卓、张丰毅、范冰冰、海清等一线明星以及地位很高的鲍国安，都被加上“主演”或特别演出、友情出演等称号，单独打出他们的名字。而出场时间不比上述人少，表演又比上述人出彩的饰演晋灵公的彭波，饰演屠岸贾谋士的王劲松，我们在官方宣传的海报中看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只列在演员表中很靠后的位置。一个好的导演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一个不好的导演可以化神奇为腐朽。在梅尔•吉布森的《启示录》中，所有的演员都是非专业的，都是第一次拍电影，但每个人的表演都令人震撼。在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中，演员多为非著名演员或群众演员，但每个人的表演却都很到位，影片也相当成功。其实，为电影或角色吹入这令人震撼之气的，不是演员自己，而是导演。演员无分好坏，只有导演选取和执导的恰当与否。当一个导演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演员的演技甚至仅仅寄托在演员的名气、地位身上，而不是寄托在自身的独立创作精神之上的时候，他也就江郎才尽了。陈版《赵氏孤儿》向我们展示的，便是一个江郎才尽的导演的失败的作品。它告诉我们，陈凯歌已经离大师越来越远了。字数很多，自己取舍

本文对《大学》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大学》 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 《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 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事实。 郭店楚简的发现，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二） 既然《大学》晚出并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作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一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是“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作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2]，但也同样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象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的说法符合实际，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象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象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大学》与帛书《五行》“经”、“传”作一比较，用出土的旁证材料进一步说明分《大学》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楚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解释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现其许多特点都与《大学》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解释，不存在直接引用《诗》《书》或二者并存的情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解释，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所引《诗》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颇有启发。 其次，传与经相对应，不存在有传而无经的情况。帛书《五行》除前面几章外，每段经文皆有传，传文往往先引经文，然后加以解释，且不厌巨细，每句必解。如“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一章，传文作“‘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不悦不戚’：悦而后能戚所戚。‘不戚不亲’：戚而后能亲之。‘不亲不爱’：亲而后能爱之。‘不爱不仁’：爱而后仁。”对于一些实在不必要解释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赘言。如“‘鸤鸠在桑’：直也。”《五行》传只所以每句先要引用经文，是因为经、传被抄在前后两个部分，如果不引用经文，就会使人们不知传文对何而发，造成混乱。而《大学》所谓的“经传”也是抄在前后两个部分，若按传文体例，也当在传文前引用所要解释的经文，而《大学》的几处《诗》《书》文字却没有明确指明与经文的关系，把它看作是“传”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诗》《书》之外“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语是否就是经文的注解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修身在正其心”乃是对前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等语的概括，原文中并没有“修身在正其心”一语，所以与其把它看作是传文，不如把它看作是引申和发挥，“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句的情况也是一样。更重要的，《五行》的传基本围绕经文而发，没有脱离经文之外的议论，而《大学》的“传文”很难与经文直接对应，与《五行》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有“经”而无“传”还可以解释通的话，那么，有“传”而无“经”则不好理解，与传文的体例也不相符，所以把《大学》的几处文字看作是“传”显然不合适。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显得很没有必要，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有些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一些经典说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笼统把《大学》说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影响不断提高，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乎成为了定论。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改正的《大学》。我们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作过整理，其中以程颢为最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明明德”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适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是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大学》是“孔氏之遗书”的看法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答案。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联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论） （三） 我们既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传统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有一处曾子的言论：“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 而《大学》中有“曾子曰”，故由此推论，“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4]李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坐实即是曾子还可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说明是曾子之言：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对“孝”的理解。这段材料以往被学者所忽略，然而却是曾子与《大学》关系的重要旁证。 其次，《大学》思想也与曾子有一致之处。曾子以“忠恕”发明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学》多谈“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有学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15]所以，《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从学术的传承来看，《大学》也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还有以下两条：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同上） 上面说过，《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有学者看到《大学》文字较为整齐，便认为《大学》成书较晚，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字的整齐与否，往往与文本的性质有关，而与时间的早晚关系不大。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属于同一学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综上所述，《大学》早出，可能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这虽然与传统的观点相同，但它却经过了重新论证，并有新材料的支持，故称为“新证”。

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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