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与同学们眼中,这个中国女学生“虚心好学,并注重实验和各种医疗器械的使用”。在学校的4年里,她的学业始终名列前茅,并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此时,中国人对医学的理解,还停留在中医的“望闻问切”上,但金雅梅已经成为纽约医学界小有名气的女医生。她精于显微摄影,1887年,权威的《纽约医学杂志》,刊出了她的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金雅梅原本可以享受美国优越的生活,但她自言,幼时父母因祖国的医疗技术落后而亡故的惨痛经历,“一直烙在心里”,于是,她希望可以尽自己的力量,解除同胞的病痛。1888年底,她回到了祖国。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多年后,她深感国内妇婴医疗条件的落后。1907年,她来到天津。1908年,袁世凯令天津海关拨银二万两,让她创办北洋女医学堂,并担任堂长兼总教习。 这是中国第一所公立的护士学校,不仅传授西方先进的护理技术和理念,还提倡妇女解放,参与社会服务。金雅梅特聘通晓中文的英国女医生卫淑贞为实习教习,聘中国第一位护理专业女留学生钟茂芳任看护教习。她还亲自授课,将在国外学到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但在工作之外,伴随着金雅梅的,始终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寂寞”。有友人回忆道:“……她总坐在客厅的壁炉前,裹在自己的皮大衣里——北平的夜往往非常的冷——她在那里讲述自己的故事。”但这个孤独的老妇人带给周边人的,却是一分“很优雅的气氛”。老太太热心公益,除了医院的事情外,她还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亲自带一批人去孤儿院做义工,并为孤儿院募集善款。善款的来源之一,是燕京大学办的一所纺织厂,金雅梅兼任工厂的管理工作。她从各个乡村搜集来“异常美丽的剪纸”,这双操持显微镜的手,也偶尔拿起绣花针,对照着这些剪纸,做出精致的绣品。 除了仆佣之外,金雅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但她乐于结交朋友。1933年,金雅梅“收留”了一名到中国做学术考察的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小伙子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后来,普实克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并在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一书中,记叙了与金相处的这段日子。普实克回忆道:“她喜欢在身边聚集一些青年人,而且我可以邀请我所想邀请的人来品尝她那久负盛名的晚餐,尤其是她的菊花汤。这种汤她是当着客人的面用小木炭炉子煮的。”北平协和医院一位英籍医生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是这样评价她的:“她是一位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和不幸的女性。这个世界对她过去似太无情。更为重要的是,她竟因而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