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王俊平医学论文

有姚绶、姚范、姚平、姚察、姚思廉等。

1、姚绶

姚绶（1422—1495），字公绶，号谷庵、仙痴、云东逸史，人称丹丘先生，浙江嘉兴府嘉善县大云寺人。明代官员、书画家。

少有才名，专攻古文辞，诗赋茂畅。明天顺年间进士，官监察御史，奉命巡盐两淮，铲除积弊。因得罪权贵，谪永宁知府。以母老辞归，居大云，筑室名丹丘。又作沧江虹月舟，泛游吴越间。

姚绶工行草书，初学宋克，后法魏晋，风格近张雨。擅画山水，宗吴镇，也取法赵孟頫、王蒙，好作沙坳水曲景色，墨色苍润；间写竹石，潇洒可爱，笔墨酷似吴镇。

传世名作有《秋江渔隐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山水图》册页（上海博物馆藏）、《竹石图》轴（辽宁省博物馆藏）。著有《谷庵集》、《云东集》、《天人合旨》、《姚御史诗文》。

2、姚范

姚范(1702—1771)，初名兴涑，字巳铜，后字南青，号姜坞，晚号几蓬老人。安徽桐城人。清代文学家。

姚范于乾隆年间科举进士及第，任编修。姚范人缘甚佳，平生与江若度、王洛、叶酉、方泽、刘大魁、齐召南、杭世骏、胡天游、邵齐焘、周振采等友好交往，尤其是与刘大魁交往密切，以文学思想讨论交流。

姚范承方苞的论文思想主张。持论对其侄儿姚鼐的思想影响较深。姚范著有《援鹑堂诗集》七卷，《援鹑堂文集》六卷，《援鹑堂笔记》五十卷，《曝书亭诗评点》及《望溪文集评点》等。

3、姚平

姚平，河东人，西汉著名学者、经学家，是中华始祖圣君天子舜帝第69世嫡长孙。官至冀州刺史、谏议上大夫。汉朝未年天子加封姚平之孙世受世袭罔替侯爵。

姚平曾向京房学习《易》，为郎博士，京氏《易》学由他发扬光大，受焦廷寿于京房，为郑国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

4、姚察

姚察（533—606），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人，南朝历史学家。

历经梁、陈、隋三朝，父姚僧垣精医术，为梁大医正。姚察6岁诵书万余言，12岁能文。侯景之乱时，随父归乡里。

年十三为萧纲所器重。萧纲登基，授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入陈朝，为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陈亡入隋，于隋朝授秘书丞、晋王侍读，袭封北绛郡公，授太子内舍人。

隋文帝开皇九年又奉诏撰《梁史》《陈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5、姚思廉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父姚察于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唐朝初期史学家。

其父姚察，在陈时任吏部尚书，著陈梁二史，未成。他自幼习史，后曾任隋朝代王杨侑侍读。唐李渊称帝后，为李世民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自玄武门之变，进任太子洗马。

贞观初年，又任著作郎，为唐初“十八学士”之一。官至散骑常侍，受命与魏征同修梁陈二史。

贞观十年（636年），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为二十四史之一。又著有《文思博要》，已失传。贞观十一年（637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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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唐代诗人。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时期李白的诗歌创作趋于成熟。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三载，李白在洛阳与杜甫认识，结成好友，次年分手后未再会面。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志愿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已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实。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言多讽兴，气骨高举。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业，为国效劳，但他并不艳羡荣华富贵，而是认为“钟鼓馔玉不足贵”（《将进酒》）。在建树功业以后，他要以战国时代高士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飘然引退。其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的影响。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秋浦歌》“炉火照天地”，分别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李白一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诗篇。他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等，形象雄伟，气势磅礴，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篇，正象他若干歌咏大鹏鸟的作品那样，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另外一些诗篇，像《秋登宣城谢眺北楼》、《独坐敬亭山》、《清溪行》，则善于刻画幽静的景色，清新隽永，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一派。李白还有不少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其乐府诗篇，常常从女子怀人的角度来表达委婉深挚的爱情。还有若干寄赠、怀念妻室的诗，感情也颇为深挚。李白投赠友人的作品数量很多，佳篇不少。其中有的诗表现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更多的是表现日常送别、相思之感，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沙丘城下寄杜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汪伦》等等，感情深挚，形象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李白诗歌内容也包含着一部分封建糟粕，其中较多的是宣扬人生若梦、及时行乐、纵酒狂欢的消极虚无思想和表现求仙访道、炼丹服药的宗教迷信。他描写妇女和爱情题材的诗，也有少数存在庸俗情调。李白诗歌中大量采用夸张手法和生动的比喻。他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其十五），刻画他长安政治活动失败后深广的忧思，是广泛流传的名句。他如“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写仕途艰难；“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写朋友间的深厚友谊等，都以鲜明突出的形象打动读者。李白诗歌的想象是很丰富和惊人的。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都以奇特的想象表现了对长安和诗友的怀念。《梁甫吟》、《古风》“西上莲花山”分别通过幻想方式来表现自己在长安受到谗毁和安史叛军对中原地区的蹂躏；《远别离》更通过迷离惝恍的传说来表现对唐玄宗后期政局的隐忧；它们都显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则借助于神话传说，构造出色彩缤纷、惊心动魄的境界。李白诗歌丰富的想象力在篇幅较长的七言歌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方面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屈原的影响。在体裁方面，李白擅长形式比较自由的古诗和绝句，不爱写格律严整的律诗。《古风》59首是他五古的代表作品。他乐府中的五古，继承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文笔朴素生动，并倾注着诗人洋溢的热情。他的七言古诗（包括乐府七言歌行和一般七古）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写景则形象雄伟壮阔，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抒情则感情奔放激荡，跳脱起伏，变化多端。从文学渊源说，这类诗受屈原作品和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最深。李白擅长绝句。他的绝句，在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基础上，锻炼提高，更为精警。五绝如《静夜思》、《玉阶怨》等，蕴藉含蓄，意味深长。七绝佳作更多，语言明朗精练，声调和谐优美，写景抒情，深入浅出。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其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历来评唐代七言绝句，认为李白与王昌龄最称擅场；李白集中七律最少，仅十多首，也少佳作。五律有70多首，有的写得很好，说明他能写律诗，只是不爱多写。李白的乐府诗，虽用乐府旧题，却能自出新意，唐人以乐府古题写诗的，当推李白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某些歌行和绝句，虽不用乐府题目，也富有乐府诗的风味。他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体表现为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但他不是仅仅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是在学习基础上加以提高，使之更加精练、优美，含意深长。他的七言古诗除明朗自然外，语言更以雄健奔放见长。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称誉李白诗“清新”、“俊逸”，道出了它语言风格的显著特色。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汲取营养，受其影响。李白还有若干词作。《尊前集》著录12首，《花庵绝妙词选》著录7首。其中《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3首，体裁实为七言绝句，当时配乐演唱。其他传为李白作的长短句均不甚可信。其中《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篇最为著名，但这两首词是否李白作品，颇滋后世疑问。李白的散文，今存60多篇。多对偶句，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骈文风尚。但语言比较自然流畅，与其诗歌风格有相似之处。其中《与韩荆州书》、《春夜宴从弟桃花（一作“李”）园序》两文，为后代选本所取，传诵较广。 唐人所编的李白集子，现在没有流传下来。北宋有《李太白文集》30卷，刻于苏州，世称“苏本”。后又有根据苏本翻刻的蜀本，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康熙年间缪曰芑据以翻刻，世称缪本。最早为李白集作注者，是南宋杨齐贤的《李翰林集》25卷，注释颇为繁富。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是迄今为止李白集注释中最详备的本子。关于研究李白的著作：五四运动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有李长之著《道教徒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戚惟翰著《李白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詹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中华书局曾选择其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于20世纪60年代编成《李白研究论文集》出版。

倚诺原创:姚启圣，浙江会稽（今绍兴马山姚家埭）人，字熙止，号忧庵。明朝诸生（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十岁能文，十三岁补弟子员（系秀才的一种）。貌魁岸，性豪放不羁。清顺治初年（1644年，时年21岁），明南北两都相继覆亡，绍兴南明鲁王监国政权亦一载而散。公知人心已去，无可挽回，遂放弃无谓抗争，出游四方。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于是游说清军，声称愿以家财充军，得授通州（扬州府）知州。任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而归。喜任侠。顺治十六年（1659）游肃山，遇二健儿掠一女子行，其父随之哭，牵持汹汹，公怒，夺佩刀杀二健儿，纵翁与女子去。膂力过人。用20石弓，双手能勒住奔马。治军有方，赏罚分明，所养奇才剑客，皆能拼死效力。临阵应变如神，常能出奇制胜。性慈，不妄杀戮。请开海禁，撤兵开界，复民田庐，让降卒垦荒为生，所复田庐以万万计，功德于闽尤深。平生慷慨仗义，尤恤文人，各属皆置学田。康熙元年，姚启圣以布衣上疏，请八旗开科。公于康熙二年（1663）中举，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任因负课数万下狱，姚启圣代为偿还。其时，澳门人霍侣成弄兵作乱，姚以计擒之，俄而逃去，又率奇兵缚以归，海乱才告平息。督抚忌才。康熙七年（1668年），新任广东总督卢兴祖揭发平南王尚可喜等广东官员走私澳门，且多从香山县境出海。由是，姚启圣以“擅开海禁，私通澳夷”被罢官，“识者多悲其不遇，而公之志浩然不衰”。罢官以后，姚启圣充分发挥了他的经商才能，短短七年间就积累了数以十万两银子计的巨额财富。姚启圣的擅开海禁之举，在清初汉人官吏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再次开启海禁，在台湾回归中原政权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于闽叛清，兵入浙江境内，陷温州，及台、处州诸属县。康熙命康亲王杰书统兵进讨，姚启圣与子仪募健卒数百，赴亲王幕下效力，得以复职为诸暨知县。同年，耿精忠部何九、徐维英以枫桥为据点攻扰诸暨县城，姚启圣率兵与数万叛军先战于新店湾，叛军不敌向枫桥败退，又大战于枫桥，悉平叛军。康熙十三年，姚启圣任处州府知府。康熙十四年，因剿平紫琅山土寇，且“屡献奇谋，亲王甚器重之”，康亲王疏陈姚启圣劳绩，超擢浙江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剿平松阳、宣平县叛兵。康熙十五年，偕同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协剿耿军，攻打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收复云和县。康熙十五年（1676年）九月，清军击败浙江、江西境内的耿精忠部队，分道入闽。十月，姚启圣父子随康亲王军合战精忠。姚启圣为清军前锋，姚启圣使子仪破精忠将曾养性于温州。师入仙霞关，趋福建。耿精忠见势不利，欲降，又恐不为清廷所宥，犹豫不决。姚启圣单骑入福州劝降，胸藏韬略，议论恢闳。耿精忠瞻其风仪，深为折服，说：“是殆李抱真之流，定不欺我。”遂降。从此，福建清军得以全力对付郑经。姚启圣以功升福建布政使。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就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时耿逆初平，而海氛未靖。姚启圣自备衣粮，招募壮勇，有澄清海外之志。尝曰：“国家声教无外，今逆藩虽已削平，而以台湾一弹丸廑宵旰忧，使沿海居民不遑宁处，罪将谁归！”时郑成功子郑经踞漳州、泉州、兴化，清军进讨。姚启圣勤于公务，事无大小皆亲自处理。入闽时年54岁，“发浓黑，两眼如炬”，任总督后，仅3年时间，“鬓发皓白”。姚启圣除处理军务外，也关心地方行政。当时，大批八旗兵驻扎福建，经常骚扰居民，“淫其妻女，系其老幼，喑恶叱咤。稍不如意，棰楚横至，日有死者”。姚启圣蒿目伤心，在郑经退至沿海岛屿时，就上疏要求调回八旗军队。及至厦门克服，请益力，终将大部旗兵调离福建。旗兵撤离时，将驱使被虏掠的2万余名百姓同行，姚启圣又以重金贿赂康亲王，请其下令：“军中敢有挈归良民男妇者斩。”并出资30万两银子，赎回被掳百姓，让其回乡。在收复沿海岛屿后，即请“开海界，复民业”，以使闽人重获“耕渔衣食之资”。姚启圣任总督先后捐出十七八万两银子为军费，还捐资为各府、县购置学田共1000余亩。任上整顿吏治，“贪官即刻参处，蠹役立毙仗下”；并“革除大珰，严禁火耗，开浚河道，修理桥梁”等。康熙十六年（1677年），姚启圣从康亲王先后收复被郑经部占据的邵武、兴化、泉州和漳州等地，兵临广东潮州，郑经逃回厦门。据守潮、惠的郑经大将刘进忠派陈文弢谒康亲王，窥探虚实。姚启圣与陈文弢有旧交，乃合谋招抚刘进忠。下半年，叛军吴三桂将领韩大任，欲突围至汀州，下海投靠郑经。姚启圣以韩大任是骁将，“不可弃以资贼”，又单骑至其营劝降。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韩大任降清，姚启圣选其精锐2000人作为亲军。同年春，郑经用刘国轩、吴淑、何佑等统兵反攻，连战皆捷，把清军主力围困于海澄。福建总督郎廷相见势不妙，要求康亲王急调姚启圣部来援，表示“愿以位代”。六月，清廷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筹解海澄之围。不数日，海澄食尽城陷，3万清军全部被歼，形势极为严峻。姚启圣连上十疏，请调各路大军赴援，并密陈郑经所以能在福建得手，“盖闽人为之用也”，建议“当先有以固闽人之心，而后贼可退”。康熙帝览奏大悦，对诸阁臣道：“闽督今得人，贼可平矣。”特降玺书褒扬。康熙十七年，将军喇哈达、赖塔，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分道并进，贤、镐、子威以舟师会克平和、漳平、惠安，复解泉州围。七月，姚启圣偕海澄公黄芳度由永福进兵，收复平和、漳平二县，并调各路援军逼近泉州。经将刘国轩等进逼泉州，立营于蜈蚣岭。姚启圣率壮士出战，将军赖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其寨，斩其部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国轩兵败逃遁，姚启圣乘胜克复长泰县。因功授正一品。九月，刘国轩放弃泉州，集中兵力转攻漳州。姚启圣率兵8000人出城迎战，冲破刘国轩的营垒，俘斩4000余人，扭转福建战局。姚启圣率部乘胜进攻，连克长泰、同安，刘国轩退守海澄。鉴于海澄与厦门、金门、海坛相首尾，不可猝下，姚启圣先后派遣张雄和黄志美到厦门与郑经议和，皆未成功。同月，姚启圣复遣其子仪进兵同安，巡抚吴兴祚率兵赴援，攻复永春、德化。姚启圣会平南将军赖塔督大兵进攻国轩。国轩攻泉益急，而萧琛遣人驰报将军喇达哩（喇哈达、拉哈达）、提督杨捷统满汉兵、兴祚帅闽安水师并至，众将士益惧。国轩恐内变，遂断南门二桥遏追兵。全军道南安金鸡桥、雪岭抵同安。知琛妄报，以告经。遂斩琛，流其妻子于淡水。 姚启圣等遂入泉州、攻海澄，败国轩于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十一月，姚启圣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抚郑氏官兵，凡来投诚者一律发给银牌以示奖赏。有官职的上报吏部以原职起用，有逃走再来冒领奖赏者也不追究。两年内，共招抚郑经官员5153名，士兵35677名，或就地入伍御敌，或随行征剿，推心置腹不疑，异于郎廷相之怀疑闽人而不敢用。姚启圣奏请复设福建水师提督，统一指挥各地水师；又与巡抚吴兴祚造船300艘，用投诚的郑氏官兵充水师员弁，很快组成2万余人的水师队伍。年底，姚启圣奉命在福建再行迁界。于是，“上自福宁，下至诏安，赶逐百姓重入内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在界线上安营扎寨，严禁百姓以物资接济郑军。十八年三月，侯袭爵败杨金日等于山头仔。喇达哩破东石寨，陈深战死。十八年夏四月，国轩屯玉洲，吴淑屯萧井寨相犄角。丁丑（十三日）夜，大雷雨，淑为寨墙压死；国轩驰往恸哭曰：“是又断吾一臂矣！” 五月，国轩攻江东桥，击败清军。康熙十八年七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请求重新设立福建水师提督，并先后两次上疏，极力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将万正色从水陆提督改为陆路提督，以谋伐台湾。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并决定，恢复设立水师提督（原设水陆提督，此后分设水师提督、陆路提督）的建议被采纳，但任命万正色为水师提督，而非施琅。十九年二月，姚启圣与赖塔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7路合击。二月，杨来嘉乞降。姚启圣会水师提督万正色出闽安，兴祚会宁海将军喇咯达、总兵王英等自同安分三路并进。郑经命诸镇将防御，人莫有斗心。乙丑（初五日），国轩率三镇拒海坛，正色麾众大破之；国轩力整营垒为自守计。癸酉（十三日），姚启圣会平南将军赖塔统水陆军七道并进，守将皆闻风纳款。丙子（十六日），水师将军朱天贵自海坛遁还，劝经速渡台湾。丁丑（十七日），国轩遂弃海坛，与苏堪、陈昌分守玉洲、石马、海澄，天贵守平海屿，郑经与施凤守铜山，左武卫林升等分守湄州、南日、平山、崇武诸屿，江机等分守金、厦左右十九寨。戊寅（十八日），平南军径取铜山。凤等思内应，执经以献。凤故经所最亲信者，傅霖密告经，经急执凤等诛之。然顾左右皆莫测，遂弃铜山，遁厦门，诸将降去。同日，姚启圣抵海澄，堪、昌皆开门纳降。国轩遁厦门见经，相持恸哭，出姚启圣、兴祚招书先后数十道，曰：“诸将皆如是，奈何！”庚辰（二十日），康亲王帅玉洲等降将为先道，进取金门、厦门。平南军还屯潮州。辛巳（二十一日），正色破天贵于平海屿；宁海军分克南日、湄州、崇武诸屿。壬午（二十二日），经率诸心腹乘舰东渡，尽以两岛委国轩、天贵。甲申（二十四日），王师克云霄，英等破海门。康熙十九年三月庚寅朔，姚启圣督总兵赵得寿、黄大来会平南军分攻湾腰山、观音山、展旗等十九寨，皆破。己亥（初十日），兴祚督王英等会宁海军进攻厦门，五营将军江机等争先迎降，国轩手刃数人不能止，仅与天贵等出战，士卒不用命，天贵负重创先遁。姚启圣会诸军竞进，众益溃叛。国轩夜弃厦门，退泊辽罗，文武千余员、水陆兵数万出降。大军遂取金门，俘获无算。 康熙知道姚启圣了解东南沿海情况，且能担大任，便起用姚启圣征讨郑经，率兵收复台湾。姚启圣上任后，与地方官员和各路军队通力合作，大败郑军主力。同时采取招抚政策，瓦解郑军内部，先后大约有十三万郑氏官兵归顺清廷，从而使台湾郑氏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姚启圣也因此功而官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正一品。康熙十九年，兴祚出同安，与姚启圣、捷会师，自陆路向厦门。提督万正色以水师攻海坛，分兵为六队前进，自统巨舰继，毁经师船十六、兵三千，余入水死，郑经部将朱天贵引退。正色督兵追击，斩经将吴丙、林勋；湄洲、南日、平海、崇武诸澳皆下，天贵出降。副都统沃申击破经将林英、张志，水陆并进趋玉洲；国轩走还思明，经将苏堪以海澄降。姚启圣分遣总兵赵得寿、黄大来从赖塔击破陈洲、马洲、湾腰山、观音山、黄旗诸寨；兴祚复与喇哈达等逐经兵至浔尾，遂克厦门、金门。经还台湾。夏五月，天贵穷蹙乞降，姚启圣待之有加礼，表为浙江平阳镇总兵。复遣人持书币招国轩。国轩谢使者曰：“善报熙止，努力事事，勿复以国轩为念。海水若涸，我心则降。士为知己者死，国轩受延平两世信任，无有贰参。且天下多才，何伋伋于二姓臣是贵？若天不殄明，延平再振，国轩敢不束矢操戈，追随熙止以畣嘉贶也。” 在清军收复厦门、郑经逃回台湾时，姚启圣主张乘胜追击，攻取台湾，曾请求清廷“亲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但未被采纳。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清廷与郑经议和，许郑经准其以“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圣亦可也”。郑经允议，要求以海澄为互市公所，因姚启圣反对，和议未成。康熙十九年十月，姚启圣计招宾客司傅为霖内应，高寿、蔡恺附之。建威后镇朱友发其事，为霖等伏诛，怀安侯沈瑞，亦被屠家。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二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为施琅长子施齐、侄施亥谋擒郑经被杀一案，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复与吴兴祚、杨捷“合疏密题”，题请“从优恤奖，以阐忠魂”。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中风死去。子克臧自经出师时为居守，永华请于经，号监国。年未冠，明察能治事；顾乳媪子，锡范等意不属，先构罢永华兵，永华郁郁死。及经卒，遂共缢杀克臧，奉经次子郑克塽嗣为延平王。郑克塽幼弱，事皆决于锡范。姚启圣因遣使吊丧，阴以多金赂左右，使为闲。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祚先后具疏，请开边界以便沿海。康熙二十年六月，姚启圣以全家老少一百二十一口人的性命再次担保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第四次提议），称：“破台湾非水师（即海军）不可，习水师非（施）琅不可，请用琅为水师提督”。 康熙皇帝在得到郑经病死和台湾内乱的密报以后，认为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已经到来。于当年六月果断作出了进军台湾、澎湖的战略策略，并将原来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为陆路提督，把具有丰富水战经验的施琅，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十月，施琅抵厦门赴任。琅及将军、总督等进取彭湖及浯屿，遇国轩大战。正色军先败遁去，吴潜追至嵩屿（海澄东北），又败之。国轩窘琅于嘉禾，几获琅。姚启圣先在丹霞降建威后镇朱友，使向导前进援琅，琅得逃海门。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原水师提督万正色、左都御史徐元文却攻击诬陷姚启圣贪霸。其中左都御史徐元文奏劾姚启圣“侵占民利，扣克军饷”，在攻打台湾问题上“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奏称：福建总督姚启圣、水师提督施琅自去年率兵进剿台湾，至今尚无成效，为其供应军需已极为困苦，因而应谕令总督、提督暂行停止进剿。姚启圣在复奏中为自己辩解：“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资，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有。”而事实上，在姚启圣担任总督以前的布政使任上，便捐银六万六千八百两，后来又陆续捐私银十五万二千九百余两。以朝廷颁布捐银晋赏规格：捐五百两加升一级，姚启圣可以晋升四百余级。这些，对姚启圣的实际升赏，其实并无任何作用。也可见，姚在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内时“以家财募兵”并非虚言。同时证明万、徐二人实在是无耻之尤。此时清廷内反对武力征台的呼声再起，康熙下旨暂停进剿台湾。康熙二十二年，施琅进兵台湾，时国轩以二万人守澎湖。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军乘南风从铜山官前湾（平海澳）出征台湾，入八罩屿，攻澎湖。二十二日，遂克澎湖。击沉师船二百，斩将吏三百七十有奇，兵万余；国轩以小舟自吼门走台湾。七月，郑克塽使请降。琅疏闻，上降敕宣抚，郑克塽上降表。琅遣侍卫吴启爵持榜入台湾，谕军民剃发。八月，琅督兵至鹿耳门，水浅不得入；泊十有二日，潮骤长高丈余，群舟平入台湾，人咸惊谓无异成功初至时也。郑克塽及国轩、锡范率诸将吏出降，诣京师，上授郑克塽公爵，隶汉军正红旗；国轩、锡范皆伯爵。诸明宗人依郑氏者，宁靖王术桂自杀，鲁王子及他宗室皆徙河南。上以国轩为天津总兵，召对慰勉；眷属至，赐第京师。郑克塽请为成功子聪、经子克等叙官，上特许之。八月，琅定台湾，姚启圣还福州。姚启圣作为清廷在福建的最高长官，他和施琅尽管在征台的策略上看法不一，但在施琅出兵以后，他在后勤保障方面，以及后来安排郑氏官员的善后工作中都全力配合。同时，他对施琅成功收取台湾也是褒扬有加，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他写道：施琅“六月渡海，深入不毛，提臣施实为人所不敢为；而身亲行阵督战带伤，提臣施实又为人之所不肯为——六十年巨寇一旦平定，外域悉附版图，海国克奏肤功，提臣之勋，真莫大焉。”姚启圣之所以能如此做，是因为其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始终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在平台过程中的功绩也将永垂史册。据传，当郑成功父郑芝龙起事时，厦门有石文云：“生女灭鸡，十亿相倚。”解者谓：“十亿”，兆也；加“女”，姚也。“郑”从“酉”，“鸡”也；“灭鸡”，灭郑也。郑氏初踞海上，公始生；郑氏传四世六十年，而为公灭。呜呼！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底，公疽发背薨，年六十。关于姚启圣之病，有如下记载：予又闻公之病疽也，始于平厦门之岁。时有鼓山异僧者，善医，延之既至，曰：“疾不足忧也，天之生公，将为闽疆奏荡平也。今事尚有待，公未死也。”果不逾时而愈。及台湾既定，疽复发仍延之，则辞曰：“疾不可为矣，夫闽疆既定，公将死矣，老僧虽在无益也。”呜呼！孰意天责公以闽事，既成而即翦其命，天亦谓之何哉。姚启圣死后归葬于越（现在绍兴县漓渚镇棠一村相家塔），丧归之时，军民哭送者数万。（《碑传集》卷15）姚启圣关心故乡绍兴建设，曾修郡邑庠及三江闸、西江塘，《清史稿》有传。有《忧畏轩遗稿》、《忧畏轩奏疏》及诗文多篇传世。摘自绍兴E网论坛>绍兴杂谈>拯救古城（责任编辑：郑文燕）

姚启圣姚启圣（1624－168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杰出政治家，收复台湾的决定性人物之一，曾担任福建总督，当政期间以执法严明著称，在收复台湾战役中功勋卓著。 姚启圣（1624－1683），浙江会稽人，字熙止，号忧庵，从小就有豪侠之气。有一次他游萧山，遇见两个兵卒抢掠一双女子，姚怒夺佩刀杀了那些健儿，把受害女子放走。康熙二年他在乡试中得了第一名，被授以广东香山县知县。澳门人霍侣成弄兵作乱，姚以计擒之，俄而逃去，又率奇兵缚以归。海乱才告以平息。康熙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奏劾姚启圣“侵占民利，扣克军饷”，在攻打台湾问题上“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启圣在复奏中为自己辩解：“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资，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有。”可见，姚在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内时“以家财募兵”并非虚言。 从姻亲和军事历史背景上看，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妹夫为清东阁大学士（宰相）署兵部事的潘湖叟黄锡衮；而分管兵部的阁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攻打台湾时，姚启圣、黄锡衮和施琅三人是珠联璧合的姻亲、千载难逢的合作对象。据陶元藻《全浙诗话》：“迨台湾之乱，冲锋陷阵，虽施琅功，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应时以输军饷，重犒以收士心，俾琅用兵多寡，出师缓急，靡不如意者，皆少保（即姚启圣）之力也。刘国轩败，澎湖凯旋，琅于海道奏捷，七日而抵京师，少保遣飞骑由内地驰报，迟琅二日，琅已先封靖海侯矣！”“天生奇人，萃于一家”，姚启圣全家都有奇特之处。其夫人何氏“绝有力，举石臼如无物，公奇之娶焉”；其长子姚仪“挽强弓百步外可洞四札”。姚启圣还是个诗人，在徐世昌编的《晚晴？诗汇》及钱仲联编《清诗纪事》中，都收了姚启圣的诗。其中有一首《视师》：“提师渡海极沧溟，万里波涛枕上听。此际梦回银汉转，千峰明月一孤？”，确像一个将帅写的诗。姚启圣为明朝诸生。清顺治初年，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乞求自效。任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而归。顺治十六年（1659），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康熙二年（1663）中举，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任因负课数万下狱，启圣代为偿还。后以擅开海禁，被劾罢官。清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于闽叛清，兵入浙江境内，陷温州，及台、处州诸属县。康熙命康亲王杰书统兵进讨，启圣与子仪募健卒数百，赴亲王幕下效力。署诸暨知县，剿平紫？山土寇。十四年，康亲王疏陈启圣劳绩，超擢浙江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剿平松阳、宣平县叛兵。十五年，偕同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协剿耿军，攻打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收复云和县。十月，启圣父子随康亲王军合战精忠，师入仙霞关，趋福建，精忠降。擢启圣为福建布政使。时郑成功子锦踞漳州、泉州、兴化，清军进讨。吴三桂将韩大任骁勇善战，世称小淮阴侯，自赣入汀谋与锦合。启圣说之降，得其部卒死士3000人以为亲军。十六年，从康亲王克复邵武、兴化，尽取漳、泉之地，锦逃回厦门。十七年五月，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子仪屡著战功，其赡兵、购马、制械，先后用银50000余两，皆出己资，得旨嘉奖，晋升福建总督。上平海十疏，尽言用兵之策。七月，启圣偕海澄公黄芳度由永福进兵，收复平和、漳平二县。锦将刘国轩等进逼泉州，立营于蜈蚣岭，启圣率壮士出战，将军赉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其寨，斩其部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国轩兵败逃遁海澄，启圣乘胜克复长泰县。因功授正一品。九月，复遣其子仪进兵同安，敌弃城遁。十月，偕副都统吉勒塔布、提督杨捷等攻海澄，败国轩于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十八年，国轩等欲断江东桥以攻长泰。启圣偕赉塔、杨捷及巡抚吴兴祚协力追歼，大败锦军，先后招降官吏400余名，兵14000余人。十九年二月，启圣与赉塔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7路合击，破敌19寨；另遣将渡海，拔金门、厦门，招降朱天贵、杨彪等。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二十一年二月，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予骑都尉世袭，加一云骑尉。时锦已卒，子克？袭位，称延平王，愿称臣入贡。启圣以奏，不许，促水师提督施琅进攻。八月，琅定台湾，启圣还福州。十一月卒，年六十。性爽朗，视钱如粪土。关心故乡绍兴建设，曾修郡邑庠及三江闸、西江塘。《清史稿》有传。 附《浙江通志》载：姚启圣(1624—1683)，字熙止，号忧庵，绍兴马山姚家埭人。少任侠自喜，为明朝诸生。清顺治初年，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到军前乞求自效。任通州知州时，执土豪杖杀之，弃官而归。郊外行途中，遇两兵卒劫掠女子，先以好言相劝，继而夺刀杀死兵卒，护送女子还家。顺治十六年(1659)，籍隶镶红旗汉军。康熙二年(1663)中举，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后以擅开海禁，被劾罢官。十三年，耿精忠于闽叛清，兵入浙江境内，陷温州，及台、处州诸属县。启圣与子仪募健卒数百，赴康亲王杰书幕下效力。委署诸暨知县。十四年，亲王荐启圣，超擢浙江温、处道佥事。十五年十月，随康亲王军合战耿精忠，师入仙霞关趋福建，精忠降，为福建布政使。率兵讨郑锦(郑成功子)。十六年，从康亲王克复邵武、兴化，尽取漳、泉之地，郑锦逃回厦门。总督郎廷佐奏启圣与仪屡著战功。其瞻兵、购马、制械，先后用银5万余两，皆出己资，得旨嘉奖。晋升福建总督。次年，因功授一品衔。十八年，刘国轩等欲断江东桥以犯长泰。启圣偕赍塔、杨捷及巡抚吴兴祚(启圣同乡)协力追歼，大败郑军；先后招降郑军官吏400余名，兵14000余人。十九年二月，与赍塔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七路合击，破敌十九寨；另派将令渡海，拔金门、厦门，招降朱天贵、杨彪等。郑锦退保澎湖，复所陷郡县。进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二十一年二月，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予以骑都尉世袭，加一等骑尉。康熙统一台湾时，上平海十疏，尽言调兵用兵之谋划。还福州后病痘并发而死。

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其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是李白的创作。李白的诗歌，最充分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饱满的青春热情，争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积极乐观的理想展望，强烈的个性色彩，这一切汇成了中国古代诗史上格外富有朝气的歌唱。 一、李白的生平和性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父李客（或谓真名不详，“客”是对外来者的泛称），不求禄仕而家境富裕，所以人们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李白的青少年时期是在蜀中度过的，他自幼读书就广为涉猎，所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年轻时仗剑任侠，《与韩荆州书》云：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魏颢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李翰林集序》）。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诗中也以“袖有匕首剑”、“双眸光照人”这样的句子描述其风度。很久以后，他和朋友叙旧，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杀出五陵恶少重围的往事（见《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他还很早就向往游仙问道的生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之五）十八、九岁时，李白曾隐居于戴天大匡山，并从赵蕤学。赵蕤是个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学者，所著《长短经》十卷即主经邦济世的事功之学。李白二十岁遇到苏颋，又深得这位“朝廷大手笔”、文章巨公的赞赏。开元十二年（724）秋，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接着又到了金陵、广陵和会稽等地，不久回舟西上，寓居郧城（今湖北安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在江陵遇到他，夸许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开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许圉师孙女为妻。三年后，即开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阳启程入长安，这时他正好三十岁。 李白初入长安为期约三年。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荐引。那时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别馆就设在终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名诗人）去作客。李白结识了这位公主，却未能如愿以偿，终于怏怏离去。开元二十年（732）夏，李白沿黄河东下，先后漫游了江夏、洛阳、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举家东迁，“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时，曾与孔巢父等人会于徂徕山酣饮纵酒，人称“竹溪六逸”。后又漫游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带，北登泰山，南至杭州、会稽等地，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 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礼遇：“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命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应召入京时，颇为踌躇满志，《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有心作一番事业来报答玄宗的知遇之恩，但这位傲岸的诗人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一年后他就开始遭到谗毁，“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赠蔡舍人雄》），“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这些诗句都是他当时险恶处境的写照。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这一次他在朝中任职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使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白离长安后，沿商州大道东行，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翌年，在山东兖州，李白又与杜甫相遇，同游泗水、东蒙等地。随着天宝年间政治形势每况愈下，李白对国事的倾危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远别离》等诗中，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擅权和诛杀异己公开表示抗议，对险恶的政局发出悲怆的呐喊。他四处浪游，飘泊在梁园、鲁郡和金陵一带，还到过幽蓟等地。一路上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于庐山。当时玄宗之子永王璘率师由江陵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以复兴大业的名义恭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遂满怀热忱毅然从戎。不料肃宗李亨和永王璘之间又祸起萧墙，李璘军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不久被长流夜郎（今贵州铜梓一带）。当时诗人正陷于“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之中，以至杜甫还误信了流言写诗寄托沉痛的哀思。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时遇赦放还。这时他已年近六十，但仍壮心未已，上元二年（761），又一次踏上征途，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军队，途中因病折回。宝应元年（762），李白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广泛接触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他的鲜明的个性就是在充分吮吸时代气息的基础上形成的。李白自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他具有很强烈的任侠作风：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年轻时“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接济之”（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喜豪饮纵博，又精于骑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举入仕的常轨道路，而希望一举成就大业。他又不无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独孤及说他出门的行装是“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送李白之曹南序》）。甚至，他还从山东尊师高如贵受道篆，履行了正式成为道教徒的仪式。他对排难解纷的策士颇为倾心，有纵横家的气派，崔宗之说他“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赠李十二白》）。《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他“喜纵横术”。总之，“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上述各个方面，又正是盛唐时代社会习尚和文化精神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当代人们所心仪的人伦风范。例如为了一瞻李白的丰采，任华、魏万不远千里追踪相从；“四明狂客”贺知章一见李白，惊呼为“谪仙人”，解下随身所佩的金龟相赠；门人武七则甘愿赴汤蹈火，越过安禄山叛军的占领区至东鲁接回诗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诗歌正是通过他的个性投影，折射出时代的风容神采，从而成为盛唐的最强音的。 二、时代理想的艺术升华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锐的感受，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丰富和发展了盛唐诗歌中英雄主义的艺术主题。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士一样，具有恢宏的功业抱负，所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他最执着的人生信念。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能力，也许是很可疑的，但作为诗人，这种信念更多地成为他追求和歌颂壮丽人生的出发点。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崛起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富贵如草芥的义士，如《古风》其十写鲁仲连：“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歌颂爱才若渴、礼贤下士的英主，如《行路难》其二中的：“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彗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赞美傲岸不驯、坚持布衣尊严的名臣，如《梁甫吟》中的郦食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他笔下的英雄大多是在动荡变乱的非常时期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和抒情主人公打成一片，浑然而不可分。例如他在赠酬友朋的诗中说：“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醉醒后自抒其志云：“傅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安史之乱起，李白视形势如楚汉相争，并以张良、韩信自况：“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朝过博浪沙，暮入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猛虎行》）他入永王璘幕府后，又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直至他六十岁投军时，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许： “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生在盛世的李白而对乱世英雄致以礼赞，当然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因为通过这类人物，诗人更能够抒发自己“心雄万夫”的气概和热情，表现在历史中建立辉煌功业、积极创造自我价值的人生愿望。同时，这也成为时代理想的人格化写照。 李白把排难解纷的济世理想和纵放不羁的个性自由统一起来，以求得圆满的人生。他对人生道路的设计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是建立奇功伟业，如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而功成之后，却又不贪恋富贵名位，而以“五湖”、“沧州”为家，向往自由的生活。他早年在干谒求仕期间不讳言这一点：“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馆苦雨》）在仕途最得意时不放弃这一点：“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直到晚年，他仍矢志不移：“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这种人生理想集中表现了诗人“羞伐其德”和热爱自由的意识：“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这些诗句都是诗人心迹的自我表白。由于他的自由意识是如此强烈，当遇到现实生活中丑恶力量的阻梗时，他的愤怒和抗争也表现得格外强烈。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的个性之活跃和解放是少有的。 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高自期许，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推进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是随着他的生活实践的丰富而日益自觉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不屈己、不干人”、“平交王侯”的平等要求，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他有时也发出轻蔑权贵的豪语，如“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但主要还是表现内心的高傲。而随着对高层权力集团实际情况的了解，他进一步揭示了布衣和权贵的对立：“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第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古风》第三十九）“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 （《鸣皋歌送岑征君》）并对因谄事帝王而窃据权位者的丑态极尽嘲讽之能事，如《古风》之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而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正如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在杜诗中一样重要。在天宝末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下，李白又把反权贵和广泛的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为屈死的贤士仗义抗争，也表达了对朝廷的失望和轻蔑： 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在《书情赠蔡舍人雄》、《古风》第五十一、《登高丘望远海》等诗中，李白甚至借古讽今，对玄宗本人提出了尖锐的斥责。 总之，可以说他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任华说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李白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而成为诗坛巨星的。 李白的诗歌充满热烈的人生之恋。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洋溢着童真般的情趣，如：“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襄阳歌》）生活如同馥郁的浓酒使诗人心醉，这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悲哀和痛苦，但诗人的乐观精神足以使他超越和战胜忧患意识，所谓“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襄阳曲》之四），就是他旷达心态的写照。他的《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即使写失路的忧愁，也没有丝毫寒促蹇涩的危苦之词，诗中出现的黄河、太行、海上、日边等意象，以及拔剑四顾的雄姿，扬帆渡海的遐想，都具有着壮美的情采。他永不安于寂寞和孤独，如《月下独酌》其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只有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诗人才能发出如此的奇思妙想。他有一首《短歌行》，诗中构想道：“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光。”这里没有嗟老叹卑的哀惋，却用“劝酒”的天真想象表达了对人生的无限依恋之情。这些诗篇以其纯真的情趣，感召着被庸俗的生活所淹没了的美好的人性，并因此而获得永久的魅力。 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李白具有英风豪气，又追求单纯高洁的心境，这些不同的性格侧面也就形成了他的山水意境的两大类型：一类是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另一类则着意追求光明澄澈之美，在秀丽的意境中表现纤尘不染的天真情怀。例如他笔下的黄河、长江，奔腾咆哮，一泻千里：“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他笔下的山峰高耸峻拔，峥嵘奇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他用胸中之豪气赋予山水以崇高的美感，他对自然伟力的讴歌，也是对高瞻远瞩、奋斗不息的人生理想的礼赞，超凡的自然意象是和傲岸的英雄性格浑然一体的。同时，李白又写了许多具有晶莹透剔的优美意境的山水诗。例如“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山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西楼望吴越。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这些诗以明朗纯净取胜。 李白的山水诗与其说是对自然形貌的逼真描绘，不如说是按诗人个性被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他只求把握整体的气势或氛围，凭倏来飙起的感兴泼墨写意，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李白的山水诗又是无往而不抒情的，他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着“同构互感”的微妙的呼应关系。例如他初出蜀时写的《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诗人从豁然开朗的开阔处着笔，写出了一个初上征途的青年富于展望的情怀。而晚年遇赦获释后所写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则是从江流迅疾的速度着手，抒发了轻快活脱的心情。李白把汉魏以来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和生活实感结合起来，娴熟地掌握了传统文化积淀的意蕴，在妙手偶得之间留下了令人咀嚼的隽永韵味。例如《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诗中的“浮云”、“落日”，既是眼前景，又是古诗中有着特定情感内容的比兴意象，意谓游子一去如浮云飘泊无止，故人惜别又似落日依依，缘情布景而不留凿痕。又如“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首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和时辰，又用“云”和“雁”的意象喻指离别和远行。此外如“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泠泉》）等等，也无不在传统意象和生活实感的统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白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还使他能更深入地开掘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情美。这里有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之情，如《子夜吴歌》其三：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有对劳动生活的赞美之情，如《秋浦歌》十四：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有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爱情要求，如《夜坐吟》： 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闺，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 也有人物交往中的天真情态，如《越女词》其三：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他的纯真的友情，常常能摆脱等级意识的污染。如《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等诗，所写的都是普通百姓。李白晚年所作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更集中表现了这一点：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飡。 这位在权贵面前傲岸不羁的诗人，在一个普通的农妇面前却感动得难以进食。所有这些诗篇，都无不是以理想的光轮使日常生活题材焕发出诗意的丰采。 总之，李白是时代的骄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的浪漫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成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从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正如李阳冰所说：“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草堂集序》）李白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主要即在于此。 三、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在文学史上，从六朝到隋唐是审美观念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虽在曹丕就已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钟嵘也提倡“自然英旨”（《诗品》），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六朝的艺术趣味仍是更多地偏向于典雅文饰；至盛唐诗歌转以主体意兴的天才抒发和自然表现为鹄的，前人的这些审美理想才真正得到充分的体现。而李白在这方面又正是一个集中的代表。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以“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两句话概括李白诗歌的总貌，这一特点体现于李诗的艺术形象、抒情方式和诗歌语言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他与众不同的鲜明的艺术个性。 李白对形象的捕捉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当诗人的澎湃诗情无法为寻常的形象所容纳时，诗人就展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以气骋词，来实现艺术的变形。这种变形的依据是诗人感情的强度，它使形象突破常规而染上了奇幻的色彩。 例如，诗人往往改变现实生活中事物大小、多少、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形体规模的变形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他忽而化重为轻，如“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忽而又化轻为重，如“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在这种对比关系中，诗人写出了他的愤激和自信。李白的写景诗又常常打破空间方位的拘限，把天上地下、四面八方任意安排，通过空间的变形展示出诗人宽阔的襟怀。例如他的《横江词》六首，本来是从“横江”（在今安徽和县）这一地点着眼的，但诗人的视角却没有限于这个局部的地段，它忽而跳到远在江宁城外的瓦官阁，甚至到了地处江宁县北、比瓦官阁更远的三山，忽而又跳到当涂西南三十里的天门，忽而又写了钱塘江的潮水。又如《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其三：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诗人醉后竟想把君山削去，好让湘水一无遮拦地流泻，借以发挥他奔放的豪情。此外如写庐山瀑布的“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海风吹不断，明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之一），“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同题之二），也无不是在想象中变换空间，以壮大气势。李白诗中还可以依据情感的要求，改变时间的速度，出现了所谓的“主观时间”。例如《将进酒》里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把人的一生说成如朝夕之间的短暂；《寄韦南陵冰》“月色醉远客，山花开欲燃。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又把一天放大为三年的时间。《长相思》则更奇妙地把某一瞬间凝固起来，诗中云： 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 诗中的女主人公要把对镜流泪的时刻封存起来，好作为日后的明证。这和六朝民歌《莫愁乐》的“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伸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时间的变形烘托出女子的痴情。李白在更多的诗里，好以游仙、梦境或幻境来补充或组织画面，在虚拟的描写中更加恣肆汪洋地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开始时所作的描述就带有很大的虚拟成分，例如“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这些是诗人在写胸中丘壑，不能当作真山真水看待的。 从“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以下，诗进入了神话般的世界，自在遨游的神仙激发了诗人追求自由的热情，终于迸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反抗呼声。诗人是通过幻想的境界来表现自己对权贵的决绝态度的。又如《梁甫吟》中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 《古风》第十九首： 西上莲华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也都是在幻境中充分表现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或是不能忘怀苦难现实的拳拳之心。把丰富的现实生活感受寄托在幻境之中，在惝恍迷离的幻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