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中医眼科医学的论文

中医学的古代文化内涵论文

中医学是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相关的科学与学问组成的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具有内在相关性、相似性、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知识体系，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领域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特的学科体系。中医学的特色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唇齿相依。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是中医学延续与发展的基石。

1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唯有中医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得以延续。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学来说是哲学。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深邃哲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易”有3意：①变异:指变化。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是变化。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昨天、今天、明天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然后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人的疾病。②不易：“千古不易者谓之经。”指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③简易：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易经》的哲学精神是一种执简驭繁的智慧，如采用阴阳的观点看事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中和，中医实乃中和之医，简称中医。“中者，不偏不倚，不过不急。”“中庸”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或最高追求。如《伤寒论》云：“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所以“以平为期”是最佳的生命状态。再者，从哲学的角度里看，《论语》讲的是社会伦理学，伦理学即哲学的“用”。读《论语》能懂得敬畏生命，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因此，中医学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2中国古代文化内涵在中医学中的体现

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不但是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中医学关心的理论问题。中医主张体自然之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最高目的即为自然之功，治病为了恢复本然的平衡状态，养生只求尽其天年常度保全自然”就成为中医治病之首务。

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

中医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元气论自然观。元气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气体一而万殊”。无形而化生的元气构成中国古代“大化流行”的整体观。中医的整体观追求的是形而上的和谐完美，而排斥形而下的分解组合。

重神轻形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一为重道轻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学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因此,尽管藏象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但中医学的脏腑功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得出的。故一些学者据此即认为中医学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故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

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的思维特色，即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难于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的“得意”工夫，只有这样方能达到中医治学之最高境界。

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医学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时代即已基本确立，“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成为不变的信条，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而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例如，吴有性的“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芽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由此而言，中医学具有浓厚的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医者，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所谓正己，就是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概括“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

3小结

总之，中医学有着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内涵，不仅具有顺应自然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朴素系统论的整体观念，更有在方法论上亦具有重神轻形、在价值取向与伦理追求上具有“崇古尊经”和“医为仁术”、在思维意境上具有得意忘象的特点。因此，必须从中国古代文化内涵上深人理解，方能不断地推动中医学健康向前发展。

五轮学说起源于《黄帝内经》，完善于宋代《太平圣惠方》。

1、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对眼的解剖生理，眼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证候、针刺疗法等已有初步的论述。所载眼部病名有目赤，目痛、目眦疡、目下肿、目不明、目盲、视歧等30余种。2、大约编著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味，其中眼科用药已达70余种，可用于治疗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瞳神等部疾病，以及一些全身病的眼部证候。而且不少药物至今仍为眼科所常用。3、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该书在阐述全身性疾病时，涉及到目赤、目黯、目不识人等20佘种眼部病症。但是仲景从整体观念出发，参合全身脉症，辨证沦治，为后世治疗眼病结合全身证候辨证论治的方法奠定了基础。4、隋代，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该书在目病诸候一卷内，集中收载三十八候，包括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瞳神等部疾病。此外，对于突眼、近视以及一些与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病也有了记载，而且对症状描述和病源探讨都比前人前进了一步。5、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在七窍病一卷首列目病，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生食五辛、夜读细书等容易引起眼病的19种因素，以及预防眼病的若干注意事项，还首次记述了老人目昏。在眼病的治疗方面，记载了神曲丸等81首内服及外用的药方，并第一次提出了食用牛、羊等动物肝脏的明目作用。此外，还介绍了熏洗、外敷、钩，割等眼病外治法和针灸、按摩疗法。所以，该书对后世眼科发展颇具影响。6、王焘著《外台秘要》，在眼疾一卷中引印度《天竺经论眼》。在眼的解剖方面指出：眼乃轻膜裹水，外膜白睛重数有三，黑睛水膜止有一重，不可轻触：眼之黑白分明，肝管无滞，外托三光，内因神识，故有所见。在论述病源方面提出：绿翳青旨（相当于青光眼）之类眼病“皆从内肝管缺，眼孔不通所致”的独到见解。而且指出，该病初发即须速治，病成则不复可疗。在眼病论治方面，谓治脑流青盲眼（相当于白内障）“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这是中医古籍有关金针拨内障的最早记载。该书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7、《龙树眼论》是我国第一部有影响的眼科专书。可惜原书早巳失传，仅有日本人辑录于朝鲜《医方类聚》的辑本。该书大体可分为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所述病因病机与《诸病源候论》相似，多主风热；各论所述眼病有30节。书中的眼部解剖名词比以前的文献丰富，如眼睑、眼皮等皆属首见；所涉及的眼部病，已增至60余种。治疗方面，不仅重视药物，还记载有多种手术疗法，如首次提出对胬肉攀睛使用割烙法和对“睑皮里有核（即胞生痰核）”施行手术治疗，而且对“开内障用针法”的叙述也较前人详细。8、《刘皓眼论准的歌》是晚唐时期著成的另一部眼科专书，又称《刘皓眼论审的歌》（《宋史》）。全书为诗歌体裁，便于记颂。现存《秘传眼科龙木论》中《龙木总论》之“审的歌”，即来自该书。书中所载的“五轮歌”及将72种眼部病证按内、外障分类的方法，对以后的中医眼科影响深远。9、宋初编成的《太平圣惠方》100卷中，眼科两卷总结了宋以前的眼科成就，并有所发展。将所收载的500多首处方按主治证候分类，而且对每类证候的病因病机都作了扼要的阐述。眼科五轮学说在该书首次见到运用，并以“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强调了眼与整体的密切关系。书中除对内治和外治的大量记载外，对金针拨障等手术的介绍也比较详细。10、此后一百多年，又有《圣济总录》，全书200多卷，有论有方。眼科部分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写成12卷，包括眼病58门，手术2门，记载眼病用方750多首，内容较为丰富。至于眼科用药，见于宋代著名官方药书《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者，就有180多种，其中还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如没药、龙脑香等。11、元代危亦林编《世医得效方》，其中眼科一卷，首先重点阐述了五轮八廓学说，其次分别叙述眼科72证的证治，内容简明扼要而实用。12、由宋元医家辑成的《秘传眼科龙木论》，是一本著名的眼科专书。全书分10卷，卷1—6主要载列眼科“七十二证方论”，每证方论以下附有“审的歌”；卷7为诸家秘要名方；卷8为针灸经；卷9—10为诸方辨论药性。书中主要内容是按内、外障分类记叙72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并介绍了古代金针拨内障以及钩、割、镰、洗等手术方法，对后世很有影响。正文10卷之后，另附有《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其主要部分是“眼科七十二问”，具体内容与前面“七十二证方论”并不相同。此外，它在“五轮”之后，首次较详细地述及眼科“八廓”，虽然八廓不如五轮学说有影响，但是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13、《银海精微》为宋以后的人托名孙思邈撰成的眼科专书。该书首先叙述了五轮八廓学说和中医眼科辨证的一些基本理论，接着列叙了80余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并附有眼病简图。此外，还初步介绍了按五轮检查眼病的顺序和方法。此书辨析证情比较明白，内治的不少方药也比较精简实用，外治还采用了点、洗、剧、烙、夹等法，对金针拨障（开金针）的手术方法描述尤详。14、金元时代，医学流派主要以刘完素、张从正、李呆、朱震亨四大家为代表。刘完素强调火热为病的学说。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眼目赤肿翳膜皆属于热，主张降心火，滋肾水，用药偏重寒凉。张从正继承刘氏主火之说，并有所发展。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目不因火则不病，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治病主张以祛邪为主，善用攻下法。李呆提倡内伤学说。在眼科方面，他认为脾虚影响五脏六腑的精气不能上贯于目，则目不明，因而治眼病要理脾胃，养气血才是正理。朱震亨认为相火为元气之贼，阴虚则火动，治病重用滋阴降火之法。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眼病不外虚实二因，眼目昏花属肾水亏虚，眼目肿痛属肝经风热，内治虚者宜滋肾阴，实者当散风热，虚实相兼者则散热滋阴。以上四家学说虽各有所长，但也离不开辨证论治的原则，后人合理运用，进一步丰富了眼科的理论和实践。15、跨元、明两代的眼科名医倪维德著《原机启微》一书。其上卷按病因将眼病分为18类，理论联系实际，详细分析病机，辨证论治；下卷论方剂配伍，后附治疗眼病40余方，并有方义说明。这是阐述理论比较系统的一本眼科专书。16、清朝年间，中医眼科要以山东博兴眼科名医魏儒正为代表，其著作的《眼科集要》共分四部详细记录叙述中医眼科对于各类疑难眼病的详细辩证技巧及论症法则，内容精简实用，并配以绘图加以说明，内治以脏腑经络调理为主、外治以熏、洗、点、拨为主，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解释、实用技术较强的一部眼科专著。17、清末民初，魏氏中医眼科第二代传人魏纯讷子承父业，17岁便从父学医。由于父亲的身教言传，五、六年时间即掌握了诊治眼病的技能，并能把祖传验方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取得显著疗效，声誉渐高。魏纯讷常说：“学贵博而能长，未有不博而能长者也。”他认为，眼虽是局部器官，但和五脏六腑紧密相关。眼科是在内科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打好内科基础，是学好眼科的根基。所以，他不但主攻眼科专著，而且精心研读《内经》、《伤寒》、《金匮》、《温病》等医著。因而眼科、内科俱佳。魏纯讷行医40余载，对中医眼科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医学遗产，把宝贵的临床经验留给后人，他将平时收集的200余例疑难病例整理成《眼科临症录》，对病因、病机、辩证论证、治则、方药等都做了详细记录。他为了将自己的临床经验与父亲毕生的经验融为一体，50余岁时，着手对《眼科集要》重新整理，暂定名《重定眼科集要》。手续未完，在日军扫荡中不幸失落。1949年春，魏纯讷因病与世长辞，终年69岁。18、建国初期，魏氏中医眼科第三代传人魏士臣原滨州市博兴县人民医院眼科专家。从事中医眼科临床工作50余年，他不但对中医眼科有深厚的造诣，而且对中医内科.妇科.儿科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较高的声誉。任县历届政协常委，1—9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次出席省和地区召开的眼科学术交流会，曾被邀请去滨州医学院中医班进行中医眼科学讲座。一九八五年十月出席省政协召开的各界人士交流大会。1967－1969年利用三年时间将平时积累的经验及秘方编撰而成《中医眼科集腋》一书流传于后。《中医眼科集腋》是一部中医眼科学著作，对于以后的中医眼科学发展有相当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