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一篇博士论文,首要前提是选好题。 如何选题? “选题”之“选”是指选择。选择是主体行为,是主体性的突出表现。主体之所以为主体,最根本的就是他(她)有其特定的目的。主体性的本质规定就是目的性。无目的者不足以为主体。 有了一定的目的或价值目标,他(她)就也才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即选择一个能或最能达成自己目的课题____这样的课题才是有意义的。为此,他(她)应该且必须关注现实,以便发现现实中的重大的或具有普遍性的但又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一定的有意义的问题去选题,才能选好题。 选题固然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所要作的论文的价值,但是,并非选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就足能保证其论文的价值和质量。一篇论文的价值和质量还取决于其特定的研究方法。 人类的文明史,从物质文明方面看,其实质性的进步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步,至少在中国是体现在从石器到青铜器特别是铁器的飞跃。然后是从铁器到大机器的飞跃,再是大机器到电脑的飞跃.......物质文明的进步是如此,人类思维的进步同样是如此,本质上也不过是思维工具的进步。所谓思维工具,在学术意义上就是学术研究的方法。学术的进步的实质在于其研究方法的进步。 方法取决于观念、理念,有什么样的观念和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方法的进步本质上乃是观念、理念的进步。没有观念、理念的更新,就不可能有方法的创新。 如何革新或转变观念、理念?对于一定的学科来说,观念、理念的更新,取决于对该学科(例如哲学)元理论的研究。例如,如果想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就必须研究古今特别是当今中外的哲学观念的变化,由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念,进而以此观念为指导,以它为视野、视角来进行特定主题的研究。 对于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来说,其研究无非是对一定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的研究。这种研究,本质上乃是对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的理解。 “理解”的前提是有“理”。有“理”,才有“解”;无“理”,则无“解”矣。 这个“理”是什么?它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式”。这个“形式”既是“质料”(历史文本或历史资料)所追求的目的,同时也是推动它的力量。这里作为其目的的“形式”,就是上文论述选题时所述之目的或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目的,就是意味着没有“形式”,没有“理”,从而也意味着无“解”。既然无“理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了。 其实,不仅历史(包括哲学史)研究,其它一切学术研究,也都是对一定资料或材料的理解。人文科学是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对一定材料(关于自然现象的经验)的理解。 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形式”与“质料”的关系也就是“理”“气”关系。按朱熹的解释,“理”属“道”,“气”属“器”,它们的关系属于“道”“器”关系。朱熹的理气观是“理在气先”,从学术上说,这就是意味着研究目的是研究活动的先导。顾炎武则认为“非器则道无所寓”,这是意味着研究目的是不能离开研究对象的;离开研究对象的所谓目的,是空洞的;研究目的必要在研究对象上体现出来,或者说,要在研究对象上体现研究者的意志。这就是说,学术研究本质上就是在主观领域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活动实是研究者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这意味着,没有理想的研究者,是不可能取得什么研究成果的。 所以,要写好一篇博士论文,首要的是要有一定的理想。(这里所谓的理想,就是上述所谓“形式”。)有远大的理想,才能写出高质量的论文。 现在问题是,博士生们普遍的缺乏理想,即在学术研究上缺乏“形式”,所以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们通常是对一定的“质料”进行盲目的“加工”,自然而然,其“产品”也就体现不出“生产”者的目的,他(们)的价值取向。因其如此,这些“产品”便无明确的“用途”,只是可有可无的玩艺儿。 然则,理想从何而来?来自于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没有对天下的责任感,就不可能有称之为理想的东西;没有理想,当然就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形式”,也就无所谓学术。 要之,论文之事,本质上乃是为人之道。为人无道,其论文就既无论亦无文,即便有论也是无实之空论,有文也是无质之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