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与脾胃病防治论文

治未病是中医预防医学的高度概括，在疾病的预防、诊治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将“治未病”的思想贯穿于临床，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各个环节提前干预，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治未病的渊源与涵义

“治未病”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一书，它提出了中医治未病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框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是对治未病的最为经典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治未病养生“未病先防”的思想内核。《素问·上古天真论》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提出了治未病的养生保健基本原则。《素问·八正神明论》“上工救其萌芽”补充了未病先防的另一方面含义，疾病出现某些先兆，或处于萌芽状态时，应采取措施，防微杜渐，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即“欲病救萌”。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中“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论述进一步明确提出既病防变的重要思想。因为内脏疾病有可能按照五行相乘或相侮的规律传变，在治疗时就应当首先辨明有可能被传的脏器，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传变。

此外，东汉华佗创立五禽戏健身法，晋代葛洪强调气功摄生，都对治未病的实践应用进行了深化。

唐代孙思邈是一位在治未病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医家。他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提出“上医医未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己病之病”，认为医生和患者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无事之前”。他对治未病主要从养生保健和欲病早治的角度着眼，“喜养性者，治未病之病”，所著《千金要方》记载了大量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中医治未病理论成熟于明清时代，这个时期的医学家们在临床实践中灵活应用了治未病理论，大大丰富了治未病的方法和手段。明末清初的喻嘉言也是治未病思想的大力倡导者，并专门撰写了《医门法律》，如中风门中的人参补气汤便是御外入之风的绸缪之计;又如血痹虚劳篇中对于男子平人谆谆致戒，是望其有病早治，不要等虚劳病成，强调于虚劳将成未成之时，调荣卫，节嗜欲，积贮渐富，使虚劳难成。

清代叶天士对于治未病研究颇深，明确提出“逐邪务早，先证用药，先安防变”等临床用药原则，他根据温病的发展规律，热邪伤及胃阴，进一步发展可损及肾阴，主张在甘寒养胃的同时加入咸寒滋肾之品，以防肾阴被损;《温热论》中提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防治原则，可谓是既病防变原则具体应用的典范。如邪入营分而见斑诊隐隐，必须“急急透斑为要”，故用清热凉血之剂，使营血热毒得解。又如对“平素心虚有痰者”，治总兼以养心化痰，主张用石菖蒲、郁金、牛黄、至宝丹等开其闭，以防其“昏厥为痉”。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保津液和防伤阴治疗原则，提出要在温病治疗过程中注意步步顾护津液，与叶氏“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恰恰吻合，亦体现了治未病的思想。

《丹溪心法》载：“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概而言之，中医“治未病”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未病先防”，在疾病未形成之前，对可能导致疾病的各种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预防其发生。主要是以养生为要，贯穿于日常饮食、起居、情志、欲望等方面，从而达到防病的目的。②“见微知著”，对某些疾病出现的前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③“有病早治”，有了疾病应该及早对症治疗，不要延误病程，不要把小病拖成大病，轻病拖为重病。④“已病防变”，把握疾病的传变规律，及时阻止疾病的蔓延、恶化和传变。⑤“病后防复”，在疾病尚未发作的稳定期或间歇期即提前采取巩固性治疗或预防性措施，防止疾病的复发。

2 未病先防 养正祛邪

肿瘤与其他疾病一样，是“正”、“邪”二气交争结果，在正气不足，脏腑功能失调的情况下，易于发生肿瘤。《医宗必读》中所说“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且由于脏腑生理功能的失调紊乱，疲劳、痰湿、热毒、瘀血等病理产物就因此而自生，形成了肿瘤发病的病理基础。明代张景岳说：“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金代张元素《治法机要》说：“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脾肾虚弱，气血两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因此，在肿瘤尚未发生之前，针对可能导致肿瘤的各种原因，如遗传因素、免疫因素、慢性疾病等内因，亦包括有毒致癌物侵袭等外因，加以防范，即所谓的肿瘤一级预防，从而降低肿瘤的发生率。主要体现在摄生方面，调情志，适起居，节饮食，慎劳作，长养正气，防止病邪的侵袭。

培养正气应当注意重视精神调节，加强体育锻炼，生活起居有规律性。平素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则有利于血脉流通，气机调畅，阴阳和调，正气充足，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另外，在饮食方面勿使偏嗜、失节或食用不洁之品，忌食霉变不洁食物，少食油炸食物等。饮食和调，脾胃健运，就能化生精气，滋养人体，保持身体健康。如过食肥甘厚味易助湿、生痰、化热等，如《医偏》中说：“酒客多噎隔，好热酒者尤多。”江苏省启东地区原为肝癌高发区，经过“改水、防霉、治肝炎”的措施干预，肝癌发病率大大降低，即是一个实证。还需注意防范各种不利于健康的因素，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从源头上预防是抗御肿瘤重要方法之一。

目前，癌症仍然是危害人类生命的前三位主要原因之一。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大，癌症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中医“治未病”理念是重视预防和保健的医学，就是防患于未然，以控制癌症的发生和发展。

3 见微知变 癌前干预

恶性肿瘤的发生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将起之时必有先兆，此时急治其先，可收到良好的效果。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癌肿早期常无症状或症状较轻，容易漏诊或延误诊断，临床医生要时刻牢记“治未病”的理念。如食管癌，在初发期，一般无自觉症状，有的虽然有轻微或偶发的吞咽不适，仅在吞咽干物时有梗噎感，或胸骨后轻微灼痛，往往未引起患者的重视，而延误诊断和治疗。胃癌早期，由于症状无或轻微，进展缓慢，往往被误诊为胃炎或消化不良，甚至出现锁骨上窝淋巴结肿大时，症状仍不明显，直到病人体质消瘦，才去医院检查，但为时已晚。肺癌早期，症状轻微，甚至毫无症状，仅在X线健康检查时偶然发现。3/4的早期肺癌可有不同程度的咳嗽。肺癌早期由于癌组织刺激支气管黏膜，发生顽固性呛咳或呈高音调的阻塞性咳嗽，无痰或仅有少量白色黏液痰，症状类似感冒或支气管炎，常被大家所忽视。乳腺癌，早期无任何自觉症状，特别是年龄大的妇女，很少注意乳房的变化，常常忽视无症状的乳房肿块，等到肿块越来越大，才到医院检查，此时乳腺癌已经转移，失去手术机会。卵巢深居盆腔之中，即使卵巢癌已经大如鸡蛋，病人也可以毫无感觉。卵巢癌早期无任何症状，如妇女出现卵巢癌“三联”症状，即40岁以上妇女，有胃肠道症状，如腹胀、腹痛和较长时间的卵巢功能障碍，则应引起警惕。从中医“治未病”的观点来看，医务人员就要重视病人身体的微小变化，如吞咽干食有点梗噎时，应及时做钡餐造影检查或食管镜检查;向来食欲正常，一旦出现食欲不振，上腹部不适和体重下降时，应及时做上消化道钡餐造影或胃镜检查;对不明原因的咳嗽，尤其是阵发性喉咳要引起高度警惕，应及时拍胸部片或CT检查。

癌前状态指易恶变的全身性或局部疾病的状态，癌前病变指较易转变成癌组织的病理组织学变化。早期邪盛，正气尚未大衰，治疗重在祛邪，“当其邪气初客，所积未坚，则先消之而后和之”。如此，在癌前病变或癌前状态即加以治疗干预，既可提高治愈率又能防止其恶变。

4 既病防变 防止转移

疾病的发展和传变是有规律的。因此，在治疗时，可根据疾病的传变规律，“先安未受邪之地”，预先对可能受影响的部位加以固护，增强其抗邪能力。《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指出：“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是运用五行乘侮规律得出的治病防变措施。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肝属木，脾属土，肝木最易乘克脾土，故治疗肝病时，应配合适当的健脾和胃药。

中医对肿瘤转移的认识，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其指出脏腑之间，生理上存在着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生克制化关系;病理上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传变的乘侮亢害关系。一脏有病，可依据自身规律而影响他脏。《素问·玉机真脏论》指出：“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一脏有病可以影响到相关的脏腑。故治疗肿瘤转移必须从整体观念出发，联系脏腑之间存在的生克乘侮关系，先治或先安未病脏腑，以阻断疾病的传变途径，防止疾病发展。

中医从整体观念出发，以辨证论治为基点，根据肿瘤的发病特点及临床表现进行治疗。处方用药先专攻一路，同时再多方位入手，提高机体正气，防止复发及转移。肿瘤病人手术以后，一般都要进行放化疗，放化疗虽对肿瘤有打击，但对人体正气也是一个严重损伤。患者会出现一些机体正气虚损的症状，比如白细胞减少、全身疲乏无力、肢体疲软、精神不振、动辄气短、头发稀少枯干、盗汗、面色无华等等。此时予以扶正祛邪，使机体正气振奋，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中医在治疗肿瘤时“力顾脾胃，调和气血”的原则是精华所在。

“贪生怕死，要求长寿，乃人之常情”。载圣在《礼记》记载：“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应该立足于生，但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死亡就是回归自然。我们在长期的临床工作实践中，观察到有不少危重病人或身患绝症者凡能坦然自若、乐观开朗地面对病情，积极配合医生诊治的大多抗病力强，元气恢复快，病情逆转，甚至完全康复。而越是忧愁恐惧怕死的患者，则精神崩溃，气血耗散，病情加速恶化，多预后不良。中医认为，病人的精神状态是本，医生的治疗措施是标，医生的治疗是通过病人的抗病能力才能发挥治疗效应，如果病人精神已经崩溃，那么再好的治疗措施也无济于事。所谓“标本不得，邪气不服”。

医学界已经公认中医药治疗肿瘤能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手术、放化疗的效果。中药可让癌细胞“改邪归正”。2008年4月15至21日是第十四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原主任委员周岱翰指出，中晚期癌症和高血压、糖尿病等一样是长期慢性病，中药可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病人可以长期带病生存。周教授指出，癌细胞不是外来异物，它是人体正常细胞分化不良而来。人体正常细胞的生长有一个自杀程序，当长大到一定程度，就逐渐走向衰老、凋亡。当这种自杀程序受到破坏，细胞无限度长大却不凋亡时，原本正常的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形成肿瘤。肿瘤病人本身有免疫缺陷，无法识别和消灭这些癌细胞。中医治癌的原理，一方面是运用中药调理综合提高人体免疫力，有效识别和杀灭癌细胞;另一方面可以诱导癌细胞向正常细胞分化。

5 病后调摄 慎防复发

对于肿瘤的“治未病”理念，还应包括病后调摄，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宿疾的复发。恶性肿瘤在早、中期经过根治手术、或经过规范的放化疗后，达到了完全缓解，但是仍有一定的复发率，如胃癌患者在术后有70%～80%死于局部或远处转移，即使是早期胃癌，术后10年仍有30%～40%的复发率;接受手术的食道癌患者中，即使早期患者，5年内仍有近50%的复发率。故术后防止其复发是肿瘤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中医药在这一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中医认为，疾病初愈，虽然症状消失，但此时邪气未尽，正气未复，气血未定，阴阳未平。病后可通过培补正气，调理脏腑功能，使其紊乱的状态得以恢复。扶助正气，主要从气、血、阴、阳四个方面入手，俾气血冲和，阴阳平衡;调理脏腑功能主要是从先天入手，先天为本，本元充盛则阴阳平和;后天为养，脾胃健则气血充。实瘤已去，但癌毒未尽，扶正的同时不忘祛除余邪。现代医学也证实，即使早期肿瘤在根治术后，仍有微小转移灶的浸润，这也是手术后辅助用放化疗的原因。中医可在扶正的原则下采用化瘀解毒散结等治法，以清除余毒，防止其复发。

另外，还应配合饮食调养，注意劳逸得当，生活起居有规律。否则，此时若适逢新感病邪，饮食不慎，过于劳累，均可助邪伤正，使正气更虚，余邪复盛，引起宿疾复发。肿瘤患者更应做好病后期的善后治疗与调理，方能巩固疗效，提高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中医“治未病”的学术思想渊源流长，以治未病的思想指导中医防治肿瘤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与现在肿瘤的“三级预防”有相似之处，但更突出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整体观念，且具有个体化的辨证优势，特别是在应对癌变病变、防恶化、肿瘤术后的防止复发与转移方面，通过扶正祛邪有较好的效果。

中医养生学论文中医养生学是中医关于人体生命养护的理论原则及经验方法的知识体系。以下这几篇中医养生学论文范文是有论文动力从网上收集并整理的，如需更多的中医养生学论文，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免费咨询。【中医养生学论文范文】试论《周易》哲学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 摘要：《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著作，其中的辩证法思想渗透各个学科，尤其对中医学的深远不可小视。张景岳说得好：“医易相通，理无二致”。今就《周易》哲学的“天人相应”、“居安思危”、“潜龙勿用”、“反身修德”，与中医养生的“四气调神”、“防微杜渐”、“不妄作劳”、“德全不危”作一浅探，以明《周易》哲学对中医养生学的巨大贡献。 《周易》是古代著名的哲学著作，自古以来，倍受推崇，被尊为群经之首。正如《四库提要》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1]显而易见，《周易》是中华民族公认的古老文化的奠基石，当然中医学也不会例外。明代张景岳说得好：“医易相通，理无二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2]可见中医学从一开始就与《周易》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就《周易》与中医养生作一浅探，以求学者之斧正。 一、《周易》“天人相应”与中医“四气调神” “天人相应”是《周易》哲学思想的精髓，被誉为“最古老的宇宙哲学”。《丰卦•彖传》即蕴涵这一奥义：“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人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是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产物及其组成部分，定当受自然的支配与制约，因而人类只有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才能与天地日月共存，达到颐养天年的最终目的。 中医养生完全吸收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四气调神”的养生观点。 《内经》认为：春三月为万物发陈的季节，应“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为万物番秀的季节，应“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其气容平，应“早卧早起，与鸡具兴，使志安宁”；冬三月，其气闭藏，应“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志若伏若匿。”[3]经中还告诫人们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至此我们看到：《内经》的作者是根据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规律，提出了“四气调神”的具体措施，而“四气调神”的目的又在于保持阳气的充沛，人体阳气充沛，则生机活泼，精神焕发，就能达到预防疾病健康长寿的目的。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类养生家便是实践了“智者之养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4]的诺言，故能“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处天地之和”而不危。他们之所以不反向运动，是深知逆四时的严重后果：“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阳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5]的经验，揭示了一条永恒：的真理“阴阳曲时者，万物之终使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6] 二、《周易》“居安思危”与中医“防微杜渐” “居安思危”是《周易》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下》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坤卦》初六言：“履霜，坚冰至。”以上两则经文的意旨提醒人们：事物的总会由量变达到质变，而要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必须“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故《周易》中有“惧以始终”之言，也有“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之语，《系辞传》还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作为响亮的座右铭郑重提出以警示世人。 中医养生继承并发展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防危杜渐”的养生观。《内经》中“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7]体现的便是“未病先治”的哲学思想，并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加喻阐明治未病的重要意义。何谓治未病?明代张景岳感受深刻：“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8]张氏还指出：“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9]张景岳一语中的，道出了“谨于危”便是“治未病”的关键所在。世上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先兆，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健康当然也不例外，能将影响身体健康的微兆扼杀在摇篮中，这便是掌握了医学的纲领、摄生的法则。 在“未病先治”方面中医养生还有其独具的特色，传统的针、灸、按摩、药补均可成为“治未病”的妙计良策。宋代太医窦材云：“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10]，《内经》《千金方》亦记针关元、足三里，灸膏肓穴均有强身作用。宋代医家张呆有一名言：“若要安，三里长不干。”山]是说经常按摩足三里，有舒筋活血，促进新陈代谢的养生功能。另外，中医药补的作用亦不可小视，《神农本草经》被列入“上品”的药物均冠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之辞。如此丰富多彩的预防措施，实在是中医养生的一大骄傲。 三、《周易》“潜龙勿用”与中医“不妄作劳” “潜龙勿用”是《周易》思想的又一重要名题。《乾卦》初九日：“潜龙，勿用。”龙是指龙星。《说文》“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故“潜龙”是指潜渊之龙，隐而不见。爻辞提醒人们，处在这种状态，便应静而不动，以伺时机。《艮卦•彖传》亦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卦义为静止，与“潜龙勿用”一脉相承。两则爻辞在于表明凡事必须等待时机，谨小慎微，而不可肆意妄为，失去理智；否则便大难当头，灾不可免。 中医养生接受了《周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不妄作劳”的养生观点。《内经》曰：“上古之人，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具，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12]在此把“不妄作劳”作为“尽终天年”的必备条件之一，可见其在养生学中的重要地位。那么要做到“不妄作劳”，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从何人手呢?首先，要做到“精神内守”。中医养生注重内因，所谓“精神内伤，身必败亡”、“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真气的保养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标志。所以《内经》主张“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13]以养生著称于世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在“精神内守”方面亦有异曲同工的妙语：“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l4]其次，要注意节制房事。情欲是人之本性，两性活动是人的本能，正常的性生活有利于人体的健康，然而房事必须有节。若恣情纵欲，房劳过度，便会“耗伤肾精”，动摇根本，导致阴阳失调、早衰及百病丛生。《千金方》言：“恣情纵欲，命同朝露。”《内经》也告诫人们：“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故半百而衰也。”[15]故此重视肾精与肾气的保养，是长生的秘诀之一。第三，注意饮食有节。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保持健康的重要条件之一。《需卦》九五“需于酒食，贞吉。”人是需要服食酒食的(古人的酒，是用粮食果类发酵而成的，度数较低)，但不能“困于酒食”，故要达到“酒食贞吉”，必须“节饮食”。如若饮食不节、暴饮暴食，超过机体的代谢能力，便严重损害脾胃，健康。《内经》有忠告：“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内伤脾胃，百病皆生。”第四，注意劳逸适度。《内经》反对“过劳”，它告诫人们“劳则气耗”[16]，劳力太过则气少力衰，精神疲惫；劳心太过，则阴血暗耗，心神失养。因而“过劳”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不可小视。如《内经》所言：“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17]，可见“过劳”是健康的大敌。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18]他的弟子吴普，得其“五禽戏”之真传，“年九十余”。因而适度的活动，将寿蔽天地成为现实。四、《周易》“反身修德”与中医“德全不危” “反身修德”是《周易》哲学思想的又一精华。《周易》注重道德修养。重视自身的完善，强调自强、自立、自省、自谦。《周易》书中关于德性修养的警句比比皆是，如《易传》在释《蹇卦》、《乾卦》、《晋卦》时分别提出了“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自强不息”、“君子自昭明德”、“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何为德?《正韵》归纳得好：“凡言德者。善美、正大、光明纯懿之称也。”德性的修养是人们事业成功的保证，也是趋吉避凶的法宝。《益卦》与《大传》揭示得深刻“有孚惠心，勿问，元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中医养生承袭了《周易》重德的哲学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德全不危”的养生观。 《内经》曰：“上古之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19]故“大德者必得其寿。”所以“淳德全道”是“任我逍遥过百春”的先决条件。俗话说得好：“心底无私天地宽”。道德高尚的人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心地善良，为人正派。故能心安不惧，心广体舒。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回答道：“智者仁者皆可以致寿。观世人凡气质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貌之重厚者寿，言之简点者寿。盖温和也，慈良也，宽宏也，重厚也，简点也，皆仁之一端。其寿之长，决非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浅燥者之所能及。”[20]孔子的精湛回答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养德养性无二术”。纵观我们看到：孔子不但提倡“仁者寿”，而且以崇高的德行履行自己的诺言，晚年“读《易》，韦编三绝。”[21]七十高龄后仍坚持著书立说，诲人不倦，造福于子孙后代。唐代名医孙思邈寿高德劭，被后人传为佳话。他不但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且注重德性的修养，“心诚意正”、“顺理修身”是他的至理名言。百岁后仍登山采药，出诊行医，攻读《易经》，撰写医籍。孔孙两氏的辉煌人生向人们展示了“大德必得其寿”的必然结果，当为后人养生的楷模。 综上所述，《周易》哲学是《内经》医学的活水源头，《内经》充分汲取了《周易》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及其思维模式，并将其创造性地和养生学紧密结合，从而创立了中医养生独特的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让我们深研《易》理，尽启其秘，以促进中医养生学的新。 注释： [1]《四库提要•易类小序》。 [2][9][明]张景岳《医易义》。[3][5][6][7]《素问•四气调神论》。 [4]《灵枢•本神》。[8][明]张景岳《类经•摄生类•不治已病治未病》。[10][宋]窦材《扁鹊心书》。 [11][宋]张杲《医说》。[12][13][15][19]《素问•上古天真论》。[14]《庄子•在宥》。[16]《素问，举痛论》。[17]《灵枢•九针论》。[18][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华佗传》。[20]徐以经《中华医易荟萃》黄河出版社1990年版398页。[21][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中医养生学论文范文】传统道教与中医养生 作为民间道教太平道的经典著作《太平经》，就存有大量的养生和医药内容。《太平经》中的阴阳学说、脏腑学说及精气神学说，与《黄帝内经》是一致的，并将此学说贯穿于养生与治疗之中。在养生方面，《太平经》注重内养功，认为：“养生之道，安身养气，不欲喜怒也。人无忧，故自寿也。”这种内养功强调守“神”，提出：“使空室内傍无人，画象随其藏色，与四时相应，悬之窗光之中而思之。”“悬象而思守，行顺四时气，和合阴阳。”就预先给五脏各画一副神像，炼功开始时，按季节、日、时挂出相应的画像，以此作为信号和提示，卧下人静后使意念集中到那一脏器上。通过这种意守脏器的练意功法，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理论和炼养方术之集大成之作。葛洪认为，万物皆源于“道”或“一”，谁能得道守一，谁就可长生。书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道健身的理论和方法。如《极言》篇说：“是以善养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至和之常制；调利筋骨，有堰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流行荣卫，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与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气，抑喜以养阳气。然后先将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长生之理尽于此矣。”其中就包括了静养、导引、吐纳、食养、服丹等修炼方法。葛洪特别强调内保精气。他说：“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至理》)他把行气的方法归纳为吐纳、导引、胎息三种。吐纳是用呼吸行气，导引是用形体行气，而胎息是用呼吸和意气相结合而行气。并具体介绍了其炼养方法和注意事项。这些炼养方法大都被后人吸收，并在气功中发展，沿用至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道教徒们创造了许多修道养生的方法，在历代道家的著作中，留下了诸如存思、守一、外丹、内丹、导引、呼吸、服饵、咽津、服气、符篆、房中等养生修炼的大量资料。 “存思”“守一”属于精神修炼。外丹是指炼服长生不老的金丹，内丹则是熔心、息锻炼于一炉的综合修炼方法，相当于气功。早期金丹派以炼外丹为主，宋金以后的金丹派则修炼内丹，称为晚期金丹派。内丹理论以黄老“道法自然”、“人身一小天地”的天人合一哲学观为理论基础，认为人身即为一个炼丹的“鼎炉”，人身内的精、气、神则是炼丹的原料，通过一定的修炼，可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而结丹长生。从道教的初建到兴盛，留下了大量关于内丹修炼的著作。随着内丹派的兴起，内丹理论和功法得到逐步深化和完善，北宋中期以后，传统的内丹又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道禅相融合，形成了精深的系统理论和稳妥有效的功法。虽然不能成仙，但能帮助人们健身祛病，延年益寿。这对中医养生学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道教形体方面的修炼主要包括导引、按摩及武术等内容。导引通过肢体的屈伸俯仰，达到舒筋活络、强身健体的作用，历来为道家所重，修道者无不从导引做起。在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资料中就有一幅彩绘的《导引图》。葛洪《抱朴子》中有龙导、龟咽、燕飞、蛇屈、兔惊等各种模仿动物动作的运动方法。隋唐之后逐渐由导引衍化出诸如八段锦、易筋经、太极拳等有效的运动方法。可以说葛洪的道教导引和华佗的医家导引是这些方法的前身。 食饵方面的修炼主要有服食金丹(矿物类)、五芝(菌类植物)、咽津、服气等。如前所述，道教认为服食用矿物药炼制的金丹和仙药五芝，可以成仙，显然是荒诞的，但其中有健身祛病的功效，则不可埋没。咽津法包括叩齿、搅舌、鼓漱、咽津液等一系列动作，这是道教徒们每日必做的功课。关于咽津，早在《内经》中即有论述。如《素问遗篇•刺法论》说：“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葛洪曾在《抱朴子内篇•杂应》中介绍了叩齿之法，称此为“坚齿之道”。此法在唐宋时极为盛行，在方法上也有发展。明代高镰所撰的《遵生八笺》曾详细记载此法。事实证明，这种口腔保健，对人体健康是有益的。服气，又称辟谷食气。修炼时主要以饮水食气为主，同时服用一些辅助食品，如山药、黄精、花生、大枣、核桃等中草药。在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中，就有关于却谷、食气的记载。晋至唐时期曾盛行此法，宋元以后就少见了。 符篆咒禁，即为祝由。唐代太医署首次设立咒禁科，还设有“祝禁博士”职，正是当时道、佛两家咒禁盛行背景下的产物。唐、宋、元、明各代均有此科，统称祝由科。可见其影响之深。对于祝由，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论述。《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所谓“移精变气”，就是调整病人的精神活动，转移对病痛的注意力，从而形成精神内守状态，以产生积极的治疗效果。这实际是一种宗教式的原始心理治疗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当今的精神疗法、暗示疗法的先导。这种方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对某些精神方面的疾病，确实能起到心理治疗和精神安慰的作用。特别是在一定的宗教氛围之中，对那些虔诚的教徒更为灵验。这就是“心诚则灵”。但是它以祈祷、咒语、符篆、神水等手段为主，毕竟是迷信的东西。这是人类处于生产和认识水平低下的蒙昧时期的产物，也是人类医学不发达时期的共同现象。 至于房中术，其中的性卫生知识可资借鉴，但对其糟粕必须剔除。 总之，道教是与医学，特别是中医养生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门宗教，它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治疗脾胃病的经验，现将对脾胃病的认识和治疗经验总结于下： 一、脾胃生理特点在于升与降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其功能特点主要集中于升与降。脾主运化，布化精微而升清；胃主受纳，腐熟水谷而主降浊。脾升则健，胃降则和。脾不健运，则清气不升；胃不和降，则浊气不降，反升为逆。脾为阴脏，胃为阳腑，互为表里，一升一降，升降相因，不但主持着水谷的腐熟，精微的布化，而且关乎整个人体的阴阳、气血、水火之升降，所以为人体升降之枢纽。脾胃之升降，又互为因果，胃失和降，则脾气不升；脾升失常，则胃亦不降，正如喻嘉言所说：“中脘之气旺，则水谷之清气上升而灌输百脉，水谷之浊气下达于大小肠从便溺而消”。脾清阳上升，胃浊阴下降，则气血生化有源，出入有序。不运不升则生化无端，不降则传化无由，壅滞成疾。 二、脾胃病证突出表现为湿与滞 脾胃病证虽多，然湿留气滞是病机中共同之处。脾胃为仓廪之官，水谷之海，无物不受，邪气易袭而盘居其中，脾胃因之升降失常，气机壅塞，则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湿阻、食积、痰结、气滞、血瘀、火郁亦即相因而生。邪正交杂，气道闭塞，郁于中焦，此乃属实滞。若脾胃亏虚，运化失司，升降失调，清浊相干，湿、滞又可从中而生，所谓因虚致实，虚中挟滞。正如《素问·调经论》所云：“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由于湿、滞为病机之要，故在治疗脾胃病时，或温，或清，或补，或泻，总以行其滞，利其湿，复其升降为其总旨。 三、脾胃病重在调理，兼以宣通肺气 脾胃病变多湿多滞，其中脾病多湿，易被湿困；胃病多热，易为热壅，总为气机升降失宜所致，故脾胃病变不宜大补大泄，而贵在调理，探本求源，明气机失调之因，审因论治，复脾胃升降之常，使湿滞消，升降和，诸症可除。 在调理脾胃时，还应兼以宣通肺气。因脾主运化水谷，化谷如沤，肺主布散精微输布如雾，脾需肺之协助，才能完成水谷精微的布散，正如《素问·经脉别论》所云：“脾主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肺主宣发肃降，脾胃主升清降浊，同司气机升降。由此，治脾莫忘理肺，治肺必究其脾，临床用药应于健脾和胃之品中，酌加宣肺解郁之品，如杏仁、栝楼、麻黄等。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用杏仁宣肺解郁，使湿阻得运，启宣肺利水健脾之先河。 四、治疗经验 1.脾湿外感：风为百病之长，常挟诸邪袭人。风邪挟湿之外感，症见发热恶寒，脘腹痞满，恶心呕吐，头晕头胀，头重如裹，项背拘急不适，可用平胃散加杏仁、葛根、藿香、桂枝、羌活、防风等辛散祛风和胃之品，既祛表之风邪，又散胃中之湿浊，适用于胃肠型感冒。 2.寒湿困脾：寒湿同属阴邪，易困脾阳，阻遏气机，症见背寒怕冷、脘腹满闷、纳呆便溏、恶心欲吐等诸症，可用五苓散和平胃散、杏仁、麻黄、藿香、草蔻仁、生姜，既增强除湿之力，亦能助脾之功。若寒重于湿者，草蔻仁改为砂仁，加桂枝、高良姜等温胃散寒之品；湿重于寒者，加用苍术。 3.脾胃湿热：脾胃湿热见症多端，胃脘疼痛，嘈杂灼热，口干不欲饮，饥而不欲食，小便色黄，大便不畅是脾胃湿热的辨证要点。对此症的治疗应本着清热不碍利湿，利湿不助热的原则，应用三仁汤加减，常加冬瓜皮、茵陈，使湿祛热清，脾胃安和。湿热下痢多用葛根芩连汤加减；若出现黄疸之症，可用茵陈五苓散加减。 4.肝郁脾湿：脾胃之升降与肝气的疏泄关系密切。若情志抑郁，肝气郁结，不得疏泄，则横犯脾胃，使脾胃升降运化失常，湿从内生，阻滞中焦而出现脘腹胀满，两胁胀疼，胸闷嗳气，喜长叹息，大便溏泄，不思饮食，四肢困重，每遇情志不舒而加重等症状。治宜疏肝解郁，健脾燥湿。偏于胃气不降者可用柴胡疏肝散加减；偏于脾虚者多用逍遥散与平胃散合方；对于肝脾不调之腹痛泄泻者则以痛泻要方为主方，可酌加茵陈、香附、青皮、藿香、草蔻仁等开郁化湿之品，使肝得疏泄，脾湿得运，升降调和，湿浊祛除。 5.脾胃虚弱：素体虚弱，加之饮食不节，脾胃受损，运化无力可见气短乏力、面色淡白、纳呆便溏等气虚之症；若伴有阳虚者可出现胃脘部疼痛，喜温喜按，形寒肢冷，四肢困倦，神疲纳呆，遇寒加重，遇热则减，下利清谷等；脾气虚日久不愈可出现中气下陷，出院久泻、脱肛、崩漏等。对于气虚者可用六君子汤以健脾益气，方中陈皮、半夏使得补而不壅；若偏于脾胃虚寒者则温中散寒，方用良附丸、理中汤或黄芪健中汤加减；若中气下陷则应益气升提，升阳举陷，用补中益气汤加减。 6.脾虚挟湿：脾虚挟湿之症，属本虚标实，治应扶正祛邪，标本兼顾。多用党参、白术、茯苓、藿香、草蔻仁、厚朴、枳壳、杏仁、麻黄组成的方剂为基础方药。党参性平、味甘，入脾、肺经，具补中益气等功效；白术甘苦微温，专入脾胃二经，具有健脾和胃，燥湿利水之功效，且偏于健脾益气；茯苓健脾利湿，和胃安神，与白术相伍，可助其健脾燥湿之力，以扶正祛邪；藿香味辛微温，具有芳香化湿、理气和中之功效，与草蔻仁同用，祛邪扶正；杏仁、麻黄性味均苦温，同入肺经可开上焦肺气，使肺气宣通，湿阻得运；厚朴、枳壳可理气化痰，升清降浊。以上诸药合用，具有健脾燥湿、宣肺化痰之功效，用于各种脾湿之水肿、泄泻、咳喘等症。凡属于脾虚挟湿者，无论寒热均可加减运用。 五、病案举例： 1.胃脘痛案：张某，男，45岁。胃脘胀痛，胸胁满闷，善太息，呃逆频作，不思饮食，四肢困重，嗜睡，大便通而不爽，舌质淡、苔白厚腻，脉沉弦滑。证属肝郁脾湿，治以疏肝和胃，健脾利湿。方用杏仁10g，栝楼皮12g，柴胡6g，香附9g，茯苓20g，藿香12g，草蔻仁9g，厚朴9g，枳壳 9g，白芍12g，甘草6g，半夏6g。服药3剂，胃脘胀痛渐减，大便如常，食欲增加，舌苔厚腻渐退。继服4剂而告愈。 胃脘痛常因情志不遂、劳累、饥饱、寒凉无常，导致脾胃气机不畅，病因虽多，但病机则是胃气阻滞，不通则痛。据胃脘胀痛，每遇情志不遂而发作的特点，常从肝论治。故方中用柴胡、香附疏肝理气；藿香、草蔻仁芳香化湿，健脾和胃；茯苓淡渗利湿；杏仁、栝楼宣肺解郁，使肺气宣通，湿阻得运；白芍、甘草缓急止痛。诸药合用，共奏疏肝和胃，健脾燥湿之功。 2.湿热口疮案：李某，男，50岁。口疮反复发作3年余，用寒凉清泻药则口疮痊愈，然大便稀溏更甚。改用温热补虚则大便稀溏好转，而口疮转剧，疼痛难忍，不能进食，发作常与疲劳有关。现症伴见头痛，口干不欲饮水，大便稀溏，四肢倦怠，舌淡苔黄厚，脉滑数，口腔黏膜充血，舌边尖有两个溃疡面，周围发红，证属脾胃湿热，火毒熏蒸，拟以清热解毒之药：杏仁10g，薏苡仁15g，草蔻仁6g，茯苓15g，蒲公英15g，防风9g，山药20g，藿香 10g，竹叶6g，茵陈10g，生甘草6g。服4剂后，口腔溃疡愈合，疼痛消失，大便正常，续与原方，巩固一周停药告终。随访一年，末见复发。 口疮多为胃热熏灼或阴虚火旺所致。然本案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并兼有腹胀便溏，口干不欲饮水之脾虚湿盛之象，欲补不得，欲泻不能，需全面分析，辨为脾胃湿热、胃热熏灼之口疮。由于饮食劳倦，脾胃受损，运化失常，湿浊内生，湿热熏灼脾之苗窍，故口唇糜烂，疼痛难忍。方中用茵陈、竹叶清利湿热；杏仁以升上焦肺气，使湿阻得运；茯苓、薏苡仁、山药健脾利湿；藿香、草蔻仁芳香化湿；蒲公英、防风、生甘草清热解毒，又不碍利湿，使热清湿利，诸症自愈，收效亦速。 3.风湿外感案：宋某，男，60岁。3日来头昏头闷，头重如裹，周身乏困，四肢无力，背部恶寒，微有发热，恶心呕吐，不思饮食，咳嗽，喷嚏，舌苔白腻，脉浮缓，证属外感风湿之患，治以祛风解表，芳香化湿，方用杏仁10g，麻黄6g，藿香10g，草蔻仁10g，桂枝6g，赤芍9g，茯苓10g，葛根9g，生姜3片，大枣4枚。服药2剂，诸症减轻，仍有四肢困重，不饥不食，以藿香正气丸两盒，以善其后。 外感病多因于风，有风寒、风热、风湿之分，患者素体肥胖，脾湿过盛，新感风邪，则成风湿合邪之外感，治当外散其风而药用桂枝、麻黄、葛根、藿香，内祛其湿而配以草蔻仁、茯苓，更以杏仁宣肺解郁，共奏祛风解表、健脾燥湿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