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周年

严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祖父严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曾与张伯苓一道，共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誉为“南开校父”。因为排行老四，家人都亲切地叫严仁英“四妹”。从小在深宅大院中长大的严仁英，12岁前都没出过家门，据她自己说，“所以老有点野性大发，老想往外跑”。也许从小就渴望外面的天空，也许受张伯苓的名言“会玩的学生才会读书”的鼓舞，南开女中的五年时光，严仁英成了个十足的爱玩会玩的快乐女生。那时的她，个子高高，活泼好动，当仁不让地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核心成员。话剧一直是南开学校经久不衰的传统。当年，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话剧团的风云人物。严仁英也跃跃欲试，她联合同班同学邓婉娥、陶葆圣，将东北地区爱国将领郭松龄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自编自演，为话剧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龄将军自然由身材高大的严仁英扮演。虽然是第一次出演，严仁英却镇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别是她说出“我郭松龄正式宣布起兵！”那一句铿锵有力的道白后，台下掌声雷动。尽管这个女孩十足爱玩甚至略带淘气，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1918年，严仁英的父亲病逝异乡，祖父严修悲伤之余，对年幼失怙的严仁英兄妹倾注了全部的爱，祖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方法的科学，让他们获益匪浅。严仁英兄妹也格外争气，努力学习、侍奉长辈，从小就自强自立。初三时，长年受肿瘤困扰的祖父严修也因病而去，严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严家没出过医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几乎是束手无策，“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1932年，严仁英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同时选修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必修课程，正式开启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协和医学院奖学金。北平协和医学院素来以高标准培养的“少而精”而著称，因而协和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异常紧张。林巧稚回忆当年学习时说：“一开学，几乎就与世隔绝了，一头钻到学习里。”而稍后于严仁英毕业的吴阶平则对老协和“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久久难忘。凭着在南开、清华养成的良好习惯，严仁英依然是活泼轻松、乐于助人。也正是在协和的日子里，严仁英认识了同班同学王光超，两位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这里奠定了此后的一生情缘。协和医学院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去各科轮流实习，为此，严仁英来到了协和医院产科，在这里，她第一次认识了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巧稚是1929年毕业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第六届毕业生，也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她曾亲手为5万多个婴儿接生，被称为“万婴之母”。而在初来乍到的严仁英看来，林巧稚这位大夫颇有点“神”。严仁英回忆：“我那会儿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就奇怪，怎么产妇在那儿哼哼唧唧地闹，林大夫一来了就没声音了。她就坐到产妇的旁边，拿手摸摸她的肚子，听听胎心，摸一摸子宫收缩，完了跟她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现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来了，得给他腾道，出来的路得腾好了，孩子就好出来了。产妇牵着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静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里，我觉得林大夫真是一个好大夫，她对于门诊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么认真负责，非常耐心，除了给她治病，还给她解决心病。”在恩师林巧稚的指导下，严仁英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留在协和任住院医生。她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在这位年轻实习医生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这令我心情舒畅。”工作了一年多，正当严仁英踌躇是否要像林巧稚那样，不结婚，一步步从住院医生晋升到住院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时（老协和认为女性结婚就是事业的终结，最多只能去门诊），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协和关闭后，林巧稚谢绝了同事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而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则来到了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并由此接触到了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不仅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更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她积极投身于当时不为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立了多所助产学校，在旧中国掀起了一场新式接生法的革命。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崇瑞就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创办“节育指导所”。在杨崇瑞的节育指导所里，严仁英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医生们几乎是在用“求”的口气，“求”患者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避孕，怎么采取措施。严仁英震惊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求上门来，是多么的不同啊！就在杨崇瑞身边，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 1942年7月，严仁英辞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的一名医生。但她很快便发现，丈夫的这个诊所有点“神秘”。这个坐落在西单旧刑部街上的小诊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肩负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诊所是城内物资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渠道。严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举动，“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来没怕过。”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废待兴。由于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学陷入停顿之中，严仁英被请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授妇产学。当年的学生胡亚美回忆：“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文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后，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1946年，北大复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医院重新开业，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的各科班底，如内科的吴朝仁、王叔咸，外科的关颂韬、王大同，儿科诸福棠，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等，严仁英的恩师、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当时，由于这些教授大多身兼数职，他们就把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找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增、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选，自然是严仁英。就这样，严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边。1948年秋，在多方争取和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想起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恩师林巧稚和杨崇瑞，严仁英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正当严仁英夫妇在美国努力学习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年之后，归心似箭的严仁英夫妇与许多有志青年一道，冲破美国方面的劝诱和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严仁英夫妇从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同船的有老同学梁思懿夫妇、其弟梁思礼，以及范少泉、刘传琰等一批朝气蓬勃、心系祖国的年轻留学生。在美国学过无线电又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随身带了一个惠普收音机，顿时成为这批渴望得知祖国消息的年轻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机传来了10月1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严仁英等人无比兴奋，便在甲板上展开了庆祝活动：“按照新的国旗是红色，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和四颗黄色小五角星的解说。我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颗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个小星。就这样，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按照严仁英自己的说法，归国之后，她干了一连串“不务正业”的事。首先就是为妓女检查身体。1949年11月21日夜，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作为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跟随医疗队在教养院对妓女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严仁英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视、不嫌弃，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着教养员的学员，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严仁英跟随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恶劣行径。于是，1952年3月和7月，严仁英两度赴朝，先后陪同国内团体以及英、法、意等七国调查团，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严仁英等人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前沿阵地，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收集了大量的罪证材料。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在1953年德国柏林的展览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成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1953年，严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三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从此，“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种外事活动接踵而来。1958年，作为五名观察员之一，严仁英代表中国参加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1961年，参加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1964年，参加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阿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9年，参加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并在此后多次出访美国；1988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英国等。尽管占用了许多业务和家庭时间，严仁英对自己这些“不务正业”的工作无怨无悔，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每次出访，都自愿承担起照顾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并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严仁英气质高雅、英文流畅，常常被当作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对此，她心中充满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豪情，“我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听从严仁英的劝说归国，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与她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人接触多了，杨崇瑞“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标和个人行为准则，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杨崇瑞的足迹，严仁英走上了妇女保健之路。有一次，政协讨论关于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严仁英和杨崇瑞都表示反对，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则人们更不重视避孕了。后来他们却了解到，由于得不到人工流产术的合法帮助，有些妇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许多像“段三针”等土办法，未能成功流产反而会导致孕妇尿瘘等残疾，甚至送命。严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离群众的单纯技术观点，提出了要“一只脚踏进群众中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她开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2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严仁英带领各科专家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半农半医”学习班，一边治疗一些妇女病，几乎跑遍了整个密云水库。她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以及农村妇女健康条件的恶劣。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断了。严仁英夫妇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顶着莫须有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文革”结束，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伤害，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闯，为了对抗孕激素和促进子宫收缩，“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试验看看。”后来，严仁英等人研究出实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开发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如今，这项研究已经用于临床，给广大妇女带来福音。1979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想起自己从事妇产科几十年临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训，想起恩师林巧稚、杨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研究围产医学。以往的孕妇产前初诊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又带领优生保健组成立了早孕门诊，继而组织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对孕妇的生理、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许多孕妇带着丈夫、婆婆一家人来听课。现在，早孕门诊、孕妇学校、围产保健早已为人熟知，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贡献。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1981年—1982年的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没有经费？严仁英拿出自己的“顾问费”垫上；没有病人？严仁英带领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严仁英义务给顺义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处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3年多时间，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终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自此，严仁英扛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此后，严仁英与她的团队在全国农村陆续开展“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开展孕妇心理尤其是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将围产保健从医学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开展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将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此外，严仁英还建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在全国农村推广围产保健“三级管理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围产保健、生殖保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和多学科领域。

2016年6月4日，由湖北省人民医院、GE医疗中国携手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共同主办的以“超声诊断新进展在妇产科及生殖领域的临床诊治及应用”为研究方向的妇产科超声学术论坛即将在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六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引言：目前，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00万出生缺陷的婴儿降生。其中我国每年出生的缺陷儿约有80万～120万。超声检查是目前最常用、无创、可重复的方法，是目前筛查胎儿畸形、评估胎儿生长发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超声检查并不是一种万能的检查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是所有的胎儿及附属物的异常都能被超声检测出来。因此，产前超声检查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对医学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超声医学在妇产领域的临床应用与发展必须与妇产医生紧密的配合，同时其发展过程更需要孕妇及家属的正确理解。在此背景下，一场代表妇产超声领域高级别的学术研讨会即将在武汉百佳妇产医院拉开帷幕。活动主办：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百佳妇产医院、GE医疗中国活动时间：2016年6月4日 （周六）8:30——17:40活动地点：武汉百佳妇产医院 6楼学术报告厅参与对象：B超或妇产科医师、专家行业权威引领超声医学未来2016年6月4日，由湖北省人民医院、GE医疗中国携手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共同主办的以“超声诊断新进展在妇产科及生殖领域的临床诊治及应用”为研究方向的妇产科超声学术论坛即将在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六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届时，湖北省人民医院超声影像科主任医师石华教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杨菁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周祎教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超声诊断医生赵庆红博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超声影像科胡佳琪副主任医师、武汉百佳超声科阮年香副主任医师将现场分享超声医学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有料有趣有收获的超声学术研讨盛会本次研讨会将通过专题讲座与学术交流的形式，对超声诊断的最新进展在妇产科及生殖领域的临床诊治进行讨论。形式上打破学术研讨会单一枯燥的演讲模式，丰富的演讲课题结合具体生动的临床案例，让专业的医者与非专业人士都能对超声医学的应用有更直观和更深入的了解与认知。届时，石华教授、杨菁教授、周祎教授三位医生将现场分享课题《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超声进展》、《高龄女性生育常见的妇科问题和治疗策略》、《多胎妊娠减胎术的思考和策略》，分别为大家展示国内外超声医学技术在不孕不育、妇科疾病和胎儿排畸中的临床价值及最新应用成果。研讨会议精彩内容安排妇产、超声医学大咖齐聚武汉百佳妇产医院杨菁 医学博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学教研室主任、生殖医学研究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专业技术二级）、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医促会妇产科分会全国常委、湖北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1.生殖内分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向（主要研究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无排卵性不孕的治疗及发病机制）；2.辅助生殖技术方向（主要研究IVF技术的改进和优化及胚胎着床调节机制）；3.母-胎耐受的免疫机制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免疫因素在复发性流产和反复IVF失败中的作用及机制）。课题：高龄女性生育常见的妇科问题和治疗策略；石 华 主任医师/副教授湖北省人民医院妇产超声科主任从事超声诊断临床工作20余年，始终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一直从事妇科及生殖内分泌疾病的超声诊断、腹部超声、胎儿畸形超声筛查等工作。在应用三维超声评估女性不孕症患者宫腔病变及内膜容受性方面有着很高造诣。对高危妊娠及其并发症的超声监测有着丰富经验。专业擅长：妇科不孕症的超声诊断、超声引导下妇科介入治疗、胎儿畸形超声筛查、高危妊娠及其并发症的超声监测。课题：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超声进展先天性子宫发育异常周祎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担任英国胎儿医学基金会(FMF)评审员、培训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医生 ，广东省围产医学分会产前诊断学组副组长 ，中华围产医学分会胎儿医学学组成员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通讯编委 ，《中国产前诊断杂志》(电子版) 编委 ，中国影像技术学会妇产超声委员 。 国内第一位赴英国接受规范化胎儿医学培训的医生。专业擅长：优生遗传咨询、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胎儿发育生物学、胎儿超声与胎儿宫内治疗、多胎妊娠及复杂胎儿疾患的诊治。课题：多胎妊娠减胎术的思考和策略;赵庆红 医学博士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超声诊断医生主要从事妇科疾病超声诊断、不孕症性疾病的超声检查、第一孕期NT测量及染色体异常风险评估、胎儿结构超声筛查等工作。具备英国胎儿基金会授予的NT筛查资质，已获得中华胎儿医学基金会授予的中孕期筛查资格证书。已在SCI杂志上及核心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SCI期刊1篇；参编着作《宫腔镜图谱》，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武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曾于2015年赴丹麦奥胡斯大学医院（AUH）医院学习。专业擅长：妇科疾病三维超声诊断、四维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三维盆底超声、超声引导下妇科囊肿穿刺、胎儿染色体异常风险评估、胎儿结构筛查。课题：超声评估子宫内膜容受性 ;阮年香 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武汉百佳妇产医院毕业于江汉大学医学院，曾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进修，从事超声影像工作20余年，在产科、妇科诊断方面技术精湛，熟练掌握各个系统常见疾病的影像诊断， 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确诊率高。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任职期间，多次参加ISUOG中国暨妇产科超声新进展学术会。于2015年4月2-5日参加产科超声资格认证理论课程，于2015年12月31日获中华胎儿医学基金会（CFMF）颁发，英国胎儿医学基金会（FMF）认可的产科超声医师资格认证（DOU）即获发此产科超声认证文凭。凭借严谨的工作态度、娴熟的超声技术及高度的责任心深得广大患者的高度赞誉。专业擅长：对女性腹部、泌尿系统、妇科方面的常见病、疑难病的彩超、B超检查诊断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实时三维（四维）超声胎儿畸形产前筛查和诊断的临床应用颇具心得。对胎儿染色体异常的超声筛选以及胎儿软指标监测及高危妊娠的评估，剖宫产子宫瘢痕妊娠的诊断有丰富临床经验。课题：胎儿NT筛查体会;胡佳琪 副主任医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超声影像科主要从事妇科疾病超声诊断、胎儿畸形超声筛查、第一孕期NT测量及染色体异常风险评估等工作。具备英国胎儿基金会授予的NT筛查资质，已获得中华胎儿医学基金会授予的中孕期筛查资格证书。参与多项湖北省卫生厅课题；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武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并在权威杂志和核心杂志上发表论文20余篇。曾于2013年赴英国king’s College医院学习。专业擅长：胎儿染色体异常风险评估、胎儿畸形超声筛查、四维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超声引导下羊膜腔、脐带血及绒毛穿刺。课题：11-13周NT超声常见异常及处理;

去不孕不育专业专科医院检查，引起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要尽早去医院确诊然后对症治疗。

1个月左右。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创刊于1998年，目前属于核心期刊，杂志审稿时间比较快，投稿后1个月左右会有结果。《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创刊于1998年5月，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承办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之一。围产医学是产科和新生儿科密切合作共同研究的一个新的学科，本刊以优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保障母婴安全与健康为办刊宗旨，反映基础、临床与预防医学、遗传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中有关围产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进展，旨在为我国广大围产医学工作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信息传递和了解国内外围产医学发展动态的窗口与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