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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

2023-12-07 13:57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摘要: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二者关系非常紧密。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儒家的思想和医学联系较多。它所推崇的“仁”、“孝”现在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化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他健康状态的,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高看医学本身的建构。


  关键词:古代文化;古代医学;儒教;仁;孝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68-02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


  一、文化是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健康状态的


  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味用者夭,善用者延”。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正是文化的内容之一。我们古人也充分认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医学强调“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健康标准:“天人和谐”、“阴阳平衡”、“五行制化”及恒动且衡动。指出:“人与天地共存”(《灵枢》),“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素问》)“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这些健康标准亦是古代医师的对疾病的诊断标准。


  二、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着医学本身的建构


  中国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较多的是儒家思想。儒家中将仁孝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医学渐渐被定名为“仁术”了,成为践履儒家仁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大批儒者演变成医生,悬壶济世;二是作为医生的儒者,强调要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的行为准则。在各个朝代,儒者转而专攻或兼通医术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儒家济世行仁的思想观念。


  以儒家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医界的行为准则。大量的习医戒要、箴言、规格、医话等等之中,都将仁爱二字当作首要的要求。明代陈实功在《医家十戒五要》中谈到:“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沦之书,须但夕手不释卷,――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即言:“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其予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明末人潘楫《医灯续焰・医乃仁术》一文不仅指出医者应该怎样去做,同时也强调了行医时应该禁绝的事。


  孝与仁在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体系中关系十分密切,孔予在《论语・学而》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孝道观对传统医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医孝合一论虽然在北宋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并未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但在后来,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儒教把孝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人都不能违反的“天理”,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医家无不谈“孝”,甚至以“孝”治医。即认为知医为儒者分内事,而作为孝子亦必须懂医。因父母有病而萌志习医者,大有人在。这种医孝合一论显然包含有古代人道主义的合理因素,是有其一定进步意义的。


  但是,这种医孝合一论是以孝为其根本的,而孝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被推向极端,认为“孝”的核心,就是子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服从父母,惟父母意志为瞻,否则就是不孝。“孝”乃“父为子纲”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忠”、“节”、“信”、“义”都不过是孝这一观念在君臣、夫妇、朋友、主仆关系上的运用和推广。吕祖谦则认为,子女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说:“孝敬之心无间断,随遇随起。”(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父母不从吾辣,至怒。怒至于挞之流血,亦起敬起孝”(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至于为洗刷自己而形成父母之恶的事情,更是不能干的。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口趋巩固,愚孝之风愈煽愈烈,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医儒关系的特殊性,许多怪诞、荒唐、愚昧甚至残忍之事,竟假医学之手而产生。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割股疗亲”。据宋张呆《医说》卷四从肉治赢疾》称:“(唐)开元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赢疾。自此间阎相效割股。”所谓“赢疾”即肺结核一类疾病,过去为不治之症。当孝子们得知人肉可治此绝症,无不互相仿效着从大腿上割肉以疗亲疾。事实证明,这种愚昧、残忍、荒唐的举动非但不能治病救命,而且阻塞了真正认识疾病病因和探寻治疗疾病正确方法的路径,其与科学理性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孝道”对于古代医学发展亦起剑的阻碍作用,还不止以上所论。解剖学为一切医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古代,此项研究活动却基本上未能开展起来,这与儒学孝道观的制约有关。《孝经・开宗明义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说。另外,儒家尚有“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曲礼下》)的说教,结果发展到尝君父之便溺的极端,此与卧冰、割股、凿脑等一样,令今人所不齿。


  另外,道家的思想同样对古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占人从“天人合一”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为天地所生;与天地共有基础物质―气;与天地共守基本规律―道;人的形态与功能都与天地相对应;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置身于天地之中,顺应天地之道。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气”的生化运动,而不是形。气的生化运动只能在机体存活的状态下才能存在。因此,我国古代医学不重视对死人的解剖观察法,而采用对活体的功能观察法。藏腑和气机虽隐而不现,但“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藏腑的气象性用必显于外,故医师可以司外而揣内。


  三、文字和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对医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汉字是视觉文字,比听觉文字稳定,这使古代医学易于继承和统一,是其理论稳定性强的影响因素之一。汉字集装信息,言简意赅,是音形义的集约,是具象、想象和抽象的集约,从而使医学理论的语言表述具有文学特色和模糊性,使其具有鲜明的形象思维和艺术特征。还有语言亦有重要作用,语言的合理运用有益于病人的康复。在我国古代医学经典《灵枢・师传》对语言的治疗作用也有精辟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远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它十分讯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医学中亦闪耀出诱人的光芒。作者:郑佳,柳娟,本文来自《内蒙古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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