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医学无论是在理论、方法，还是在价值、观念层面上，均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留下了文化母体深刻的印记。本文以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为切入点，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价值取向、方法论特色、思维意境及伦理追求等五个方面展开讨论，力求从中透析出中医学独特的文化内涵，并对其价值给予简略的评价。
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诸多的天人关系中，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质”，并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各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浸润于传统文化母体的中医，无疑也受到了天人合一观念的洗礼，从而形成了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医学整体观。中医学除了认为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外，还特别强调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密切相关，将人与自然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具体表现在：其一，天人合气。世界本体为气，气又分为阴阳。“积阳为天，积阴为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为阴阳二气而生，人为天地之气而成可见，天地人统一于气，只不过是气演化过程中不同的存在形态而已。其二，天人同构天人不仅在本体上合气，而且在结构方式上同构。“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古代医家视人体为“小天地”、“小宇宙”，与“天地”、“宇宙”相应而同构。凡天地自然所有事物现象，人皆有与之相应的器官、部位与功能；天地自然发生了变化，人的生理功能也随之改变。其三，天人同理天人不仅同气、同构，而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遵循相同的规律，即“理”。历代医家将阴阳变化之道、五行运行规律、太极之理视为人与天地自然的普遍规律。
有了天人合气、同构、同理这一天人合一理论基石，中医学在构建其理论大厦，便从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出发，以气为本体，以阴阳五行为结构模型，将人体置于天地自然及时空中加以考察，来建立其生理、病理模型，并提出相应的诊治原则。天人合一、人与气候、季节环境相协调是保证健康的重要前提，人体诸多疾病是由于天人关系失调所致于是，法天则地，顺应自然，成为中医治病养生的一大原则。正如《内经》所言，“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天人合一的医学整体观以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为基础，从宏观整体角度来认识、控制人体，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包含着朴素的系统思想萌芽。它对中医理论范式的奠定和早期中医学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这种整体观所蕴含的气象医学、生态医学时间医学等思想对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同时，由于天人合一过分地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同一，忽视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差异，缺乏实证研究，用直观臆想的联系取代人与自然真实客观的联系，致使中医理论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和模糊性特征。
2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
中国封闭的大陆地理环境、高度统一的集权政治、“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孕育出中国传统文化崇古尊经、追求同一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折射到中医学，使之表现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黄帝、神农本为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却被医家依托并尊为医门圣人。汉末名医张仲景又为后人尊为医门“亚圣”，其著《伤寒》、《金匮》奉为金科玉律。中医理论和临床范式早在《内经》及《伤寒论》时代就己 基本确立几千年来，中医发展缓慢，理论范式一脉相承，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其中缘由固然多种，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是其重要内因“理必宗《内经》，方不离仲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成了中医研究千年不变的信条。后世医家即使结合当时社会环境、疾病演变而有所创见，也须从《内经》中找到理论渊源，旁征博引，引以为据，方能为其他医家所接受偶有离经叛道、标新立异者则视为异端，加以贬斥在历代医家中，金元四大家有所创见，但囿于传统，不敢违圣离经，指摘圣人，始终未超出《内经》框架。吴有性“戾气说”已突破了传统六淫致病模式，包含着科学革命的胚胎，但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只能视之为“非圣无法”“创异说以欺人”
继承和创新的矛盾始终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因。继承是可以使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扩大和加深，但不能使科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创新，才能使科学出现新的飞跃。崇古尊经的价值取向过于强调继承而遏制了创新。尽管这种价值取向对于继承和保存前人的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显然已成了中医发展的桎梏。因此，在强调继承和挖掘中医传统宝库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大力提倡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也即遵循“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原则，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必将给中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特征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价值命题渗透到中医学术，形成了中医学重神轻形的方法论特质。早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就有“粗守形，上守神”之说此处之“神”，指的是事物变化难测的功用及规律，属于“形而上”而此处之“形”指可见有形的人体形态、结构，属“形而下”“粗守形，上守神”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中医方法论重神轻形的特征在中医方法论上，“神”比“形”重要，掌握形的只是粗工，掌握神的才是高明的医术。
脏象说可谓是中医理论基础和核心。尽管历代不乏脏器的形态描述，但中医的脏腑机能不是或主要不是从这种形态结构中分析而得出的，甚至也不需要用这种形态去说明。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中医脏腑并没有实体概念，只是“机能的复合体”，具有重神轻形的特点中医诊断是“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基于“有诸内必形诸外”的信念，就没有必要功能，便可揣猜出病之所在中医的病因病机也多考察人体生理功能的变化，而很少考虑其具体实质形态的改变。“阴平阳秘”是指人体生理功能的稳态而非形态结构的平衡重神轻形的方法论为中医提供了一种简洁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为中医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留下许多难解之谜如经络、命门、三焦等有无及定位的争论。其实这些概念是功能而非结构概念，不是从结构分析中得出功能，而是从功能出发来“虚设”结构。因此，只有从中医重神轻形的方法论入手，才能对这些概念、理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和科学地研究。
中医重神轻形的方法论，从功能出发，采取不打开人体黑箱的方法来认识和控制人体，不失为一种高明的手段，与现代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有相通之处现代系统论揭示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统一的，没有无结构的功能，也不存在无功能的结构中医方法论过分强调人体功能(神）而忽视结构（形）往往使其功能过于模糊而难以精确把握。通过对结构的了解来把握功能是西医的长处，合理地吸收西医解剖生理等重“形”之长，补中医方法论之不足，形神并重，是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的必由之路。
4得意忘象的思维意境
象与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一对认识论范畴最早见之于《周易》《系辞》云:“圣人立象以尽其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魏晋时期王弼在《周易略例》中对意象关系给予充分论述他认为，言作为象的代表，象作为意的代表，均是得意的工具。思维过程不应拘于言象，而应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只有“意”才是思维的最高境界和归宿自此，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便上升到了哲学思维方式高度，对传统文化各层面发生着广泛的渗透与影响。
“医者意也”，典型地反映了中医学思维特色，从中也不难发现得意忘象的传统思维方式作用的烙印中医通过“象”一人体功能的外在表象来认识人体的，并以象为本构建人体生理病理模型“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脏象”可见，这里的象是认识人体的手段、工具，并非人体本质只有经过“忘象”的过程，方能“得意”，从而抓住人体本质之所在.中医临床诊断是以象、言为基础的。问而得言，闻、望、切而得象再经过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思维过程，才能正确地辨证如果拘泥于言象本身，易受表象假象迷惑而不得真谛。不难发现，得意忘象思维过程并非通过严密的分析和逻辑推理，而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难以言传的体悟及直觉，古今医家多强调这种直觉体悟“得意”的功夫清代名医周学霆在《三指禅》中有言，“医理无穷，脉学难晓，会心人一旦豁然，全凭禅悟”。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顿悟工夫非一朝一夕可得。它一方面来自长期临床经验的积淀，另一方面得之于对前圣经典的钻砾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么，古籍医经未能畅达先人之意于是，古时中医读书治学十分强调“心悟”“心法”。依靠语言，而不泥于语言，得意而忘言。
得意而忘象、忘言，追求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境界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它能激发思维主体的想象和灵感，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基于丰富的经验，从宏观整体的联系中来把握人体，能够揭示出单从局部分析难以揭示的人体奥秘但同时它又不以严密的逻辑为前提，缺乏实证分析，所以又具有或然性、模糊性、臆测性等不足。
5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范畴。“仁者，爱人也”。以仁爱之心来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追求的道德理想浸浴于儒家文化的中医学，自然带有儒家伦理色彩。“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冲亦云“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医学之所以被视为仁术，正是因为医家与儒家在仁爱生民这一点形成共识。
医为仁术，突出了医学的伦理价值，特别强调了医者首先必须具备高尚的医德修养“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所谓“正己”就要加强自我修养，具备仁爱之心对患者不论贵贱，要一视同仁；清正廉洁，不图利色等。其次，为医者还需具备精湛的医术医学毕竟是一门科学技术，即“术”，医术精良是实现其仁爱救人的重要保证。“医为人之司命，不精则杀人”。医术虽不是品德，但医家的医术直接关系到病人的生死安危，故古代医家把医术精良纳入了医德范围，作为医家个人修养的重要方面孙思邈将中医传统医德高度概括为“大医精诚”，深刻地揭示了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体现着真正的医是高尚医德与精湛医术的高度统一。
医为仁术的伦理追求为中国古代医者提供了一整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对仁的理想追求，对生命价值的重视，使得中医能够以仁爱之心去对待病人，保护生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重要贡献“仁”与“术”的高度统一又激发着许多仁人志士为实现其济世救人的道德理想转而业医，客观上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同时，以仁为本的医学伦理包含着时代局限性如作为仁之本的孝的观念阻碍了中医解剖学的发展，伦理中心主义又使得医理依附于伦理，致使传统中医长期发展缓慢。
作者：张宗明（南京中医药大学社科部，南京 21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