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崛起，在经历了雪灾、地震、次贷危机和奥运之后的她，前进的步伐显得更加整齐和矫健。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也即将迎来了它的30周年。回首已经惜去的30年，我不禁思绪万千，从1981年在上海举行的医德理论研讨会到历届医学伦理学学术会的召开及国际学术活动的举行，诸多同仁和我一起见证了我国医学伦理学学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的新变化: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不断向前发展。
1.中西方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差异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核心和价值取向折射到医学伦理学领域里，形成了许多相映成趣的对比。
1.1医学伦理研究与文化关系密切，医学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医理论体系所蕴含的是比西方医学体系中的那种工具主义理念复杂得多的文化内涵。古人就有“若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
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善之德……则医道无所滞碍。”之说，现代行医者更需浏览诸家，博采各科，以适应医学日新月异的变化。西医理论体系则以科技为基石，以实验医学为基础，以循证医学为先导，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完善。
1.2以外向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基础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和以个体为核心的西方伦理观在健康责任上的观点冲突显而易见不同的伦理学背景对医学伦理学发展走向也有直接影响。西方医学伦理思想是“着眼个体，注重权利，主张人道主义”，而我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则是“着眼群体、强调义务、主张济世救人”。中西伦理学存在五个重要区别，即：中土伦理与政治结合，远西道德与宗教结合;中土道德以家族为主题，远西道德以个人为本位；中土道德主义务平等，远西道德主权利平等；中土重私德，远西重公德；中土家族崇尚尊敬，远西家庭崇尚亲爱。这些构成了中西方医学伦理的各自特点。
2.中国传统伦理与当代医学伦理的冲突
中国传统伦理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土壤，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及社会生活等广泛领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中国传统伦理对当代医学伦理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伦理便与当代伦理格格不入，无法相容终致冲突。表现在:其一，二者在义与利辩证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宏观冲突。传统伦理贵德尚义，义尊利卑，主张“安神之志，无欲无求”当代医学伦理强调估计全体、局部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义利并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重新审视义利观，树立人道主义功利观，构建医德基本原则层次论是当代医学伦理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二，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当代医学伦理不断充实、变化和发展，具有变革性和突破性，而传统伦理则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继承性和保守性。其三，在对待人、研究人的问题上二者不能相容。传统伦理片面夸大道理的超现实能力而忽视人作为现实个体的实质性，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当代医学伦理则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其四，在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上，二者也存在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正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动力。
3.市场机制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细化则不可避免的迫使政府结构进行职能分化以适应经济发展要求。面对“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的现实，如何在市场机制下构建科学合理的伦理共同体、认识卫生大部制的伦理意蕴是我国医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现对最大多数人群负责的关键。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出现社会进步与道德进化相背反的现象。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对医德建设及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否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伦理是非判定标准的认同上是一致的。在社会的任何改革中，都必须以大多数人群利益的实现为其改革的目标，同时重视道德舆论的辅佐作用，否则改革极易招致非议，乃至最后的失败。从大多数人群利益的角度出发，坚持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协调性与进取性，医学关注视角从对高新技术应用、危重病人的关注向健康伦理及卫生保健研究转移，优化有限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积极开展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发展临终关怀事业，致力于心身健康教育和和谐社会外环境建设，坚持以大众利益为导向，强化国家和个人的健康道德责任，深入实践，探索和完善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健康伦理，将理论转化为人民健康利益实现的行为实践，这些则是探索创立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必由之路。
4.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4.1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视阈下“生”与“死”的审视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被刷新，社会老龄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的生命，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更是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作为一个人，优生和优死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人人都有选择优生和优死的权利。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深入而广泛地介入人的生死过程，不仅能改变人“生”的方式，也能改变人“死”的状态，从而使一直以来的自然生死过程日益成为人为操纵的过程。生之神圣的淡化、生之过程的技术化、生之构成的社会化，将对自然生殖方式的神圣性带来震撼性的冲击，也将改变人们的生育价值观。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应被经济发展的中心所忽视，也不应成为被医学人文和爱心奉献“遗忘”的角落。与西方大众相比，我国人民更加重视家庭关系，强调晚辈对长辈的孝心。这种孝心，一是生前尽孝;二是死后尽孝。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回避死亡的生命神圣论被一种盲目的道德力量庇护着，具有极强的个性，具体直观表现就是对死亡的讳莫如深和寿终正寝，而且离死愈近，忌讳死亡越重，对死亡完全采取惧之避之的消极心理抵御态势。安乐死和临终关怀在实现优死方面各自有对方不可替代之处。实施安乐死的需求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大，让病人无痛苦、安详的、有尊严的离去，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原则，但它受到传统伦理意识、经济文化和现行法律条文的限制，安乐死在医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尚无定论，在临床工作中也不能全面实施。临终关怀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的足迹，顺应了经济发展、精神文明进化的潮流，满足人在临终时优死的需求。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进步，使得临终关怀实施成为可能。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医院及相关机构的建立和获赠，体现了时代所需要和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进步。因此，引导大众转变对死亡的认识积极开展安乐死多学科研究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临终关怀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4.2医学伦理学研究与学术交流平台搭建
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教学和传播，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在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伊始，我们就很重视学术交流、学术平台建设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同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在西安创刊。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较多地介绍了国外的研究成果，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创刊则壮大了我国医学伦理学宣传、学习、研究和交流的阵营。时值《中国医学伦理学》刊庆20周年，作为该刊的首任主编、作者以及读者，内心无比的欣慰，在此表示我衷心的祝贺。文以载道，道以医显，改革开放为恢复我国医学伦理学深入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医学伦理学》自创刊以来，不断成长进步、健康发展，被学者们称为一片面向全国的专业学术“热土”、坚持正确办刊方向的“净土”和影响巨大、收获颇丰的“沃土”。
4.3医学伦理学研究本土化与文化背景的思考
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将我们带入了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新世界。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以及诸多由经济和科学发展引发的伦理学新课题将使人类更加困惑，人类的发展究竟要走向何方。我在《医学中的伦理纷争》—书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对物质基础的反映。医学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尊重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利。医学伦理研究者无法逃避特定的文化背景对医学行为意义的影响。[3而且，文化背景对医学行为合乎伦理或者有悖于伦理准则的确证是基础的和关键的。医学伦理学在许多问题上所存在的纷争，绝大多数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没有文化的纷争便没有医学伦理的萌动。中西方医学伦理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出对西方医学伦理理论的移植，而对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背景关注不够。因此，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应立足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背景，以适当的方法吸取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某些重要的共性伦理问题上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努力对外来研究成果进行本土化基础上的借鉴与吸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这将是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岁月飞逝，记忆永新。忆往昔，我与杜治政、孙溥泉等分别编着了我国较早的医学伦理学教材;与杜治政、徐善兴、崔华、沈铭贤主持了1一8届中国医学伦理学学术会议;和施榕、董炳良、张文、范以农、段风仙、李恩昌等主持了10届的全国中青年学术研讨会;与张文主编《医德学》—书;和高万样、李恩昌一起编写了《大学医学伦理》—书;和吴筱桃等一起翻译了国际知名学者的不少论文;和李学均、喻林一起翻译并在《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上连载了恩格尔哈特的《世俗人道主义与生命伦理学》—书并使之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崔以泰、黄天中召开了多次全国临终关怀研讨会;在德国、美国出席国际未来医学研讨会，在美国、日本的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介绍中国的医学伦理学成果;恩格尔哈特教授为我《医学中的伦理学纷争》—书作序。特别是在陈敏章、王立忠、支俊波等领导的支持下，和当时西安医科大学领导、同事创办了《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并担任杂志首任主编……那一个个充满智慧的学术观点，那一幕幕启迪思想的研讨场面，那些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浓浓友情，至今时常回映在我的心间、眼前，使人睿智，给人温暖。今天，我要以杂志为媒，向那些已经作古的同仁寄托哀思，向那些久未谋面的老朋友问候致意，祝大家学馨体康，阖家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