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探讨“已病”“未病”涉及的多个层面：一是文意,二是标准,三是未病与亚健康。文意问题涉及对概念的内涵、外延的界定;标准问题解决的是诊断、判断的依据,中西医学两个参照系的并存,使得“标准”不再是唯一,两个标准的碰撞不可回避;“未病”与“亚健康状态”的纠结,潜藏着中西标准的碰撞与混淆,折射出中医向现代医学标准靠近并寻求苟且认同的负面效应。对以上问题厘清的过程,呈现了对中西两个医学体系深层关系及处理二者关系思路的启迪。
【关键词】 已病;未病;中西医学比较
“已病”“未病”,“治已病”与“治未病”,始出《内经》,经过了历代医家的阐释、发挥,应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而实则不然。本文以“未病”为“中文主题词”在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发现1994～2009年间,有关文章条目达277条之多,而其中只有数条为会议文章。较之历代医家的解经,最有新意的当数涉及“未病”与“亚健康”关系的讨论 [1,2]。有人将亚健康调治视为“治未病”,从而将中医的“未病”等同于“亚健康状态” [3,4], 而不计二者的标准和方法背景。谈到标准,涉及中西医学的体系和方法、背景,就不是几句话可以了然的了。于是就有了笔者关于“已病”“未病”的多重思考,涉及文意、标准及未病与亚健康。
1“已病”“未病”文意辨识
涉及“已病”“未病”最多的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WWW.133229.COM该篇通论人因何需要及如何顺应四季阴阳变化来调摄生活,并告以违背这些规律的危害。在篇末所主张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与“病已成而后药” 比较而言,恰如“乱已成而后治”,“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介入过晚、仓促迎战,既不会有理想的结果,自然也不经济。“治未病”是未雨绸缪的古代圣人之智在中医学实践中的必然主张,这是最经济的医学模式。应该说,上述道尽了《内经》关于“治已病”还是“治未病”理由,是最经典的、且为最多数注家接受的观点。同时也提示,《内经》论及“已病”“未病”,不为交代“标准”,而为传播医学智慧法则。
尽管如此,有关的文义仍不能忽视。现代学者关于“已病”“未病”的理解,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是段逸山先生的“病为疾之加”说 [5]。作者引《说文·病部》对“疾”“病”二字的解释,认为“已病”和“未病”都是患病状态,但二者有病轻病重的分别:“疾,病也”,“病,疾加也”,“疾”轻而“病”重。作者还引清代医家陆懋修在所著《世补斋不谢方·小引》中“经盖谓人于已疾之后、未病之先,即当早为之药,乃后人以疾为病”,“不知经言未病,正言已疾”的文字佐证自己的观点。
段氏的上述说法依据不足。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扁鹊数见桓侯,而每次见面都望见对方病情有加重,从“疾在腠理”到“疾在肠胃”,再到“疾在骨髓”的无药可救,始终未用“病”字,一“疾”而终。这就是说,即使在古代汉语中“疾”与“病”也可等而视之。这可能是之后“疾病”一词出现的原因。由此看来,无论“疾”了,或是“病”了,都是与“未病”相对的状态,并非“未病”即“已疾”，至少,字面上“未病”就是健康的无病态,与“已病”(已疾)相反。说“未病”即“已疾”有违语言本意,也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未病先防的宗旨不符。
历史上,元代医家朱震亨也不以“未病”为“已疾”。他在《丹溪心法》指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朱震亨没用“未病”,而用“未疾”来表达对《内经》思想的认同,也是对《内经》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不治)已病” “(治)未病”最好的注解。可见,在朱震亨看来,“未疾”无异于“未病”,疾与病无异。当然,朱震亨也并不是真得不治“已病”之人,而是他贯彻了《内经》宗旨——“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即未病先防。
2010年第27卷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二是“已病”“未病”既指整个机体的状态,也指某一脏腑器官的状态。治未病,既是防病,也是防甚。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内经》中未病先防的思想的发挥,即“既病防变”。这种发挥是允许的,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决不违《内经》的原意。另外,《灵枢·逆顺》讲得很清楚,“上工,刺其未生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这是治未病的另一层含义,即“已病防甚”“既病防变”。
《内经》“治未病”是强调为医的圣智,对“已病”也是一定要治的,而且是古今医家的大任——尽管较之“治未病”有 “亡羊补牢”的遗憾。
2“已病”“未病”的标准
《内经》涉及“不治已病”“治已病”的篇章未明确“已病”“未病”标准,但不可就此断定中医学关于“已病”“未病”就没有标准。在今天如果不做特别的场景限定,“已病”与“未病”的标准已不再是《内经》的标准、中医的标准,而是涵盖中西医学,将涉及两个相应的医学体系的诊断方法,与各个具体的从医者及患者有关。
理论上,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未病”和“已病”分别不是绝对的。在理论上,一方面如果仅将“已病”“未病”的理解停止在语意和表述逻辑上,可直接断言：非“已病”,即“未病”;另一方面,机体是一个时间上连续的过程和空间上结构紧密无间的整体,“已病”还是“未病”,无论从时间的连续性,还是从空间的无隙状态都难以确定二者的绝对界限。或者说,机体并不存在患病抑或健康的绝对界限,而往往处在一个连续的变化和动态中。所以,理论上“已病”“未病”的绝对界限难以确定。
“未病”“已病”的中、西医标准都有操作上的局限性。西医学注重客观证据的科学性,其“已病” “未病”标准主要依据客观发现的证据。这个体系标准的特点就是依据客观发现而确定的诊断指标,而且每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是具体的,标准和证据链条的联系是缜密的。尽管如此,科学认识、现实设备及执行医生主观能力的局限性都会影响已病、未病的判断,影响诊断结果。
中医的“已病”和“未病”标准,理论的表述比较复杂。尽管有“望而知之”的操作上的简单性存在,如《素问·脉要精微论》“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灵枢·终始》“所谓平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相遇,寒温相守司,形肉血气必相称”,等等,似乎总不外“阴平阳秘”“九候若一”,但在实践中,人人可行的“察色按脉”,最终却可能以“视而不见”了结。依赖于医生主观能力的诊察、判断,也不是时时、人人都可以给出“未病”抑或“已病”的绝对明断。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现实的医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已病、未病在任何标准下,都不可能总是绝对正确和一成不变的。
3“已病”“未病”与亚健康状态
对以主观“不适”为主诉的状态,现代医学还未建立“疾病”客观诊断的指标,故冠之以“亚健康状态”,以表达对这一非健康态客观性的认可。“亚健康状态”的定名,说明现代医学对“已病”“未病”绝对分野的模糊。与“亚健康状态”作为疾病诊断缺位同时出现的,是现代医学对实施医学干预的依据和措施的缺乏。这被中医视为自身介入的时机,有人据此把亚健康的治疗放在了中医“治未病”的名目之下。从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重点项目中“中医‘治未病’及亚健康中医干预研究”立项来看,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
然而,统观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亚健康”(可能具有呼吸、消化、神经等多系统、多器官的症状,涉及及生理与心理方面,约有30种症状 [3]),就不难发现,现代医学是因为自身缺乏相应的客观检测指标和相应的标准,亚健康的病态才成为它的“亚健康状态”,成为现代医学标准下的、没有客观发现(应该是没能客观发现)的“未病”。而上述“亚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种“症”在中医标准下都符合中医“已病”的诊断了。故不可认为现代医学将“亚健康状态”归入其标准下的“未病”,就等同于中医标准的“未病”。因为二者的尺度、标准、方法都存在不同。在亚健康状态面前,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学的优势是具有充足的实施医学干预的理由及丰富而有效的方式;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给出的“已病”的诊断,使得其干预更迫切和及时。中医干预亚健康是其特长,属于中医“治未病”谋略智慧的“既病防变”“既病防甚”,显然是“亡羊补牢”的后发法治病。这个认识无损于中医对“亚健康状态”干预的贡献,同时提醒人们应检讨自身在哪些方面违背了中医保持健康的摄生法则。
秦立新.“已病”“未病”议第1期更多的现代人意识中存在中、西两个参照系和相应的判断标准,无论他们是否已经自觉到。在他们思考诸如“未病”的概念、标准时,“未病”已经具备传统和现代医学的两个标准了。就是说,此“未病”而非彼“未病” 了。对此医学标准的双重状态,学者必须清楚,而且应该让参与讨论的人也清楚。中医以为,亚健康的状态是因违背中医养生法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结合等)所致,亚健康状态是中医不折不扣的“已病”。但在实践中,“未病先防”和“已病后治”不存在方法上的对立,气功、体育锻炼、饮食调节、中药、针灸等,只要适人、适时、适度,都可。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寻求“已病”“未病”的真意,不必对《内经》的“已病”“未病”语义做超乎寻常、甚至貌似“独辟蹊径”的演绎。《内经》直示了未病先防的摄生保健原则及已病防甚的先早期治疗原则。中西医学都有自己“未病”“已病”的标准,彼此不同。“亚健康状态”的出现是现代医学现行疾病态诊断标准缺失、干预乏术的表现。“亚健康状态”不对应传统中医的“未病”,或者“已病”与“未病”的中间态,而是确定的中医“已病”。“亚健康状态”是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在未来新的检验指标确定后,可能会升格为“已病”。对亚健康的调治可以按中医地道的中医法则进行,但不能把调治的有效性视为将现代医学“亚健康状态”对应中医“未病”的依据,虽然亚健康调治可以归为“治未病”的“既病防变”或“已病防甚”。
现代医学不是中医存在的理由,所以不必从现代医学的缺位缝隙寻求中医空间。中西方两种医学一直在独立地运用各自的概念和理论总结、提高、丰富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并发现规律,简单、机械地将它们对等,于医学及其研究对象均徒劳无益。建立在彼此了解基础上的中西医结合才是可能和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中医现代研究中简单的中西医对位的结论越少越好。因为这样的结论越多,中西医的特点就越模糊、甚至混乱,草率、苟且的结论更不利于任何一方。中、西医学方法和标准各具特色,二者的结合才是患者的福音,这一点始终应该在研究者的意识中;惟其如此,两个理论体系的比较,临床上的互相借鉴才能名正言顺,才能提高疗效,二者的合作才更富临床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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