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绝响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素材展示4 人有意气，才能有豁达的胸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子有意气，虽遭官场与文场一齐泼来的污水，但他仍意气风发，“侣鱼虾而友麋鹿”，心胸豁达可见一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遭人诽谤的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虽有昭昭若明星之德，日月齐辉之才，终化为泡影，但他仍意气风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入愁肠三分酿成月亮，七分化为剑气，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若无意气，他怎会有如此豁达的胸襟？ 人有意气，才能有千古留名，流芳百世，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涤荡了风波亭的点点残血；几百年的潮起潮落，早已淹没了零丁洋里的声声叹息；几百年的猎猎西风，早已拂走了牧羊的老者；几百年的漫漫黄沙，早已淹没了西域路上的声声驼铃……然而，岳武穆的满腔热血，文天祥的一颗丹心，苏武的一根竹杖，张骞的十几年牢狱之苦，早已映入史册，成为民族的精神瑰宝。若无意气，他们怎会有如此壮行？(2006年湖南省高考满分作文《谈意气》) 所用话题 谈意气(2006年湖南高考作文试题) 素材点拨 除了在上一例中提到的苏轼之外，这则材料中还用排比的手法写到了丹心谱就《正气歌》的南宋名将文天祥，忠心染出《满江红》的民族英雄岳飞，史称凿通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第一人,中国第一位外交家,世界上第一位探险家张骞和“十年持汉节， 白雁上林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刚烈节义之士苏武。选择相似的事例运用排比的手法把他们组合在一起，既充沛了论证的气势，又充实了文章的内容，是近年来常见的也是很出色的用例之法，值得借鉴。在运用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选例的得当和语言的对称，不恰当的例子会混淆论点、影响论证的力度，而一旦为了形式而瞎拼硬凑，就走入了创作的误区，弄巧成拙了。 素材展示5 阮籍目睹世间的浑噩不堪和好友的身首异处，借醉酒逃避现实。他的一生一直在逃避、逃避、逃避，却终因一篇《为郑冲对晋王笺》被人唾弃。嵇康则完全生活在现实之中，不肯向生活做出任何妥协，最终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响。其实人生由阮籍的醉酒向前一步便是嵇康的《广陵散》，人生由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便是阮籍的醉酒，殊途同归的境遇竟是如此迥异。若是两人各向中间迈出一步，将幻想与现实稍加中和，也许就不会落得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入苍穹，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怅惘。 我们如何才能让仰望星空的人了解现实，又如何才能让飞上星星的人保留梦想呢？ 在那个人人埋怨的时代，沈从文先生目瞩现实的残酷却依然将那个江南小城写成了山美、水美、人美的世外桃源。现实没有湮没他对人生的希望，他用一份最原始的情感和一颗赤子之心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自己的人生。他没有沉醉于自己的幻想亦没有让现实麻木自己的心灵。 张允和先生亦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她一生经历了大富大贵，也经历了战火纷飞、十年浩劫，而她却永远保有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她那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她正视现实并战胜现实，而她那颗永不衰老的童心则使她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不放弃幻想和权利。 (2006年高考山东优秀作文《梦想在现实中起舞》) 所用话题 阅读雷抒雁《星星》，根据自己的联想或感悟写一篇文章(2006年高考山东卷) 素材点拨 这篇高考作文从雷抒雁《星星》这首诗歌出发，阐述了梦想与现实这个话题，“起舞”一词写活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文中选择的上述材料中所列材料从正反两方面深入的论述了观点，极为精当。逐次阐述如下： 1、阮籍，字嗣宗，他的父亲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三岁丧父，由寡母抚育成人，家境不富，但学习努力，兴趣颇广，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他攻读儒家经典，也爱读老庄，并且学习击刺武艺，能长啸，善弹琴，还喜欢喝酒。相传他母亲去世时，阮籍正在与人下棋，对手要停止，他却坚持下完，似乎无动于衷。但下完棋后，他饮酒二斗，大哭一场，吐血数升，内心悲痛再也压抑不住。《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阮籍葬母，照常饮酒吃肉，不循常礼，人都以为不孝；但当他竭力一哭，吐血废顿，世间所谓的真孝子，又有几人能够这样呢？嵇康，字叔夜，除了熟知先代典籍外，他在文化艺术各方面的修养也颇精深。他自少即好音乐，他的古琴演奏技巧在当时是首屈一指而无与并者，他创制的并于临刑前弹奏的“广陵散”为世间绝响。他还善书法，由妙于草书，其墨迹被列为“草书妙品”。至于他文辞壮丽，善写文章，更是受到广泛推崇，被认为是个“奇才”。阮籍与嵇康都是为了躲避曹魏与司马氏政治斗争的牵连迫害而归隐山林，

三国时魏景年间，一个多云的炎热的夏日，在都城洛阳的街市上，一群兵丁、刽子手押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嵇康朝东市的刑场走去。世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思想新颖，崇尚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非汤武而薄周礼”。平日为人，生性孤傲，嫉恶如仇，在与朋友山巨源的绝交书中，更是无情地揭露了当权者的虚伪狡诈，终于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为借口，判处了死刑。嵇康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不仅是优秀的七弦琴演奏家，而且也是出色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有著名的“嵇氏四弄”等琴曲传世，更有长达万言的重要的音乐美学论文《声无哀乐论》和音乐评论文《琴赋》等留存。嵇康身戴木枷，神情木然。40年的生活经历，在狱中他已翻来复去、杂乱无章地回忆过多次了。面临死亡，要说遗憾，最令他放心不下的事，莫过于《广陵散》琴曲，会因他的死去而成为千古绝响了。《广陵散》琴曲，是嵇康年轻时游学洛水之西时学到的。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天，嵇康衣宿华阳(今陕西省商县一带)。饭后，他携琴来到临湖的华阳亭上。观赏了一番湖亭夜景后，他焚起一烛紫植香，洗手整衣，端端正正地盘膝坐在琴前弹了起来。先是一曲《高山流水》，清亮的琴声，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飘荡；接着一曲《阳春白雪》，琴韵悠扬，在湖柳丛中穿梭流畅 …… 直至夜半时分，嵇康正要收琴歇息，突然发现身后立着一位须眉皆白的老人在听他弹琴。嵇康赶紧起身让坐相询。两人稍事寒暄，老人即与嵇康谈起了声韵琴律。嵇康见老人深谙琴艺，就恭请老人指教一曲。老人也不推辞，盘坐琴前，闭目调息片刻后，就从容不迫地拨弄起琴弦来。这是一支嵇康从未听过的琴曲。短暂的曲头，由有感叹意味的低音引出一种怨恨凄然的情绪，琴声徐缓低沉，呈现出缅怀沉思的效果。主调情绪与前段鲜明对比，用猛烈的“拨刺”手法，连续而急促地奏出气势磅碍的乐音，殊死搏杀的战斗气氛，形成声势夺人的高潮。接着是华彩性的泛音导入壮阔豪迈的双声曲调，表现出“佛郁慷慨”、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最后转入作为乐曲结束的“乱声”部分，热烈欢腾，有“愚觉痛快”的感受，好似由大锣、大鼓奏出的振奋人心的凯旋曲。老人如此辉煌的演奏，真令嵇康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询问琴曲的曲名，老人即为他讲述了此曲的由来。原来这是流行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一支散曲，因此名叫《广陵散》(散，即操、引、曲的意思)，讲的是战国时的勇士聂政刺杀韩王的故事。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造宝剑，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里炼成，被韩王杀害。聂政长大后，决心为父亲报仇。听说韩王喜欢音乐，聂政就离乡背井投名师学琴，十年乃成。聂政再回到韩国不久，就因琴艺高超而为韩王召见。聂政在宫廷演奏时，趁韩王听得入迷，从琴箱中抽出暗藏的匕首，猛地刺死了韩王。 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以免连累亲人、朋友，聂政先用匕首刺毁面容，然后才自刎而死。听着勇士复仇的悲壮故事，嵇康激动不已。联想到老人刚才演奏时琴音所传达出的激昂和慷慨，同情和缅怀，歌颂和赞美，嵇康认定这是一支千古不朽的名曲，于是就长跪于地，请求老人传授《广陵散》。老人也不拒绝，就一段一段地教给了嵇康。待到东方发白时，嵇康也就基本掌握了全曲。老人再三叮嘱嵇康，千万不要再将此曲传授他人，然后，这位自称“古人”的神秘老人，就飘然而去了。《广陵散》琴曲既有雷雾万钩之势，又有幽怨凄清之情演奏起来，刚柔相济，声情并茂。特别是它传达的故事内容非常吻合嵇康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的个性，因此，《广陵散》成了他最心爱、也最擅长的一支琴曲。嵇康的外甥袁孝尼等人曾一再请求学习《广陵散》曲，但嵇康恪守对老人的承诺，始终没有答应。一阵山呼海啸的吵闹声将嵇康从回忆中惊醒。原来三千大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让他提任太学的导师，结果被司马昭严词拒绝。太学生们于是拥到了东门，来为嵇康送别。被押上了行刑高台的嵇康，默默环顾着周遭黑压压一片的年轻学子，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看看正午天空的友色太阳，行刑的时刻还未到，嵇康请求允许他最后弹一支琴曲告别世人，监刑官同意了。有人赶紧递上了嵇康心爱的七弦琴，兵士也为他除去木枷，在高台上将琴安置妥当。嵇康沉静地朝着大学生和围观的民众深深一鞠躬，朗声说道：“请允许我为大家最后弹一次《广陵散》。当初有人一再要求我传授此曲，我为守对老人的承诺而拒绝了。老天啦，《广陵散》从此成了绝响!”死一般沉寂的刑场上，惨壮悲烈的琴声，顿时铺天盖地响起。《广陵散》在东汉末年就有了记载，因《嵇康传》的记载，使人以为自嵇康之后便为“广陵绝响”了。其实，自晋代袁准、唐代王绩至明代朱权等历朝不下50位琴家，代有所传。《广陵散》的现存传谱，见于明代的《神奇秘谱》、《西麓堂琴统》等谱集。

●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因不与贵族合作死于屠刀之下，耿直不屈的脖颈中喷涌的鲜血化作了一条华贵美丽的“豹尾”，鞭打在一个腐朽王朝的脊背上，在那黯淡的夜空中留下了震天动地的绝响。（江苏考生《暗夜的绝响》）●“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近体诗的先驱者——以其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古代诗歌崭新的一页，引发了盛大辉煌的盛唐气象。（江苏考生《人生三部曲》）●斯宾诺莎在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被孤独、寂寞笼罩的情况下，潜心研究哲学，探索真理，创作了神学著作《宗教论》。他让后人感叹道：“最孤独最寂寞的是过程，最厚重最丰富的也是过程。”（江苏考生《人生三部曲》）●在长江的上游，有刘备白帝城托孤的眼泪，也有李白扬帆荡桨的身影。或许，刘备与李白完全是两类人，一位是争逐天下的君王，一位则是周游天下的诗人。帝王将相自成其盖世伟业，贤士诗人自成其千古文章，然而，长江以它的广博容纳了这一切。在清晨迎接李白嘹亮的吟唱，在傍晚又迎接刘备疲惫的马蹄。（浙江考生《山水文人看华夏》）●贝多芬甩开了尘世的喧嚣，在音乐的国度里尽情跳跃；居里夫妇抛开了名利的纷扰，在科学的世界中迈出了更深远的步伐；陶渊明忘却了世俗的黑暗，在自由的南山中悠然采菊……他们在人生路上轻松徜徉，嗅着人间的芬芳。（湖南考生《轻松起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持竿垂钓的庄子，有人劝他涉世为官，他漠然视之；他孤傲的心灵走不到浑浊的仕途。他出乎其外，超乎尘世，视楚国相位而不顾，不愿做供奉于高高庙堂之上的乌龟；他又入乎其内，独善其身，甘做一棵在清风中孤独地看守月亮的大树，把持着那洁白的美德，“享受”着逍遥的人生。（湖北考生《出乎其外，入乎其内》）●越王勾践承受了亡国之痛，扛住了数十载非人的屈辱。他坚守复国信念，是因为他在圈外遥望到了生命之光，他看到了胜利复仇的希望，最终他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历史奇迹。（湖北考生《近观与遥望》）●大艺术家罗丹在工作时差点把他的客人茨威格锁在工作室里。正是这种“入”，才有了王羲之写完的18缸墨水；正是这种“入”，才有玄奘取经跋涉几万里的路程；正是这种“入”，才有陈景润演算的几十麻袋的稿纸。（湖北考生《人生的“出”与“入”》）●英国数学家多番维尔倾注了三十多年的精力，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八百多位。可是后人发现，他在第三百多位时就出现了错误，也就是说，他后面二十多年的努力都是白费的。科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多番维尔如果能在工作过程中经常客观地审查自己的步骤和数据，就可能不会留下这个遗憾了。（湖北考生《人生的“出”与“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是太“入”了，忧国忧民、感时伤世，少陵的叹息绵长悠邈、一刻不散。“花近高楼”，他的心悲伤了；登高远望，他的忧思又在心头回旋。（湖北考生《钓罢归来不系船》）●霍金能够创造出令人炫目的成就，那是他夜以继日研究的结晶；牛顿能够发现震惊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那是对他苦思冥想、呕心沥血的回报；马克思能够发现剩余价值规律，那是与他废寝忘食、勤勤恳恳的研究分不开的。（河南考生《小议“出人意料与情理之中”》）●28岁的欧拉仅用两天时间就将几位数学家几个月得出的结论进行了完善的论证。斯坦梅茨仅用三天时间就使数名工程师几个月也不能维修好的机器重新启动。（河南考生《偶然？必然！》）●女词人李清照有“寻寻觅觅”的哀婉凄切，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儿女情长，但也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诗句。（河北考生《意外花开在情理枝头》）●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原是公子小白的仇人，然而却幸运地为老友鲍叔牙所举，帮助桓公成就了霸业。叔牙帮管仲赢，也为自己赢得了后人的钦敬。（山东考生《成人者天成之，与人者天与之》）●航海家郑和，率领船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他带着天朝上谕，所到之处，送陶瓷，送丝绸，送茶叶。他送去的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文化，同时也收获了异域文化，更有礼赞和膜拜。（山东考生《双赢，一种人伦的智慧之美》）●林肯当上总统后，他的朋友推荐一人为内阁成员。看过此人后，林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朋友询问个中原因，林肯说：“他的脸不适合。”朋友哑然失笑，说：“他不能为自己的长相负责啊。”林肯严肃地说：“一个人若过了三十还不能为他的脸负责，那他就成不了大器。”（江西考生《脸中窥世界》）●苏武忠贞爱国，拒绝折节叛国，甘愿与羊为伍。地窖冰冷，他咽白雪啮毡毛；北海荒远，他“掘野鼠藏草实而食之”。他用赤胆忠心奏响了千古绝唱——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犹能忘。（四川考生《永远的苏武》）●西汉前朝帝王休养生息，以安其民，成就“文景之治”；唐太宗体恤民情，轻徭薄赋，使社会安定，成就“贞观之治”；唐玄宗初年继往开来，安置百姓，重用贤臣，安稳统治天下，成就“开元盛世”；康乾励精图治，平定叛乱，维护统一，社会安定和谐而成就“康乾胜景”。（北京考生《说“安”》）●成吉思汗，那个弯弓射雕的猛士，那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在他身后，有多少无辜的灵魂。希特勒，历史上最厉害的演说家，几小时把整个欧洲吹嘘得沸腾起来。弹指一挥，血肉横飞。身后，是数万人堆起的尸骨；脚下，流淌着殷红的血流；身前，是继续行走的大军。（陕西考生《铭记血腥中的古训：和平》）●鸟翼上沾上了黄金，鸟儿便不能飞翔了。——泰戈尔《飞鸟集》（湖南考生《心灵奔跑》）●如同道家所讲“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如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一切顺应自然，顺其潮流，不刻意追求创新，不刻意追求脱俗，过好当下每一分钟，就可以体会生活的快乐。（湖南考生《心灵奔跑》）●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郑谷《菊》（湖南考生《勇敢奔跑，勇敢超越》）●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郑思肖《画菊》（湖南考生《勇敢奔跑，勇敢超越》）●余秋雨说，每当他做一件事达到巅峰时，总会冷静地退出，反观自身，检修全面的视觉，准备下一个起点。（湖北考生《钓罢归来不系船》）●冰心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的芽儿却浸透了生命的血雨，洒满了奋斗的泪泉。（河南考生《小议“出人意料与情理之中”》）●罗曼?罗兰说：累累的创伤，是生命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每个伤口，都标志着前进一步。（河南考生《巅峰上的蜗牛》）●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断章》（山东考生《别人的风景你的梦》）●一粒沙子，可以看出一个世界；一张脸上，可以看出一座天堂。——拿破仑?希尔（江西考生《脸中窥世界》）●日本经济学家小泉信之曾说过：潜心读书会让你的脸变得与众不同。（江西考生《脸中窥世界》）●少年的杜甫面对壮丽的山河朗声宣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目光清澈而炽热。而在他前后，有李白的“兴酣落笔摇五岳，涛成吴傲凌沧州”，有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幽幽，独怆然而涕下”，有李商隐的“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福建考生《圆润锋芒》）●周国平说：“现代生活的特点之一是灵魂的缺失。”（福建考生《惑》）●布莱尔曾说过：“一个人年轻时若是保守党，就太没有心肝；但一个人年老时若是自由党，就太欠成熟。”（福建考生《张扬与内敛》）●每一条走过来的路都有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由，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都有不得不这样选择的方向。——席慕容（北京考生《安于心》）●“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怎样的美好祝愿；“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怎样的真情告白；“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又是怎样的离情别意？（北京考生《安于心》）●三毛在《友人送我一棵草》中写道：“草会枯萎，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纪念这位不知去向的同学。我只有把这份帮助人的心，这份感恩的心传递开去，去帮助更多的人。”（广东考生《纪念》）●《西游记》中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除怪，经磨历难。假如他们一步西天取回佛经又怎样呢？没有遇上白骨精，没有进过盘丝洞，又怎知世间的险恶？没有住过高老庄，没有下过龙王府，又怎知世间的冷暖？人性中的怯懦如何除去，人性中的恶性如何摆脱，至性如何养成，高僧如何修炼？倘若没有这一路历尽艰险，种种的人生感悟又怎可获得？人生渴望有鲜花与掌声的“豹尾”，更要有丰富多彩的“猪肚”。（江苏考生《没有了妖魔的取经之路》）●古装戏《三国》中的人物脸色各有不同：曹操的白脸，典韦的黄脸，关公的红脸，张飞的黑脸，周瑜的俊秀脸蛋。（江西考生《华山论“脸”》）●舒芜先生在给《红楼梦》作序的时候说过：《红楼梦》的可贵不仅在于文学价值的高深，更是因为《金陵十二钗》唱出了封建末期女性的觉醒。红楼一梦，写尽了大观园的繁盛，写尽了豆蔻年华的热烈，亦写尽了在盛大繁华掩盖之下因男尊女卑而引起的重重悲剧。小小大观园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浙江考生《一曲红楼，万声叹息》）●《荆棘鸟》中拉尔夫对梅吉的欲爱不能，偏偏大教主还是未逃脱爱的牵绊，因为他惧怕心魔的困扰和内心难安。于连的背叛，可其内心又是怎样的千回百转和千纠万缠。（北京考生《安于心》）

论魏晋士人的生命状态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然而，魏晋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是与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遭际却是互为因果的，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它是由时代、社会与人生诸种因素酝酿而成的，脱离汉末之后整个时代与人生悲剧的背景，就很难对魏晋士人的思想意识与生命状态作出正确的评价。一、时代悲剧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虽被扑灭，但东汉政权迅即陷入群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动乱中,整个社会失去了制约平衡的皇权机制和道德纲常，士在这场动乱中也饱受了颠沛流离之苦。汉魏六朝时期，虽然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是整个过程却是战火不熄、波荡连绵，社会和人伦秩序的各方面都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人与社会处于尖锐冲突之中，士人理想中的社会和谐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正如魏晋间著名思想家嵇康在著名的《太师箴》中所抨击的,当时的社会“名利愈竟，繁礼屡陈，刑教争弛，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汉末政治动乱造成社会变迁的首先表现就是宗族与统一王权的分离，巩固人际关系的第一个环节率先在这里断裂开来。传统的中国社会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未充分解体的基础上，故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积极利用这种根基强化宗法伦理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它将政治伦理化，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纱幕，以消弭不同等级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从家族到宗族到国家社会，组成人际关系的网络系统，国家正是在这种一家一户以及同姓家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家族与国家的矛盾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对于巩固人际关系，减少人们对封建国家的离心力，加强封建王权的凝聚力，起到了相当大的稳定作用。但是，东汉末年动乱后，封建王朝很快被战火吞噬。本来，封建王权是宗族的保护者，一旦王权分崩离析，家族也就与王权相脱离，而形成聚族逃难和自保的局面，比如韩融在汉末率宗族千余家避乱至密县西山中;荀彧率领宗族跟从韩馥，高柔与宗族投奔高干，董和率宗族西迁。在大宗中，许多小宗又保持其独立性，比如袁绍的谋士沮授知袁绍将败亡，大会其族人，散资财以与之。宗族本是维持大一统王权统治的细胞组织，现在却成了与国家离心离德的社会因素。与此同时，士人的独立意识也就萌生了。这种宗族组织在魏晋六朝又很快演变成士族统治的基础。当时，不但宗族与宗族互相倾轧，而且宗族内部在汉末以来也失去了恩受辐辏的色彩，日趋分化瓦解。《宋书·周朗传》载周朗上书言当时宗族之家曰：“今夫士大夫之家，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矣。甚者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不可胜数。宜明其禁，以革其风。”可见当时宗族内部风俗浇薄。至于在宗族内部的宗主与部曲、奴婢、佃农之间，则纯粹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建立起来的。与宗族关系相关的友伦关系，在当时也出现了危机。友伦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种关系，孔子在谈到理想的人际关系，就提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将朋友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与互相帮助作为友伦之基准。东汉班固等人鼓吹的三纲六纪，也将友伦作为其中的一项。但是，友伦在势利、生死这些严峻的考验面前，往往是孱弱无力的。在世道浇漓中，固然有生死不渝的友情，但是大多的友伦却遭毁弃。光武帝也曾引用“贵易友，富易妻”的俗谚来说明人之常情。刘峻作《广绝交论》列叙古往今来各种世俗之交，其中重点刻画了“势交”的特点：“若其宠钧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铲捶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鹜。鸡人始唱，鹤盖成荫，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列荆卿湛六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当有人炙手可热，不可一世时，许多人立即趋之若鹜，阿谀逢迎，赌咒发誓要同生死，共命运，可是一旦那个人倒霉时，原先依附他的那些人马上如同避瘟疫一样躲开，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趋利避害的交友准则已经成为风尚。然而，与士人命运遭际直接相关的，还是危及他们身家性命的战乱和政坛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士人遭受屠戮与迫害最多的是在汉末与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左右的年代里。当时动荡不休，性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加剧了士人内心的幻灭感。大抵在战乱动荡的风月中，人生无常的观念最易滋生。由于玄学也无法解消人们的幻灭感，佛教最终走进了人们的心灵世界。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末人生无常感的产生，同社会环境的直接刺激有关，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汉末以来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频繁，人口锐减。东汉末年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和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漫长的动乱与黑暗的时代，也是战争最为频繁的年代，不仅有汉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军阀之间的火并，地方势力对中央王朝的反叛，更有大规模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地区的大肆焚掠、屠杀，造成白骨遍野，赤地千里的惨象。（二）疫病肆虐导致死亡接踵而至，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大规模的战争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腐尸在浊热的空气中很容易引起瘟疫流行。穷苦人家由于饮水、居住和医疗条件恶劣，更易染上瘟疫。瘟疫一流行，顷刻之间夺去千家万户生灵的性命。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三）政坛之祸导致人生祸福无常。动荡纷争的时势，引起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斗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亟革，政权迭变的历史时期。由于皇权衰落，士族势力的强大，各种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许多士族文人也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惨遭杀身之祸。政治局势的反复无常，人生荣辱的升降代迁，特别是好友的惨遭屠杀，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惧。二、生命觉醒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战乱、政祸、时疫不断，不说普通百姓，即使是上层分子，生命也毫无保障。动辄罹祸，危在旦夕的忧患背景，以及由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名教危机）所导致的信仰危机，面对这种社会巨变，魏晋士人开始重新检导自我价值，思索人生命运，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仅仅做一名宗法社会的合格角色，以此为人生的全部，亦即为唯一价值。这其实是无个人价值，仅有宗法社会的价值，把个人完全消灭在宗法社会的价值之中，就是个人的价值。而道家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变为一粒无知无识、无情无欲的尘沙，以赞育宇宙大化的自然秩序。这依然是无个人价值，甚至无人的价值，仅有宇宙自然的价值，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都消灭在宇宙大化的自然运行之中，就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价值。至魏晋，人们的想法不同了：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夫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典论·论文》）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以众贤共送往涧中……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叙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石崇《金谷诗序》）曹丕、石崇所关注的已经不是宗法社会的价值和宇宙自然的价值，而是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如何在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精神生命还能借助诗而传于后世。连标榜“宗经”“征圣”，思想比较保守的刘勰，谈自己的《文心雕龙》之撰都说：“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也是从个人的生命价值出发的。魏晋士人开始意识到个体的生命存在，解除人生的遮蔽状态，从日常的伦理的与功利的表层生活中解脱出来，产生一种深深的悲剧意识，认识到人的命运充满种种偶然性，却有一个必然的结局，这就是死亡。既然人必有一死，短暂的人生连同它所有稍纵即逝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意义？当他们直面人生的这一悲剧性方面，而发现理智无能做出解答时，一种悲剧意识便觉醒了。这时，它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向宗教寻求解脱，否定有限的人生，并禁绝生命的欲求；或者向艺术寻求安慰，在审美的陶醉中体验有限生命与无限本体融合的境界。一切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否定人生的，基督教把人生看做纯粹的罪恶，人生只是赎罪的过程和进入天堂的准备。佛教把生命看做纯粹的苦难，人生的目标竟是彻底摆脱生命而进入灭寂的境界。可是，既然人生遭到根本否定，人生的短促还有什么悲剧性可言？反倒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所以，宗教其实是对悲剧意识的扼杀，在基督教统治欧洲以后，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死去了。在佛教风靡中国南北朝以后，魏晋时期萌发的悲剧意识夭折了。另一方面，倘若对人生的悲剧性方面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回避，当然也谈不上悲剧意识。中国的儒学就属于这种情况。孔子“不知生，焉知死”，对于生死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伦理秩序，他从来不把人的命运放到永恒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正如他的哲学决无诗意一样，在他那里，艺术（音乐、诗）也决无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道德的工具。真正的悲剧意识既不同于完全出世的虚无主义，又不同于完全入世的功利主义。不妨说，它背靠虚无，却又面对人世，它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虚无背景，另一方面又眷恋人生，执著于人生，无论如何要肯定人生。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心冲突赋予了人的命运以悲剧性质。在魏晋士人身上，最使我们感动的就是与人生的悲剧性息息相通的这种内心冲突。从开一代诗风的汉末古诗十九首，中经建安、正始、元康诸代诗群，直到晋宋大诗人陶渊明，绵绵二三百年间，慷慨悲凉的忧生哀死之叹，悠悠不绝于耳。“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很容易看破日常伦理关系的无谓，而把眼光从人伦习俗转向人生更深远的前景。儒家思想仅在安定的社会秩序四壁之内才有他的立足之地，现在这四壁颓败了，人生的深邃背景或者说没有背景暴露在人们前面了。王弼注《老子》“以无为本”，把虚无确立为本体，与海德格尔、萨特的虚无本体论一样，何尝不是人类根本价值观念迷离失措的哲学反映？典型的如阮籍的咏怀诗，浸透着生命无常的飘忽感，前途迷茫的惶惑感，以及脱俗无亲的孤独感，“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无已。”“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开轩韬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逝者岂长生！亦生荆与杞。”“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人生若朝露，天道竟悠悠。”“晷度有朝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阮籍《咏怀诗》）人生短促，天道悠长，在永恒的背景下，凡世俗看重的一切，妻子、声名、荣名皆如浮云不足恋。可是悲观里有执著，嗟生正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于是仰慕老庄，渴求成仙长生，企望融入自然本体的逍遥境界。然而，正像鲁迅所指出的：“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大人先生传》中写道：“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鲁迅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历来是儒道互补，现在阮籍既不信儒，尽管尤好老庄，很想达观起来，可是达观里有疑惧，其实并不真信生死之说，依然是恋生恨死。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出现了空缺，既不能入世务实，又不能真正超脱，于是有了彷徨“失路”之叹：“北行太行道，失路将如何？”“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可能？”（阮籍《咏怀诗》）既怀忧生之感慨，逍遥无忧的“荡漾”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了。那只是“飘飘恍惚中”的一个理想，终究是“悦怿未交接”，只好“感伤”不已。在这些诗句中，我们能深切地感觉到一种失去信仰的悲哀。《晋书》的阮籍传中说他“时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正透露出他无路可走，莫知所适的内心悲痛。一己的生命既不可恃，宇宙的大化又不可及，加之与社会世俗的格格不入，便导致了一种无可排遣的孤独心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阮籍《咏怀诗》）在嵇康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到类似的忧患（“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世路多崄 。”“常恐缨网罗。”）、无常（“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寄，暂见忽终。”）、孤独（“嗟我征迈，独行踽踽。”“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仰诉高云，俯托清波；乘流远遁，抱恨山阿。”“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之叹。不过，与阮籍相比，嵇康的性格似不那么复杂，他还天真地相信神仙和长生，所以没有那么多迷茫之叹。（所引言论见嵇康《幽愤诗》）忧生、迷茫、孤独，给魏晋士人的个性染上了深深的悲剧色彩。当热爱人生的心灵一旦对人生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疑问，这颗心灵就失去了安宁，注定要同悲观主义的幽灵进行永世的抗争，漂泊在重新寻求人生意义的前途未卜的路程上。三、审美态度自魏晋时期起，一些人开始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待人接物，开始过自己所愿意过的生活。别人说他们“恣情任性”，而他们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因而他们的生活显得很洒脱，很有特色，也很有意思了。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无与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王隐《晋书》见《世说新语·任诞》注） “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按《礼记·曲礼》‘嫂叔不通问’，故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总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世说新语·任诞》）显然，魏晋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伦理的人生态度与功利的人生态度，而伦理意义上的善，无非是以一定社会秩序的眼光来看的功利主义的善，两者是相通的，都比较讲究实际，是很世俗的人生模式。他们“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惟恐遗失。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石，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士，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事，育长妻子。”（阮籍《大人先生传》）他们遵礼守法，循规蹈矩，名利双收，自以为居于“吉宅”，可以“远祸近福，永坚固已”了。然而，自然界变化不已，社会上世事无常，站在这种无限和永恒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生，意识到人生的短促可悲，这种伦理功利的人生模式并无坚固可言，它是不足取的，对它们也很难接受。正是意识到人生的悲剧性，人生的短促无常，缺乏有意义的世界背景，而走向审美的人生的。他们是以袒露而充盈的情感面对整个世界的，他们也突出地意识到了人皆有情，人不能无情。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人的情感是何等丰富啊。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戴公（戴逵）见林法师（支遁）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俱尽耳。’” （《世说新语·伤逝》） “卫洗马（卫玠）初欲度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所能遣此’。”（《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他们弃绝世俗功利人生，而向往适情逍遥的审美境界：“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这也是嵇康诗中所描绘的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魏晋士人心怀人生无常的忧伤，遗落世事，藐视伦理功利，陶醉于酒、诗、音乐和自然之中，这种人生态度不是悲剧－审美的人生态度，又是什么呢？他们所追求的审美极境乃是把飘忽短暂的个体生命与永恒无限的自然本体融为一体的境界，以此来救助人生的悲剧性质，赋予人生以意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遂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籍《清思赋》）“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阮籍《达庄论》）这里，“逍遥”就是与作为自然本体的“道”融合的境界。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便有了“道”的永恒无限，个体生命的短促有限也就不足忧虑了。魏晋士人都耽酒，照理说他们悲人生之短促，希求长生，不该有如此伤身之举。但其更深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与道周始”的逍遥境界不易达到，于是用酒做了一种替代。刘伶的《酒德颂》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籍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正因为意识到了自然本体的永恒与个体生命的短促之间的悲剧性对照，明白个体生命达到永恒之不可能，才提出了个体与自然本体相融合的理想，而这理想也只是一个不能真正实现的幻想。于是只好靠了酒的力量，麻痹视听，隔绝世俗，把自己送进一个物我两冥的幻觉世界。只有在这个幻觉世界里，融合的理想才仿佛得到了实现。当然，这种实现也只是幻觉而已。魏晋士人的耽酒表明他们也只能通过实际的醉来寻求理论上的逍遥境界，用情感的放纵取代意志的淡泊无为，用生命密度的增大代替生命长度的伸展。虚静无为的逍遥境界终于还是要归之于纵情昂奋的醉的境界。与自然本体的融合，关键在于忘我，而这忘我是不能通过静默的修养功夫，而只能通过情绪的陶醉达到的。魏晋士人尽管明知审美的人生只是一种主观的幻觉，除了这审美的人生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的孤高性格不许可他们和俗人一起去度一种世俗的人生。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悲剧意识的支配，受人生之谜的折磨，不能忍受人生仅仅是宇宙中稍纵即逝的偶然，“倘若人不是诗人、解谜者和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一个人！”（《尼采全集》第六卷）沉入审美的醉境，追求与自然本体融合的幻觉，实出于自我拯救的必要。醉诚然是主观的幻觉，可是倘若连这幻觉也没有，这些敏感的生灵如何还能活下去呢？不管魏晋士人对于审美的人生的追求包含着多少幻灭的苦恼，这种追求本身却具有真实的悲剧性审美意义。对人生悲观而依然执著，怀疑而愈加追求，大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而向往超越的审美境界，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的魅力之所在。 主要参考书目： [1]袁济喜《六朝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和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 上海三联书店 [4]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 人民出版社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上海三联书店 [6]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李泽厚《美学三书》《中国美学史》 安徽文艺出版社 [8]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孔 繁《魏晋玄谈》 辽宁教育出版社 [13]宗白华《美学散步》《艺境》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王运熙、黄霖《原人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