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论文研究思路

很难找到，现在提供一点相关的资料，看对你是否有帮助。 2、关于价值的断想 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习惯、心理和客观存在的稀缺程度之关系的总和。 世上发生任何事件，最终都会反映到价值上来。价值，也是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总和。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价值量。价值只能在各因素（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中由均衡决定。 3、中西文化的盲点：结构理性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质是一个结构比重的问题。一切对单一和纯粹的追求都是偏见。人们常常在面对选择时进退维谷，这正是缺乏结构理性的表现。 有三种理性存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结构理性。 在中西文化中，只有前两种理性，缺乏第三种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们用来判断是非好坏，应该或不应该的一套价值体系。 工具理性是为实现价值目标的手段体系，如策略、政策、程序、组织、制度、科技手段等。 结构理性是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构造价值结构的理性。例如，义的价值和利的价值都不能单一地适用任何情况。人有时自利，有时利人，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一身，那么在何时何地对待何人讲利或讲义，这就必须用结构理性判断。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持同一价值观。这就是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矛盾和价值观应该在结构理性的支配下统一起来，这就使结构理性的含义。 东西文化中为什么有结构理性的盲点呢？就是因为人类有偏执的共性。一旦价值理性形成后，人们就将它固定下来，向一切情况运用。 4、结构理性不是价值观 结构理性是一种方法理性，而不是一种价值理性，它当然与价值相对论和道德相对论扯不上关系。因为结构理性是一种中立于价值判断的方法理性。 结构理性不是一种价值观，而是一种构建价值结构的方法论。它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个分析衡量错对好坏的内容准则，按照结构理性的方法理解真理与价值，真理和价值都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真理和价值的意义依赖于时空和情势。 5、信仰偏执与人间悲剧 由于人类在理性结构上有盲点，人类常常把信仰的追求推到了极度与偏执的程度。这种对信仰上的偏执，使得人们可以对信仰的追求不顾一切，对信仰的偏执导致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人类没有信仰不行，但信仰过度和偏执甚至更加危险。信仰偏执可能是制造人间悲剧的最重要根源。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也不可能有哪一种信仰是绝对错误的，人们应该有结构的，有条件的，有程度的接受所有相互矛盾的信仰，形成一个比重、多少、条件不同的信仰结构：“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6、上帝的公平 贫穷吗？上帝让你知足。富有吗？上帝让你贪婪。劳作吗？上帝给你胃口，让你健康。享受吗？上帝让你乏味，给你肥胖。追求幸福者，上帝让你感觉命短，遭受痛苦者，上帝让你感觉寿长。 人世间有各式各样的公平，都不如上帝公平。例如，机会均等，结果均等，起点均等，贡献均等。然而这每一种均等，都有它不可克服的不公平的一面，并且带有一定的负面效果。机会均等，其结果就不会均等。买彩票，每人赢钱的机会是均等的，但结果只有少数人赢得巨款。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机会均等的，但结果却只创造了少数富人。结果均等就绝对公平吗？也不！结果上的均等掩盖了贡献上的不均等，收入上的均等掩盖了成本上的不均等。 7、视角 转化视角看问题，不仅是了解事物的方法论，也是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不仅以此待人，而且以此待自然、待宇宙、待一切。 同一事物，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会呈现不同的形象，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人与人之间，以个人的视角去观察别人，多少会带有感情的、利益的和理性的偏见。所以我们也需要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别人看自己。设身处地地看问题常能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偏见。 首先，我们要学会从别人的利益，别人的感受，别人的经验和知识的角度去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从自己的利益、感受、知识、经验去看他人，看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人类要学会站在自然的角度、站在其它动物和生物的角度看世界。如此，人类与自然、人类与其它动物和生物就会和谐得多。然而我们人类对自然物种的分类全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为判别标准的。 第三，作为一般规律，我们对事物所作的判断，所下的结论，都是从某一视角看问题所作出的，视角一改变，这些判断和结论的正确性就动摇了。 8、动机、手段与效果 一个社会的模式，或各个国家的社会区别，大致就是由那个社会和国家队动机、手段、效果的道德和法律约束标准、方式和侧重点决定的。 在动机、手段与效果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要实现动机，就必须要有手段，有了手段的实行，就一定会带来一定的效果。但社会必须对三者的好与坏、准许与不准许作出界定，也就是说这三者的关系必须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丛林世界。 当我们分析道德和法律对这三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道德可以用来约束全部三者而法律却只能用来约束手段。因为动机无法用事实证明，而效果则有许多为人所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法治是不管动机与效果如何的，只要手段合法，就不能被治罪，虽然有可能受到道德的谴责，而这正是法治的短处。 道德的约束虽没有法律约束那么硬，却比之约束范围宽广得多，道德不仅约束手段，而且约束动机与效果。 我们能找到一套标准是使三者统一起来吗？回答是不能！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管它强调的是何种标准，总是会存在一定缺陷的。不过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任何一方面的标准若绝对化而完全不顾及其他标准就一定是不好的。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中庸之道似乎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一个社会应该是法治、德治与情治的有机结合。 9、替代的困扰 每个人几乎每天作出一些类似非经济的替代决策。当你作出这些替代决策的时候，你去追溯过躲在这些决策后面曾经困扰过你的那权衡替代的尺度吗？那就是你最深层的价值观。 例如对不同对象的爱如何替代。对生命、自由、爱之间的替代也是如此。 10、争名与逐利 追名逐利皆为人类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天下熙熙，皆为名利而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利而往。大致而言，人是争名夺利的动物。所以有人把人类社会叫“名利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人逐利，与鸟无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说人争名，与雁有同。 现代经济学，是用自利与理性解释人们的行为，即认为人类是逐利的理性人，又叫经济人。 按照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说法，以私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安排，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解，它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得益。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却很少研究人们争名的社会效果。人们争名也会像逐利那样有利于全社会吗？ 人类争名，基本上是一类相互抵消的浪费性行为。 人争名的根源是来自人的嫉妒本性。对于整个社会利益而言，逐利优于争名，因此在经济活动中的争名之风不可长。 11、耻的标准和功用 有什么样的荣耻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 东方人以好、坏为标准，西方人以对错为标准。 12、信誉无价 一个人，一家公司都输不起信誉，何况一个国家？ “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讲到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从此处得，将从他处失，并且是永远损失下去。 13、信心与价值 假若我们中国的自尊、自信心能增强，同样的出口商品定能换回更多的外汇。信则有，不信则无。这信字若指信心与自信更有哲理。 信心生产价值。 现在中国出口许多产品到国外，有些质量超过日本货，可价钱却低很多。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人过谦吃的亏。 西方人什么都是先看重自己的。各种优惠、赔偿等，都是自己人先得，然后才考虑外人。 14、常输是游戏规则使然 一个人要赢得竞争依赖于他自己可控的优势与弱点，也依赖于外在于自己不可控的因素。更依赖于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所用的是否符合道德要求。 首先，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增加自己的优势，减少自己的劣势。这是他自己可控的因素。当然可以增加赢得可能性。然而他是否真能赢，还依赖于外在机会是否存在，是否机会均等。如果机会足够小，威胁足够大，即使自身努力也难以成为赢家，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其二，如果一个人在竞争中总是输而无机会赢，这决非此人不想赢或他比某人低级愚蠢，而是竞争的游戏规则于他不利。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他的优势不能被评价，而弱势反被评价，游戏规则有利于他的对手。例如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价高者得，价低者出”。有生意眼光的人总是赢家，有资本的人也总是赢家，而有些人无论怎样努力，最终还是赤贫，因为这游戏规则对他不利。 其三，一个人赢了，我们须问他是用什么手段赢的，一个人输了，必须问他是如何输得。 其四，任何一个人，总有他不可克服的约束条件。 最后，要问赢得目的是什么。 三、中西文化断想 文化的杂交有两种结果，一是优势杂交；二是劣势杂交。所以，两种文化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有引导，以防止劣势杂交而保证交汇的文化优秀。 1、人类千年的功过 人类匆匆的脚步，很快又走完了万天，21世纪的脚步，已迎面踏进人类的生活。回首千年，人类既聪明也愚蠢，既有功，更有过。人类的聪明使科学昌明，却使环境恶化；使物质生活改善，却使精神生活空虚；制度的实验一个接一个，几乎每个制度在制造繁荣时，也制造灾难；人类追求和平，却更好战争。人类并没有成熟，她还在人头马的阶段：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2、治家与治国 西方以治国之法治家；中国以治家之法治国，各有优劣。 中西文化大致是互补关系，是以西补中，以中补西的关系，具体可为宏观西化，微观东化。 西法治国有效，中法治家治企业有效。即以法治与市场的方法治国，以道德秩序治理家庭、企业。 3、东西文化对比随想 东西文化之所以在文化上互相攻击，争论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各自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为尺度去评判他人的文化。 东方文化的主流是儒佛道，尤其是儒家文化。 文化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可见的行为方式；一是不可见的价值观、道德准则和信仰。东西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两部分，有一些是共通的，如都认为和平和守信是好的。 （1）东西文化的第一个区别，也是最本质的区别，是责任、义务和权利之间的差别。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对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却不强调社会对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保护，不强调人与人之间清楚的权利区分和对权利的互相尊重。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强调社会对个人人权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却不强调个人对社会人对他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东西文化的第二个区别是价值判断的方式不同。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重动机判断。对于西方人而言，什么是动机和出发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好不好。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判断人们的出发点和动机好不好，然后才看效果，这两种衡量好坏的不同方法，使得西方人特别重视达到目的的手段体系，达到目的的效率和效果。而东方人则特别强调证明自己是好人，是好的出发点和动机，对于效果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反而不去尽量努力寻求。其结果是西方文化导致手段体系发达而道德不张，东方人则重道德而手段不张。 （3）东西文化的第三个区别是对人性的假设不同。西方文化假设人性恶；儒家文化假设人性善。故西方文化主张法治，儒家文化主张德治。 （4）东西文化的第四个区别是思维方式。西方人重演绎与分析，中国人重归纳与类比；西方人善于把整体分成部分，然后把每一部分都变成专业化、专门化。并且西方人也善于在纯粹的假设上作理论推演，以发现更为深层的东西。东方人则善于归纳与类比，从类比和归纳中发现一般规律，发现新的东西。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一般到特殊，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从特殊到一般。 （5）东西文化的第五个区别是世界观上的一元世界和两元世界的区别。儒家文化重视现世，西方文化认为有帝国与王国存在。 （6）东西文化还有很多区别。例如儒家文化主张以治家的方法治国，西方文化主张以治国的方法治家；东方人重内容，西方人重形式；东方人喜欢内斗竞争，西方人喜欢外斗竞争；东方人讲情理法，西方人讲法理情；东方人讲谦虚，西方人讲自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4、东西方的价值判断标准 一个理想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应根据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的双重标准的比重，并且配合以完善的法治。 一个好的价值判断标准应是效果判断与动机判断二者的结合，而取一个适当的比重来判断好坏。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以效果判断为主，以动机判断为辅，并有严格的法治，其社会效果就会比较好，这是因为在法治的约束下，人们追求目的不能不择手段。 5、中国文化四论 要探讨中国落后之原因，改造之途径，未来之发展，不能不讨论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的今日落伍问题是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中国的制度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文化影响选择的价值标准。 （1）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 儒家的治国文化，不利于甚至阻碍市场制度的产生，但给定市场经济制度，儒家文化则必西方文化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更具竞争力。 儒家治国文化，可归结为一句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曰以治家的方法治国。治家的法则主要是道德规范即人治，分等差而治之，家长治家，家人治于家长。 治家的方法，推广于微观组织例如公司的管理，是有效的，甚至是优越的。因为具有儒家文化的中国人家庭内部没有利益之间的相互算计、计较，但并不影响家庭成员尽力为家庭奉献。如果把这种文化和道德准则带入公司等微观经济组织中，使职员、工人感到公司就是家，那么公司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节省，而工人的激励程度与合作程度并不下降。 （2）工具道德与目标道德 中国是一个讲道德的国度，几千年前就鼓吹以道德治国，但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公德呢？ 因为中国人把道德当手段，甚至当作治国的手段，这就使道德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在人治的中国，人们讲道德、讲礼貌、讲敬老敬上，这是因为这样可带来功利，不这样做就要损失功利。在公共场所讲道德不增加功利，不讲公德也不失去功利使然。中国是一个讲工具道德的国家，人们的礼貌、笑脸相迎、点头哈腰、道貌岸然后面，总是带有某种目的的。 在法治国度，道德是作为目的本身即目的道德的。不守法就会失去功利，但不讲道德并不损失功利，讲道德也不增加功利，在此种情况下，人们仍彬彬有礼，这说明人们讲道德的后面并不带有功利的目的。就是说，人们把讲道德当作目的本身去享受。 要使国人讲公德，根本之法不是教育，而是实行法治。 （3）价值的理性与工具的非理性 中国人只管价值理性或曰情感价值理性常导致中国人忽视对工具理性的探求。工具理性（制度、法律、政策程序）不发达，科学和工具落后导致发展落后。 （4）人权自由平等 中国儒家文化缺乏人权、平等和自由精神，因为它是一种信仰等级特权的文化。 6、平等待己的功效 如果你不尊重本族，劣待本族，别族也就不会尊重你，更不会善待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本族；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家人，别人就不会尊重你和你的家人；如果你不尊重自己的老百姓，别人就不会尊重你的老百姓，也不会尊重你。这就是平等对待本族的功效。 我一直梦想有一天中国人能像对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中国人自己，我也一直梦想有一天政府能向上待外国人那样平等地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否则，做一个中国人就太可悲了，到了外国受外国人的歧视，回到中国人的圈子中受中国人的歧视，到处不是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如此不自尊，如此劣待自己人，如此没有自信，如此崇洋媚外，悲哉！ 7、尺度与公正 世间的公正要以一个适当的或最佳的尺度结构来界定。人类之所以把公正用一把尺度界定，是人类理性的盲点造成的。 任何单一尺度面前的人人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公正。一个最佳的界定公正的尺度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社会中每个人，至少是每个利益集团的不同能力、优势和对社会的贡献要与他们从这个社会所获取的回报所适应。 第二、一个最佳的尺度结构必须正好消除每一个利益集团用非生产性活动破坏尺度本身的动机。 8、英雄与明星 现代传媒正把人类推向一个浅俗而缺乏理想的世界。因为理想、高深的思想和精神的极致没有足够的市场价值。这就使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困同步而行，“交相辉映”。 比较一下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我们会发现前者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后者则是明星辈出的时代，前者是英雄领导时代，后者是明星引导潮流。何因也？通讯交通传媒的发达与商业价值碰撞使然。 9、公德与私德 要取得公德与私德上的一种均衡关系，必须找到法治与人治的最佳结构，必须在重视义务与责任的同时，也要重视人的权利的界定。 10、负面的真谛 有负面的存在，追求正面才显出意义来。完全消灭了负面，人生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意义全无。一切东西的珍贵都在于它们的稀缺，而稀缺正是负面的东西。 11、观念比知识更重要 所谓观念，就是人们对事物对世界的看法，对好坏对错的认知标准，对行为方式、社会规范的概念。两个观念格格不入的人合作，其克服观念矛盾的合作成本会很高。 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观念。比方遵守合同的观念，公平竞争的观念，交换、贸易相互得益的观念，讲信誉不欺诈的观念，别人正当致富发财不眼红的观念等。 12、宗教的经济效果 每一种宗教，都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都对信仰者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正是宗教的这种抑恶扬善的功能，对社会产生正面的经济效果。 13、领导风格 现代管理关于领导的理论的一般结论是有效的领导者，是由有效的领导风格所决定的。然而哪一种领导风格最有效却存在各种学说。 领导与管理是不同的，管理是管理事，领导是激励和鼓舞人。所以好的管理者不一定是好领导，反之亦然。领导有两种职能，一是维系和凝聚团队；二是领导团队完成一切任务。与此相应，也有两类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人，以人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任务，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两种风格不同程度组合，又可派生出多种中间风格来，典型的风格有四种：一是重关心人，轻关心任务；二是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三是关心人也关心任务；四是轻关心人也轻关心任务。 到底哪一种领导风格更有效呢？按目前流行的情境领导理论，任何一种风格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依赖于三方面情况组合：一是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二是被领导者的价值观、背景与能力；三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与阶段，按照这种变化不断调整领导风格才能有效。 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要求有不同的领导风格。在初始阶段，要重关心任务，轻关心人的关系。领导者必须以条规对下属严格管理，保证任务的完成。因为下属还不熟悉情况，缺乏自治能力。在第二阶段，随领导对下属的信任和支持增加，领导必须既高度关心任务，也高度关心人的关系。在第三阶段，下属有了更强的能力、成就感和责任心，因此领导的直接指导不再需要，但领导仍需支持与小心谨慎。在第四阶段，下属有了更多的自信、自我指导和经验，领导的支持与鼓励已不再那么重要了，因此，领导应该放手让下属自治，采用低度关心人的关系，也低度关心任务的态度。 14、情理法与法理情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重，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保险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度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 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中国人情味重，却易产生不公正。

1、饮食西方人的早餐和晚餐更偏向于冷食，而中国人习惯一日三餐吃热食或者是熟食。就像在喝水的选择上也是一样，西方人习惯喝加了冰块的凉水，而中国人更喜欢热水或者是凉白开。2、天气西方人的心情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但是天气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不大。这一点，可能是个误区了。恶劣的天气对于中国人心情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对于一些室外的工作也会造成麻烦。3、生活西方的生活倾向于独立生活，而中国人自古就是集体生活。4、老人日常生活西方人的老年生活是遛狗，有自己的空间。而中国老人则是帮家里的儿女带孩子，抚养第三代，一生都奉献给了孩子们。5、孩子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工作都围绕着孩子展开，孩子是重心。而西方家庭对于孩子放得没有那么重，在18岁后还会要求孩子一个人生活。中国则是子嗣问题自古就是传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交流空前广泛的情况下，我们要认真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大胆地吸收其文明成果，这样才能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先来看一看中西方文化内容的差异。思维方式上方面，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在西方哲人看来，只有思辨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手段，并把“分析学”或“逻辑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工具。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与直观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老子首创了“体道”说。“体道”，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儒家是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的，从中寻找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的印证。价值取向方面，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他们提倡每个人应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意识很强，靠竞争来取得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国古代一般把“竞”、“争”当作不好的事情，而提倡“忍”、“让”，缺少对公平竞争的尊重和向往。儒家学说强调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道家学说强调的是“无为、不争、若水、争雌”，儒道互补，再加上皇权的愚昧与残酷，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比较缺少“竞争”的观念。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无私奉献的情操。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关怀是一种美德。但是个人竞争意识、拼搏意识不强，存在依赖性。伦理道德方面，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中国人注重谦虚谨慎，不偏不倚。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中国文化在个人取得成就时，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而是提倡谦虚谨慎，反对“王婆卖瓜”。这种谦虚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是行不通的。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对待家庭，喜欢大家团聚，老人帮助照看儿孙，以备养老送终。虽然密切了亲情关系，但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青年人独立能力的养成。行为规范方面，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西方社会由于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准，以追求私利为目标，因此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以制裁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西方国家法治的发展是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由于受传统的义利思想的影响，重义轻利，重情轻法。孔子在《论语》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当成最高准则。儒家强调，不能驱义逐利。由于自古以来主要靠道义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维系社会，而不是靠法律约束，因此，人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12.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A.西方文化确有可取之处，只有缩小中西方文化差异，才能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B.儒家认为被认识的对象都与人的伦理情感有关，从中可以寻找主体伦理和价值规范的印证。C.西方人认为主动帮助别人会让接受帮助的人觉得有人在干涉自己，施助的人因而会很难堪。D.儒家“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削弱了中国人的“竞争意识”，助长了中国人的依赖心理。E.中国文化提倡个人取得成就时，要谦虚谨慎，事实上这样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是行不通的。13.根据文意，下列推断合理的一项是A.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推动了西方科学的发展，也能保证西方科学在未来的领先地位。B.儒家主张“君贵民轻”“男尊女卑”，本质上都是对公平竞争不向往不尊重的表现。C.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说明中国人的“认知”能力也是很强的。D.儒家推崇君子而贬低小人，君子往往能仗义执言保护百姓，所以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更强。14.为什么中国古代一般把“竞”、“争”当作不好的事情？15.云南省沾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家顺走出办公室，以农民工的身份到浙江多家企业“卧底”打工，搜集用工的第一手资料，并认真研究，然后为家乡农民工提供有价值的用工信息，并努力依法保护他们的权益，因此被评为20XX年感动中国人物。面对荣誉，他淡然处之，并表示还要继续奋斗。请结合本文所述中西方文化内容，谈谈你对陈家顺做法的认识。参考答案：爱师网整理12．BD。解析：A错。错误概括原意，原意为：了解研究西方文化，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的文明成果。C错。范围缩小。原意是西方人认为“主动帮助别人”这种做法会令所有人都觉得难堪。E错。原文讲“这种谦虚在西方人看来”只是一种看法，而选项中却当作一个事实来表述。本题考查筛选整合信息的能力。13．B。解析：根据是儒家强调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A错。“保证未来的领先地位”将可能性说成必然性了。C错。这些观念都属“体知”。D错。强加因果，君子行义属道德范畴，人权观念属法制范畴，不形成因果关系。本题考查分析综合的能力。14．“竞”、“争”会破坏儒家“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会与道家“无为、不争”的主张发生冲突；会威胁到皇权；会淡化社会群体意识；会影响无私奉献精神的确立；会影响关怀他人的美德的推广。解析：本题考查把握文章思路的能力。15．陈家顺卧底打工搜集用工资料，认真研究，经过理性分析后，为农民工提供了有价值的用工信息，这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陈家顺到企业打工，为农民工提供信息并依法保护他们的权益，这是中国文化中“无私奉献”和“给人关怀”的美德的体现。陈家顺走出办公室，亲自到工厂卧底打工是工作方法的创新，符合西方文化里创新发展的观念。陈家顺面对荣誉时，淡然处之，说明他具有中国文化“谦虚谨慎”的品质。陈家顺努力依法保护农民工的权益，符合中国文化中重义，西方文化重法的行为规范。解析：每点2分，任答2点，可得满分。如有其它答案，只要结合原文，言之成理，即可酌情得分。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和知识迁移的能力。继续阅读

中美作为世界上存在感最大的两个国家，在文化上迥然不同，所以在沟通和理解，以及彼此看待对方时，能生出很多误会。本文的写作，是为了通过文化的对比，来加深对对方文化的理解。采用的方法，文化维度理论文化维度理论是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研究跨文化差异的工具，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地域的人共有的价值观和信仰，是一个国家民众的心理程式。他把文化归结为一下六个维度权力距离——民众对权力不均匀分配的接受程度个人主义v.集体主义——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程度男性化v.女性化——男性化倾向于竞争；女性化避免竞争，顺他人意愿而为不确定性规避——对未知事物的态度，低分说明接受不确定性，高分说明畏惧不确定性长期导向v.短期导向——一个社会如何利用自己的过去应对现在和将来的挑战。注重历史是规范化社会，不注重的是功利性社会放纵v.禁欲——人们控制自己欲望和冲动的程度。根据以上六个维度，霍夫斯泰德对各国做了大样本调查，其中关于中国和美国的结果如下：中美文化唯独比较（来源：霍夫斯泰德的官网）由上图可见，中美在六个维度中有四个有显著差异。不同：中国高权力距离，美国低权利距离。说明中国人对权力的不平等分配不敏感，认同权威，认同领导者，认同等级制度；而美国人则对权力的不平等分配敏感，他们不认同权威，不认同领导，注重平等，在美国公司里，层级制是为了方便存在的，对领导没有出于职位的敬意。中国重集体主义，美国重个人主义。中国人倾向于用“我们”这个词，用忠诚换团体的照顾，更注重集体的利益，在组织内倾向于提拔个人关系近的人，注重人际关系，枪打出头鸟；而美国人则注重个人利益，集体观念淡薄，人们争当出头鸟。美国人，尤其是男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淡薄。中国是功利性文化，觉得真理由形势决定的，形势比人强，不拘泥于传统，拥抱变化。而美国人则注重传统，保守，对新的变化倾向于先分析一下。美国人不功利但是实际，他们爱去教堂，整天纠结于堕胎，持枪等问题。中国是禁欲文化，美国是放纵文化。中国人不注重休闲，不注重对欲望的满足，羞于公开满足自己的欲望。中国人崇尚节俭，崇尚储蓄。美国人则拼命工作拼命玩，很多人吸毒。相同：男性化社会：中美都是男性化社会。男性化社会以成功为导向，倾向于崇拜成功者， 而不是照顾别人感受。中国的农民工为了多挣钱背井离乡，和中国学生注重考分和名词都是男性化社会的体现。美国社会的男性化则表现为新教伦理引导的自助者天助意识形态。低不确定性规避社会：低不确定性意味着中美都是拥抱不确定性的社会， 这种社会里多创业者，人们处事灵活。但是，9/11事件让美国人对风险的规避意识增加了。

大致构思好了吗？大致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写下去：问题提出背景、研究价值、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思路（论文提纲）、预计主要创新点、进程安排（撰写

一、中国学者眼中的东西方文化加入WTO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经济与技术领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们的文化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20世纪中国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传统的抱死守旧和全盘西化都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篇题为《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的文章中，季羡林先生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变迁。他认为在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时候，以形而上学式分析为主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必然是综合见长的东方文化。为此，他提出在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中所有好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通过“拿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合理的成分，使东方文明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汤一介从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化兴衰的根源。他指出：在20世纪出现的“全盘西化”的思潮，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在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方面则缺乏这种自觉和主动。这种状况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在历史上，中国人能够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但中国人缺乏向外的进取精神。这种状况和中国强盛时的“大国心理”有关。认为其它人到我们这儿来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他们那儿传播中国文化。近二个世纪以来，随着我们西方国家的崛起，我们的自大心理开始沦为自卑心理，觉得自己处处落后。实际上，这种自大和自卑都说明了中国文化缺乏进取精神。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汤先生指出，在文化问题上我们的态度需要转变，一方面，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我们要注重“选择性”，要选择其它文化中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自觉和进取的精神把中国文化传递到世界的其它地方，让别的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双向交流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其中Shweder指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存在及人们对它的认同可以独立于其它方式之外，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各种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尽管作用大小不同。季先生和汤先生等的观点，反映了东方思维对文化兴衰的历史思考，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二、“近代化理论”的文化观念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问题，西方的学者比我们认识得更早，尽管这些认识有着历史和价值判断的局限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西方汉学家就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问题，Fairbank、Levenson、Wright等提出的风靡一时的“近代化理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战。这些学者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想要找出为什么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内，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近代化起步比日本早的中国却失败了。在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之后，他们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Wright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的社会也是不能纳入近代化国家的。”为了证明这个理论的合理性，Fairbank首先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加以分析，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指家族而非国家），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型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出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另一个学者Hagen在他的著作《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用一个社会可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格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能够发展。他认为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培养创造型的人格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Max Weber从宗教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在其著作《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他对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儒家伦理，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性弱点、罪恶感与追求超脱、世俗行为与超俗的补偿以及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就没有杠杆作用使人内在的力量超脱传统。也就是说，由于太重和谐——尤其是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与儒家伦理相反，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相信原罪而又力求克服原罪的观念，使得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克服内在罪孽的宗教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扩展到规范、习俗与权威之上，使人不会一味盲从，而是去思考改进的方法。Weber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儒家伦理的解释，很有独到之处，他的基本观点已经成为西方学者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近代化理论”还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寻找“灵丹妙药”，Fairbank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支持，而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有另一套思想，这种思想需要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该理论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近代化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社会思潮，无疑都和它的影响分不开。但“近代化理论”并不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它盛行的同时，对它的批评就开始了。批评者认为，“近代化理论”对儒家伦理的分析是极为片面的，儒家重“礼”与“和谐”，并不象上述学者所言的只是外表或面子的事。实际上，儒家伦理中存在着力求上进的个人动机，而不象Fairbank所说的缺乏这种动机。Bary和Metzger认为儒家伦理强调个人及其道德的自主性，固然有“性善说”，但也并不象Weber所说的缺少个人与外界环境的紧张性，比如在“天理”与“人欲”之间就存在着紧张状态。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也有力地批驳了“近代化理论”。Kahn指出，“后儒家文化”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近代化理论”及其所引发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它对中国文化的概括及推论存在着合理的东西，但也存在着许多偏见。它的合理性与汤先生对中国文化主动性的分析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在我们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我们在学习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是否考虑过要输出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确是毫不含糊，美国政府明确表示要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有自己的思维特性和价值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向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但如果我们不能在这种交流中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我们最终会迷失自己。与“近代化理论”相似，80年代初期心理学家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的偏见。Hofstede最初是想了解一个大型跨国公司不同国家的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有何特点，他在分析收集来的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个国家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强调个人成就和个人权力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快，而那些强调团体目标和人际和谐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他认为是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动机和成就水平，并最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Hofstede的研究引起了文化心理学家的极大兴趣，到目前为止，依然有许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三、文化心理学框架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我们还需要弄清楚文化的影响机制问题。从20 世纪60年代开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就开始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文化影响的问题。他们以文化传播的模式为主线，总结出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四个特点：①选择性：当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成分互相交流。有一些文化元素容易被其它文化接受，另一些则不容易传播。也就是说，只有一小部分易传播的文化成分从一种文化向另外的文化传递。②相互性：文化影响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世界上任何一种非主流文化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在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中，它不会被完全同化。③适应性：一旦一种文化成分融入了另一种新的文化，它的形式与功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种适应性并不表明旧文化成分的完全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只是为了暂时的适应，本质的东西未必改变。④不等同性：一些文化成分比另一些文化成分更易传播，物质文化比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更易传播。从这些特点来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尽管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但却更多地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强势影响，这种观念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Wallerstein在七、八十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阐述了文化影响的效果和机制。按照他的理论，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处在一套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权利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有些国家处在权力的核心地位，有的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主要由它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所决定。近一个世纪以来，欧美等西方大国处在这个系统的核心地位，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则处在这个系统的边缘。处在核心地位的国家比处在边缘地位的国家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在谈到这种地位差异的影响时，Wallerstein指出：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常常会导致文化和学术上的差异——在文化和学术上，权利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但他也承认处在边缘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尽管这种影响比前者的小。“世界体系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影响机制——即文化的影响和经济政治有关。这一理论的到了一些心理学研究的支持，比如在7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日本常常被看成是集体主义的代表之一，但90年代某期日本学者却发现，日本青年学生的个人主义倾向甚至比美国人还要高，这些学者认为文化的相互影响是这种转化的根源。日常生活中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理论，比如当代中国年轻人对邻国文化的崇拜就反映了这一点。从本质上讲，Wallerstein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脉相承的。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世界体系理论”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按照这一理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将从边缘转入中心。经济学家认为21世纪将是东亚经济辉煌的时代，这种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使我们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乐观归乐观，但这种辉煌是等不来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文化和经济之间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这与“近代化理论”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好相反，如何处理这种看法上的差异呢？处理这个问题，需要从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去寻找。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一批关注文化影响的心理学家终于找到了一条理解东西方差异的新思路，这条思路就是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在一些文化心理学家看来，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探讨，可以从内在假设的角度提供文化影响的证据，从而有助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深入了解。四、从思维方式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影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tt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思维地理学”说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中国人的辨证观念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不同，美国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中庸之道的消极面，当然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能使人避免产生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从整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往往把问题从一个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加以考虑，看中他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Ji Li-jun、Peng Kai-ping和Nisbett等人就发现，中国人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它所处的情境中分离出来。比如在完成棒筐实验（Rod-and-Frame）的时候，中国人的成绩就比美国人差，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把背景和判断目标当做整体看待。这种整体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此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他。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而忽略个人的作用。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首先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这一点可以解释科学发展中的一些现象，英国科学史学家Joseph Needham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可惜的是，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Needham认为这主要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特性有关。我们知道，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Nisbett等人的研究工作在心理学界引起了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影响的深入思考，与以前的研究相比，他们的结论主要来自于实验证据，而不象以前那些基于思辨的理论，所以相对来说更具有理性。最为重要的是，Nisbett的理论没有从价值观的角度去评价东方或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认为这种差异由来已久，从而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任何一种文化都来自于某种传统，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但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文化。时代在进步，文化也在发展。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从对比中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应该为继承和创造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服务。相信随着心理学和其它诸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