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因素国内研究现状论文

关于文化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分析

翻译实践的这种文化特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本文关于文化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 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和翻译的关系，阐述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提出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注重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理论;文化意识

一、引言

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翻译活动在人类走过的几个世纪中可谓影响深远。i·a·理查兹曾于1953年提出，翻译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的语(targettext)中再现源语(originaltext)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文化信息在传递中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活动，以达到跨文化的社会交际、传递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态势渐趋明晰，翻译的文化功用日益彰显，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翻译研究需要“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译著对接受文化产生的影响”。

二、文化的范畴

在我们试图探讨翻译和文化这一主题之前，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萨莫瓦(samovar)也认为，文化是-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总合。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俗习惯、服饰礼仪、婚丧庆典、节日禁忌等等。据说文化影响已深埋于人的新大脑皮层之下，成为集体潜意识。我们从生到死，甚至死后的葬礼也摆脱不了文化的制约。

那么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呢?南开大学的王秉钦教授曾引用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的话对此予以说明：“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由此看来，翻译虽然在基本形式上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但是还涉及到许多的文化因素。

三、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

翻译实践的这种文化特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考虑并考察文化内涵，寻求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的统一呢?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even—zohar)在后期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坦屉亚诺(tynjanov)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系统论(polysystem)。坦尼亚诺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素材和写作技巧的堆积，而是由不同成分所构成的系统。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学研究必须置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之下来进行。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而佐哈尔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文学以及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抽象与具体的现象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归为三类相互矛盾与对立的概念：中心与边缘()，经典化与非经典化()，来源与目的()。这些矛盾着的现象相互斗争，保持着此消彼长的状态共处于一个系统之中，维持着系统的现状，推动着系统的发展。并且佐哈尔将长期被人轻视的翻译文学重新定位，提出翻译文学也是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析了三种能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状态，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心还是边缘地位。佐哈尔倾向于引入时间因素来分析影响翻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评价翻译文本时要将其放在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考虑到社会文化历时的演变和发展，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文本造成的影响，而决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显然，埃文一佐哈尔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把系统的概念从文学作品内部推广到了整个民族文学、文化的构成。

之后，佐哈尔的学生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又在多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描述翻译学。他引进了“常规”norms)概念，即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他认为常规是解释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解释文化、翻译活动的关键。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socialnomrs)和文学惯例(1iteraryconventions)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趋向并影响译者所做出的具体选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主张接受并承认所有既成的翻译结果，探索影响其形成过程的所有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目标语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并对此进行全面的历时性描述和分析。在图里看来，语言学和美学在翻译中并不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的抉择。描述性翻译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审美不同带来的干扰，客观地描述所有译作的特点和价值。这种理论为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者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

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m)的口号。他俩的研究超越了语言，着眼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注文化影响和限制翻译的方式，研究有关语境、历史和习俗的问题。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应割裂孤立，而应相辅相成，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文化共享。根茨勒(gentzler)认为“文化转向”的提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项真正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1]1它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时代的来临。谢莉·西蒙也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着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协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20世纪的90年代，文化研究从三个方面影响着翻译研究：1.翻译作为一种改写，这是系统理论的一种发展;2.翻译和性别;3.翻译和后殖民主义。把目光投向文化层面之后，翻译研究迎来了一系列的转变：“从原文中心到译文中心，从规定性到描写性，从翻译过程到翻译产品，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四、翻译实践中的文化意识的培养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彼此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61但在文化趋同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态度不仅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误或误解，而且也会成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的难题，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因此，许多译界学者提出应在翻译实践领域加强文化意识，应将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译论研究中来。.

那么什么是文化意识呢?文化意识就是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他在进行语言文字的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所以，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翻译不仅仅传达语言信息，语言表象下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源语中特有的文化因子可以通过解构和移植加入目的语中。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

五、小结

翻译必定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制约。所以，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除了要提高自己的理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的功底，还应注意培养文化意识，加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和归纳，从而达到源语和目的语契合，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互动和移植。

摘要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但在理论建构,研究深度和创新性方面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从三个方面简要概括了国内翻译研究的现状并指出其不足之处,以期能对以后的译学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翻译研究 翻译标准 多元化视角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伴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翻译作为沟通不同文化的重要精神桥梁正在与社会各领域发生着更为广泛的联系。近十多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艰难但迅速地跨越了从对“信达雅”无休止的争论,乃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引入,到对巴斯特等的多元系统、操纵理论、女性主义等翻译思想或流派的评价和接收过程。研究著作不断涌现,翻译理论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视角也日趋多元化,方法与手段也更为客观、科学。 1 科学观与艺术观的统一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都陷于诸如形与神,直意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等经验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而近十多年来引起翻译界激烈争论的当数有关翻译性质的科学观与艺术观。 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劳陇(1996)声称“翻译活动是不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翻译活动不可能成为科学。” 而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我们必须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之上,集中力量,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即Why(为什么),What(是什么)和How(怎么办)的问题,通过广泛的研究,达到共同的、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然后在这个可靠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来。”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年,林璋(1996)对翻译和翻译学、科学与艺术等基本概念作了论证,并争论说翻译是一种行为,“翻译始终都在处理聚合关系,对聚合关系的处理贯穿翻译的全过程”,进而得出翻译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只是一种技能,而研究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翻译学毋庸置疑是一门科学。 相关科学,特别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但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大多数论著也不过是经验的总结。从这个意 义上来讲,翻译还只是处于“前科学”阶段,所以许钧(1996)认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 究竟翻译是艺术、科学、还是技巧?这简直比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还麻烦,因为翻译可以指翻译活动、翻译行为、翻译现象、翻译方法等。抛开概念的含糊不论,一种艺术未见得不可以有理论。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塑原文中的形象而言,翻译应当是一门艺术;但翻译又不仅仅是艺术,译者的“生命”源泉在于原作之中,译者绝不能只凭直觉,任意发挥,他还得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因此无论何种翻译都要讲点儿科学。在翻译过程中抽象思维,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是同时运用的,从这点上来讲,翻译应该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故翻译理论研究应彻底摆脱“科学观”与“艺术观”的二元对立(蔡新乐,2005),从而为为翻译理论的建构开辟新的思路和途径。 2 翻译标准多元化 翻译标准是翻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自严复的“信达雅”后,郁达夫从译者的角度提出了“学思得”三字标准。著名的还有林语堂的三字论“信顺美”、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等,但译界公认,这些传统的翻译标准纯属“经验式”、“随想式”的散论,缺乏系统性,精密性和可分析性,而且始终没能摆脱严复的“信达雅”的框架(陈福康,1992)。 在批判继承传统翻译标准的基础上,王东风(1996)对严复的“雅”作了新的阐释,认为“雅”属于言语美,并指出言语美在不同的语体中主要有三种美学形态,即日常口语交际注重的伦理美;公文、科技和政治语体中的规范美;文艺语体追求的艺术美。刘宓庆(1996)则从美学的角度,提出翻译的三条语言审美标准――“真实性”,即对应(equivalence),包括语言的形象对应性;“清晰性”,即条理思路清楚,立意、陈词明晰;“约定性”,即译语的用词要符合约定俗成。 当今一些学者以客观上不存在绝对忠实的译作为由,主张译者放弃对忠实的主观追求。对此,曹明伦(2006)旗帜鲜明地指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永远不会过时,因为以忠实为取向的翻译标准从来就是译者主观上的自律准则,也是人们评判译作质量好坏的客观准绳。当代翻译界仍以推陈出新的方式使用“忠实”这一术语,坚持这一概念,甚至德里达的英文版译者也提出了“忠实原则系统”。 当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标准并不存在,翻译标准是多元互补的。辜正坤先生(2003)认为:“由于翻译具有多重功能,人类的审美情趣也具有多样性,读者译者具有多层次,翻译手法、译作风格和价值因而势必多样化,而这一切终将导致翻译标准的多元化。” 这一见解可谓是高瞻远瞩,颇具客观性。的确,随着世界多元化的发展,翻译标准也必将呈现多元化。 3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相关学科的迅猛发展使译学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翻译研究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诸如文化学、传播学、哲学、思维学等都和翻译研究息息相关,这促使译学由单纯的学科内部研究转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性研究。一如周方珠(2005)所言,翻译理论必须突破传统译论的藩篱,将众(下转第171页)(上接第140页)多相关学科的知识融入其中,使其形成多元框架,从而对翻译起到普遍的指导作用。 以往的翻译研究大都是对语言的转换过程进行探讨,较少触及到翻译问题的根源,所以很难从本质上揭示翻译的基本规律,而近年来从思维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与日俱增。“实际上,作为一种跨语际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变化的表象操作,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思维模式的转换过程(刘金龙,安全勇,2006)。 翻译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语用过程和思维过程,其中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特点,所以深入研究人脑的思维活动将是译学研究的突破口。 语料库翻译和机器翻译研究在国内逐渐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文章也是层出不穷,诸如“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历史与进展”(刘敬国,2006)让我国的读者对西方语料库的研究获得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刘群的“机器翻译研究新进展”(2009)则系统介绍了近年来国际机器翻译,特别是统计机器翻译等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这些研究都更好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 4 结语 本文仅从三个方面对国内近十多年的翻译研究作了简要概括,而翻译理论技巧,翻译评论等其他方面未能一一涉及。总的来说,中国的译学研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可谓是硕果累累,但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我国的译学理论的建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是批判意识和创新能力不强。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的译论还是西方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往往只满足于诠释和效仿,因袭多而创新少,证实多而证伪少。其次是大多数研究还只是停留在语言文化及文学方面的单一的静态的零散对比研究,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在高层次上研究翻译的功能,或借用心理认知和科学理论深入研究翻译过程的成果却很少,还有待于系统完善,各学科交叉研究与整合有待深入探讨和发展。特别是在语料库翻译研究方面,同西方相比,我们尚有很大的差距。大多数文章仅限于泛泛地对语料库翻译研究进行介绍和评价,而基于语料库的实证性翻译研究却严重不足。 从国内译学研究的长远发展来看,21世纪的译学工作者似乎更需要学会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译学理论,并结合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将外来的理论本土化,站在跨学科的角度,不断推进中国的翻译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传播 文化背景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prison一houseof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blowone’sown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with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hopethatthesonwillbecomea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或“tohopethatthesonwillhaveabrightfuture"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oldtreeswreathedwithrottenvinesflyeveningcrows;

Neathtinybridgebesideacotaclearstreamflows;

Onancientroadinwesternbreezealeanhorse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一morehands,less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与“文化传真”相对的是“文化误导”。如果光在文字上做文章，不考虑其文化内涵，有时难免会使读者对异国文化产生误解。如《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中第一行“世人都晓神仙好’，，霍克斯译为“Allmenknowthatsalvationshouldbewon"因为“拯救”是基督教的概念，从“罪孽”中得到“拯救”是基督教的最高追求，它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但同时它也误导译语读者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而杨宪益却译为“Allmenlongtobeimmortals"，变“神”成“仙”是道家的最高理想，"immortal”自然承载了中国道教的许多文化内涵。用异化的方法把它英译过来，既忠实于该句的原意又能巧妙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背景。这样处理显然弥补了归化翻译的不足。

“文化传真”就是要求译者尽量保存源语文化的韵味，使读者扩大文化视野，了解异域文化的精髓，从中获得知识和启迪;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知译语文化，而且要熟知源语文化，熟悉其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哲学思想、科技成就等。通过对比，才能尽窥源语之妙，运用译语做到真正对等的传译。翻译工作者应该把传达外国文化、繁荣和传播本国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带着强烈的文化意识，认认真真地做好等效翻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