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毕业论文

＜武侠＞为主题！是不是他想用武侠那个时候的特殊背景衬托点什么，还是单单为了自己的喜号！

都说是侠，但我以为，这个侠字的背后还有悲，（慈悲的悲）。

读孔庆东的书!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其作品天龙八部，雪山飞狐等等有一个思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有例外的写暗淡的人生，丑恶的人性的有一部叫连城诀，特别的轻松没什么思想的就是鹿鼎记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而且不准抄袭，有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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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凑近看时，只见鸳刀的刀刃上刻着“仁者”，鸯刀上刻着“无敌”两字。“仁者无敌”！这便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

从古至今，般若智慧成为诗人们所讴歌的重要主题之一。般若智慧的激发，也增强了诗歌的思辨性，并在低吟浅唱、引吭高歌中，萌发出人生哲理的智慧之光。可以说，般若诗，也同其他众多诗篇一样，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丽珍品。，般若思想不仅体现在诗人的创作中，而且在文学作品的诗词和情节的描绘中，也处处显露出来，使抽象、深奥的佛学义理，通过形象、生动、通俗的比喻、描绘、刻画而展现在人们面前，成为激发人们般若智慧的灵光和“声闻”。在众多的文学名著中，《红楼梦》的般若思想，是非常突出的，现作一剖析，以窥其般若旨趣。 《红楼梦》一书，以“梦”始，以“梦”终，全书凸现了生如同幻梦、诸法原本性空的思想。在《红楼梦》的第一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描写“空空道人”在抄录《石头记》说：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就是一段典型的般若空观思想。道人、取名“空空”，表示对任何执著的否定，即使对“空”的执著，也是一种迷妄，这是般若空宗“空亦空”思想在小说人名上的体现；至于文中所提到的“空、色、情、空”的论述，阐明了作者对般若空观的理解。曹雪芹认为，空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与色同在，所以称之为“因空见色”，即空不离色之意。但世人往往“由色生情，传情入色”，沉溺于情色，而不能自拔，所以在苦海中轮回而备受煎熬。只有悟透假有即性空之理，便能“自色悟空”，斩断情痴，抛弃虚幻的“假有”，进入“性空”的佛门。曹雪芹对假和空是视为一体的，他反对离假有而言性空，也反对执假有而不明性空，要求人们明了真假一体，有无同源这一真话。曹雪芹在描绘“太虚幻境”时，便在“太虚幻境”的牌坊上加一副对联，上面赫然醒目地写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假不必分，无有不必辨，二者原本一体，只是世人痴迷，方才执著，不能“自色悟空”，“红楼”一书，就是要破此执迷，将人引入佛门大道，了悟般若义旨。 在“假有”和“性空”的关系上，曹雪芹认为二者是相即一如的，他在《红楼梦》第十二回的“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便以极其高超的艺术手法，阐述了假有即性空这一般若理论。在这一回中，他描写贾瑞因思念凤姐，卧病在床，“无药不吃，不见效”时，“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口称专治冤业之症。贾瑞偏生在内听见了，直着声叫喊说：‘快请进那位菩萨来救命！一面叫，一面在床上叩首。众人只得带了那道士进来。贾瑞一把拉住，连叫‘菩萨救我！那道士叹道：‘你这病非药可医。我有个宝贝与你，你天天看时，此命可保矣。’说毕，从褡裢中取出一面镜子来枣两面皆可照人，镜把上錾着‘风月宝鉴’四字，枣递与贾瑞遭：‘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三日后，吾来收取，管叫你好了。’说毕，佯常而去；众人苦留不住。贾瑞收了镜子，想道：‘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试试。’想毕，拿起‘风月宝鉴’来，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锨骸立在里面，唬得贾瑞连忙掩了，骂道：‘道士混帐，如何吓我！枣我倒照照正面是什么？想着，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地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暖哟一声，一睁眼，镜子从手里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贾瑞连照正面几次，便一命呜呼，撒手归西。曹雪芹在此回中所描写的“风月宝鉴”，反面是骷髅，正面是美女枣凤姐，这就是以美女喻“色”，骷髅喻“空”。按照般若“色即是空”的理论，红颜美女，那也不过是粉骷髅罢了，能够洞澈此理，便不会为色所迷；反之，如果不悟此理，执著假有，贪恋色相，就会愚痴，永堕苦海，轮回不绝。贾瑞就是世间一痴顽之人，他的死，就是不明“假有即性空”，一味贪花恋色的结果。 《红楼梦》的诗词中，也有很多内容是反映了作者的般若空宗思想。这比较集中地凝聚在第五回“游幻境指明十二钗，欲仙醪曲演红楼梦”中。当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命十二舞女为贾宝玉演唱新制“红楼梦十二曲”；在这十二曲的阵阵仙乐声中，便流露了大量的般若性空的思想。《枉凝眉》一曲便唱道： 一个是间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暇。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这一曲，是暗喻贾宝玉与林熏玉的爱情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不可即的“假相”。虽说是“空”，但又有若干缠绵悱侧的恋情，如同水月镜花，有而非真。 《虚花悟》一曲，便是告戒世人，要窥破红尘，从假有中悟到性空之理。这一曲对诸法无常，假有性空的道理说得形象、生动、逼真，扣人心弦。 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天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接近？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 这就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死关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婆，上结着长生果。 这一曲，是描写惜春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思想历程。全曲以优美的词句向世人展现了“诸法无常”的图景，从自然的“春荣秋谢”到人世间的“昨贫今富”，都不过是转瞬即逝、变化无常的．“虚花’’而已，作者要世人打破迷关，视“花”（色）为假有，由“花”而悟空，荡尽尘世烦恼，由此而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十二曲的《收尾·飞鸟各投林》对“空”作了细腻而形象的描绘：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 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无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飞鸟各投林》是红楼梦十二曲的总结，对世间诸法无常的现象，再一次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告戒世人，要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若一味“痴迷”，势必“枉送了性命”。最末一句，强调观色悟空，便是人生的最后归宿，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是般若空观，空掉一切的最好注脚与阐释。 《红楼梦》一书的佛学氛围很浓，书中主公人或参禅或悟空，对佛门义理都有很深的造诣。惜春在听说妙玉坐禅“走火入魔”一事之后，便默默无语，“因想：‘妙玉虽然洁净，毕竟尘缘未断。可惜我生长在这种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时，那有邪魔缠扰，一念不生，万缘俱寂。’想到这里，摹与神会，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无方，云何是应住？既从空中来，应向空中去。（《红楼梦》第八十七回） 惜春奔这一偈语中，指出自然造化的万物，本是无常，而变动不居的，哪里能停留下呢？诸法性空，空来空去，体现为假有，而空理即寓于其中。这同熏玉在葬花词中所唱的“质本洁（空）来还洁去（空）”，都是对空观的阐发，她们两人，一以偈语言“空”，一以诗词唱“空”，珠联壁合，交相映发，共奏般若妙音。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迷贾政悲娥语”中，曹雪芹描写了宝玉和黛玉相互谈禅，各自发表对“色空”的理解这一情节。就其悟空的禀赋而言，黛玉超出宝玉之上。宝玉在看戏时，听了宝钗口诵《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一戏文中的一曲《寄生草》：“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对曲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颇有所悟，便写下一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个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黛玉看了之后，说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是方干净。”黛玉为什么要补充这两句呢？因为在黛玉看来，宝玉写的偈语，尚未达到彻底的“空”观水平。他虽然否定了“证”与“无证”的区别，看到“你证”、“我证”、“心证”、“意证”的相对性，但仍然保留了“是立足境”，即了悟“空”观的主体的存在。黛玉认为，这只是空“法”而未空“我”，所以又强调“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将宝玉所存的“立足境”也予以否定，既空“法”，又空“我”，使我、法皆“空”，达到大乘般若空观的上乘境界。这一段“参禅”插曲，展示了作者禅学思想中的般若空观智慧和高深的佛学造诣。 《红楼梦》一书的一些楹联，也同样具有鲜明的般若空观思想。在第一百一十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送慈柩故乡全孝道”中，又一次描写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宝玉在梦中被一和尚拉着过了一座牌楼，只见牌楼上写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两边有一副对联，乃是“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这同第一回中所提到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思想是相通的。不同之处是，在强调真假一如、有无不辨的基础上，更倾向于由假有悟真空，既承认“色即空”、“空即色”（无原有是），又看到“色复异空”（有非无），般若即色宗的思想比较浓厚。这表明，高鹗的般若思想远远不如曹雪芹的中道水平。从对般若中道的阐发中，也可以看出，《红楼梦》这两位作者的高下之分。在这一回里，还写贾宝玉在恍惚中，到了一座巍峨的殿宇之前，他一看，决非大观园景象。便立住脚，抬头看那匾额上写的是：“引觉情痴”。两边写的对联道：“喜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这副对联，将人间的“喜笑悲哀”都视为虚而不实的“假有”，凡是执著“假有”而产生的“贪求思慕”，都是不明“假有”即“性空”这一佛理的“痴”心表现。作者引导人们悟“假有”即“性空”，从而去掉世间痴情（假有），故此殿命名为“引觉情痴”，可见作者为弘扬佛法而不遗余力的一片苦心。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以艺术的语言阐发般若思想，还具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与道家的“物极必反”的思想杂揉在一起。这在《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风协理宁国府”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这一回的开头，描写秦可卿临死前，托梦与凤姐，首先，称赞凤姐是脂粉队里的英雄，要她为贾府预先安排衰败后的措施与生计，并引用“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的道家语言，告诫凤姐要为“树倒猢狲散”结局作好退路，懂得“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的道理，不要忘了“盛笆必散”的俗语，最后，向凤姐说了“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这一偈言，将凤姐惊醒。秦可卿对凤姐所说的“诸芳尽”，是指韶华易逝，诸法无常，假相散去，显露”性空”本质，因此要凤姐诸人明白此理，不要贪恋眼前的荣华富贵，应各自探寻获得解脱的空门。秦可卿认为“诸芳尽”，是百花盛开而必凋谢的结果，诸法色相愈是显明，假有性空之理愈是使人易晓，这同道家的“月满则亏，水满则盈”的道理是一致的。曹雪芹借秦可卿之口，道出了他是以道家盛极必衰的思想去领会般若空观义理的，这与魏晋时期“六家七宗”的“格义”方法颇为相似，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去理解般若空宗的内涵，使印度的佛学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佛、道相融的理论体系，这虽与般若中道的本义有穿凿附会之处，但却在中国社会中下层扩大了般若空宗的影响，这也可以说是《红楼梦》一书中，所阐发的般若空宗思想的一大理论特色。

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1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2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3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正是从“正义”二字出发，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便有机地、完全地联系到一起了。正义是侠义的交集，是共通的地方。金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 ⑤前文说过“侠”的基本要求就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而“义”也正是以着一切为前提的。所以在金庸小说中，赋予了传统的侠义观念以全新的内涵，使其升华到人性精神光辉的高度，也使这样的侠义精神拥有更多的道德、正面的光彩。加上金庸的妙笔生花，读来不觉枯燥，反觉真挚感人。 以上，我们从精神内涵的角度分析了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下面，我们就从具体的人物形象来看看，侠义精神是如何体现的。 在《飞狐外传》的后记中，金庸写道:“在我所写的许多男性的人物中，胡斐、乔峰、杨过、郭靖、令狐冲这几个是我比较喜欢的。”⑥其实，这也是金庸着力塑造的几个侠义形象。在下文中，拟分析一下郭靖和胡斐两个人物。 先说郭靖。这是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三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人物。有人称他是“完美的近乎于假”的英雄。郭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家国仇恨，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金庸说“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的很稳。”只要是关乎民族大义、国家存亡的大原则，他是从来不含糊的。他自小在蒙古长大，对蒙古人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包括与拖雷结拜，与华筝订婚，替成吉思汗西征等等。但是当蒙古覆灭金国之后，又欲吞并大宋的时候，他是毅然襄助宋朝的将领抵抗蒙古南侵。在《神雕侠侣》中，他与黄蓉共守襄阳，鞠躬尽瘁；在《倚天屠龙记》中，襄阳城破，他夫妇二人双双自尽殉国。直到这里，郭靖“大侠”的形象终于是塑造完成了。他的一句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被引为经典，他本身也是在实践着这句话。他对杨过说过:“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⑦以郭靖的武功，在城破之日自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最终他选择自尽，正是在履行自己的那句座右铭。为国家、为百姓、不惜牺牲自己，这是我们在前面论述“侠”的内涵时提出的观点。郭靖赴难，就是如此，，所以无愧于江湖上人称“郭大侠”。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评介道:“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应该有更大的肯定。”⑧ “侠”还应具有的品格是仁和义，在郭靖身上，这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射雕英雄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密室中疗伤，为不让人知晓，黄蓉欲杀傻姑灭口，书中写道-------“黄蓉向外走了两步，回过头来，之间郭靖眼光中露出怀疑的神色，料想是自己脸上的杀气被他瞧了出来，心想:我杀傻姑不打紧，靖哥哥好了之后，定要跟我吵闹一场，又想:跟我吵闹倒也罢了，说不定他终身不提这回事，心中却老是记恨，那可无味的很了。罢罢罢，咱们冒上这个大险就是。。。。”⑨ 这里从黄蓉的心理活动展示了郭靖平时的做人准则“坏人可以饶恕，好人决不能错杀。”侠只能损己利人，而不能损人利己。傻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女，为了自己的安危杀之灭口，这等事郭靖杀了头也作不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仰皆是。 还有对于欧阳锋，郭靖三番几次的相救，他却反生相害之心，但最终到了危机的关头，他还是相救了。洪七公说的好:“乘人之危，岂是我辈侠义道所为。”郭靖一生秉承的正式洪七公的这句话。最后在小说尾声，他还是三擒三纵了欧阳锋。“忠恕之道，以爱己之心爱人，以责人之心责己”这是儒家的观点，无怪有些研究文章把郭靖称为“儒侠”。 可以这么说，郭靖身上体现的是金庸对于“侠义”的理想，是侠义精神的化身。在往后的小说中，金庸对于“侠义”形象的塑造渐渐走入了“无为”的境界。除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可以和郭靖相比之外，对于侠义的阐释就无法超越郭靖这个形象了。杨过邪气十足；张无忌缺乏大侠气概；令狐冲注重个性；胡斐侠气有余而在为国为民的觉悟上有所不足。仔细观察一下，金庸小%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