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传统乐器的研究论文

筝，是民族乐器中的瑰宝，雅俗共赏的奇葩，它源于秦而盛于唐，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最有代表的乐器之一。古筝演奏中有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变化，形成多层次的表达音乐内涵的音乐线条，这些客观存在的音乐美震撼着听众的心弦。而只有在古筝音乐鉴赏的过程，才能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音乐美中震撼心弦。此外，鉴赏的环节还将有助于我们形成、影响以及完善自身的审美观。每个演奏家、弹奏者都希望将最好的古筝音乐感觉呈现出来，而古筝鉴赏是让我们在鉴别、对比以及分析的环节上不断提炼好的感觉的手段，也是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一、古筝鉴赏过程的基本特征很少有谁说他对戏剧和小说一窍不通，但常常听到有人说，“我很喜爱音乐，可就是听不懂音乐”。美国著名作曲家科普兰在《怎样欣赏音乐》一书中这样说：“如果你要更好地理解音乐，再没有比倾听音乐更重要的了。”只要你相信自己的音乐潜能，不断地倾听音乐，你就会越来越多地获得音响美感。同时，要在倾听音乐的前提下主动地体验音乐，这样就会产生你自己的音乐感受和理解。也就是说“聆听”与“主动体验”是古筝音乐鉴赏过程的基本特征。从古筝鉴赏的角度看，对一首古筝作品的把握首先要依赖听觉，没有听觉体验就没有音乐鉴赏。古筝创作和表演归根结底是以广大古筝鉴赏者为对象的，古筝鉴赏者是古筝音乐创作和表演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赏心悦“耳”是音乐艺术的直接目的。也是人们进行音乐活动的第一需要。无论是作曲家的创作还是演奏家的表演，这些活动的价值只有通过鉴赏者的聆听才能得以最终的实现。古筝音乐的美首先为人的听觉所拥有，音响感知是鉴赏音乐的基础。古筝音乐鉴赏还要感悟筝曲的意境和深邃内涵。如果鉴赏者并不满足于仅仅获得古筝音乐的形式美感，期待获得更深层次的审美愉悦，这就需要在感悟筝曲的意境和深邃内涵上下点功夫。意境，是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营造的意象之境界，是艺术家经敏感的心灵感受到的人生、社会、历史、自然等的艺术再现。对于鉴赏者来说，意境不能直接获得，要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感悟而得到。不过，绘画、雕塑、摄影等艺术由于有诉诸视觉形象、直观可感的艺术品供鉴赏，所以，鉴赏者往往可以透过作品的具体内容较快感受到意境、内涵。但音乐作品塑造的音乐形象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仅仅是一些比较抽象的音响组合，这就需要鉴赏者调动丰富的听觉联想，培养“音乐耳朵”。在首先获得一定的音乐形象后，进而进入音乐营造的意境，最终得以深刻理解作品的深邃内涵。二、古筝音乐鉴赏的重要性鉴赏是人们观看艺术表演时对各种艺术活动所产生的一种审美活动。而音乐鉴赏则是对音乐这一听觉艺术的审美。音乐鉴赏是一种复杂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包括人们对音乐形式美的感知，情感深入体验，想象联想以及创造性思维等不同心理活动融为一体的音乐审美实践活动。通过音乐鉴赏，我们可以获得美的感受，可以陶冶情操。作为古筝习奏者、弹奏者，其审美能力可以在这种独特的艺术活动过程中培养和熏陶，并得到强化。音乐的鉴赏首先是要对音乐作品声音感性形象也即形式美的接触，然后是在作品形式美的基础上所引起的对音乐内涵的体验、联想等更为复杂的心理活动。比较好、效率高的学习方法是有自己探索的学习。这种学习方法不同于盲目接受、完全听任教师灌输，而是一种较为自觉的方法。那么我们探索性的学习都包括哪些方面呢？拿一首乐曲的学习来讲，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注意演奏技法、技巧，乐曲意境内涵，乐曲的音乐表现等方面。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一纸乐谱，将乐谱上的音符与音乐等同起来。作为弹奏者，我们的任务是把乐谱转化成乐音的流动，转化成活的音乐。而这单靠勤学苦练还不够，更需要深刻体验、领会乐曲的内涵，在弹奏、练习中不断探索、试验，将某首乐曲所适合的音色、力度等拿捏好。在习奏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加入鉴赏的环节。鉴赏是人们欣赏事物的高层阶段，其中存在着鉴别、对比的环节。在鉴赏的过程中，我们自身的审美观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鉴赏的环节还将有助于我们形成、影响以及完善自身的审美观。每个演奏家、弹奏者都希望将最好的音乐感觉呈现出来，而鉴赏是让我们在鉴别、对比以及分析的环节上不断提炼好的感觉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一个人的弹奏水平、感觉与个人鉴赏的能力有很大关联。一个人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着他对音乐的感受、体验以及表现的到位与否。鉴赏能力高，往往对乐曲的演奏、演绎更生动贴切。三、鉴赏古筝名曲所表达的音乐内涵俗话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学习古筝不能仅仅局限于古筝这一门乐器的弹奏方面，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耳朵的训练和乐感的培养。由此我们需要注意多欣赏优秀的古筝名曲，或者名家名曲。通过欣赏名家的演奏，可以反观自身演奏方面的一些问题，最终有效地提高自身的审美感受力。学习者可以通过鉴赏过程，培养了对音乐艺术鉴赏力，是一种受教育的过程。通过欣赏优秀作品，可以让我们能够较完全地感受到筝乐之美，培养一双具有高度审美意识的耳朵。鉴赏是不能盲目的选择作品的，每个演奏家都有自己所擅长于表现的一类乐曲，每个古筝流派也都有自己的一些代表人物，我们用来鉴赏和学习的也往往要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和优秀的作品。如：《渔舟唱晚》整首乐曲极富诗情画意，旋律流畅，先慢后快，先松后紧，情绪层层叠进，生动描绘出了夕阳西照下的湖光山色及渔舟竞归、渔人唱和的怡人境界。《出水莲》音乐含蓄柔美，清新舒展，韵味无穷。《高山流水》此曲藉伯牙鼓琴遇知音的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音乐浑厚深沉，清澈流畅，形象地描绘了巍巍高山，洋洋流水。曲义为展示古筝的特长，提供了充分的天地。从低音到高音，从高音到低音的滚奏手法，惟妙惟肖地托显出涓涓细流、滴滴清泉的奇妙音响，使人仿佛置身于壮丽的大自然美景之中。《侗族舞曲》此曲表现了侗寨风情，抒发了侗家儿女热爱美好生活的欢乐情绪。《雪山春晓》主旋律优美，有着藏族风情。《寒鸦戏水》乐曲充分展现了潮乐的旋律色彩和调性变化特点，在重按滑音的润饰下，显得柔媚动人，别有韵味。《东海渔歌》 是张燕创作于七十年代的作品。乐曲表现了东海渔民欢乐而又紧张的劳动生活以及他们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向往。《香山射鼓》作者在乐曲的演奏上借鉴了陕西秦筝的技巧并吸收了陕西地方戏曲的韵味使该曲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味。乐曲表现了空山梵音、虚无缥缈的空灵意境以及人们在山中举行香会时的热闹场面。《战台风》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王昌元有感于上海码头工人与台风顽强搏斗的精神而创作的。《井冈山上太阳红》根据江西革命歌曲征集小组同名歌曲改编而成，乐曲以轻快、流畅的旋律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草原英雄小姐妹》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电影的主题曲。此曲刻画了蒙古族少女龙梅和玉荣姐妹俩与暴风雪搏斗，保护集体羊群的音乐形象。旋律抒情优美，情景交融，十分感人。总之，在古筝教学中，应坚持因材施教，开发每一位学生的艺术潜能，培养音乐素养，同时注重通过古筝名曲鉴赏陶冶情操，构建和谐、快乐、健康的学习氛围，激励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满足了学生对多样化、个性化的艺术教育需求。这也是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秦腔入川对川剧形成的影响分析论文

一、 戏曲传播流变与新剧种的生成

戏曲在传播过程中，势必走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传播到其他地域。比如昆腔，流行于昆山一带，离开昆山，则生了许多变化。有论者认为山陕梆子前身为昆腔的变种。 而西秦腔作为一种戏曲形式产生之后，迅速扩张到周边地区，促使了西路梆子和东路同州梆子的产生，以及在汉水流域促使二黄的诞生，之后又与东路梆子结合产生西皮，西皮、二黄在汉水一带结合成为皮黄。西路梆子则向南入川，促使川剧弹戏的产生;皮黄入川促使了川剧胡琴的产生，接着一路向南产生滇剧等;西秦腔甚至远播海丰，形成西秦戏正线;东路梆子向东边发展形成蒲剧，之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形成晋剧、中路梆子、河北梆子，一路向东形成豫剧、山东梆子等。

梆子腔、皮黄腔在全国各地流传过程中，有诸多的遗存，如绍剧中的梆子，徽剧、汉剧属于皮黄系统自不待言。这个传播流变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甚至有反哺现象的出现。整个传播、流变，以至于新剧种的产生，其中的机理对于研究而言大有可为。研究戏曲传播过程中，产生新的剧种对于今天戏曲声腔的归根认祖、再一次融合演变有着莫大之意义。如今戏曲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创新的不足，而传统的剧目形式已经无法满足老戏迷，更无法吸引新戏迷。

回顾魏长生第二次入京带来的地方戏的兴盛，我们可以看出，戏曲的创新在于多声腔、剧种的频繁交流沟通与融合，而不是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今天地方戏的定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官方行为，定名没有错，但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使得每个地方只发展自己的地方剧种，非本地剧种基本无法在当地得到强有力的发展。从戏曲演变历史来看，这是人为的作茧自缚。戏曲是一个常变常新的艺术，必须不断的创新，最好的办法在于不同剧种的'交流和竞争，乾隆时期，花部都可以和雅部一争高下，我们今天的地方戏为什么不可以竞争?本地人一定喜欢本地地方戏?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回顾历史，梳理戏曲的传播流变，以及新剧种产生的地理、人文、语言、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对于推动今天的地方戏曲各剧种再一次融合创新有着一定的意义。

多声腔的川剧，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例子。多声腔其实是融合了当时流传的几种声腔，杂糅在一起的戏曲剧种。秦腔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均极为丰富的名词，并不仅仅是指今天的西安秦腔，在历史上指的是陕甘一带的流行地方戏曲，各个时期含义均有一定的差异。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有着莫大之关联，以川剧弹戏的产生和秦腔入川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管窥见豹，希望能从一个小角度揭示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新剧种与老剧种的关系。当然，这个课题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本文限于篇幅，只就一个小问题抛砖引玉。

二、川剧弹戏与秦腔之关系

四川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经济甚至一度在全国排前列，故有“扬一益二”、 “益州出，天下足”的说法，但也造就了蜀中古来多乱的局面，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一说。由于战乱频仍，四川人口极不稳定，到了明末清初，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突出。之后，康熙帝为了恢复四川一带的经济及农业生产，以政令形式推动“湖广填四川”，多次的移民迁徙，使得四川变成一个移民聚集地，五方杂处，各地人民带来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种习俗、文化在交流碰撞中进行融合发展，造就了四川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川剧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产生的。

川剧的声腔是在昆曲、弋阳、皮黄、梆子四个声腔系统的影响下，与当地民歌、风俗结合，使用当地方言，形成的多声腔系统的剧种。

川剧四大支流派中，弹戏主要分布在川北河，川北河以嘉陵江的南充为中心，包括渠江、涪江一带的西充、三台、遂宁、渠县、达县、篷溪、阆中等地。这些地区与秦地毗邻，陕西移民较多。

弹戏的前身是秦腔。秦腔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产生于山陕一带的山陕梆子，而另一个源头则是由陇东调演变成西秦腔之后演变成的秦腔，关于秦腔产生地，仍无定论。

山陕商人在明清两代是著名商帮，足迹遍布全国，至今全国仍遗留下大量的山陕会馆、西秦会馆，俗语有云“商路即戏路”可谓不虚，刘文峰的专著《山陕商人与梆子戏考论》详细考证了商人对戏曲的推动作用，此处不赘述。秦腔在明清时期借助商人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迅速向全国发展，而接壤的四川则更甚，自贡的西秦会馆至今仍然屹立不倒。明末清初就有班社在川北城乡演出，且演出的次数极多，所谓“千余台戏一年看” ( 《成都竹枝词》)。吴珍奇在《昭化县志》中载，顺康年间，在昭佬、中江一带已有完整的戏曲演出。其生旦净丑，刀戟剑棒，无所不齐。当地人说此乃秦腔，也实为可能。因昭化古名“葭萌关”，是秦地入川要冲，此时，陕班来川演出秦腔，实为常事。

可见当时秦腔在四川演出已是极为普遍的事。秦腔在川北长期演出过程中，与川北语言结合，并受地方民间社戏、民间音乐的影响，逐渐发生衍变，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的四川色彩的弹戏。

将弹戏与秦腔比较，相近的特点有：唱词以十、七字句为基本句式，板腔体，有〔慢板〕〔流水板〕〔散板〕〔垛板〕等，板路有甜平(皮)和苦平(皮)之分，与秦腔之欢音、苦音异曲同工。伴奏乐器以梆子、盖板胡琴为主，故弹戏又名川梆子、盖板子。弹戏老艺人在传艺中常告诫学徒： “唱弹戏要带‘陕味’才好听。”尤其是《八件衣》一戏，仍沿袭秦腔旧例，而《断桥》一戏的演法分胡琴和《陕断桥》。

既然二者存在着这么多的相同之处，那么秦腔是如何进入四川并在当地异化，促使弹戏的生成的?从各方资料及田野考察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三、农民起义军将秦腔带入川内

明末，天灾人祸不断，大明王朝内忧外患，终于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覆灭。明末，起义军四起，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的两位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人，且都来自陕北。清人陆次云《圆圆传》中说：“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成不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 (作者：西调，即西腔，有论者认为是西秦腔之简称)，操阮筝、琥珀，自成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明末，起义军中欣赏西调，演出西调为稀松平常之事。另一位起义领袖张献忠，也在战争中经常“唱戏欢饮”，有时一唱就是几天几夜。起义军多来自陕西、四川、湖北、山西一带的农民，而这四个地方在清初产生了我国地方戏的几大声腔系统。李自成、张献忠曾先后三次入川， 将秦腔带入四川，对于弹戏的形成功不可没。正是这些农民起义军的南北转战，使秦腔广泛流布，进而出现有清一代的盛行。据清沈苟蔚《蜀难叙略》记载，顺治十六年，张献忠部将高承恩与杨国明在嘉定(今乐山)相聚时， “奏女乐演传奇，以侑酒”。

四、移民入川将秦腔带入川内

陕西作为移民入川的大省之一，很早以前就有陕西籍移民通过古蜀道到达汉中，再由汉中通过陆路或水路入川;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政府的鼓励，从陕西入川的移民数量大增。

乾隆时《绵州志》卷五“蜀地近西秦，土著而外，四方流寓者大约吴、粤居一二，楚居三，秦居五，故染秦俗尤多。”可见移民以湖南、湖北、陕西为多，江西、广东和福建次之，河南，山西，云南、贵州又次之。 严如耀在嘉庆年问编成的《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流民之人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络绎不绝。

大量的移民入川，其中以西府、陕南人居多。而西府则是西秦腔的发源地，是秦腔的一个源头，孕育了陇东调、吹腔、西秦腔，传播到各地，对戏曲发展影响极大。陕南一带孕育了二黄声腔，当这两个地方的移民进入四川，势必将自己日常的娱乐形式—— — 秦腔带入川内，逐渐在川内安家、演变，成为弹戏的原型。

五、山陕商人的贸易将秦腔带入四川

商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商帮，这些商帮通过各地往来积累财富，成为了当时著名的“明清十大商帮”，十大商帮是山西晋商、徽州徽商、陕西商帮、福建闽商、广东粤商、江右赣商、洞庭、苏商、宁波、龙游浙商、山东鲁商等，在其中，陕西商帮具有突出的地位。陕西商帮在明政府“食盐开中” “茶马交易”等特殊经济政策招引下，通过古蜀道入川，在川经商，成为了盛极一时的著名商帮。有关文献记载，陕西商人在两京(北京、南京)及各省建立的会馆近四百余处。随着进入四川地区的陕西移民和商人逐渐增多，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联络乡党，他们建立会馆。这些会馆建筑为陕西移民和商人提供了款叙乡情、祭祀神灵，处理行业纠纷的场所。由于这些会馆均为陕西人建造，所以在建筑形式、构造以及空间上都呈现出陕西地区建筑的特点，而会馆的建立极大的推动了秦腔在四川的传播流变，也促使了弹戏的生成。

在盐业发达的自贡，不仅盐业历史悠久，随盐业的发达而兴建的西秦会馆、桓侯宫、王爷庙、南华宫等会馆都是演戏的重要场所，客观上促进了戏曲文化艺术的繁荣。在成都，由 33 家秦商集资共建的陕西会馆更是说明了商人对于秦腔传播的巨大作用。

六、秦腔艺人入川将秦腔带入四川

在秦腔、弹戏的流变史上值得一提的莫过于魏长生，虽然对于魏长生所唱的剧种众说纷纭，但是有几点可以肯定，他曾到过两地学艺，且新出“琴腔”，这种腔调源自西秦腔，也就是陇东调，又融合了梆子腔的某些特色，他能唱多种曲调如梆子、二黄、吹腔、小调等，他所演之剧种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单一剧种，而应该是一种较原始的多声腔混合形态。数次入京，以新出的琴腔征服京城的观众。红极一时，并掀起花雅之争，大力推动了地方戏的兴起和繁荣吗。

魏长生回川的经历值得我们注意，他走了全国很多地方，带回了许多腔调，其中的主体就是秦腔(不一定是板腔体的秦腔)，收徒传艺，建造老郎庙，后成为三庆社地址。

另外，乾隆年问，又有戏班在川边藏区演出，后多逃散，此戏班后来不见返回陕西记载。幸而不死的伶人，流散四川城乡，搭班谋生。四川梨园中流传的行话“老陕唱高腔，只因饿得慌”，怕由此而来。

之后，秦腔、二黄在四川并没有绝迹，而是不断的交流融合。1957 年，四川温江专区将流落在汉中的“汉调二黄” “汉调桄桄”老艺人集合在一起，成立“四川温江汉剧团”，几经周折，之后划为广汉市剧团，这是目前唯一一个仍然有南路秦腔的四川戏曲剧团。二黄、秦腔在四川的落脚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地人欣赏汉调桄桄、二黄的历史由来已久。

七、结语

川陕两地接壤，文化交流从未中断。有论者提出新观点，认为在川陕交接的地方，曾经产生过川陕梆子，和山陕梆子相对独立发展，虽然论点尚无太多文献依据，但是西路戏的历史却是相当长的，西路戏产生之后，向周边流变，一路向南到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地是再自然不过的。

在戏曲传播流变过程中，原有的声腔和当地语言风俗结合不断形成新的声腔，对我国地方戏的壮大和繁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今天地方戏有数百个，如果我们细细研究会发现，均可以归到几个声腔体系里，那么对原有的几大声腔体系的研究就可以为整个戏曲研究打开思路。从一个声腔的演变入手，继而研究几大声腔系统，进而理清整个戏曲传播流变的过程。对于长期以来依靠文献资料，依靠声腔音乐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一种创新，打破研究中的行政区域划分，以戏曲规律来重新划分戏曲地图，对于戏曲数百年的演变有着启示的作用。

一、历史回声定位：重回历史的 语境中去考察器乐文化身份 所谓历史回声定位，就是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而历史的语境，则是指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大背景。其直接所指，就是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在这种典章制度之下的文化样态。仅就这一点，就足让人望而却步，因为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至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容。 我们既往的乐器史研究，往往只关注乐器本身的形制和当下的功能用途，很少将其置入生存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解读，因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执的。比如我们当下所见的一些所谓“乐器”，可能在历史的源头上并不仅仅是奏乐的功能，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假如我们对当朝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化一无所知，对该乐器的研究就必然要失之粗浅。周公制礼作乐，确定金石之乐作为两周国家礼乐制度的代表，共行使四大功能：即礼器、祭器、重器、乐器的功能。遗憾的是，此前多数学者的研究对前三个功能往往忽略不计，对先秦金石之乐历史文化身份的认识难免失之偏颇。 项先生的《对先秦“金石之乐”兴衰的现代解读》一文首先阐释历史语境，在深入揭示两周礼乐制度的实质之后，否认了学界一以贯之的“礼崩乐坏”引发金石之乐“断层”的论断。他指出，“礼崩乐坏”非但没有葬送金石之乐，反将其推向更辉煌的舞台。由于周代的乐悬制度只规定了乐器摆放的方位（宫、轩、判、特），并未规定乐器的数量，如此，“礼崩乐坏”直接导致了金石之乐数量的内部扩充（从最初的２件逐渐扩充至4、8、16、32、64件），最初只用于礼乐的乐器组合也兼用于俗乐。东周末期，诸侯国大量涌现，金石之乐被作为阶级地位等级的象征而广泛使用，且陈列地点已经不仅限于朝堂，而延展至庙堂、厅堂等，所奏之乐当然也早已超越礼乐之范畴。就这样，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在礼俗兼用的双重作用下，以金石之乐作为主导，与它种乐器组合使用的乐队形式走向辉煌。然而，由于金石之乐的自身局限，以及作为重器功能的逐渐缺失，是金石之乐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然而，随着“以乐观礼”及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并结合近几十年来大量金石乐器的出土为据，项先生又对其原有观点做出修正。在《“合制之举”与“礼俗兼用”——对曾侯乙墓乐悬的合礼探讨》⑧一文中，项先生认为西周末期乐悬的内部扩充并非是“礼崩乐坏”的产物，而是合乎周礼之举。乐悬制度（只规定方位不规定数量）为后世金石之乐的“合礼”扩充预置了空间，乐悬用途不断扩展，祭礼、多礼乃至礼俗兼用，日益增加的用乐量为乐悬的内部扩充推波助澜。因此，曾侯乙乐悬为合礼之制下的产物。 此外，项先生的《乐户与鼓吹乐》⑨一文通过对鼓吹乐与乐籍制度的关系、鼓吹乐的]化，以及鼓吹乐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辨析，认为乐籍制度与鼓吹乐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鼓吹乐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影响深远的音乐品种。而在《对‘活化石’乐种的思考》⑩与《拓展‘西安鼓乐’研究领域的一点思考》?辊?辑?讹两篇论文中，他又通过对古琴、福建南音、西安鼓乐、五台山佛教音乐等几个“活化石”乐种的历史命运的探讨，将乐种的功能与国家制度联系起来考察，得出结论：多数音乐品种（如乐种、曲种、剧种）其实是国家礼乐制度（乐籍制度）下的音乐文化样态（如历史上宫廷、地方官府、军旅之中的礼乐、军乐、教坊乐等），随着社会的变迁积淀在民间，正是这些乐种的综合体承载着中国乐系的血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才会真正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特性。我们既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各乐种的个体性与差异性，而忽略了在大一统国家礼乐制度下所呈示出来的整体性和一致性。换言之，我们缺少的，正是以更为宏观的视角，从历时与共时的视角来认知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 任何一个文化事像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假如我们一以贯之地只关注到研究对象之表象，而忽略其文化土壤与历史语境，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由此带出一个重要话题：音乐史该如何书写？对于音乐史长河中的种种案例和事像该如何解读？一句话，应该让那些尘封了数千年的音乐往事重回当年的历史语境，将其再次植入当年的文化土壤（国家制度、文化背景、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等），历史的枝枝叶叶才有可能鲜活，也才有可能尽量接近历史的真貌。只有运用“历史回声定位”的视角，去审视礼、乐、器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文化关系，我们对传统乐器文化身份的认识才能渐趋真实。 二、“古”←→“活”结合：以双向考察模式 为乐器文化研究接通血脉 这一研究视角着力强调乐器研究的双向思维，即古代乐器向当代追寻，当代乐器向远古求溯，接通古今乐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源流脉络，以客观、严密的考证，一方面厘清远古乐器文化在当下的遗存变

二胡的艺术特色论文【1】

摘要:二胡是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中国气质和韵味的拉弦乐器。

二胡发展至今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进,独特的物质基础赋予了二胡独具个性的音色,二胡鲜明的艺术特色使其无论走在哪里,都能使人感觉到它的生命力。

关键词:二胡艺术 传统民族文化 音质 音色 演奏技巧

一、二胡的发展历史

宋代陈阳的《乐书》,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开始编纂,于建中靖国元年完成,历时近40年,文图并茂、规模宏大、卷目浩繁。

这是目前能找到的关于二胡最早的文字记载。

唐朝已经出现胡琴一词,当时将西方、北方各民族成为胡人,胡琴为西方、北方民族传入乐器的统称。

到了宋代,又将胡琴取名为“嵇琴”。

宋代大学者沈括在《补笔谈・乐律》中记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由此可见,在北宋时代已有很高的二胡演奏水平。

元代,二胡艺术进一步发展,二胡艺术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元朝《元史・礼乐志》所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顾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就清楚阐述了胡琴的制作原理。

明清时期,胡琴成为拉弦乐器的通称,传遍大江南北。

直至近代,胡琴始更名为二胡。

半个多世纪以来,二胡演奏水平已进入旺盛时期。

刘天华先生就是现代派的始祖,他大胆、科学地将二胡定位为五个把位,从而扩充了二胡的音域范围,丰富了表现力,确立了新的艺术内涵。

由此,二胡从民间伴奏中脱颖出来,成为独特的独奏乐器,也为以后走进大雅之堂的音乐厅和音乐院校奠定了基础。

二、二胡艺术特色分析

1.博大精深的传统民族文化是二胡艺术的源泉

二胡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艺术精粹。

二胡艺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汲取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渊源于我们民族审美传统。

二胡所具有的独特的静态幽淡美、自然美,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二胡艺术音色柔和、抒情细腻、重神韵,重意趣,崇尚自然美,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审美传统。

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由来已久,文献中有的说是伏羲或神农这两个原始氏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而创制的,有的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有的说“帝俊生晏龙,是始为琴”。

究竟如何,因无实证,尚无定论。

就已知资料而言,琴在周代已确实存在。

古文献中就有记载琴能“尚恬淡希声,决糜漫烦响”。[1]此外,《乐记》中对琴声的感觉描述得栩栩如生:“其哀心感进,其声噍以杀,其声心感者,其声蝉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二胡艺术的发展就受了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演奏方法到审美趣味无一例外,其追求的是天地浑然一体的境界。[2]

音乐的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得方方面面,神灵的崇拜,景物的诱发,心中的激情,现实的冲击,个性的挣脱,结构的探寻等等,丰富的生活阅历才能激发出动人的旋律创作。

二胡艺术的创作形象动人,不但受益于我国民族文化深厚的底蕴,而且在借鉴我国传统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灵感。

《红楼梦》里描写黛玉最怜惜花,觉得花落以后埋在土里最干净,说明她对美有独特的见解。

她写了葬花词,以花比喻自己,在红楼梦中是最美丽的诗歌之一。

宝玉和黛玉在葬花的时候有一段对话,成为红楼梦中一场情人之间解除误会的绝唱。

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

[3]二胡曲《黛玉葬花》,是取自评弹曲目“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演奏者以轻拢慢捻的手法,丝丝入扣,声声入情,再现了林黛玉“自卑、自尊、自怜”的悲情艺术形象,让人产生怜香惜玉般的无限伤感。

《满江红》是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所作的词牌,宋人王善及近代的作曲家曾为之谱曲,在我国广为流传。

作者将多种素材融为一体加以变化发展,将四川扬琴音乐与昆曲巧妙揉合,为图表现民族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该二胡协奏曲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描绘,激发起对侵略者的憎恨。

祖国的大好河山历经艰险,但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能打败一切侵略者,历史证明了这个事实。

全曲充分表现了深情激越、慷慨悲壮的音乐主题,它具有历史题材所需的古朴色彩,又充分利用了民间的丰富养料。

2.纯净的音质、淳厚的音色是二胡艺术的生命

音质和音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音质是指声音的质量,如声音的纯净度、清晰度、噪音或杂音的程度等。

音色是指声音的属性,是由其谐音的多少,及谐音的相对强度所决定的。

如声音亮丽、甜美、圆润、淳厚等。

[4]在音乐世界中,各种乐器都有自己特殊的音质、音色,从而构成了繁复奇妙的音响现象。

二胡,是中国民族器乐中“腔”味最浓的乐器之一。

所谓“腔”,是指声乐演唱中的声腔。

之所以说二胡带“腔”,是因为二胡极富歌唱性的圆润音色近似人声,而中国乐器演奏的`最高旨趣则恰恰在于充分发挥乐器的人声韵味,并以接近人声为贵。

同时,二胡又长于演奏旋律以表现音乐中细腻、缠绵、哀戚、柔美闻名于世。

二胡多变的音色,是传统民族乐器的一个特点和亮点。

正是由于这一独有的特色,使二胡更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具有民族味、中国味。

从中可以体现出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

欣赏者通过二胡声音的变化,体现出二胡这一乐器所特有的艺术魅力,进而能够把握乐曲中的内容、情感,使听众获得充分的审美体验。

3.多变的演奏技巧是二胡艺术的特色

二胡的演奏技巧非常之多,具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和独有的风格特点。

在左手的指法和右手的弓法上,它的演奏技巧丰富多彩,各显特色。

二胡的演奏技巧是比较丰富的,主要分为指法和弓法两大类,左手上有滑音、揉弦、拨弦、颤音等演奏技巧;右手则有跳弓和顿弓、拨弦、碎弓等各种技巧,其中左手的滑音和揉弦,右手弓法的在二胡演奏中显得最有特色。

滑音,就是按指在弦上有意识的滑动所得出的发音。

滑动的方法不同,产生的滑音效果也就不同。

滑音是二胡左手最有特点的技法之一。

其功能:一为表现音乐,二为调节技巧。

滑音的音乐表现功能首先体现为点缀音色,深化感情色彩。

滑奏的力度、速度、幅度、方向对发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四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既相互制约又浑然一体。

[5]手指在弦上某一音位上的扇面形滚动就叫“揉弦”,揉弦会发出一种类似波浪形的声音,演奏时恰当运用揉弦能使旋律更富于歌唱性,丰富二胡的演奏技巧。

揉弦给二胡音乐艺术带来了无尽的美,例如二胡曲《江河水》中为了表现特定的性格,顿挫的节奏感,以及颤动的内心情感,采用了压揉技巧,压揉,即是二胡揉弦技巧的一种独特方法,其效果压抑、激愤,具有明显的内在潜力,更富感染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二胡是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中国气质和韵味的拉弦乐器。

二胡发展至今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进,独特的物质基础赋予了二胡独具个性的音色,二胡鲜明的艺术特色使其无论走在哪里,都能使人感觉到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祝桐君校注.与古斋琴论四卷[M].

[2]郑艳丽.中国传统文化下的音乐审美思维[J].黄钟,2006,(z1).

[3]李庆霞.片言谁解诉秋心――试论林黛玉诗歌的追问意识[J].海南大学学报,2002,(1).

[4]雨牧.浅谈二胡音色的变性[C] .二胡文集.

[5]苏沙宁.二胡滑音的二重功能[J].乐器,1993,(4).

二胡艺术地域特色研究【2】

摘要：近些年来， 中国 二胡 艺术 的 研究 在 发展 ，特别是从时间角度研究其发展的脉络、演奏的技巧及艺术的风格流派较多，但其中的地域性研究相对薄弱，对地域和空间因素往往关注不够。

本文试从时间的历时性研究转入空间的共时性研究，就二胡艺术的地域特色作简略探讨，以求从新的角度提出 问题 ，并就此阐述了个人的观点。

关 键 词：二胡艺术地域特色

一、地域特色概言

人，总是在一定的 自然 地理 环境中生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此,人的体质和 社会 生活方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大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小到不同的村落、不同的办公室，其地域空间特征的差异都很明显。

人的 文化活动和其他活动，也必然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

这一乍看浅俗的论断，已由地域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可靠的 科学 依据。

所谓地域学或曰文化地 理学 的研究 方法 ，就是将文化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与发生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而对文化区域的划分、鉴别、定义和 分析 ，则是进行此类研究的基础。

我国幅员辽阔，在自然地理上最大的分野是南方和北方。

南北地形地貌不同，气候物产不同，民风民俗不同，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也不同，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将中国的文化形态划分为南北两类。

这种划分虽然不可能与地理分界完全相符，但从历代学者的论述和人们普遍能感受到的社会现象看，这样的一种划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古往今来，中国南北两地的确存在不少文化差异。

从最简单的角度说，衣，南丝北棉;食，南米北面;住，南床北炕;行，南舟北车;至于“南腔北调”，那就离 音乐 范畴更近了。

通过这些罗列，可说明地域文化的差别，不是仅凭概念就可以诠释的，它实际上浸润在具体而细微的生活之中，不仅会日日时时对我们的生活发生 影响 ，更能点点滴滴地塑造出不同的性情和趣味，而这些性情和趣味，正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所以，我们从古今文艺作品中能看到或感受到某些因南北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二、二胡艺术发展的地域特色

二胡艺术发展的地域特色可由以下几个视角窥知。

从出版发行的作品看，西北一带的二胡作品主要有《葡萄熟了》(周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陈刚编曲 刘天华移植 刘长福改编)、《牧羊女》(曹元德编曲)、《天山风情》(王建民曲)等。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现象、人文习俗，赋予了那里热烈奔放的音乐风格;从旋律音上说，普遍都运用了增二度的音程。

如《葡萄熟了》的倒数第十小节和倒数第二小节,特别是《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此类情况就更是随处可见。

从节拍上说，也许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小路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的音乐在节拍上多采用八五拍、八七拍、八九拍。

客观地说，像这样的非均分律动节奏，一方面音乐的动感性、舞蹈性强，另一方面增添了特殊的音乐效果。

如《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中多次 应用 了上述节拍。

从演奏技巧上说，这一地区的二胡独奏曲特别注重两手写实性技巧的发挥。

如乐曲《葡萄熟了》的第144小节至151小节，通过左手指的拨弦及右手以同样节奏型的拉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的人们在丰收的时候，打着手鼓，载歌载舞的情景。

这显然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环境有关。

在南方的二胡作品当中，如《山村变了样》(曾加庆曲)、《江南春色》(朱昌耀、马熙林曲)、《姑苏春晓》(邓建栋曲)、《忆江南》(闵惠芬曲)等，同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现象、人文习俗，赋予了这里细腻柔美的音乐特点;从旋律音上说，大都是级进的自然音程，乐曲《忆江南》的主题即是如此。

从节拍上说，似乎由于这里为江南平原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的音乐主题在节拍上常用平稳流畅的均分律动感强的四二拍或四四拍。

从演奏技巧上说，这一地区的二胡独奏曲更注重写意性技巧的发挥。

如乐曲《江南春色》，通过采用江南丝竹特有的滑音、垫指滑音及圆润饱满的音色刻画江南水乡的优美景色。

综上所述，二胡 艺术 发展 至今，笔者认为，对地域性二胡作品的优与劣、演奏技巧的高与低的评价，本没有绝对的标准，凡依据当前流行的审美眼光妄加判断，也不堪作为 科学 的评价。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南北两地的二胡作品风格及演奏 方法 的确存在着不同，则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或者说依据什么原理去 研究 二胡艺术中的地域风格或者描述地域二胡现象呢?

第一，地理条件与地域 文化艺术成就不成正比。

就 音乐 中最小的题材——民歌来说，山西河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乡僻壤，但那里民歌的艺术成就却很高。

尤其在表现爱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这些 内容 的民歌，更是震撼人心。

说得远一点，荷兰很小，西班牙很偏，但那里的艺术成就很高。

二胡艺术亦是如此。

浏览近50年来在全国正式出版的约300首作品之中的较为经典的50部作品，不难发现，其中以《秦腔主题随想曲》《蓝花花叙事曲》《陕北抒怀》《调》《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极富地方特色的、风格浓郁的作品，形成了在 中国 二胡艺术中 影响 较大、分量较重的一大派别体系即“秦派二胡”。

对此，在朱道忠先生的《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一文中这样说道：“‘秦派二胡’在这个体系中，通过传承、探索、 实践、创新，也以极其感人的风韵别树一帜地高扬于西北风中。此‘风’从黄土地高原向东吹醉了神州大地，国人无不惊异地引颈‘西望长安’，惊觉八百里秦川。”北京是中国 政治 文化的中心，也是音乐艺术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以京风、京韵为主题创作的二胡作品，无论是数量上或是影响力上，尚不及“长安乐派”。

因此,地理条件与地域文化成就不可概而言之。

第二，二胡的地域特色有远近而无高低。

一国之内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世界范围内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但文化的发展与艺术的特色却不以地域为界划分高低。

不能说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是不好的;同样道理，北京的二胡艺术有其非常明显的优势，而其他省市的二胡艺术也有其独特风味和特色，客观地说，各有所长，不分轩轾。

第三，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差异。

艺术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内在的质量而不在于外在数量。

研究二胡地域现象不仅应该重视作品的数量、演奏的技巧，更应该注重地域二胡艺术所反映的那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价值的高度与深度，或曰更应注重其凝练的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

第四，结合时间因素考虑。

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的，不同的空间往往承载着不同的 历史 文明程度。

比如17世纪，本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成熟的时期，但那时在中国边远地区的人可能仍然处于狩猎文化的阶段。

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 经济 连年出现高速增长的当前，地域之间同样存在着贫富差别。

这说明相同的年代不一定处在相同的文明体系之内。

这样，才能因地域文化差异而产生许多特殊的艺术现象。

二胡艺术亦莫能外。

在二胡艺术的研究中考虑到空间 环境的作用，实则并非新思想。

丹纳在《艺术 哲学 》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 时代 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地域研究也不仅仅是研究山川河流，还要研究地区的文化及艺术。

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必然受到这个地域内 自然 与文化氛围的影响。

他们的作品及演奏这些作品的人，甚至非本地人在欣赏这些作品时，都不可避免地存有这种地域文化的痕迹或是想象、感受这个地域的文化。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在创作、演奏、欣赏一首细腻悠扬的江南作品时，他所捕捉、感受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情景。

这是为什么呢?

近些年来中国二胡艺术的研究在发展，但其中的地域性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地域和空间因素往往不甚关注。

从时间角度研究二胡艺术的发展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但这不是唯一的角度。

“历史不仅是河流，河流不仅是一条。历史不但是时间的动态变化，更有赖以存在的空间的静态差异，亦即还有纵向曲线——历史的空间特征及其组合。”窃以为，这一看法甚是符合二胡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情况。

如果能从新的角度提出 问题 ，将注重时间的历史性研究与空间的共时性研究结合，可为二胡艺术的研究 工作增加立体而鲜活的气息。

参考 文献 ：

[1]朱道忠 《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中国二胡 2004年 第2辑

[2]程民生 《开拓历史的空间——历史的地域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99年6月25日第7版

二胡的艺术魅力论文【3】

摘 要：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的一种重要乐器，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自立于世界音乐艺术之林。

本文以二胡的艺术优长、二胡的艺术成就、二胡的艺术创新为三大理论层面，对二胡的艺术魅力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论述。

力图对于二胡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的双重参照系。

关键词：二胡;艺术;魅力;优长;成就;创新

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的一种重要乐器，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自立于世界音乐艺术之林。

研究二胡的艺术魅力，对于二胡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时间参考意义。

为此，本文专门对二胡的艺术魅力作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论述，为之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二胡的艺术魅力，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层面进行分析与解读。

一、二胡的艺术优长

二胡作为我国民族乐器中一种拉弦乐器，有明显的自身艺术优长。

其一是历史悠久。

二胡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早在唐代，即有“轧琴”，即系北方少数民族奚部落得“奚琴”，这就是二胡的前身。

北宋的陈��在他所著的《乐书》中说：“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扎之，至今民间用焉。”①到了元代，改用马尾拉奏，《元史。

礼乐志》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②明代，二胡已用马尾弓夹于两弦之间拉奏，并有了“千斤”。

清代，二胡出现了各种型制。

“五四”运动以后，经阿炳(华彦钧)、刘天华两位大师的改革，把二胡艺术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峰，使其走向世界。

其二是功能多样。

二胡不仅是一件理想的独奏乐器，也是重奏、协奏、合奏的理想乐器。

不仅可以演奏民族乐曲，还是民族戏曲、民族曲艺、民间歌舞以及弦索乐、丝竹乐、鼓吹乐、吹打乐等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有的甚至成为主奏乐器。

梅兰芳先生就率先把二胡引入京剧伴奏之中。

其三是音色优美。

二胡音色亲和优美，极富艺术表现力，出现出民族音乐含蓄、婉曲、蕴藉等美学特征。

其四是技巧丰富。

二胡的演奏技巧分为指法技巧与弓法技巧两大部分。

指法技巧又包括揉弦、滑揉、压揉、滑音、颤音等;功法技巧也包括长弓、分弓、连弓、快弓、换弓、换弦、组合弓等技巧，显示出丰富的特点。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优长是全方位的，这是它艺术魅力的基础与保证。

二、二胡的艺术成就

二胡的艺术成就十分显著。

其一是曲目众多，质量上乘，期中有许多艺术精品与世界音乐珍品。

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江河水》、《二泉映月》、《听松》、《病中吟》、《光明行》、《赛马》、《良宵》、《山村变了样》、《赶集》、《行街》、《空山鸟语》、《湘江乐》、《江南春色》等等。

尤其是《二泉映月》，1993年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艺术精品”，并被誉为“国际乐坛十大名曲”之一，已经蜚声中外。

在国内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转变。

“作品艺术成就中旋律创作的成功，是不容忽视的，旋律深刻抒情性的美感，这时于后来人对作品的理解和演奏应该有启迪。”③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到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的录音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而虔诚地说：“这样的音乐应当跪着听!”另一首二胡名曲《病中吟》，是刘天华先生创作的10首二胡曲中的第一首，也是他的代表作，1993年也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艺术精品”。

这首名曲一起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充分表现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深受国人与海外华人的喜爱。

其二是名家辈出、成果辉煌。

杰出的二胡作曲家有阿炳、刘天华、刘文金、赵砚臣等。

杰出的二胡演奏家有阿炳、刘天华、闵慧芬、张韶、张继让、张慧元、张令杰等。

其三是影响广泛，意义深远。

二胡艺术影响到民族器乐、民族声乐、民族戏曲、民族曲艺、民族舞蹈等各个艺术领域，对于打造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成就是高水准的，这是它艺术魅力的核心与标志。

三、二胡的艺术创新

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艺术，都以创新为生命与灵魂，同样，二胡的艺术创新也是二胡艺术的生命与灵魂。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证明，二胡的艺术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一是作品的创新。

如刘文金创作的《三门峡畅想曲》、《长城随想曲》，吴厚元创作的《红梅随想曲》等，都是成功的创新之作。

其二是演奏的创新。

如女子十二乐坊中的二胡演奏员的站立边舞边演奏;赵本山与郎朗的二胡与钢琴混搭二重奏《赛马》;北京“国乐天骄女子乐用与法国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混搭演奏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创新是深层次的，这是二胡艺术魅力的支撑与动力。

注释：

①②王晓红.民族乐器系统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63.

③张慧元.全活二胡(业余)考级作品集诠释[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6：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