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语是“人们在聋人环境中使用手的指式、动作、位置和朝向,配合面部表情、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来表达特定意思的交际工具”(《中国手语和汉语双语教育初探》杨军辉 《中国特殊教育》第33页)。它“用手来表达语言,手形是它的物质载体,通过手的形状、位置、运动来传递信息” (《手语性质分析》 沈玉林《特殊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中国手语在使用中还可以分为手势汉语(Signed Chinese)和自然手势(Chinese Sign Language)(《手语性质分析》 沈玉林《特殊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手势汉语是依照汉语的语法规则,按照手势与词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打出来的,因而它没有独立的语法和构词体系,它的语法和构词规则是从属于现代汉语的,目前,在教学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手语语言。而自然手语是“聋人之间进行交际的语言,其特点是与有声语言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受有声语言语法规则的制约”(《两种不同的手语》哈平安 《中国特殊教育》2002年第3期第35页),有自己特有的构词规律和语法规则。 手语对听障人来说是最好的语言,是听障人交流和学习知识的手段。每个民族都有他的本族言语,对本族言语蕴蓄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听障人不是一个民族。但生理上的残缺和感情上的共鸣使他们自然而地形成了一个集团。交际手段的需要产生了他们的特殊言语――手势语。手势语实际上是听障人的“民族言语”――社团语言,他们对手势语怀有深厚的“民族”感情。手语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手语是由劳动产生,是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伴随着语言一起成长,依赖于社会和语言的发展,同时要受到社会和语言的制约。语言的产生先有口语式的喊叫还是先有手势式的交流,目前尚有争论,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的人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不是有声的语言,而是手势语。有声语言是在手势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德国心理学家冯德(w.N.wundt)认为,最古的时候,人们用“手势语”表达思想,声音只用来表达感情,(《语言学系列教材 应用语言学》桂诗春(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到了后来,人们才用声音来表达思想。苏联的语言学家马尔(Mapp)也认为人类开始时只有“手的语言”,(《语言学系列教材 应用语言学》桂诗春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年5月第1版))后来才被有声语言代替。正是古代猿人的直立行走、前肢变为手,使得猿人用身势语进行交流成为可能,由于生理上的进化和交流的需要,逐渐产生了有声语言,而作为没有声音的听障人来说,随着社会的进化和语言的发展,手势语越来越丰富、规范,而成为现代独立的一种语言。自60年代以来,由于欧美两地对听障人手语的重视并且正式把它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对象,使得手语在欧美国家已经作为语言的一个种类而进行研究。在欧美,不光是听障人要学习手语,对于接触听障人比较多的人来说,他们同样也在学习手语,以便与听障人更好地交流,更好地为听障人服务,促进了手语的进一步发展。手语是约定俗成的产物。“约定”的意思品“共同议定”,“俗成”的意思是“大众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当然,这里的“共同”最初是由听障人自己在生活和交流中双方都能理解的手势,当形成大家都能理解时,则形成了一种默契,在听障人中形成了一定的习惯。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由于教育者和研究者的加入,对听障人手语进行归纳、研究和创造,使得手语的词汇量不断丰富,手语不断的规范化,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手势语言。 手语是听障人之间的交际工具,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这种手语和摩尔所说的“姿势语言”是不同的。“姿势语言”使人们之间用来暂时的表达情感、态度等动作,而作为现代意义的手语则是经过了约定俗成的听障人之间能够共同使用、相互理解的交际工具,经过了研究者和教育者的研究和规定,用一定的规律,构词法则,手势的命名规范。听障人也是能够思维的。听障人和常人一样,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有健全的大脑和发育器官,人们的大脑分左右两半球,各有专门的分工。他们主要是因为耳聋听不见别人说话,才学不会语言。一旦恢复或获得了听觉,听障人也就可以逐渐学会说话。其次,大脑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司令部,人的各种感觉器官由它统一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听障人不能从听觉中得到应有的信息,但可以通过别的感觉器官得到补偿。交际工具分语言的交际工具和身势等非活言的交际工具,听障人既然得不到语言的交际工具就发展非语言的交际工具,从视觉、感觉等去接收常人用听觉得到的信息。听障人视觉很灵,通常用手势来表达意思。第三, “眼观六面耳听八方”,听觉获得信息的可能性比视觉大得多,通过视觉的交际,效果究竟不如有声语言,这不能不给听障人思维能力的发展带来影响。人无论是说出言语或领会别人的言语,都离不开思维活动,没有言语,也就没有思维。听障人用手势语交谈,海阔天空,引经据典,有思想感觉的倾泻,也有不同观点剧烈争论。没有思维活动,这些丰富、活泼的具有逻辑性的言语岂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听障人思维是否通过手语进行思维的,这还有待于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但毋容置疑的是,手语是听障人进行思维的工具之一。当听障人进行思考的时候,往往会自然的掰动他的手指,例如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事情的经过轻轻的用手语演示出来。听障学生在默读或朗读课文时,除老师禁止使用手语外,学生一般都要使用手语。在进行数学计算时,笔者曾对班级的13名学生进行测试,例如:356+678这个算式,2名学生能直接算出答案,6名学生先列出数式,然后再用手势在竖式下方比划,先写4,在打出进1的手势,然后打出12+1,写上3,如此写出答案。4名学生则完全用手势将各个位上的数字全部打出,按照进位法则写出答案。1名弱智学生则完全把数字一个一个的数出来相加。手势语可帮助聋儿将内部言语转化为外部言语。如教聋儿学习“猫”一词,过程是理解词语、模仿发音、表达词语,手语可以帮助聋儿区分“猫”和其它动物的特征,从而记忆“猫”的表达形式,是帮助聋儿进行思维活动的有利手段。不可否认,文字、具体的事物都能成为听障人思维的工具,但显然,手势应当是听障人思维的工具之一。可见,手语能帮助听障人积极地思维,没有脱离思维的语言。听障人在没有掌握有声语言之前,自然的手势是他与人交流的语言,同时通过自然手势语及体态语促进了听障人的思维的发展。 手势的起源是和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而把手势作为一种语言,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则和聋人教育同步的。在没有聋人学校之前,社会的个体的简单的形象根本不称为手势语。聋教育的发展,教学上的需要和听障人彼此的需要,使手势语的词汇逐渐增加并形成它的言语规律,进而形成了一种语言。长期以来,国内外一些聋教育工作者一直关注手语,开展了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研究,发表了论文、专著。从手语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证明手语的语言价值和地位,从手语构成的表意法(摩状、会意、指示、借代、综合等)、构词法(词根、词缀)、造句法(所谓“倒装句”、“省略句”)三方面作了初步分类、归纳、整理,认识了手语的结构体系。中国手语采用表意法来表达词的意义,沈玉林在《中国手语与美国手语表意法比较分析》(《特殊教育研究》)中把中国手语归纳为五种表意方法,即摩状、会意、指示、借代、综合。摩状是用手语直接模仿事物所具有的明显的外观形状,例如“床、桌子、椅子”等;会意是将一些不宜于直接模仿的或比较抽象的事物,采用与这类相关联的事物来间接的表达该词的意义。如“牛奶、表扬、自来水”等;指示就是用手指直接指点(指向)所表达的事物,例如人体器官、方位、人称等。借代就是直接借用有声语言的语音或字形,用拼打指语或模仿字形、书空字形等的方法来表达词的意义。如“之、山、细”等。上海教育学院蔡浩中在《简论聋人手势语的构成要素》(《现代特殊教育》第11页)中认为手语词类有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连词、介词、助词等,但不用量词,没有叹词,而且词的兼类现象较多,手语句子有主、谓、宾、定、状、补等句子成分,有主谓、主动宾、主动补等句子的结构,有宾语前置、定语倒置、状语倒置、省略介词等常见特点。手语的词根和词缀是不同于汉语的,手语的词根和词缀是根据手的形状来产生的。“必须具有相同的特征,或是相关的事物,才能使用前缀和词根”(《手语――聋人的语言》赵锡安 第169页)如“好”这个词根,就可以派生出“首长”、“领导”、“教师”等词汇。用“房屋”作词根,可以派生出如“礼堂”、“教室”、“少年宫”等。1993年,《现代特殊教育》编辑部主编沈玉林先生在它的《中国手语语素分析》中运用切分法,对手语的最小单位进行分析,找到了手语中最小的、有意义的构词单位――手语语素,并将手语与汉语在构词方法上进行比较,找出它们在语素构成方面的区别,证明了各有自己的构词规律(《特殊教育研究》 )。手语语素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构词方面与汉语词没有必然的对应规律,例如词语“冰”,汉语词只有1个、而手语语素是2个,一个是块,一个是冷的手势,表示冷的块状物体,这样就由两个手势组成。“房屋”汉语是用了两个语素,而手语直接用手搭成房屋的样子,用了一个语素。如果否定手语语素的特点、机械地摹仿汉语构词方式,结果只能使聋人无法理解和接受。法籍华人语言学家游顺钊先生在1983年提出了“视觉语言学”,并将手语纳入语言学的范畴进行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他对当今语言学界的研究情况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语言现象,是一种涉及许多方面和众多领域的复杂的社会、生理现象,然而历来的语言研究,过分偏重听觉方面,只顾舌头和耳朵,忽略了视觉方面,不顾眼睛和双手。他觉得这种偏颇给语言研究的深入造成了障碍。发掘手语材料以促进和更新语言理论的研究。正因为这样,他决定独辟路径,全力投入手语的研究。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几年的调查,他的看法日趋成熟,进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视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从游顺钊的研究中发现,手语与口语确实存在着一系列平行现象,手语(尤其是自然手语)的资料不仅可以,而且完全应当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