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论文题目大纲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俄语科学语体在科学技术情报和学术交流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苏联的一些最新的科学技术在书面上都是用俄语科学语体表达的。所以,掌握好俄语科学语体是获取世界上先进科学与技术的可靠手段之一。下面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好写的俄语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俄汉语修辞格数量相差悬殊之原因浅析2、“一带一路”背景下高校俄语教学创新研究3、语料库在俄语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科技风,2020(08):、杨柳青木版年画核心术语俄译研究5、高校教学改革背景下的旅游俄语课程教学创新研究6、俄语电影汉俄双语字幕在俄语学习中的作用7、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前苏联的翻译及传播8、汉俄网络广告中的语用预设浅析9、俄罗斯文学影视作品名的汉译问题10、大学公共俄语学习现状及策略研究——以新疆师范大学为例11、汉俄职业委婉语中的语言世界图景对比分析12、俄语战争话语的特点与功能分析13、如何在俄语课堂中融入学科素养14、基于词汇联想的词块学习理论在俄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15、新时代我国俄语语言与文化研究:问题与趋势

俄罗斯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有哪些独具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直至今日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一些俄国学者认为，俄罗斯人有两种灵魂，一种来自西方，是理性的和先进的；另一种来自东方，是愚昧、落后的。笔者在本文中想对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问题作一尝试性分析。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而东斯拉夫人最早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起点很低，而且极其缓慢，6世纪之前他们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这些东斯拉夫人起初分布在东欧大平原上。最早的俄罗斯国家是由古罗斯人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 所谓罗斯人，是芬兰人对居住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些日耳曼人的称呼，意为北方人或诺曼人，而东斯拉夫人称他们为瓦兰人，意为商人。有的西方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些诺曼人是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河流水道航行而来的瑞典商人和海盗，俄国史学家则把他们称为“瓦兰—罗斯人”。这些瓦兰—罗斯人以武装商队为基本组织，因而行动十分机动灵活，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常被斯拉夫人请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或者对付外敌侵扰。这些人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不免顺便干些抢劫和杀人越货的海盗勾当。 居住在诺夫哥罗德附近一带的一支东斯拉夫人请他们去为自己执掌权柄，于是就出现了瓦兰—罗斯人的留里克王朝。他们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就被称为俄罗斯人。可见，从俄罗斯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起，它的民族的血统就具有明显的混合性。只不过是在这种北日耳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的融合中，占上风的是东斯拉夫人的因素。 虽然瓦兰一罗斯人成为了统治者，他们却被当地的东斯拉夫人逐渐同化了。这些俄罗斯人的祖先生活在东欧平原的北方，靠近北冰洋。灰蒙蒙的阴霾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大雪坚冰，蛮荒的草地，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使古罗斯人长期不能安居乐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性格、心理、甚至信仰。他们乞求自然之神的保护，与大自然进行着神秘的交往。他们迫望离开了无生机的荒原和冷冰冰的冻土，不断地四处扩张并为此连连征战。他们在马背上游荡着，希图以武力为自己获取一个理想的家园。 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C "索洛维约夫把古罗斯形容为“犹如风滚草似的流动的罗斯”，认为这种流动性或者说是“液态因素”延缓了古罗斯的发展。这种人性不足的过于原生态的生活，使俄罗斯人最初就缺少理性的根基，受制于一种无个性的民族自然力，神圣和罪孽对他们是同样的永恒的诱惑。同时他们又有着极强的群聚性，性格勇猛强悍，灵魂躁动不安。 由于诺夫哥罗德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决定向基辅进军。他在占领了基辅以后又四方征讨，把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利安人、谢维利安人、拉迪来奇人等斯拉夫人部落及麦里亚人、维西人、楚得人等非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基辅罗斯。它实际上是后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共同的国家。 这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早期封建国家。它的统治者们野蛮且贪图享受，沉湎于吃喝玩乐，而掠夺财富的手段十分残酷，其“索贡巡行”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最后引发了德列夫利安人与基辅罗斯的血腥冲突。德列夫利安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基辅罗斯的伊戈尔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则对德列夫利安人进行了多次罕见的残忍报复，大有不将其赶尽杀绝誓不罢休之势。 而在基辅大公们攻打拜占廷的过程中，古罗斯人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野蛮和凶残，他们不仅疯狂地掠夺财物，而且焚烧教堂，毁坏宫殿，对抓获的战俘，“或砍杀，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杀，或投入大海”，真是残忍得无以复加。按拜占廷史学家的记述，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更是不屈不挠，骁勇无比，生性大胆而易冲动。基辅罗斯的史书上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战斗中“步履矫健，身轻如豹”，出征“不携锅灶，不煮食肉类，只把切成薄片的马肉、兽肉或牛肉，架在火堆上炙烧而食”，夜宿“不搭设帐幕，不铺鞍垫，枕马鞍，露天而眠。” 由此可见，一些人所说的俄罗斯人从蒙古接受的那些“丑陋不堪的东方因素”，实际上正是生活在东欧平原北部的古代东斯拉夫人所固有的特征。诸多地理、气候、人文、政治、经济等条件，造就了俄罗斯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其基本特点早已有之，并非从东方移植而来。 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人二百多年（1243－1480）的统治，确实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严酷地破坏了俄罗斯本来不甚悠久的民族文化，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退缩的时代。特点：1、兼有东西方文化特征的“中间性”和”兼容性”；2、其内部结构具有“两极性”；3、受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仪式很强的影响。4、文化发展速度很慢，其受上一代人的经验和传统影响很大。 5、局部性，封闭性。 6、多样性。形成原因：1、俄罗斯的现代化运动造就了俄罗斯文化；2、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造成了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的多样性,而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的逐渐形成,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相互矛盾和相互渗透的过程。

1）导师命题，自主选题。2）自己选题，向导师申请。喜欢文学选文学！喜欢语法选语法！喜欢社会论题选民族习惯之类的！论文很自由，关键是要有亮点。比如说我的论文是：《俄罗斯外来词辨析》。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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