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下的中国论文研究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成就、挑战与调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正确道路。3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发展。然而，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奖出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十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为主要特征所构成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到了需要做十调整的时候。本文在回顾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面临的挑战，从而探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方向。 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道路的历史选择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途径 国际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也就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战略选择。 1、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的对外贸易战略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条由古典经济学所阐述、并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适用性。这不仅是因为外贸可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出和出口，而且因为外贸可以换回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及中间产品等，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改变传统经济结构、提高产出与收入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主要有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促进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削减进口，减少对国外的经济依附；节约外汇、平衡国际收支；发展本国幼稚产业，实现工业化；发展制造品的生产和出口；增加工业部门劳动就业，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等等。可见，该战略的立足点，一是为了消除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障碍，二是为了消除贸易条件不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出口促进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利用本国自然条件优越或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先进的产品，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出口的扩大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均收入，促进工业基础的强化和工业化进程；出口的扩大有助于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于出口促进的多为工业和制造品工业，因此出口扩大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就目标而言，出口促进战略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全面工业化和迅速增长经济，并克服进口替代工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国际资本流动战略 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资源，因此，通过引进外资、利用外国援助等途径从外部获取资源是必要的。国外资源的流入，可以解决一国储蓄不足、外汇短缺、资本品稀缺等问题，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引进外资的主要利益在于：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填补储蓄缺口，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从国外获得国内生产急需的特殊的商品和劳务；从国外获得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以增强国内提高产十水平的能力；弥补国内技术、管理、企业才能方面的不足，等等。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展中国家应该适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原因在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进一步开拓内外市场，带动国内出口；利用全球要素价格差异，增强本国经济竞争力；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现实选择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对外经济基本上是处于封闭状况。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有着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资本和外汇都很短缺，发展经济面临严重的资本不足的约束；二是就业压力非常大，人均国民收入很低，发展经济面临国内市场不足的约束；三是国内资源比较便宜，例如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等都比较便宜。我国经济在当时的这三个特征，决定了我国当时对外经济的基本战略选择是：在贸易方面，实施出口促进战略；在资本流动方面，实施引进外资战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我国的对外经济实际上发展较为缓慢。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之后，我国的对外经济才开始得以快速发展，国际收支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才开始在规模上有了起色。这种对外开放战略自1992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到了1997年，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因为1997年我国经济遇到了两个挑战，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首先表现为对外汇的国际炒作，似乎只有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才可以阻击这场危机，因而有利于外汇储备增加的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出的资本战略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更加受到人们的推崇。另一个是中国宏观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了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对于这种总需求不足，当时我们虽然也试图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启动，也就是试图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加以刺激，但当时因为各种原因，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推动的政府投资对启动总需求有些作用外，别的措施似乎见效都甚慢，因而我们后来加大了国际政策对需求启动的力度，也就是通过扩大进口和积极引进外资而启动国内需求，后来恰恰正是因为这些扩大出口和积极引进外资的举措，才通过开发和占领国际市场而释放了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压力，弥补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有效地带动了经济增长，从而收到了启动经济的巨大效果。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WTO的其他成员，通过中国加入WTO，等于是承诺了中国享有WTO成员的基本权利。同时，这个承诺更多的是中国向所有的WTO成员的承诺。总的来看，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开放迈进了一大步。 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成就 (一)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7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倍，年均增长％。其中，出口增长％，进口增长％。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7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提高到％。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上升到2007年的％。以食品、农副产品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下降到2007年的％。与此同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进口额占比下降。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提高到2007年的％，提高个百分点。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非常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度进出口总额及外贸依存度如图1所示。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远远大于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在资本项目下，我国逐年获得顺差。从图4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从1993年始，来自直接投资的资本项目年度顺差开始超过2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561亿美元。 (三)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贸易项目下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在资本项目下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形成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使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1978年以前，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直到1983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亿美元，2007年底达到万亿美元，25年间增长了约1700倍，见图5。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简要评价 中国现行开放战略框架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在国际贸易下采取了积极扩大出口而限制进口的方略，例如在出门上实行了出口退税比例较高的有利于扩大出口的退税政策，在进口上实行了比较严厉的进口关税政策，甚至不允许进口；在资本项目下，我们实行了大力吸引外资而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例如对外资实行包括税收优惠和土地优惠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但对资本外流却严加控制。与这种开放战略相联系，我国的外汇体制实行了国家严格控制的行政性管理体制，不仅外汇的流动被严格控制，例如资本项目下的外汇兑换从不放开，而且外汇的价格也是政府控制的，实行政府定价原则，因此，外汇的流动和定价，都不是自由的和市场化的。这种以奖出限入的贸易战略、奖入限出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为主要特征所构成的开放战略。 这种对外开放战略，非常快速地形成了贸易顺差和使外资大量地流入了我国，因而非常有效地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同时又为我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人们的收入。当然，这种战略也对我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体制变革效应。我国对外经济的这种战略选择，在当时是对的，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的，我们对此不应有任何指责。然而，随着国内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战略需要调整了。 三、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当前面临的挑战 (一)外贸依存度过高，使得国内经济更多地暴露于国际经济波动及国际贸易环境波动的风险中，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难以持续平衡增长 30年来，我国实施的这种以扩大出口为基础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的贡献排序是：出口、投资、消费。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表现为出口拉动型。从国际经济波动来看，当前，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已明显减缓，欧、日经济也深受其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整体减缓已基本成局，其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显现。尤其对那些依赖美国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出口形势有可能变得更为严峻。有人已做八、预测，如果美国经济减缓1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可能减缓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可能受此拖累放缓—个百分点。也许这种预测有点过头，但至少提醒我们。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萧条局面，对中国的出口影响肯定是不小的。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粗略测算，美国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十口增长率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如果美国经济减速明显，将对我国出口乃至经济增长的稳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从国际贸易环境波动来看，中国产品遭遇贸易伙伴国的反倾销，大有势头越来越猛、品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之势。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7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73起，反补贴2起，保障措施调查51起，特保调查11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中国约186亿美元的出口贸易。2003年，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反倾销、保障措施及特保立案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涉案部门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178％。从涉案数量和涉案金额看，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严厉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和欧盟。仅2003年，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立案达到11项，涉案金额达亿美元，占涉案总金额的％。虽然从贸易总额上看，我国产品遭遇反倾销的总额度只占贸易出口量的1％，但是，近几年来遭遇反倾销的商品却呈非线性增长。有理由相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国。 (二)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仅机会成本巨大，而且使得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大，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经济形成强大冲击 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持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机会成本巨大。由于人民币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导致货币供应量飙升。流动陆过剩，进而刺激投资，导致国内经济过热，助长了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并且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的压力。首先，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在不考虑顺差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时，经常项刚匝差为顺差国带来的收益：美国国库收益率x顺差额；其机会成本：国内投资利润率x顺差额。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通常高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因此它们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一般意味着其国民福利的减少。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讲，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引资国(资本项目匝差)，这个国家就应该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双顺差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用高回报的股权同发达国家交换低回报的债权。除非外国所有权同技术引入不可分割，与FDI成功转化为相应贸易逆差的情况相比，FDI未能转化为相应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双顺差必然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外汇储备代表了一个国家对美国的补贴。外汇储备越多意味着对美国的补贴越多，而对外国的补贴自然代表本国福利的损失。总之，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应该追求经常项目顺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RudiDornbusch)所言：“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肯定是不理智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引资国，该国就应该把资本流入转化为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同时，随着美元的贬值，使得我们外汇储备本身也会有很大贬值。 其次，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这种战略导致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过多的外汇流入我国，从而使得央行的外汇占款性货币发行数额太大。1993—2006年我国M2供应量和外汇占款情况见图6。从图6可以直观看到，样本期间，随着外汇占款的增长，我国的M2供应量在大幅度增长。 我们根据相关数据计算的外汇占款占M2供应量的比重见图7。从图7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样本期间，外汇占款在M2的比重，在1993年只有％，自1995年始，即超过了10％，自2004年始超过20％，到2006年达到％。其经济意义是，2006年约1/3广义货币供给来源于外汇占款。因为外汇占款过大而导致货币供给过多，从而出现了流动性过剩，使得包括消费品价格、投资品价格、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全面上涨，引发了国内经济严重失衡，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的压力。 (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远远超过对外直接投资，会给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一定隐患 面对滚滚而来的FDI，在未来，中国可能陷入一种为支付投资收益而十口的尴尬局面(余永定，1997、2003)。举个例子，假设中国的外国资本(FDI)存量为5000亿美元，如果其投资回报率是10％，投资者既可以把利润汇回本国也可以把利润用于再投资。把利润汇回本国意味着外资要汇出500亿美元的收益。这样，在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入这一项里，中国是负值。为了保持经常项目平衡，中国每年要有相应的500亿美元贸易顺差来弥补投资收入项目逆差。把利润用于再投资则表明在华外资存量将以10％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外国投资者将有更多的利润汇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成长期，FDI的收益是很高的，这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中投资收入一项的逆差很大。但是。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点并未体现出来。过去外资总是声称它们在中国的收益率很低，之所以在中国投资是因为看好中国的投资前景。事实并非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所作的调查研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高达22％(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鉴于FDI仍将持续流入中国，在未来5年内中国投资收入逆差可能会迅速增加。如果中国贸易顺差不能相应迅速增长中国就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当然。如果外资用得好，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中国是有能力通过增加贸易顺差来抵消投资收入项目逆差的，但国际环境是否允许我们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如果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且收益率很高，中国的投资收入项目逆差也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太小，所以利用中国的对外投资收益来抵消未来的外资在华投资收益的汇出，以对付可能的投资收益逆差收益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太大。 此外，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末20多年内，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城市大工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然而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计算，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至2008年6月，中国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贷差已经超过了万亿元，截至2008年9月，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亿美元。考虑到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我们需要追求这些资金的利用效率最大化和经济收益最大化。 基于上述分析，这种以奖出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出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所构成的开放战略，不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未来调整方向 (一)将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未来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 追求外汇储备的偏好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特征。追求外汇储备也就是追求国际收支盈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受重商主义财富观的影响。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货币即金银。衡量一个国家富裕和发展程度的标准是看它拥有的货币量，而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积累货币。因此，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开展对外贸易，即把本国的剩余产品卖给别国以换回货币，或者通过转口贸易以赚取货币形态的利润。重商主义主张的发展战略是奖出限人的对外贸易，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以及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来积累货币，即通过调节货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晚期重商主义允许货币输出国处，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必须保持商品的输出超过输入，即通过调节商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 然而，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全方位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是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相比仅仅依靠国内市场而言，通过扩大总需求促进增长，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相比国内资源而言，通过扩大总供给促进增长。 从理论上来讲，在开放经济中，国际收支平衡(对外平衡)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一起构成现代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可见，国际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均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收支的失衡，必然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国际收支的均衡和失衡进行调节，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统筹国内外经济均衡的重要目标的原因。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验证了这一理论解释与预测的正确性，改革开放发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促进型、外资依赖型的对外开放战略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它所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既对当前的国内经济形成强大冲击，也给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隐患。随着当前国内经济及国际经济的变化，我们应该将追求双顺差的战略目标，调整为追求国际收支平衡的战略目标，以减轻外部经济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以确保国内外经济的均衡。 (二)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未来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 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战略目标，尤其是要解决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冲击，需要找到正确的战略重点作为突破口。国际收支平衡的数学表述：BP=NX+CF=0。其中，BP为国际收支盈余，NX为贸易账户盈余(净出口)，CF为资本账户盈余(资本流量)。国际收支盈余：官方外汇储备的增加：贸易账户盈余＋资本账户盈余。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各自平衡，确保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第二，实现经济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综合平衡，即一个项目下的盈余用另一个项目下的赤字来冲销。然而，实现贸易项目的平衡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因为净出口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下，很难在短期内将经济调整为内需拉动型，对外需的依赖只能逐步减少，只有在内需足够大的条件下，实现贸易项目的平衡才可以减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平衡，那么着眼点就应该放在资本项目，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平衡，而且能够确保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并且减轻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根据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际，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在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原因在于：第一，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当前外汇储备过多问题，实现外汇储备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只要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高于购买国外债券的利率，就可以减少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减少，可以减轻外汇占款的带来的人民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从而有利于解决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第二，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确保未来国际收支的平衡。可以预期，在中国巨大国内市场和高经济增长的吸引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仍将保持增长的势头，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在未来的汇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对未来中国国际收支的负向冲击。如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大，从而带来的国外的投资收益较大，就能抵消在华外资收益的汇出，那也就不会存在未来发生收支危机的隐患。因此，我们应该将出口促进型、外资依赖型的对外开放战略重点，调整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型的对外开放战略重点。 此外，根据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形成正向影响。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出口。Lipsey等(2000)对日本、美国、瑞典数据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公司水平而言，日本母公司对国外一个地区的出口与母公司在当地的生产正相关，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美国、瑞典情况与日本类似，只是强度较弱。Wilamoski和7inkler(1999)对美国与墨西哥的FDI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发现，美国FDI是两国贸易剧增的主要原因，而且出口效应超过进口效应。项本武(2006)对中国数据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第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国内就业。Lipsey(1994)对美国情况的一个研究结果是，海外生产份额高的美国公司相对于国内生产的公司来讲，就业人数更多，国外生产需要更多地服务于总部的R&D及监督就业。Blomstrom等(1997)对美国与瑞典的比较研究表明，瑞典公司在给定母公司生产规模的条件下，国外生产越高，国内就业越多，在发展中国家的效应特别大。瑞典公司较少将劳动密集型生产配置于低工资国家，国外生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需要母公司监督和辅助就业。第三，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国民收入。Feldstein(1994)在对美国FDI流出的收益的计量研究中表明，一个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以一个相当大的幅度提高美国的国民收入的现值，每1美元的FDI能为国民收入增加美元的现值，接近于这些资金机会成本的2倍。第四，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Wolff(2000)认为，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的中等技术含量经济体转变为90年代的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体，转型速度比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德国要快得多。Blomstrom等(2000)认为，FDI流出在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中起着重要作用，日本公司生产活动的区位重新配置改变了日本经济的特征。 因此，大力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当前国内外经济失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形成和完善我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对于我国经济未来的进一步增长来说，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如果担当体现了很多东西是非常不满意的，但是当时。必须有很多相应的责任和担当。

一个简答题小论文大变革中的中国担当，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比如最近的这个运行吧，我们中国就是首当其冲的把自己这里搞得很好的，现在世界上都在学，我们呢？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简单小沦为变局中的中国担当主力，现在哪些方面我觉得是多方面。

改革开放论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也成为中国历史的标志点。因为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当代发展历史性的转折，社会转型由此开始。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回顾这30年，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使社会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感召力，使我们党焕发出新的创造活力。它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党的命运，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第一、改革开放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的时候为亿元，到1997年为亿元，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猛增到246619亿元，30年间增加了67倍!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其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1980年我国为379元，1990年为1634元，2001年为7543元，2007年为17954元，增长了46多倍。再次、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数额大幅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在增长，到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始于1997年的凶猛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中中国对外贸易承受了巨大压力，利用外资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市场疲软，消费不振，通货紧缩现象日趋明显，外有金融危机影响，内有通货紧缩作祟，为挽危局，政府叫响了“积极扩大内需”的口号，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人民币不贬值、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依法治理金融，强化监督管理等等。中国经济成功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中国政府进行的“技艺高超的宏观经济管理”使中国成功的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最后中国成功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将在一个更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下，以平等的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力资源丰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高对外依存度，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当前利益出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非常有利。而且，wto的共同规则还将对稳定我国多边外贸关系、减少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解放思想引导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促进思想解放。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的进步。30年来,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是靠改革开放取得的,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改革开放的过程,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谋求发展的历史。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仅推动了全面拨乱反正,还进一步引发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乃至全面改革,从封闭到开放,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3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调、统一的带有个人崇拜和违背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精神和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精神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变革调动了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局面。第三、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时候，我国大约九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竟有亿之多。现在，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还留下一个不小的尾巴），广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明显改善。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全体国民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共享改革成果，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家庭财产由无到有，由少到多，跨越了温饱、小康两个生活阶段，逐步向富裕迈进。改革开放30年，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深刻地感受到。2007年和1978年比，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元提高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以后，二者平均每年都增长7%。而同时，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下降到，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下降到43%，这都充分说明了我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2006年1月1日起，党和国家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又取消了在中国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也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30年发展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之路的无比正确性，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外开放在带来国外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的同时，也会带进一些糟粕。所以，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工作上的失误。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难免会出现前进中的曲折、发展中的挑战，但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也适应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具体政策、措施主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轨道上来；建设社会主义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要互相结合，缺一不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经济体制改革如何进一步继续推进？ 1，用改革破解经济社会矛盾。随着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步回升向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显著成效。但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仍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改革是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措施。 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围绕四个“更加注重”，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一是更加注重调整经济结构。这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在后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二是更加注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着力消除制约扩大社会需求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三是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四是更加注重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2，转变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结构和需求结构将经历深度调整，非均衡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增长更多立足国内、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之上，才能在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国内发展条件看，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主要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才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不可分。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的根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因此，《意见》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作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主线。 3，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既是形成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为此，《意见》进一步提出，要落实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支持民间资本投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有效激发市场投资活力；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切实把国有资本投资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拓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在垄断行业改革方面，《意见》提出了推进三网融合、电力体制改革、盐业管理体制改革等重点改革任务，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优化需求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将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改革的重点。围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见》提出了四项重点工作：一是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思路，提出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措施。二是积极稳妥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推进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和支付保障制度建设，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分配和监管制度。三是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研究解决城镇集体企业职工、退休人员及城市无收入老年居民养老保险问题，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关配套政策并扩大试点范围。四是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体制，促进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推进城市和工矿区棚户区改造，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的综合性政策。 动力主要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 ，基层民主的发展壮大 ，党内民主的不断推进 ，全球化竞争加剧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