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前沿问题研究重要性论文

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可以从“新文学终结”这个话题来展开，新世纪以来文艺领域产生了整体性、结构性的变迁和转型，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环境、流通传播方式、阅读接受情况等，都出现了一些断代性的表征和症候。9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统、甚至是80年代以来的文学“新”传统相比，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新世纪以来文学的差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80后”这批作家出现以来，文学的基本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从“五四”一直到80年代，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观念还是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事业来追求。但是“80后”和“青春文艺”出现以来，文学更多的强调了娱乐性质和精神消遣的作用，这是文学观念的一个巨大变化。

另一个变化是文学基本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新文学的一个基本运作机制，是通过不同文艺思潮的论争，介入当下的社会问题与精神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论争，建国以后的各种批判运动等，但是这样一种机制在90年代以后，特别新世纪以后已经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很少看到有人围绕一个问题发表不同观点进行论争，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少了。可以看出新文学以来的运行机制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后一个变化是文学媒体，新文学最早以报刊为核心，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文艺运载方式。但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这些媒体形式的变化，已经对新文学的文学载体与运行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影响。

从文学的三个方面：基本观念、基本运行机制与媒体，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学跟以前的文学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五四”以来最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往往将“五四”到80年代这样一个文学脉络、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称之为“新文学的体制”。

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在审视现当代文学史内部的“断裂”时，将1949年前后的变化，还有“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的“断裂”，称之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断裂”。比如洪子诚老师把4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描述成左翼文学“一体化”的过程，80年代则是“一体化”解体的过程。他对80年代的“多元化”倾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也有其局限性，虽然他对80年代的“多元化”比较乐观，但是他对他的“多元化”局限在“新文学”的范围内，他很难接受“新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化，他看金庸之类的通俗小说就看下不去，他将文学直接与现实、社会、人生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是比较牢固的。因此他虽然对左翼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的“一体化”有所不满，但他其实也在分享着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所以我觉得在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新的“断裂”面前，以前的“断裂”都是新文学内部的“断裂”，新文学从“五四”到80年代末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体化”过程。包括新文学自身的建构和解体的过程。

从“五四”到80年代的文学史，无论内部有多少争论，或者在历史发展中有多少断裂，他们其实分享着很多共同的观念，将文学当作一种精神或艺术事业。像鲁迅的弟弟给文学研究会起草宣言时的一句话，最能概括新文学的态度，“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他们认为文艺是一个严肃的事业，包括“新文学”内部不同的派别都在分享这样的观念。像自由主义梁实秋、沈从文、萧乾等人和鲁迅等左翼文学家有论争，但在这一点，他们是相同的。90年代以后，我们面对新的环境或者新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其实并不像书上所讲的那么重要。面对大众文化、面对新的娱乐文化的时候，当下的文学境况又仿佛回到了“五四”以前那些鸳鸯蝴蝶派、黑幕小说这样的文学观念中。

当下对文学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是把“新文学”作为一个从“五四”到 80年代的完整的历史阶段，这就需要对新文学做一个整体的概括，找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大体包括三个方面:文学的基本观念——把文学作为严肃的精神事业；运行机制——通过思想论争介入社会问题的讨论；媒体——主要是以纸质为主的媒体。当下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占据了文学市场或者文学格局里的主要部分，严肃文学、左翼文学也好，自由主义文学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也好，它们其实都是新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传统在当前整个文学格局里处于一个特别弱势的地位。这也涉及另一个问题，正因为“新文学”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有那么重要的位置，有鲁迅等大家存在，所以文学才那么重要。如果没有“新文学”，或者我们不再重视新文学传统，如果只有那些通俗文学，我们只研究这些人的话，那么我们还有没有设立中文系的必要，有没有必要成立作协，有没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上这么重视文学。这是重大的问题，中文系的同学以后靠什么吃饭？

金庸自己也说他是没办法和鲁迅相提并论的，在整个文学史，或者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金庸是没有办法和鲁迅比的，鲁迅的重要性在于，他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而独特的作用。他从最早批判传统文化到去世以后成为“民族魂”，通过这样一种“反传统的传统，反现代的现代”的方式。完成了我们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转折。

同样地，现代文学只有重新将自己投入到活的现实，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文学前沿现象下的冰山一角。

一、湮没的辉煌 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当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那么辉煌耀眼的名字再度从尘封湮没中走出，重现昔日光彩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应该不仅是怀旧的快慰、知性的咀嚼，更能由此而引发出对历史的反思和清理，对文学本质的思考和探究，对世态人性的洞察和体验。1、沈从文 一个早在30年代就已卓有成就的作家，却在不适合其生存的环境中，活埋式地沉默了四十多年，忽然于衰朽之年，再获关注，成为文坛的传奇人物。其遭遇和经历，正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屈辱与埋没。而沈从文作品的终归社会，一版再版，广受注目，终于证明了历史上曾被冷落的文学现象不一定永远地遭受冷落。 奇特的经历 创作的特点 沉默与归来2、周作人 周作人的名字被淹埋得太久了，直至近些年，它曾有过的光彩才再度显露出来。有关的年谱、传记、论著接连出现，他的为数众多的小品散文不断被结集出版，他的作品丰富了人们的阅读趣味，他的文风成为追慕仿效的对象……但人们关注周作人，在更深的意义上，或许是因为可以从他复杂的经历和人格状态中，看到中国现代历史的纷纭变化和身处其中者所面临的多重选择。 双重面貌 文学实绩 淹埋与显露 3、张爱玲 张爱玲可说是个矛盾的结合体，她的一生充满奇异而不协调的内容，虽身出名门，但早年的生活环境却极端阴冷恶劣；两度婚嫁，或汪伪要员，或左翼作家，感情难得超脱；远渡重洋，将近三十年与世绝少交涉，寂然而终。她的作品也一如其人，交织着新与旧、雅与俗……。更为重要的，张爱玲遭逢的是一个乱世，而她是“废墟上的罂粟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在文坛销声匿迹三十年后，张爱玲奇迹般地被唤醒，人人争读，“张爱玲热”从港台席卷大陆。探寻“张爱玲热”的实质，除了她的作品迎合了世纪末渐盛的怀旧热之外，或者是她的作品所具有的"现代性"而引发起人们对文学的本质的深层思考。 新旧交织 雅俗边缘 消失与再热 二、认识的重建 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在这些年来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思想文化的变迁使得一向敏感的文学也紧随潮流而动，无论在观念形态、本质认识等方面都在进行深度的探索。由此，一些混淆的概念得到了澄清，一些僵硬的教条被丢弃，一些全新的认识正在重建……透过这些文坛景观，当能感悟到历史的脚步。1、鲁迅 鲁迅，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他是一位丰富复杂、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文化巨人，他的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鲁迅研究，以它自身的辉煌的历史和丰厚的内涵，在纷纭复杂的现代思想文化界始终是热点所在；但真正要理解和消化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宝藏，还需要时间，还需要真正的科学的学术品格的建立。 批评的反思 探索的深入 价值的挖掘2、钱钟书 要说二十年来的文化热点人物，几乎无人能与钱钟书相媲。身当作家学者两职，巍峨高耸，占尽风光。《管锥编》的淹博宏通、圆融灵妙，使人生仰止之叹；《围城》的知性洞悉、尖刻机趣，籍着各种媒介的攻势，充斥耳目，几成巷议。而处在旋涡中心的钱钟书，却始终宁和超然，让人更遐想其智慧风度。对于这位堪称中国二十世纪最富才智的学术大师的才性作品作真实科学的品评，当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化景观的全面认识。 智者本相 “围城”真谛 “围城”启示三、涌动的热点 纵观80年代后的中国文坛，可谓流派纷呈，热点频涌。一面感受着时代的急剧变化，一面观望着世界潮流的倐忽变迁。关于文学的观念，如重波叠浪，扑面而来：古典与现代，经典与通俗，精英与痞子，中世纪与后现代，女性文学、民间视角、新状态文学、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创作……令人目不暇接。值得探寻的是涌动的热点背后所昭示的深意。1、金庸与武侠小说 金庸大约是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从80年代起金庸武侠便席卷内地，发烧热潮，至今未见消歇。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金庸将从公案侠义小说和30年代通俗武侠小说发展起来的新武侠小说的优长充分发挥，并形成了金庸武侠的独特世界。"金庸热"的升温，对我们在通俗文学的价值评估、文学作品的娱乐性等问题的探讨上，无疑提供了新的视野。 金庸热 艺术特征 文化底蕴 2、王朔与新市民文化 王朔从1985、1986年开始在文坛引人瞩目，1988年有几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而走红，从此愈发不可收拾，小说与影视俱热，热遍全国。王朔现象构成了90年代一个复杂的人文景观，批评界对此众说纷纭，一时间，王朔成为关注、讨论的话题和热点。王朔的成功，不是以小说的艺术性获得的，而是他笔下的人物的生存境遇、生活态度和精神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转型期人们的特殊状态，导引了大众文化的潮流，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文化意识。3.五四文学的再评价问题五四是现代文学的起点。1999年时逢五四运动80周年，现代文学界形成了纪念五四的热潮。《文学评论》等刊物纷纷开辟专栏，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其中，杨义的《"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把实证与思辨、历史感与当代性融为一体，文中指出："'五四'本身蕴含着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它"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它的思维指向，均牵涉着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因此，重论'五四'话题，乃是对中国命运和中国人文形态的再思考，是一种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的世纪对话。"这篇论文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与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现代人文精神的总进程中，在深度上对五四进行还原研究，在广度上对五四进行参照研究，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姿态、精神方式和思辨逻辑，探讨了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同其倡导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现代学术与文化精神建设的错综影响，对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和人文学术体系的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但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文化传统的升温，也出现了一种否定五四新文化的倾向。现代文学学术界对此做出了一些回应。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于1999年3月20日在京联合举办了"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座谈会。会上的发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五四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与会者对近几年来出现的有意识地否定五四、谩骂五四的不正常现象表示了忧虑和驳难。王培元说，否定论者其实对鲁迅与五四都很隔膜，阿Q时代远未结束，五四精神绝未过时。王中忱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建设还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过程，五四文化先驱所面临的困境今天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得到。第二，对五四的反思应该多元化。陈平原主张应该回到五四本身做些清理工作，"直接触摸历史"。钱理群认为，作为学者，"复杂地说话"是必要的。吴福辉认为，现代文学界对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夹击缺乏必要的回应，我们一要有"说真话"的勇气，二要坐得住冷板凳，增强回应挑战的底气。一些学者提出要对以往有关五四的单一化、片面化的理解与阐释进行重审、反思，应该把五四还原为相对复杂的历史，变革研究的观念，丰富研究的视角，加强系统性研究，但反思要防止走向不客观，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不能用"历史的叙述"代替"历史的真实"本身。第三，与会者还就研究五四的新方法新思路做了交流与探讨，诸如：先驱者从个性自由的追求向体制性追求的转换；胡适与鲁迅的分合与异同，代表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与整合；思想启蒙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思想群体"的研究；等等。4.鲁迅问题。经典总是在不断的质疑与重新阐释中为人们所认识。世纪之交，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遭遇到一阵质疑性、甚至贬损性的声浪，在文学界与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秦弓《学术批评要有历史主义态度》、红孩《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吴中杰《评一种批评逻辑》等文，对贬损者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提出批评。新华社发了题为《贬损鲁迅引起作家朱振国质疑》的消息，《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纷纷予以报道。网上更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鲁迅评价问题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文化热点。中国鲁迅研究会与《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分别在京、沪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贬损鲁迅现象做出了比较全面的、理性的分析。与会者认为，对于一些对鲁迅的质疑性、贬损性的言论，要汲取历史教训，避免不分青红皂白，回之以急风暴雨的简单化方式，更要杜绝以前发生过的以行政处罚代替学术讨论的生硬化弊端，而是应该以平常心与宽容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审美鉴赏中的不同感悟，不必强求一律；因时代的变迁与所见资料有限而产生的误解，应该予以澄清；敢于表达区别于既定结论的真诚见解，其勇气值得肯定；对确有根据与独立思考的观点，应该欢迎；但对于那种出于非学术动机、背离事实和学理、一心颠覆鲁迅的贬损性言论，则必须从观点、方法、学风上予以严肃的批评，以澄清其影响。一年间，有数十篇剖析贬鲁现象的文章与访谈录见之于全国各地报刊，实事求是地对贬鲁冲击波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批评。文学界、学术界及领导部门对待这次风波的理性态度，表明了文化环境的宽松与学术主流的成熟。高旭东编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葛涛、谷红梅编的《聚焦"鲁迅事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葛涛编的《网络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大致反映了这场论争的情形。贬低鲁迅，表面上是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则意味着对20世纪中国经典文化的否定，意味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割裂。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建立起宏大的格局与坚实的基础之后，不断吸取异域文化，到19世纪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优秀遗产，但也淤积了相当多的糟粕，成为束缚国人的枷锁。五四一代敞开胸襟引进西方文化，高屋建瓴地整理、批判与澄清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正是沿着五四开辟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形成了继承民族传统、融会异域文化、可以同世界平等对话的20世纪中国文化。鲁迅正是这一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在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历史的深邃洞察，也可以看到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可以看到对传统文化最深刻的剖析，也可以看到对西方文化最机智的借鉴，可以看到对人民的深沉关爱，也可以看到对国民性的犀利解剖。鲁迅对西方文化负面性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全面认识西方世界仍是清醒的提示；鲁迅关于"立人"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是深刻的启迪；鲁迅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资源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的文学杰作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也毫不逊色。鲁迅是可以和孔子、老子、庄子、司马迁、朱熹、李贽、黄宗羲等一并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伟人，鲁迅世界有着无比广阔的阐释空间。

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很难说整个的“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除非我们将前此——先秦以至北宋的文化都定性为俗或比较俗的文化，然而谁敢如此武断呢?判定一个时代文化的雅化与俗化，不仅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内部事务，而且是要以前代文化为参照物的。转贴于 热点论文网 当然，与以前各代文化相比，宋代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古今学术名家所公认。” 15 但是这个“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特色，绝不是“雅化”或“俗化”这样简单的说法就可以概括说明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南宋是雅、俗文化势力逐渐均等的重要时期。一向占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雅文化，经过北宋士大夫不断地“以俗为雅”，日益扩大势力范围，不少直至唐代都被视为俗文化组成部分的文艺形式如词、绘画等，日常生活内容如饮食、陶瓷等等，由于受到北宋士大夫的青睐，而被注入了浓厚的文人情怀和情趣，日益雅化。尤其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他们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尽可能地从俗文化中发掘素材，并赋予其雅趣和雅韵，将其变成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南宋，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把已经“雅化”了的一些“俗文化”，向更加高雅精致的理想发展，并使之定型，成为雅文化的一部分，词的雅化过程就是典型代表，绘画、饮食及其他日常生活内容，也莫不如此。更重要的是，一向不为人重视的、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日渐成熟，产生了能够表达甚至代表其文化思潮或水平的文艺形式，而且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关注。北宋士大夫一方面“以俗为雅”，对俗文化进行雅化改造，一方面密切注意俗文化的发展动向，甚至在诗文新变中向唐宋传奇和宋杂剧取法 16 ，从而促进雅文化俗化。到南宋，能够代表俗文化的俗文艺，譬如说话（话本）、杂剧、南戏，以及其他各种讲唱、表演文艺形式，有了更为宽广的接受天地和旺盛的生命力，更使时人刮目相看，士大夫的笔记小说叙述记录其繁盛状况，诗、词对俗文艺的演出也有不少反映。虽然现存的俗文化文献不多，但从其他各种文献中可以感受到其繁荣程度。南宋俗文化势力真正崛起，开始与雅文化平分秋色，甚至对雅文化产生影响，使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向来被视为严肃正统的文学形式——诗和文，都不同程度向俗文化倾斜靠近，江湖诗派“俗的风貌”以及语录体、日记体的大量出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南宋文化的雅与俗两面开始共同发展，不再是无视俗文化的雅文化一统天下时期;雅、俗文化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整个“南宋文化环境”只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但是我们可以说南宋的雅文化具有俗化倾向、而俗文化具有雅化倾向，二者同时发生，双向交流，改变了雅俗文化的对立，使得“雅俗贯通”、“雅俗互摄互融” 17 的宋人审美理想基本实现。雅、俗文化的区别，到了南宋，已不再是素材内容或形式方式等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是已经“超出现象层而进入意蕴层”的问题 18 ，——人的精神素养、生活态度、审美理想情趣等“意蕴层”，成为判断雅、俗的标准。雅、俗标准的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它取消了原来人们观念中雅、俗文化的物质或“现象层”的界限，使得雅、俗文化在物质或“现象层”上合流了，双方范围在这一方面都无限制地扩大，物质或“现象层”本身没有雅与俗之分，只有主体的参与，才能使其雅化或俗化。因此“物质文化的雅化”和“雅文化衰落”等提法，显然都失之武断或偏颇。此外，词的雅化、诗的俗化果真是受了南宋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文学的发展是否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文化环境?或者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吗?当然不是。尤其是在古代，士大夫文学在士大夫文化生活乃至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就更不是影响和受影响这样简单的关系。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文学虽然只是构成文化的极小一部分，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士大夫文人是当时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被称之为精英文学，可以说是文化的重要建构部分，甚至是文化的前沿部分，或说是文化的风向标，常常代表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方向。虽然作为总体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学及其创造者会受文化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文学创造者的敏锐性、创造性常常使文学走在文化的前沿，一些文学创造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他们的审美趣味、言语行为，引导着时代的审美潮流。譬如在北宋，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坛盟主，就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他们不仅扭转文坛风气，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曾巩《苏明允哀词》谈到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云:“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域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19 文学在北宋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到了南宋，文学及其创造者的社会文化地位似乎总体有所降落，但是从陆游《范待制诗集序》“公（范成大）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 20 的叙述来看，范成大的诗歌不仅仅在“学士大夫”中传诵，而且受到“士女万人”的青睐，流传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由此也可见诗歌在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仍然没有减弱。大多数江湖游士的社会地位虽然一落千丈，但是他们的文学、文化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失落，他们仍旧是文学的主要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创作、审美取向仍然对当时的文坛、文化有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刘克庄、姜夔等诗人词人，就在当时品评时辈、指导后学，在文学、文化建设上起到很大作用。据说当时“江湖从学者，尽欲倚刘墙” 21 。足见刘克庄对江湖诗人、诗风以及诗歌审美思潮影响极大。姜夔以其不同流俗的诗词风格和审美趣味而倍受杨万里、范成大等官僚士大夫的欣赏和推崇，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词坛风尚。他们无疑从传统文化和当时文化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然而他们的再创造反过来营造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促进了当时文化的发展。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文学及其创造者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往往就会忽略文学创造者的创造性或再造性，忽略文学的独立性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学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开一种文化潮流或风气之先，带动整体文化的发展，诗的俗化和词的雅化就是如此。诗和词在宋代以前，分别属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系统，也就是说分别属于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阵营，在两宋雅、俗文化“互摄互融”的过程中，诗、词实际上分别作为雅、俗文学和文化的先锋，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引导了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潮流。“以俗为雅”是诗歌创作最先提出的贯通雅俗的方法，“以诗为词”是提高词品、尊重词体的一种手段，诗人、词人首先采取不同方式引起两种文体的改变，在北宋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同时带动了文化各个方面的改变。宋代诗、词比其他文学或文化形式变化更早，而且最为明显，例如词体在晚唐五代就开始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走向雅化进程，而其他一些文化艺术的雅化，差不多都在词体雅化之后。例如文人对绘画艺术的普遍关注，是在北宋中后期，当文同、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开始活跃在画坛时，“画工”之画才变成“士人画”，而“画中有诗”也成为诗人雅化绘画艺术意境、提升绘画艺术品位的一种手段。书法艺术逐渐由唐代带有官僚气息的庄重肃穆，而向文人化、个性化的潇洒恣肆发展，这也是直到北宋中后期的“苏黄米蔡”才成为一种潮流的;与绘画书法艺术相关的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进入诗歌创作的领域，并受到文人墨客的赏玩爱叹，也在绘画书法艺术雅化之时或之后;尤其是饮食，在宋代以前还是一切凡夫俗子的日常消费，连唐代的诗人也还大都耽于狂饮大嚼，而当欧阳修、苏轼等人“以俗为雅”时，饮食也被赋予雅文化的内涵，茶酒酱醋都变得像风花雪月一样，值得慢慢欣赏、细细品味;还有金石鉴赏、宋杂剧、话本等等雅化的时间较词体晚，进程也缓慢。而当这些“俗文化”进入“雅文化”领域时，雅文化领域也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人间烟火”气，而显得俗化了。可以看出，两宋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最先表现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上，然后渐次扩展到其他方面。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或者说文学方面的雅俗观念改变，就不会有整个文化的雅俗改观。所以姜夔及格律词派、刘克庄及江湖诗派，虽说受了“南宋文化环境”的一些影响，但他们未必不是“南宋文化环境”的重要营造者或开南宋文化风气之先者，因为他们走在文化的前沿，引领一时风气和文化潮流。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传统研究都比较注意和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很少有人关注文学的前沿性或时尚性以及文学对文化的引导作用。这固然由于传统文学一向提倡复古，具有相当的保守性，缺少现、当代文学的超前意识，但也可能因为研究者包括我自己的观念尚未转变。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词体和诗体各自发展进程到南宋后期的不同状态呈现，其发展倾向虽然不同，但都属于文体自身发展的问题。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决定因素，而文化环境只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然而我们在研究具体文体时，不但时常忽略文体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常常将文体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所以本文就此问题作了一点探讨，希望能引起研究者们更多思考。注 释①贾文昭《试论古代词苑中的第三派》，《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②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③包恢《敝帚稿略》卷五《书侯体仁存拙稿后》，四库全书本。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⑤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⑥《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小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⑦⑧ 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第57页。⑨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刘孚斋诗序》，豫章丛书本。⑩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第54页。11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33页。12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7页。13吕肖奂《宋诗体派论》第八章，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14如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8页等。15 16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3—5页，第61—62页。17 18 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61—62页，第57页。19《元丰类稿》卷四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20《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十四，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8页。21胡仲弓《芦航漫游稿》卷二，《王用和归从莆水寄呈后村》，四库全书本。

我看红楼梦的时候，感觉文字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