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机械论文

重构舞台《挂在墙上的老B》：观众不仅是观看者，还是参与者1984年，王晓鹰还是中央戏剧学院一个在校学生他和同学宫晓东一起排了一出话剧《挂在墙上的老B》，在北京的各大高校里演出了几十场。这是中国的第三部小剧场话剧。它把中国的小剧场演出形式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挂在墙上的老B》讲一个演员，永远都只是演B角，得不到A角的机会，这使得他很不自信，又很苦恼，最后，他才发现最大原因在于他的心理问题。王晓鹰的这部话剧，完全抛弃了剧场的概念：“只要一块空地就能演，学校的食堂、操场、会议室，哪里都行，架上几盏灯，观众们搬来凳子，围坐在一起就能开演。”不仅如此，观众还会参与到演出中：“在分析老B心理的时候，观众会被请上台，发表意见，或者做出评价，这时候观众就不单纯是一个观看者，还是一个参与者。甚至有个演员一开始还假装观众，演着演着观众才发现原来他是个演员。我们也是想借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流的关系。”王晓鹰认为，舞台空间的变化，是一种物理变化，它直接导致了观众心理关系的变化，促成了观众与演员的交流，这才是这出略显稚嫩的作品最大的意义所在。后来，《挂在墙上的老B》也曾在大剧场上演过，不过王晓鹰仍在镜框舞台上安了几排座位，让几十个观众坐在台上，就在演员的两侧，目的是保持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可以说从80年代以来，改变话剧舞台面貌、寻找新的舞台方法，是中国先锋话剧一直在探索的方向。抛弃典型人物《魔方》：观众合影把布景平台都压塌了80年代的探索戏剧，对传统写实主义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也提出了质疑。是否一部话剧一定要有连贯的情节和完整的人物？开始有导演发出不同的声音。1984年上演的《魔方》就是这种代表作，也是王晓鹰的成名作。《魔方》是一部在大剧场演出的话剧，整部戏被分为9个段落，分别是不同的故事情节，之间没有关联，有的是戏剧表演，有的像记者在采访，有的像时装表演……“我曾经说它有‘九九八十一个主题’，全剧没有一个焦点，像传统国画的‘散点透视’。它们共通的神韵就是年轻人对社会的尖锐批判和理性思辨。”王晓鹰还别出心裁地在剧中安了个“主持人”，由他衔接各段的演出，连接舞台表演和观众，用他来掌握观众的情感起伏和思想脉络。在这部戏里，王晓鹰抛弃了戏剧情节、人物这些要素：“以前我们学的都是‘要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形象’，但这一次我就打破了它。”这么做的结果是招来戏剧界的一片痛斥：“简直不能容忍！”“这怎么能算得上戏剧。”但同时，《魔方》的演出效果还是出奇的好，在一千多人的大剧场连演了80多场，场场爆满。来的都是年轻观众，每场演出后，观众们都上台和演员合影，有一次把布景平台都压塌了。”这部戏给那一代的大学生的影响力也是王晓鹰预料不到的，他至今还能偶尔碰见他当年的观众，对他表达敬仰之情。在《魔方》之后，越来越多的话剧作品，尝试走一条“没有典型人物”的道路。表现人性复杂《闲人三部曲》：用“非教科书”的方式来塑造人物80年代的探索戏剧，还试图表达人性的复杂。此前的话剧关注社会问题，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人物往往脸谱化、定格化，好坏泾渭分明。80年代的话剧开始关注人性的复杂。《绝对信号》对黑子的刻画，就突出了人物的情感性、模糊性，而不是简单的对错判断。过士行在80年代末开始写他的《闲人三部曲》，，他用了“非教科书”的方式来塑造人物：“一直以来，我们的话剧都是从性格上塑造人物，但我是从生活状态、价值观、世界观上塑造人物。绝对判断对艺术的表达是有害的。”过士行说：“举个例子，19世纪易卜生写《玩偶之家》，娜拉的出走大快人心。因为那时候工业革命刚发展，人们相信工业化是最好的道路，崇尚妇女解放。但后来，挪威人又写了《娜拉的儿女》，写娜拉回家后，她的儿女都不认她了，因为她当初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涉及到家庭更深层的问题，和更复杂的人性。人性并不是浮在浅层的对和错，而是潜在深处、充满复杂性的，有时候甚至是充满悖论的。”这也是国内探索戏剧在探求人性方面的进步。90年代实验戏剧个人自我表达《零档案》：演员在舞台上切钢筋90年代初的戏剧，在整体上并未直接延续80年代探索戏剧的理论命题，而是随着像牟森、孟京辉这一代年轻导演的崛起，呈现了新的面貌。他们在90年代初的作品，以荒诞剧或者荒诞剧风格的戏剧为主，无不具有强烈的个人性，把导演的艺术性发展到极端个人表达的层面上。牟森的《零档案》可以算作这方面的典型之一。1987年，牟森在北京排了当时名动一时的先锋话剧《犀牛》，里面饰演犀牛“让”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孟京辉，当时孟京辉刚从大学毕业。但牟森最著名的作品是1994年的《零档案》，这是一部从未在国内公演过的话剧，但在国外各大艺术节巡演过百场，引起巨大的轰动。时至今日，牟森谈起《零档案》，依然引以为傲：“这个戏不是卖意识形态符号，也不是卖民族符号，是一个比较有当代意识的作品。当时德国一个批评家对我说，‘我原以为这样的戏会来自于纽约，没想到来自北京。’这是对这部戏很好的一个评价。”《零档案》原是于坚的一首长诗，牟森从这首诗中获得了灵感：“当时我受第一届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的邀请排一出戏，他们提议我排一部三个人的话剧，我的脑子里就跳出了《零档案》。可能我是唯一一个觉得这首诗与戏剧有关的人。诗里面的那种物体感、排列感，实际上是装置艺术的一种思路，所以我选择这个作为出发点。当时于坚也很高兴，还在这首诗的复印稿上批上‘同意’的字样。”牟森并不是把这首诗改编成为剧本，而是以它作为原点。在剧中，这首长诗在一位老师的录音机里，用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声音读出来。牟森把这部剧定义为与成长有关，最早他打算在舞台上使用冲床，把苹果压成酱，但这个方案被否定了，因为冲床会把舞台弄塌。后来冲床换成了切割机和电焊机，并且有钢条。舞台布置成一间工场车间般的空间，这里没有华丽的家具，只有机器……一位男演员正在讲述时，另一个男演员在舞台上用切割机切断钢筋，用电焊枪焊铁筋，噪声很大，火花在舞台上四处迸射……之后，两个男演员开始用虎钳压碎苹果，并不断从钢筋上拿下苹果，疯狂地奔跑于舞台，不断地向鼓风机投掷，苹果碎末四溅。这个戏在舞台演出形式上进行了很大的创新和探索，注重表现一种情绪，而不仅是故事。“在台上，青苹果被插在钢筋上，很粘的汁顺着铁灰色的钢条流下来，有一种苦涩、苦痛的感觉，那就是我理解的成长的感觉。这部戏是一部多义的话剧，而且有两个版本，我自始至终强调戏剧的多样性。现在好像都认为先锋剧是看不懂的，但我不认同，《零档案》不会看不懂，至少在欧洲的艺术环境下不会。它是超越国界和语言的。”1995年，《零档案》差不多接到全世界有名的艺术节的邀请，到过20多个城市，演出近百场。这部戏让牟森在戏剧圈名声大噪，但因为国内舞台不能有明火，所以一直没有在国内公演过。人们对这部戏的了解，仅限于口口相传和文字记载。牟森毕业于北师大，没有受过专业的戏剧训练，他强调，他对舞台的概念更多来源于当代艺术思维。孟京辉也毕业于中文系，受文学的影响深厚。上世纪90年代的戏剧有一段时间被称为“MM时代”，指的就是牟森和孟京辉。在90年代初戏剧处于低潮时，孟京辉一直坚持做他的实验话剧。孟京辉把他的作品定义为“诗意的、残酷的、批判现实的”。在90年代里他排出了《送菜升降机》、《秃头歌女》、《思凡》、《阳台》、《等待戈多》一系列很实验性的话剧。牟森和孟京辉的作品，一方面是个人内在冲突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这个“个人”也蕴藏了一个群体的内在压抑。孟京辉说：“探索戏剧之后，我们这一代是实验戏剧，我们和前一代的导演不同。他们探索的更多是一种手法，我们探索的是更内在的东西，比如是形式感本身，或者表演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喧嚣之后，很沉着的一种革命。90年代的导演，像我、牟森，还有林兆华，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个性化手法和戏剧当代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2000年以后商业戏剧与商业合流《琥珀》、《切·格瓦拉》：革命性的票房神话在90年代，像牟森和孟京辉这样做实验话剧的人数量并不多。随着商业社会的快速来临这个群体越来越小，导演们的个人叛逆，也自然随着商业化的浪潮很快被边缘化。到了21世纪初，牟森已经基本淡出话剧圈，而孟京辉则逐渐走上商业化的道路，成为一位成功地聚敛票房的“明星导演”。在2000年以后，先锋话剧似乎搭上了顺风车，开始与商业结合起来，创造了不少“艺术与商业双丰收”的奇迹。孟京辉《恋爱的犀牛》在几年时间里上演了三版，演出过百场，观众热情火爆，还有人在热切企盼第四版的上演。此后，孟京辉的《琥珀》则被认为是他转型为“商业导演”的一部作品。这出戏排于2005年，孟京辉动用了刘烨和袁泉两位明星，投资600万完成。除了北京，《琥珀》还巡演了上海、成都、香港等数个城市，处处火爆。在上海，最高票价680元，依然一票难求；在香港，六场演出卖出近万张票。对于话剧来说，这无疑是票房神话。另一位被称为“先锋戏子”的导演张广天，则与商业走得更近，被认为是一位完全商业化的话剧导演，2000年4月，他的《切·格瓦拉》在北京首演。该剧以其批判现实的尖锐锋芒、鲜明的平民立场和先锋的表现手法而名声大噪。连演34场，场场爆满，上座率超过120％，随后南下郑州、广州巡演，年底再回到北京又演16场，50余场演出场场爆满，掀起了“革命偶像”切·格瓦拉的时尚潮流。两年后，张广天的又一部作品《圣人孔子》同样引起一轮票房轰动。正因为此，近年来先锋话剧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都是“票房”、“明星”、“炒作”的味道。但先锋导演们并不认为自己“与商业同流合污”。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孟京辉就明确表示：“从1993年我排《阳台》，到2007年我排《艳遇》，都是在这同样的排练场里，和同样的人，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我的衣服都是同样的。我的本质一直没有变，我的创作也没有变。票房的成功只能说是商业向我靠拢。我一直坚守自己心灵的一块领地，我依然愤怒，我依然不是有钱人。我浸染在商业这个氛围内，实际上是用我的行动让更多人关注话剧。”孟京辉认为，他之所以受到关注，赢得票房，并不是因为他媚俗：“是我的戏剧正在形成主流，而原来的主流现在成了弱流。弱流的资源在往我靠拢。但也应该说，我现在还远称不上是主流，说我是主流，只会把我这样认真做戏剧的人扼杀。”欧美的先锋戏剧都是反商业的，而我们要靠它挣钱“实际上，真正意义的先锋话剧，应该是对大部分的观众带有挑战性的，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走在时代的前端，要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慢慢被纳入戏剧的主流。所以欧美的先锋戏剧都是反商业的。这是在戏剧发展相对稳定后，对戏剧表达和理解的探索、尝试，简单来说就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才想的事情。但是中国现在的戏剧状态，困境却在于它的生存，而不在于大家对戏剧本身的理解是怎么样的。”王晓鹰在谈到当下中国的先锋话剧走向商业道路时，说：“我们现在什么都说市场，什么都说票房，戏剧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养活自己，怎么立足。所以咱们现在出现的先锋戏剧，是在解决市场和艺术怎么共存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并不是真正先锋戏剧的含义。现在很多戏，哪怕是先锋剧，都要考虑社会的轰动效应，怎么让很多人来看，甚至还可能挣钱。这个与之前说的那个先锋戏剧的挑战性、超前性，是不一样的。这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王晓鹰认为，这不能归结为话剧发展的停滞：“这些尝试和探索，至少有明亮的地方，就是让很多人关注戏剧，这就是好的地方。话剧观众群的扩大，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北京人艺、国家话剧团这样的主流剧团的努力，所谓‘大兵团作战’；另一个方向就是靠这些先锋也好，实验也好，体制外的运作，创作一些有活力的作品，扩大戏剧的影响。”但先锋戏剧与商业是否一定要泾渭分明？这个问题似乎也存在疑问。林克欢举了香港的戏剧发展为例：“香港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他们的商业戏剧、实验戏剧、先锋戏剧是没有明晰界限的。他们很多实验戏剧、先锋戏剧也大量运用商业戏剧的元素，商业戏剧也不断挪用实验戏剧的舞台成果。最近五六年来，香港两个最大的先锋戏剧剧团，很明显地转向商业戏剧的方向。去年我们去香港，看到一个先锋剧团的独角戏，只有一个演员，演出可以过百场，票房过千万，而且今年的3月底到4月，这出戏还在继续演。这是很惊人的，在我们这里是很难想象的。”对于中国的先锋话剧，未来的路怎么走，还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