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杂志

平野谦，1907年出生于日本。1930年在东京大学文学系学习期间，曾参加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艺术学部，并担任《无产阶级文化》杂志协助编辑。曾任明治大学教授。1933年发表第一篇评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读唐木顺三的〈现代日本文学序说〉》，提出客观现实的变革者亦应提高自己的问题。后因“小特务事件”，开始对无产阶级运动采取批判态度。在《关于〈断层〉的性质》（1936）、《论高见顺》（1937）等文章中，分析作家的转向问题，以自我道德完成这一主题在知识分子中展开探讨。战后初期，被选为新日本文学会中央委员。1946年与本多秋五等人创办《近代文学》杂志，主张发展个性，形成“近代的自我”。所写《一个反题》、《基准的确立》、《政治与文学》等评论，站在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战后民主主义文学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继承战前无产阶级文学传统等问题提出批评，并在对小林多喜二的评价和“政治与文学”关系问题上，同中野重治、岩上顺一展开论争。有关论文收在《战后文艺评论》（1948）一书中。其中论及组织与个人关系等问题，对“战后派”作家影响较大。平野谦的文艺理论著作还有《昭和文学史》、《艺术与现实生活》等。

问题太模糊了

主要的就是菊池宽的文艺春秋,别的不清楚

日本现代文学的开始，是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先导的。最初，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苏文学的影响，留学法国归来的小牧近江（1894~1978）同金子洋文（1894~1985）于1921年创刊《播种人》杂志，成为日本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主要有有岛武郎（1878~1923）、江口涣（1887~1975）、平林初之辅（1892~1931）等。《播种人》的创刊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标志，因为它自觉选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小牧近江在《艺术上的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主张要发展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艺术。平林初之辅在《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文中则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首先是无产阶级运动，其次才是文艺运动”。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这些理论建树，对以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1923年11月，关东大地震的“天灾人祸”迫使《播种人》停刊。1924年6月，青野季吉（1890~1961）、平林初之辅、小牧近江、金子洋文、前田河广一郎（1888~1957）等13名《播种人》同人，又创办了宣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文艺战线》。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发表了著名的《“调查了”的艺术》（1925）一文，提倡“有意识、有目标地去调查现实，由此而产生出思想”。在这种理论引导下，一批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纷纷问世。叶山嘉树（1894~1945）的小说《卖淫妇》（1925）、黑岛传治（1898~1943）的小说《二分铜币》（1926）、里村欣三（1902~1945）的小说《苦力头的表情》（1926）等。1925年11月，以《文艺战线》的同人为主，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第二年，青野季吉的评论文章《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1926）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性质不同，前者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不是运动，只有在阶级意识的启发下，才可能形成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是文学领域灌输目的意识的运动”。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给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带来了转折。以青野季吉的《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一文为契机，“文艺联盟”内部出现了论争和裂痕，最后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学内部公开分裂成“劳农艺术家联盟”、“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和“前卫艺术家同盟”。1928年3月25日，对共产党表示支持的文学艺术家终于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从此，“纳普”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壮大做出了贡献。1934年，“纳普”被迫解散，无产阶级文学遭到全面扼杀。但是，小林多喜二（1903~1933）、德永直（1899~1958）、中野重治（1902~1979）、宫本百合子（1899~1951）、佐多稻子（1904~）、村山知义（1901~1977）等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以自己不朽的创作，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推向高峰。德永直是“纳普”时期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她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小学未毕业便去印刷厂当学徒、1922年进入东京博文馆印刷厂当排字工，并先后发表了《无产者之恋》、《马》、《多余的人》等短篇小说。其间，他参加了出版行业工会的组织工作。1926年，他参加领导了印刷厂工人长达2个月的大罢工。罢工失败后被厂方开除。1929年，他在纳普的机关刊物《战旗》上发表了取材于这次罢工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这部小说真实地记录了那些生活在两山之间太阳难以照射到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将参加罢工的工人及其家属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们为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组织罢工及罢工工人与各方面的矛盾等，一览无余地展现给人们。因此，尽管小说在艺术上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成熟，但是它的问世还是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并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德国、苏联等国相继翻译出版，中国在30年代也翻译了这部小说。1923年关东大地震，致使不少文学杂志停刊，也为不少的作家提供了崭新的题材机遇。在1924年，主要作家横光利一（1898~1947）、川端康成（1899~1972）、片冈铁兵（1894~1944）等14名年轻的同人作家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当时著名评论家千叶龟雄（1878~1935）在读了《文艺时代》创刊号后，发表题为《新感觉派的诞生》（1924）的专论，对该派作家感觉之“新”进行了肯定。于是，新感觉派由此得名。新感觉派的文学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立体派、未来派等先锋艺术风格的影响，企图以新感觉、新认识、新表现来革新文学。由于新感觉派作家多为文学新人，创作倾向处于变化时期，再加上当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主潮，因此，新感觉派艺术生命很短暂，它随着《文艺时代》1927年停刊而完全解体。但是该派中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还是为文学史留下不少风格独具的作品。横光利一是新感觉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早年就喜好文学，曾积极向《文章世界》投稿。并同早稻田大学校友创办同人杂志《街》、《塔》。其早期作品多取材于自己的家庭，如《姐弟》（1917）、《能够悲痛的时候》（1921）等。1923年，他成为《文艺春秋》杂志的同人，同年发表中篇小说《太阳》和短篇小说《苍蝇》，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这两部小说已充分显示出新感觉派的艺术特色。《太阳》采用福楼拜历史小说《萨朗波》日译本的直译式文体，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丰富的想象力，着意表现为争夺美女而进行殊死决斗的强烈色彩，以及女主人公卑弥呼凭借美貌，努力改变被掠夺、遭欺侮的命运，最后登上犹如太阳一般光耀的王位这一过程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新鲜的语言勾画出动态形象，造成新奇的视觉效果，以表达对命运、人生、事件之间关系的特殊理解。《苍蝇》也是如此，马车驭手因喜欢吃豆包而导致了豆包满腹后产生瞌睡，最后马车坠入深谷。小说从一只大眼睛的苍蝇的视角描写人惨死的悲剧，以表现偶然事件对人生的制约力。1929年底，一些在文学上或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学持不同观点的作家组成了“十三人俱乐部”。1930年4月，在“十三人俱乐部”的基础上又组成“艺术派”作家的团体“新兴俱乐部”，一些非主流派作家也加入了这一团体。这些被称为“新兴艺术派”的作家中，不少人露骨地描写都市享乐的物质生活，低级庸俗。如龙胆寺雄（1901~）的《放浪时代》（1928）、浅原六郎（1895~1977）的《都市点描派》等。由于这派一些作家迎合商业出版的需要，艺术审美趣味浅薄，所以，不到一年，新兴艺术派实际上就从文坛上消失了。但这种派别的作家也有一些佳作问世，如井伏鳟二（1898~）的《鲵鱼》（1929）和《夜深梅》（1930），堀长雄（1904~1953）的《圣家族》（1930）等。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新老作家写了不少属于纯文学性质的作品，一时间文坛又相对繁荣起来。如德田秋声（1871~1943）的《伪装人物》、永井荷风（1879~1959）的《墨东绮谭》（1937）、谷崎润一郎（1889~1965）的《春琴抄》（1933）、岛崎藤村（1872~1943）的《黎明前》（1929~1935）、志贺直哉（1883~1971）的《暗行夜路》（1937）、伊藤整（1905~1969）的《幽鬼街》（1937）等。1933年以后，日本文坛称之为“文艺复兴”的一段美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被“日本浪漫派”和“国策文学”等宣扬“日本精神”、“民族主义”的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文学所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文坛上各类文学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复刊或创刊，为战后文学繁荣准备了条件。最先发表作品的，多是那些在文坛上久负盛名的作家。如志贺直哉的《灰色的月亮》（1946）、永井荷风的《舞女》（1946）、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上卷，1946）等。除老作家纷纷复出以外，一批年轻作家也以各异的创作方法表现战争与战后的现实。其中以自虐的姿态表现对二战后现实的批判精神的所谓“无赖派”，又被称为“新戏作派”，因他们自嘲的态度、戏谑的手法与明治时期“戏作派”文学一脉相承而得名。著名作家作品主要有坂口安吾（1906~1955）的《白痴》（1946）、太宰治（1909~1948）的《斜阳》（1947）、石川淳（1899~）的《黄金传说》（1946）等等。这些作品以主动堕落的态度批判已有的政治观和道德观，反映了战后人们企图寻找新的精神出路的一种思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后的日本文学中，由曾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评论家组成的新日本文学会的活动。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作家是宫本百合子，她将在战争中积聚的愤怒、痛苦、激情以及解放感、期待感统统融于她的创作中。著名作品《播州平原》（1946~1947）、《风知草》（1946）、《两个庭院》（1947）、《路标》（1947）等，将她个人对战争实质的认识及自己的成长道路和日共的工作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其他如德永直的自传体小说《妻呵，安息吧！》（1946）、佐多稻子的《我的东京地图》（1946）、中野重治的《五勺酒》（1947）等。这些作品大多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表现对战争、对天皇制的反感和揭示时代的变迁。在“近代文学派”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派”最能代表二战后日本文学的走向。《近代文学》杂志创刊于1946年1月，最初的同人是原属于新日本文学会的7位评论家和作家，后因与新日本文学会的主要成员的社会观、文学观有分歧，形成要求发挥文学主体性、确立现代的自我等新的文学观念，人称“近代文学派”。在其理论影响下，战后一批日本文学的生力军又成为《近代文学》杂志的同人，终于以“战后派”的姿态给予战后新文学以巨大影响。著名作家主要有野间宏（1915~1991）、椎名麟三（1911~1973）、梅崎春生（1915~1965）、武田泰淳（1912~1976）、中村真一郎（1918~）、埴谷雄高（1910~）等。野间宏是战后派作家中第一个引起文坛注目的作家。二战后，他的短篇小说《阴暗的图画》自1946年4月~10月在《黄峰》杂志上连载，为他赢得很大声誉，大家公认小说问世宣告了战后派文学的诞生。小说以主人公回忆的形式，采用意识流写法，描写“七七事变”前后京都大学几个学生参加进步活动而被捕惨死狱中的故事，表现了革命与个人追求的矛盾冲突，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此后，野间宏连续发表了《两个肉体》（1946）、《脸上的红月亮》（1947）、《崩溃感觉》（1948）等。这些作品深刻揭示出面对战争，由于本能和自私，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矛盾与困惑。1952年，他发表了代表作，反战反军国主义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作品描写一个普通士兵受到的诬陷与迫害，揭露了法西斯军队非人性等黑暗、丑恶的现实；尖锐指出日本军队就是扼杀一切生命的真空地带，敢于坚持正义的人在那里都要受到灭绝人性的摧残。二战后，日本文坛还出现了一批艺术性较高、介于纯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的“中间小说”。比较著名的中间小说作家有井上靖（1907~1991）、石川达三（1905~1985）、丹羽文雄（1904~）等。井上靖曾在大学专攻美学，写过诗、剧本、小说，长期担任编辑工作。他大器晚成，因小说《斗牛》（1949）获1950年芥川奖，确立了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继后，他又发表了《猎枪》（1949）、《一个伪作家的生涯》（1951）、《冰壁》（1956）等一批构思精巧、引人入胜的上乘之作。如，《冰壁》以诗情画意般的描述，将歌颂登山运动员高洁的情操，上升为歌颂人际间纯洁的爱和信任的高度。这在战后的纷乱世界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商业社会里，都是难能可贵的精神。20世纪50年代，日本文坛崛起了一批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作家。这是相对于野间宏等早期战后派作家而言，并无十分明确的界定，主要是表明他们受到文坛承认要晚些时间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著名作家主要有三岛由纪夫（1925~1970）、大冈升平（1909~1988）、安部公房（1924~）、掘田善卫（1918~）等。他们的作品从关心个人的存在逐渐转向关心社会，表现出各自非常显明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道路。三岛由纪夫以《假面的告白》（1949）发表登上文坛，后又发表《潮骚》（1954）和《金阁寺》（1956）等。《金阁寺》是他的代表作，主要表现形成于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人们的变态性格与变态心理。男主人公沟口患有严重的口吃症，这造成他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终于，他在恶德畸形发展之后将美的象征金阁寺烧毁了，领略到瞬间的快感与辉煌。这部小说充分表现了作者颓废的文学观和美学观。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日本基本走出战败的阴影，而迈向安定和繁荣的道路之时，文坛上出现了“第二新人派”作家。这些作家一般比战后派作家要年轻。他们一改战后派作家创作的实验性、抽象性等特点，着重描写对日常生活的感觉。文体近于私小说传统，但本质上有区别。因为他们只是借助“私小说”的形式构筑他们的文学大厦。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小岛信夫（1915~）的《美国学校》（1954）、安冈章太郎（1920~）的《海边景色》（1959）、远藤周作（1923~）的《海和毒药》（1957）、吉行淳之介（1924~）的《骤雨》（1954）、庄野润三（1921~）的《游泳池旁小景》（1954）等等。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文化进入多元化时期。文学的多元性使日本战后出生的一批作家以表现西方文明濒临崩溃、文化转型期的青年一代的心态和现代所关注的事件与问题为主。如三浦哲郎（1931~）的获奖作品《在白夜里旅行的人们》（1985）、开高健（1930~1989）的《夏天的昏暗》（1972）、井上光晴（1926~）的《心灵善良的叛逆者》（1969~1973）、大江健三郎（1935~）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和《个人的体验》（196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