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毕业论文

这个不是太难写，汉可以说张骞，唐说鉴真，玄奘，宋是海外贸易，明是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葡萄牙殖民者夺澳门，清就是收复台湾，抗击沙俄，闭关锁国了。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人员往来, 也包括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在明朝前后有明显的不同。明朝中期以前，由于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世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中国主要是与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朝鲜和印度等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往；明朝中期后,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西方殖民者陆续向东扩张, 以及西学东渐,中国与西方的交往逐渐增多。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从两汉开始的。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 为了联络大月氏回师东进,与西汉夹击匈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为了发展与西域友好往来关系。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 泽及后人。“丝绸之路”成为当时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通道, 大量的使臣、商人络绎不绝地奔波往返, 和谐 各地的物质产品与精神成果, 得到了充分的交流。汉代以开放的姿态,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吸纳色彩各异的文化元素, 走上了直接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道路。和谐当时的中国对外交往已突破了东亚范围, 远及欧洲和非洲。和谐秦汉之际, 朝鲜的檀弓、和谐果下马等输入中国, 中国铜镜、漆器、铁制工具等输至朝鲜；燕、和谐齐、赵有数万人前往朝鲜，三韩多次派人晋见武帝和光武帝。日本与中国的往来较早, 武帝时, 有30多国通过朝鲜“使译通于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印绶”。中国铁器、铜镜、丝帛传入日本。越南的象牙、和谐犀牛、珍珠输入中国；中国铁犁、牛耕和水利工程技术在越推广。出玉门关或阳关往西到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形成的丝绸之路, 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铸铁、井渠、造纸等技术，通过这一通道西传。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和谐从广东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 绕过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 到孟加拉湾沿岸, 最远达印度半岛南端,形成的水上丝绸之路, 加强了和东亚、南亚各国的关系, 沟通了东西外交圈之间的联系。西亚大国安息, 利用丝绸之路与汉频繁交往, 通过水上丝绸之路在汉与大秦间转手贸易。处于陆上丝绸之路西端的大秦, 直接交往受安息等国的阻碍。97年, 甘英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 到达波斯湾折回。166年安敦使者到达东汉, 《后汉书》中有与欧洲直接往来的最早记载。隋唐时期, 交通发达, 水陆并举。陆路从长安出发东达朝鲜, 西通印度、伊朗、阿拉伯和欧洲许多国家。水路从登州、扬州出发, 和谐 可到达韩国、日本。从广州出发, 经马来半岛、印度, 可到达波斯湾。和谐唐政府鼓励外商来贸易, 允许他们长期居住、通婚、任官, 实施开放的对外政策。和谐唐朝对外交往有新发展, 唐朝与新罗、日本、天竺、波斯和大食等亚非欧各国均有友好往来, 和谐 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大都会。和谐新罗人留学唐朝最多,崔致远最著名。长安和沿岸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接待新罗商旅。新罗立国参用唐制, 举国学、教儒学；从唐引进茶叶、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等手工艺技艺；喜读唐诗, 许多文人会写唐诗；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 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和谐日本与隋唐往来频繁。隋时互遣使, 遣唐使十多次；日本出土大量“开元通宝”, 中国也出土了日本奈良时的银币。大化改新由留学回国人员策动, 新政中的制度大都以唐制为蓝本；都城建造完全依照长安的样式；律令大体采用唐律, 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祖冲之《缀术》传入日本成为教科书；祭孔礼义隆重。日本的吉备真备和中国的鉴真为中日友好交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印度半岛的天竺与中国的交往以佛教为纽带。贞观时, 天竺一再遣使来唐, 送来郁金香、菩提树。中国创的十进位记数法推动了天竺数学的发展。玄奘和义净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和谐中亚一些国家同隋唐往来密切, 一再遣使前来, 和谐带来名马、和谐异药等特产。隋朝和波斯已互遣使节。唐朝时, 波斯遭大食侵犯, 其王及儿子先后来华求援。波斯商人在中国开设“波斯店”。唐高宗时, 和谐大食开始遣使中国, 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国造纸术唐时传到大食。和谐唐与东罗马有使节往还。东罗马的医术、杂技传入中国, 唐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和谐明朝前期, 郑和七下西洋密切了我同同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联系, 将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推向高潮。但是,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 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 给明朝造成巨大负担。随着国力的衰退, 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和谐明朝中期以前，对外关系的兴盛, 和谐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技先进、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等因素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农耕文明充满活力, 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统治者也具有向上的进取精神、不断开拓的愿望和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胆识。由吕宋传入我国的烟草等经济类作物得到推广。16世纪后期,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说汉族, 和谐 穿儒服, 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绘画、音乐等方面的著作介绍给中国, 和谐又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给西方, 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代表性人物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和谐明朝中期以后, 中国的对外关系呈现日益被动、保守和封闭的趋势。当时, 我国开始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 1553年葡萄牙租占澳门, 西班牙、荷兰先后侵占台湾。清朝前期, 沙俄侵占人国东北的雅克萨等地。这一时期,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成为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如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组织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等。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因而不能主动迎接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致使中国与世界长期隔绝, 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咳 我也好愁啊 咋写啊 上学期的书都扔了 历史也没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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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汉字简化的历史（中国青年报，1956年3月24日）[2]评汉字笔顺排检法（中国语文，1957年1期）[3]携手并进（小说），（雨花，1958年5月号）[4]评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根本观念”（火箭，1959年1期）[5]禹鼎考释（与谭优学合写〉，（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2期）[6]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6月）[7]关于宫体诗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65年3期）[8]韩非与百国春秋（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3期）[9]《战国策》与《韩非子》（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2期）[10]高适生平若干问题的探讨（文学评论，1979年2期）[11]陈奇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群众论丛，1980年第1辑）[12]《韩非子·十过》非韩非作（活页文史丛刊，第1辑，1980年）[13]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文史第8辑，1980年3月）[14]王充与两汉文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2辑，1980年7月）[15]谈“唐十二家诗”（学林漫录2集，1981年3月）[16]魏晋南北朝人对文学形象特点的探索（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4期）[17]刘勰的两个梦（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1期）[18]《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1982年2月）[19]阮籍《咏怀》（其二十）诗新解（文史知识1983年1期；《古典诗词名篇鉴赏集》，中华书局1984年）[20]学习古代文论随感（光明日报，1984年1月24日；《文学遗产》622期）[21]皇甫冉《秋夜有怀高三十五兼呈空和尚》诗发微（《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22]胡小石师的教学艺术（学林漫录9集，1984年12月）[23]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1期；《建安文学研究文集》，黄山书社1984年11月）[24]柳珵《刘幽求传》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1辑）[25]开拓型的学者罗根泽（光明日报，1985年6月18日；《文学遗产》，683期）[26]程千帆教授的学诗历程（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号，1985年）[27]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5期）[28]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草堂，1985年2期）[29]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1辑，1985年）[30]罗根泽先生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8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31]《（唐语林〉原序目》考辨（唐代文学论丛总8辑，1986年12月）[32]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文学遗产，1987年1期）[33]卢言考（学术月刊，1987年4期）[34]罗根泽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9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35]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2、3期合刊）[36]王堂闲话考（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3期）[37]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1期）[38]周勋初同志在委员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高校古籍整理工作通报20期，1989年）[39]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特色和人才培养（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9期，1989年）[40]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书品，1989年2期）[41]《明皇十七事》考（古籍整理与研究4期，1989年）[42]赵璘考(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1集，1989年）[43]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5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44]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文学遗产，1989年5期）[45]开阔视野实中出新（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2期）[46]身在庐山之外的人反易看清庐山真面目（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0年2期）[47]释“赋”（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4期（总31期〉）[48]司马相如赋论质疑（文史哲，1990年5期）[49]李白及其家人名字寓意之推断（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香港〉中华国学2期，1990年5月）[50]“芳林十哲”考（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51]顺其自然地登攀（文史知识，1991年4期）[52]写作《高适年谱》的机缘与甘苦（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2期（总第35期〉）[53]《隋唐嘉话》“拾补”商兑（书品，1991年2期）[54]中国古籍在大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台湾]国文天地，7卷三期，1991年8月）[55]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1991年5月）[56]王粲患麻疯病说（学林漫录13集，中华书局1991年5月）[57]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58]目录学家对文学批评的认识和著录（文学研究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59]“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60]《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刘勰《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文心雕龙研究荟萃》，上海书店1992年5月）[61]张骘《文士传》（辑本〉（古典文献研究1989年─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62]韦绚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6期）[63]敬业小言（南大书友总3期，1993年4月上旬）[64]李白在诸王分镇问题上遭致失败的内在原因（文学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65]论李白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战事的态度（文学遗产，1993年3期）[66]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中国文化，第8辑，1993年6月）[67]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68]隋唐嘉话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1993年9月）[69]严杰《欧阳修年谱》序（南京出版社，1993年11月）[70]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江海学刊，1993年6期；《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71]《唐语林校证》惨淡经营始末（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2期（总53期〉）[72]赋体评议（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2期）[73]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1994年6月）[74]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文学遗产，1994年6期）[75]周明《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76]《酉阳杂俎》成书考（《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77]中日友谊之树长青（桔颂（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1995年）[78]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1995年2月）[79]日本访书散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1、2期，1995年4月）[80]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5年6月）[81]《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总第62期〉）[82]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1995年10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83]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3辑，1995年12月；唐代文学研究，1996年9月）[84]《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85]文化同根倍情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4期）[86]“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文心雕龙研究第二辑，1996年9月）[87]读《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感（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88]怀念老校长匡亚明同志（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7年第一期（总314期〉；《匡亚明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89]读稿杞忧（文学遗产，1997年第二期）[90]朱东润先生治学的特色（复旦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91]勋初自白（《当代百家话读书》，广东教育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92]周老任职南京大学时的高风亮节（高校古籍工作通报第54期）[93]陈寅恪研究方法之吾见（《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94]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流传（学术集林11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1月）[95]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文学评论丛刊1卷1期，1997年12月）[96]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97]《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周年纪念有感（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98]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序（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8月）[99]文献学与综合研究（《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100]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101]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2期）[102]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思考（中国政协报，1999年6月2日学术家园总64期）[103]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胡小石研究》，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104]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学林春秋》二编下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105]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辞赋文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106]开湖泊志之先河的《太湖备考》（新华日报，2000年1月15日）[107]评刘勰文学观的双重标准（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文苑出版社2000年2月）[108]李白屡遭挫折与倍受赞誉之两面观（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2月）[109]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1期）[110]传统文化就在我们身边（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1，期）[111]胡小石先生与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林往事》上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112]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113]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序（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114]《唐钞文选集注江存》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115]纪念程千帆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0年3期）[116]李白剡中之恋放谈（中国李白研究1999年集“李白与天姥国际会议专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117]纪念古道热肠的洪诚先生（文教资料，2000年6期）[118]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序（黄山书社，2000年12月）[119]楚辞研究的传承与发展（《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120]《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121]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4期）[122]梦断黄金台（文史知识，2001年10期）[123]徐国荣《中古感伤文学原论》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24]先进文化与古典文献研究（《先进文化与建设江苏文化大省——第一期（政协委员论坛〉论文汇编》，2002年3月）[125]我与《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文字因缘（书品，2002年2期；《我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5月）[126]李白族系之争的时代背景（古典文献研究总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127]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128]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129]姚曼波《（春秋〉考论》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130]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中国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古典文献研究，2003年1月）[131]孙望先生的人格魅力（《诗海扬帆——文学史家孙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132]武秀成《（旧唐书〉辨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33]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34]我与李珍华教授的四次相聚（《李珍华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135]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136]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古典文献研究总第7辑，凤凰出版社2004年7月；《古典文献研究》总第8辑，2006年1月）[137]谈笔记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7月）[138]异曲可以同工——评两种研究六朝江东士族家学家风问题的著作[署名古愚]（书品，2004年5辑，2004年11月）[139]唐诗之路唐诗总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140]党银平《崔致远研究》序（江苏文史研究，2004年4期）[141]探索与困惑——研究宗教与六朝文学的一点思考（《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142]《永志无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集）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143]《翰墨激情》（纪念抗日胜利60周年文集）序（自印本）[144]李白“三拟《文选》”说阐微(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沧海求珠》——张文勋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145]西学东渐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艰难处境（社会科学论坛，2006/2〔上半月刊〕；文学评论丛刊第9卷第1期）[146]匡亚明校长在人才问题上的巨大贡献（南京大学报2006年3月28日匡亚明百年诞辰纪念专刊）[147]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特点的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2期）[148]由《九歌新考》所想起的（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3期[总第181期]）[149]李白与羌族文化（中华文史论丛2006第一期[总第81辑]）[150]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151]三教论衡的历史发展（古典文献研究总第9辑，2006年1月）[152]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光明日报，2006年8月28日第12版《学术副刊》）[153]李白诗原貌之考索（文学遗产，2007年1期）[154]《百年汉学论集》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2月）[155]《唐代乐人考述》序（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1期，东方出版社，2006年11月）[156]我与傅璇琮先生的文字姻缘（宁波晚报，2007年8月12日；《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157]凤凰出版集团的骄人业绩（《凤凰情缘》，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158]古籍整理：“考文献而爱旧邦”（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5日《国学副刊》32期[总56期]）[159]《文心雕龙》书名辨（江苏文史研究，2007年4期；文学遗产，2008年1期）[160]李白的晋代情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161]“兴、观、群、怨”古解（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1期）[162]关于《文选集注》第九十八卷的流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2008年4月）

题名与责任 夏衍研究资料 [专著] / 会林，陈坚，绍武编 出版项 北京 :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载体形态项 652页 ; 23cm 语言 chi 一般附注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 现代卷 18 内容提要 本书分生平与创作自述，生平与创作的评论，生平年表、著译系年和评论资料目录索引等三部分，全面收集了关于夏衍的研究资料。 题名与责任 夏衍 [专著] / 陈坚，陈抗著 出版项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载体形态项 254页 ; 20cm 丛编项 名家简传书系. 第三辑 题名与责任 夏衍与读书 [专著] / 周敬山[著] 出版项 济南 : 明天出版社, 1997 载体形态项 183页 : 照片 ; 20cm 丛编项 中国文化名人与读书 题名与责任 夏衍剧作艺术论 [专著] / 周斌著 出版项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1997 载体形态项 257页 ; 20cm 语言 chi 一般附注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题名与责任 夏衍访谈录 [专著] / 李文斌著 出版项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载体形态项 103页 : 彩照 ; 20cm 语言 chi 内容提要 本书收集了近年来夏衍同志观看影片的意见,其中包括:对影片创作者的具体评析,关于新时期电影创作和电影界体制改革的意见和主张等。 题名与责任 夏衍研究专集 [专著] / 巫岭芬编 出版项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载体形态项 2册(1352页) : 照片 ; 20厘米 丛编项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题名与责任 夏衍戏剧创作论 [专著] / 王文英著 出版项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载体形态项 311页 ; 20cm 这些东西是国家图书馆找来的，只摘抄了部分专著，研究生及博士生论文均未收入，一般图书馆也不一定找得到。研究夏衍的的确很少。本人正在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希望这些东西能帮到你

祖籍河南开封，1900年10月30日生于今浙江杭州彭埠镇严家弄，原名沈乃熙，字端先。1919年，在家乡参加五四运动，与同学一道发起并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本进步刊物《双十》（第2期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赴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译有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1933年后，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创作有电影剧本《狂流》、《春蚕》，话剧《秋瑾传》、《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对上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巨大影响。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改编创作《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著有《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理论专著及《夏衍剧作选》、《夏衍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中国文联第一届全委会委员。195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1960年，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常务理事。1979年，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再次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同年，出席中国影协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中国影协主席。1988年，出席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并致开幕词。1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1995年，在北京医院逝世。夏衍在充满惊涛骇浪的20世纪中国文坛上奋战70载，以不知疲倦的独特品格、英勇善战的辉煌业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成为我国卓越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文化战线领导人。在“夏衍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夏衍艰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献的功业，有了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的理解。这位世纪老人在众多的文化领域不倦地开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一孙家正同志说：“夏衍是中国电影的根。”真乃一语中的。夏衍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派夏衍进入文化界，并深入到电影界。遵奉党的“将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征程，与郑伯奇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奠定了中国电影重视文学创作与导演运用蒙太奇语言的理论基础。犹如“窃火者”将火种与技艺送到人间。随后，党组织决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黄子布）为组长的电影小组，开拓左翼文化阵地。他们在上海各主要报刊陆续开辟了电影副刊，发表大批有分量的电影评论文章；加强了左翼电影队伍的组织工作，形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创作力量；大力译介苏联电影创作及理论，由夏衍化名丁谦平翻译刊出苏联有声电影剧本《生路》，这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剧本……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与有力的斗争，促进了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高潮的出现，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不可磨灭地记载着夏衍的劳绩与奉献。为了摸索电影创作的规律，他成了电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表、手电与笔记本，一部电影要看上几遍。用他自己的话说：“先看一个镜头是远景、近景还是特写，然后分析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用，为什么能感人。一个镜头或一段戏完后，用秒表算算几秒钟或几分钟，然后算算一共多少尺长。这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加以研究，逐渐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夏衍创作的第一部电影《狂流》，于1933年3月问世，在上海引起轰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新电影真正的诞生。它第一次把摄影机对准农村，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同年，他向观众奉献了4部优秀剧作；此后每年均有两部以上影片问世。10余部姿态崭新的电影，以广阔的生活视野、鲜明的主题思想、巧妙的艺术构思，赢得了广大观众，奠定了他在电影界备受尊崇的地位。《春蚕》是茅盾的力作，夏衍成功地把它搬上银幕，开创了将名著改编为电影的先河。这也是将中国新文艺作品改编为电影的第一次尝试，获得观众、文艺界和鲁迅先生的赞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春蚕》又受到西方电影同行的赞美。新中国成立后，夏衍又创造性地把《祝福》（鲁迅）、《林家铺子》（茅盾）、《憩园》（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等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使之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名作，达到电影艺术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夏衍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是一部电影艺术创作理论的重要著作。里面既有从事电影创作的宝贵经验总结，又有电影艺术领域普遍规律的概括与阐述。欧阳予倩评之曰：“言简而意赅，语近而旨远，对于学习编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标。”此书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案头必备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主管电影的夏衍，还常常动手为他人修改剧本。许多著名影片的脚本都经他亲笔改过，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风暴》、《聂耳》、《白求恩大夫》等。《早春二月》经他修改的地方多达240多处。邓小平同志曾赞之为“电影医生”。夏衍对于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不朽贡献难以尽述。在这位前驱者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之际，国务院特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这，就是深受电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师夏衍。二夏衍在戏剧领域呈现出卓尔不群的大家风范。他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至50年代止，20年间发表多幕剧、独幕剧、翻译剧、与友人合作剧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而被认为是他的3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作品。他的剧作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使他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剧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于其第一部多幕剧《赛金花》的发表、公演与轰动而闻名于世的。综观夏衍的话剧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确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们是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时代感与娴熟的艺术表现力的有机统一。他的剧作无不环绕着时代、社会与人生展开，但又总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加以表现。因其中大部分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故而内容几乎都与抗战有关，无不贯穿着全民抗日的时代氛围。他善于从社会一隅的现实事象中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成长。他一方面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映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另一方面又寄托无限希望与憧憬。正因如此，他的剧作每每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他们的悲苦与欢欣。著名评论家唐弢先生誉之为“一首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其二，夏衍剧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的小人物。他擅长描写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颗善良心的人。他常常把这些人物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让他们蹉跌、创伤、爱憎、悔恨，最终达到一个可能到达的结局。他笔下着重歌颂的正面人物，也总带有缺点，带有时代与阶级的烙印，因而显得更真实、更自然。描写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发掘内心世界为主要艺术手段。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逻辑，要真实。他说，只有真实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过人物真实、复杂的思想感情，才能与观众交流，激起共鸣。他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准确再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以洗练的动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独特的内心感受；他以有机的情境渲染，使人物所处环境构成生活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独到的手笔，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艺术功力。其三，夏衍剧作的艺术结构单纯集中、严谨匀称、意境深远，与他整个艺术风格相统一。他的戏剧情节总是紧紧围绕着主题而发生、发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戏剧结构的起承转合，讲究布局谋篇，例如《上海屋檐下》。有人说他的戏过于平淡，我们恰恰认为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正是他不同于别人的艺术追求。他总是把笔力用于渲染冲淡、深远的意境，从中深入刻画人物精神的振荡、心灵中的搏斗，比如《法西斯细菌》。他的剧作结构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迹，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作家的匠心，仿佛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这正是夏公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夏衍的剧作，对后人显示着悠久的艺术生命力；夏衍富有真知灼见的戏剧观念，对戏剧创作艺术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对于后代同样具有长久的启迪作用。三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夏衍首先以翻译外国理论书籍及文艺作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以翻译家沈端先的名字为文坛所知。他的第一部译著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撰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本最早、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著作；也是经过他的笔，第一本被介绍到中国的关于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后在妇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早期妇女运动工作者胡子婴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及过，她们当时组织妇女进步团体时，特地选用此书作为学习教材。此后，夏衍又以不倦的劳动翻译了许多进步文学作品与论著，如芥川龙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选译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新兴文学论》等，在进步文化界亦发生过重要作用。由于这方面的显著成绩，1928年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时，他被选为9名执行委员之一。当然，在夏衍翻译事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对高尔基《母亲》的翻译与传播。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巨著，经过他的笔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对于身处在高压下的中国民众，《母亲》是一线点亮心灯的明光。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部畅销书，一年内重版两次，很快遭到查禁，聪明的书店老板把封面由红色改成绿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国禁止发行。文化名人夏丏尊当面质问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并将书名改为《母》，署名改为“孙光瑞”，“破例来个冒牌”，由开明书店一连出了5版，又遭禁。然而在读者中的强烈影响是无法禁绝的，它总是生命不息地流传着，直至今天。1936年6月，夏衍发表了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典范的作品《包身工》，并立即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他是在艰难地、认真地进行大量调查、体验的基础之上，以惊人的透视力，对“包身工”所处的人间地狱作出了精确的判断，得出了深刻的认识，然后运用他特有的冷峻、锐利的笔锋，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人最底层的生活，血泪斑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对西欧、北美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描绘。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当年索洛警告过美国人当心每根枕木下横卧着的尸骸，夏衍则在《包身工》中警告这些殖民者当心呻吟着的每一个锭子上的中国冤魂。直到老人家离去前不久还曾说过：“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固然是他对自己作品过于苛刻的评价，但也从中透露出对这部传世之作客观价值的重视。1937年8月，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这是他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时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达12年之久的起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他常幽默地讲，自己只是个业余作者，正业则是新闻工作。从中至少可以让我们感悟到他对新闻战线岗位的重视。是的，12年新闻记者的劳绩，实实在在地体现于约五六百万字的成果。在他自认为“毕生最难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几乎每日不停笔，每天至少一两千字。政论、杂文、散文、随笔……各种内容无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科学、人物、社会生活、时事评论、旅游札记……真可谓丰富多彩、文情并茂。廖沫沙同志在为《夏衍杂文随笔集》而作的序文《凌云健笔意纵横》里就此而论曰：“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报》等报刊上每日必写的社论、报道、补白等之外，他还有十分擅长的一手绝活：自然科学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机无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这样集中地描画与介绍自然界事物的生长变化，或者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论人论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胜，在我国文坛上却还是罕见之作。”于此可用他写于1940年战火频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为佐证，从中很可以看到这位前辈的灵魂。文章写道：“……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炼。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寥寥数百字、讲述了一个涵盖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笔法如此简洁、生动、深刻、透辟，言情言志，惠及友朋。全国解放后，夏衍自云：“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于是又应《新民晚报》之约，开辟了“灯下闲话”专栏，以匡正时弊，扶正祛邪。20世纪60年代，他又应《人民日报》之约，针对大跃进的失误，以笔名黄似在“长短录”总题下，与文友们连续发文总结经验、评价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读者中流传颇广。在艺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没有成为夏衍事业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热爱艺术，但不止于艺术。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在艺术家看来也许是不屑一顾的组织、说明、动员、劝解、安置、迎送、争取、营救等工作。这是如此具体、细致、困难、艰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生活、温暖大地的最宝贵的挚情。“夏公”这个称呼始于何时、出自何人的准确结论尚待考证，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文艺界朋友们就这样称呼他了，公，是正直无私的意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公，又是对长者、显者的尊称。当时的山城重庆，是大后方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环境险恶，矛盾交错，困难重重。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工作，获得这样的称呼绝非偶然。据有的老同志回忆，文艺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气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红耳赤的纷争，变作一团和气，他堪称文艺球场上的一位“清道夫”。夏衍对党有一颗忠诚的心。他童年时家境衰败，在8个兄弟姐妹里最小、也最瘦弱。3岁丧父、全靠寡母辛勤劳作和亲友接济帮助，勉强解决衣食问题。贫穷、窘迫，使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慈母爱怜地称他“洞里猫”。14岁高小毕业，当过染坊学徒；15岁以“品学兼优”被推荐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读书；19岁卷入五四运动的狂潮，发表抨击封建、守旧舆论的激烈文字，得到陈独秀的赞许；20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带着师长们“工业救国”的嘱托，东渡日本求学。在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洞里猫”的思想深处掀起了波涛，从“工业救国”的“洞”里走出，成为留学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孙中山先生亲自关怀下，指定李烈钧将军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随即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扑面而来的白色恐怖中，共产主义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风采。他彻底醒悟了，毅然走进被血与火包围着的革命者行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找到马克思主义，找到党，他从此坚强而自信。遵照党的思想路线，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璀璨阳光冲破浓重阴霾的时刻到来时，民心大快，万众欢腾！党中央为夏衍平反，恢复名誉，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当益壮，锐气不减当年。他和祖国、人民一起，为崇高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新文化事业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奋斗了20载寒暑春秋。85岁高龄时，夏衍写成长达33万言的重要著作《懒寻旧梦录》献给人民。他告诉读者：“我这个人很平凡，但经过我的这个时代，实在太伟大了。”在他90岁生日之后，他对身后之事作了不同寻常的安排：他把价值百万元的藏画，统统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条件是：不要奖金，不要奖状。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用官费送他去日本求学。他把稀世珍宝《纳兰成德长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条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把他引上斗争的舞台。他把价值连城的珍贵集邮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他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还有什么可捐献的？字画、长卷、集邮、藏书，再珍贵也是有价的；而他对祖国、对事业的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却是无可估价的！夏公以95岁高寿离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于今，夏衍的才干、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夺目的人文精神已汇入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时，他又以现代人的至高品格丰富了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1 胡星亮;论夏衍话剧与民族戏曲传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2期2 李娜;;试论夏衍杂文的散文笔法[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03期3 李骏;试析中西电影改编[J];理论界;2004年05期4 魏福惠;论夏衍现实主义戏剧观的主要特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04期5 何散芬;论夏衍戏剧的语言特色[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04期6 白杰;;《野玫瑰》批判与话语权力之争[J];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2期7 原小平;;曹禺话剧的影视改编[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8 祝晓风;;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探究[J];文学前沿;2002年02期9 海阔;;大众传媒与宗法社会[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10 原小平;;现代名著改编中的形式转换问题[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1期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5条1 何宇宏;曹禺戏剧文体话语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2 王国英;权力·话语·政治文化[D];浙江大学;2008年3 张高杰;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研究[D];兰州大学;2008年4 吕树梅;新中国乡村电影创作中的理想化倾向[D];复旦大学;2007年5 池水涌;中国苏州弹词与朝鲜盘索里比较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5条1 成艳军;《阿Q正传》改编研究[D];河南大学;2009年2 何筠;郭启宏历史剧人物形象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3 张保国;夏衍办报实践与办报思想研究[D];河南大学;2008年4 金真徽;小说到电影——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化研究[D];青岛大学;2004年5 赵敏;英文影片的语言特征及翻译[D];广西大学;2001年【相似文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1 阮幸生;文学作品与科学面面观[J];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04期2 阮幸生;文学作品与文化的关系[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3期3 毛正天;论文学作品中的议论[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1期4 阮幸生;文学作品与自然[J];当代文坛;1998年05期5 佐佐木守 ,丛林春;如何改编文学作品?[J];当代电视;1988年03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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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怎么做我来完成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论文一般由 题名、 作者、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 附录）可有可无。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内容提要是 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