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军研究论文

1980年的一天，粟裕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文章在没有证据和组织结论的情况下，将被敌人杀害的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的高级将领刘畴西称为“叛徒”。

刘畴西当年曾担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粟裕看到文章的描述后，十分生气：

没过多久，粟裕收到了一封来信，是刘畴西家属写来的一封信……

1934年7月，中央决定 寻淮洲 率领的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尽管是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发，但 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根本目的是，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进行长征，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压力。

红七军团接受任务的时候，全军团只有4000余人，加上调到瑞金以后新补充的2000余名新战士，实际兵力6000余人，尽管仍然编有三个师的番号，但实际上每个师只相当于一个团，全军团只有长短枪支1200-1300多支，一部分轻重机枪，6门迫击炮，大多数战士甚至手中只有梭镖

更为关键的是， 全军团虽然拥兵6000余人，但是非战斗人员就达到了2000多人，负荷沉重，行动迟缓。

这样一支部队，向白区挺进，面临的艰难可想而知。

到7月底，红七军团全部进入白区，又接到中革军委临时赋予的任务，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夺取福州。

应该说这个任务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完成。

即便面临种种困难，但红七军团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做了战前动员，所有的战士们均信心百倍。

闽中地区突然出现的一支红军，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恐慌， 福建省主席陈仪命令在闽东“剿匪”的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集中到福州，蒋介石也掉了在湖北整训的四十九师驰援福建。

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加上自身实力的不足，红七军团遭遇失败也就不足为奇。

因为福州一战，红七军团暴露了行踪，加上深入敌后，国民党军调集数倍的兵力，对红七军团发动猛烈的进攻。

即便以当时身为参谋长的粟裕有着回天妙计，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由于“左”错误的指挥，红七军团在后来四个月的时间里，转战闽浙赣皖四个省，行程1600多公里，自身付出的巨大的牺牲。

1934年10月，北上抗日先遣队来到闽浙皖赣苏区，与当地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继续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北上。红十军团建成后，下辖三个师，总兵力在8000人左右。

对于这个任命安排，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十分不合理的。

寻淮洲 、粟裕等较有能力的指挥权全部都排斥在外，事实上当时红十军团大部分的干部，特别是原红七军团的干部，对此都特别有意见。

乐少华过去从事工人运动，但在军事上毫无经验，最初在红七军团时，乐少华与寻淮州之间便有摩擦。

粟裕曾回忆过一件往事：

他与时任红十九师政委的聂洪钧都认为：

而刘畴西虽然在红军中是属于老资格党员，毕业于黄埔一期，闽浙赣宣传部长涂振农曾评价刘畴西：

新成立的红十军团，主要的任务是， 保卫闽浙赣皖苏区，打击“围剿”之敌的同时，扩大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战斗力最强的红19师出击浙皖边调动敌人，红20师21师负责保卫苏区。

乍一看，这样的战略安排看似合理，实际上却有些不顾现实情况。

那时的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剿下，已经日渐缩小，不适合大兵团战略活动，方志敏期间曾电告上级，要求将红十军团20师主力转移至闽北苏区，结果遭到了拒绝。

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革军委更是直接要求， 红20师、21师突围与红19师会合，伺机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或者旅，以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

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的粟裕，时隔多年后回忆这段 历史 曾坦言：

原红十军与闽浙赣地方武装，长于游击作战，不适合进行大兵团作战，现在却将他们集合起来，是不符合实际的。

1973年12月，朱德元帅在评论红十军团合编后的教训时曾指出：

红19师作为当时红十军团中，唯一一支有着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在脱离大部队转移浙皖作战期间，在寻淮州的指挥下连战连捷，威胁芜湖、南京，寻淮州本人表现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两个师与红19师在黄山东南汤口会合。

蒋介石听说后，更是惊慌，下令调集重兵围剿， 当红十军团沿屯溪至青阳公路向北转移，经污泥管抵达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时，蒋介石嫡系王耀武率领的补充第一旅以及浙江保安第三团一个加强营已经抵达了汤口。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国民党军各个部队距离红十军团都很远，不具备威胁，补充第一旅以及浙江保安第三团虽然走得快，但实际上双方当时兵力都差不多，况且红十军团还占有地理上的优势，理论上，这一战可以打，而且还可以打胜。

根据军团布置，粟裕立即做出了安排。

红19师是红十军团中较强战斗力的部队， 以一个连的兵力，控制乌泥关隘口制高点，其余主力则部署在乌泥关以北，承担主要的歼敌任务；与红20师、21师阵地以此衔接，20师以一个营的兵力，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封锁乌泥关口，并同时阻击增援之敌。

应该说这个布置与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可在战斗一开始，红十军团就没有按照预定计划配置兵力。

寻淮州、粟裕都认为，伏击的主要任务都应当交给富有作战经验的红19师更有把握， 可刘畴西却坚持要红20师打主攻，他认为补充一旅之前曾被红19师击败过，战斗力不强，为了增强红20师的作战经验，由红20师承担主攻任务，红19师负责切点敌人的退路。

可这么一改变布置，却也直接改变了战斗的结果。

首先从敌人的角度来讲：

从红十军团的角度来讲：

王耀武率领补充一旅大摇大摆的挺进，掉进了红20师的伏击， 可王耀武意识到自己进入伏击圈后，立即指挥各部抢占制高点，红20师战士手中缺乏武器弹药，只有大刀长矛，根本就守不住制高点，纷纷溃退下来。

眼看一场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刘畴西这才下令红19师出动，夺回制高点。

寻淮洲 亲自率领一个排冲杀，虽然夺回了高地，但自己却不幸中弹。在弥留之际，寻淮州仍然高呼： “北上抗日，北上抗日。”

因伤势过重， 寻淮洲 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整个谭家桥之战，牺牲最惨烈的是红20师，尽管遭遇优势敌人的进攻，但他们依旧顽强血战，包括红20师师长黄英特、红83团长牛叶春、红87团政委许施应也都牺牲在这次战斗中。

红十军团伤亡了近千人。

1935年1月9日，红十军团主要领导干部在安徽茶山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上， 粟裕强烈要求分兵，他、刘英率领红19师到浙西南活动；方志敏率领红21师回到赣东北坚持斗争，乐少华、刘畴西率领红20师到浙西南活动。

应该说在几次作战失利的情况下，粟裕痛定思痛，认为大兵团作战，不利于红十军团。

但这一正确意见遭到了反对。

茶山会议最终采纳了刘畴西的意见，三个师的主力全数返回赣东北。

为保证大部队的顺利行动， 茶山会议还决定，粟裕率领一支800多人的队伍与大部队分开出发，经安徽的茂林、泾县、宁国等地向宣城、广德挺进。 说是先头部队，实际上战斗力很弱，大部分都是军团机关工作人员、后勤人员、伤病员等等。

刘畴西率领的主力部队2000余人组成另外一路突围。

作为一个军事指挥者， 刘畴西这时主要的问题暴露出来，尽管他在军事上颇有研究，但是实战经验不够，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上，具有优柔寡断和紧急情况下缺乏办法的弱点。

刘畴西率领的大部队一路上行动迟缓，尽管当时方志敏要求粟裕以自己的名义，给刘畴西写信，但刘畴西坚持要在原地休息，以至于耽误了时机，遭到了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合围，刘畴西在指挥部队突围过程中，又几次转变方向，部队疲惫不堪。

耽误了几天的时间，刘畴西率领的红十军团主力被敌人包围在了怀玉山地区，时值天降大雪，弹尽粮绝的红十军团指战员历经浴血奋战，最终失败。 除粟裕带出的800余人突围成功外，只有少部分突围出来，或是到了闽浙赣地区，或是突围到了皖南地区坚持斗争。

方志敏、刘畴西等红十军团以及闽浙赣苏区领导人，先后在敌人搜山中被俘。

尽管刘畴西对红十军团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狱中却表现出了顽强的气节，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接替寻淮州任红19师师长）等红十军团将领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被敌人杀害，临刑前三人高喊：

当年身在狱中的方志敏总结红十军团失败的教训时曾写下《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具备丰富军事指挥经验的粟裕，对于谭家山战斗以及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失败的教训，总结的经验更多，当他回忆起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时曾感叹， 除了客观上敌人强大的关系外，主要还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错误领导， 并总结了四个原因：

对于牺牲的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尽管他在指挥上负有重大责任，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与国家对刘畴西的评价依然很高，除高度评价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贡献外，对他的牺牲也是深表惋惜。

新中国建立以后，长沙县人民政府给刘畴西的遗孀送去了“伟大英烈”的金匾。

1980年，粟裕偶然在报纸上注意到，有文章称被敌人杀害的刘畴西为“叛徒”，十分生气，立即指责了这种言论。

粟裕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了。

1980年6月，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浙南斗争的老战士刘亨云给粟裕写信，信中提及了一件事。

原来就在当年报纸上，有当年一同参加游击战争的人写的回忆文章中称“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刘亨云将强制埋起来，自己给土豪做儿子”，刘亨云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因而写信向粟裕反映，粟裕一开始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但了解到有许多老干部对该文的描述都有意见，于是专门找来读了一遍。

粟裕发现，文章的题目虽然看似是个人回忆录，但内容却是对那一地区党的工作和斗争做总结性阐述。粟裕立即向总政治部写信阐述事实，总政治部在经过仔细调查后，没有发现该回忆文章中“刘亨云把枪支埋起来，自己给土豪做儿子”的事，1981年2月13日，总政治部专门请南京军区干部部转告刘亨云：

1980年，粟裕收到了刘畴西家属写来的一封信反映生活困难。12月28日，粟裕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转去了刘畴西家属的信，并亲笔写了一封信，并在其中郑重提出了：

“对刘畴西同志，如组织上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材料，仍应以烈士对待。”

粟裕的信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动态》1981年第九期（3月2日出版）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报刊文章涉及个人政治 历史 要十分慎重》的文章，文章中引用了粟裕给宣传部、组织部的信里的内容。

“粟裕同志的意见值得引起注意。”

刘畴西尽管在领导红十军团时期，有过一定的错误，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刘畴西曾浴血奋战，杀得敌人心惊胆战，为此还丢掉一条手臂，在被敌人俘虏后，刘畴西仍然在狱中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我们对此不应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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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指挥决策失误导致霞灭

红十军成立后，即决定首先消灭驻赣东敌江西警备第一团（曾振翔团），待红三、四军进攻南昌时，即向长江边发展，攻取九江。

红十军攻克上饶县城，又克弋阳县城。此时，敌江西“清剿匪共总指挥”鲁涤平已调遣保安处处长路孝忱由临川赶来指挥曾团“进剿”苏区和红军，随之而来的还有江西警备第二团（张超团）。张超团进入余江。红十军趁敌立足未稳，于15日攻下余江，16日又退回弋阳芳家墩。

这时，红十军接到赣东北特委来信，得知红三、四军（红一军团）已准备攻打南昌。红十军前委正式决定开始进军都湖鄱彭并夺取九江。18日全军抵达乐平众埠街，21日拂晓攻占乐平县城，并迅即挥师直逼鄱阳。敌张超团乃以大部取捷径向鄱阳扑去。25日红十军已攻克鄱阳县城，敌追赶不及，复又令缉私队（宋子文的缉私第二团第一营）从九江方面开去，与张超团呼应，企图阻红军于长江边。红十军意在挺进长江边，很快就撤出鄱阳县城，于31日进入都昌境内，晚分散宿营于湖口内地滨临鄱阳湖的江桥镇和临近都昌边境的村庄。

敌张超团、缉私队及湖口保安队由南北东三面包抄到江桥附近。红十军凭借有利地势，采取分割夹击队办法，经过近一天的激战，击败了优势敌人：进退湖口保安队、歼缉私队全部并击毙其营长、歼警备二团大部并生擒团长张超，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敌人大为震惊，次日令第五十师一四九旅朱刚卫团开至湖口附近防卫。红十军亦有伤亡，若越湖攻打九江是毫无把握的。因红三、四军并未打南昌，红八军也未到赣北星子一带呼应，红十军便拟回兵赣东继续打击曾振翔团（其实曾团在红军离开赣东时就已哗变，被浙赣两省之敌联合剿灭），遂撤出都湖都湖鄱一带，于8日到达景德镇。

当红十军正在都湖鄱一带时，8月下旬，去中央汇报工作的邵式平从上海回到赣东北，带来了中央新的指示。这时的中央仍要求赣东北“猛烈的组织湖口暴动、彭泽暴动，占领马当，切断长江交通”。赣东北特委在万年富林召开扩大会议，传达8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央特派员邱泮林从闽北来到赣东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把以前抵制中央冒险主义指示的意见说成是右倾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将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同时，红十军在乐平众埠街扩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上赣东北地方赤卫队、干部连，扩充为一、四、七3个旅和一特务团、一机枪营。全军总编人数增加到6000余人，各种枪支为600余件，军长仍为周建屏，前委书记由邵式平担任（兼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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