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小说的研究论文

本文以下分为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 创作思想研究

新时期最初的冰心思想研究，是从政治上的平反开始的。冰心一生前后思想有不断的发展、升华，但人道主义是其基本内核，她的“爱的哲学”在新时期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定性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和时代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6，被置于受审判、受践踏的地位。新时期的研究首先即是以蹒跚的步履开始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平反。平反的前提是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根据历史事实，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重新列为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内的力量，这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再完全被斥为反动的东西。在此前提下，评论者们陆续提出“爱的哲学”、“母爱文学”，虽“并不代表革命的主流”、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它作为“人道主义思潮在新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流不是相悖而是一致的”7。这种政治上的平反洗刷了泼在冰心创作上的极“左”的污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价值体系仍然是文学附属于政治，用政治革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文学的价值，这就必然无法给冰心这种“爱的哲学”以更高的评价。因为冰心的“爱”毕竟还不属无产阶级独有的先锋的阶级意识。这样，有的论者为了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以更高的评价，就牵强地去论证在冰心早期“博爱思想的体系里，对祖国的爱是放在第一位的”8。这显然并不符合作品实际。冰心无疑是一个爱国者，但在她博爱的思想体系中，她是以自然之爱、儿童之爱、母爱来作为人生的解答和慰安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品格素质自然地常从她的文字中流溢出来，但在多数时候这并不是她特意去倡导、思考的。

当文学在狭窄的政治藩篱中兜转多年之后，必然要冲突出来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80年代中后期，人们逐渐由过去对文学只做社会、政治的把握转向做审美的、心理的把握，转向用文化的广阔视野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观念的开拓，也给冰心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转机。人们发现：

冰心关于爱和美的描写，在当时的文坛上与批判现实文学实际是起了一定的互补作用的；没有批判现实大潮的猛烈冲击，不足以摇醒昏睡中的人们，给现存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爱与美的涓涓细流注入人们心田，也不足以慰藉、感化黑暗中的灵魂，提高人类自身的有序化程度。尽管说后者对现存社会的打击，远不及暴露文学来得直接、有力。但在文化的层次上，对现实作了深层的干预。因此，那种以与现实关系为由，否定或轻视这类表现主题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9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冰心这位“爱”的歌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从文化的视角看冰心的创作，也使研究者更多地注意到冰心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以及这种继承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有的论者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来的老庄哲学精华”，“使冰心面对激烈的爱憎矛盾，始终保持超脱、达观的认识。”10有的文章则着力论证冰心早期作品中“爱父母、爱人”的思想与孔子“仁爱”思想、与孟子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11

30年代，郁达夫曾注意到冰心创作的女性特质。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这股世界性的进步思潮涌进国内。它也引发了人们对冰心创作女性特质和冰心妇女观、家庭观较为集中的关注。刘思谦在《冰心：迷离的东方女性之真》一文中认为：

冰心的家庭问题小说里的家庭观念，深层的心理便是由这没有断裂的母爱的纽带为核心的健全的女性角色心理。其观念的显在的层次，……是传统的男性中心的，然而内在的、心理的层次则是自然的、女性的。12

女性作为一种性别，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历史的和社会的。因而女性主义研究往往总和文化的研究交融在一起。许多论者都在冰心与现代其他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考察女作家创作的共性和冰心创作的特性。对冰心创作女性特质，对冰心家庭观、妇女观的探索拓展了冰心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借鉴西方理论还有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还要考虑到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同异点。有的论者就不免存在着将东方特点、女性特质混同于封建性、奴性的误会，将冰心笔下的女性形象归结为“喜欢把自己的灵魂依附于外物或他人的‘淑女型’女性”。这里显然对冰心的早期小说有所误解，没有看到冰心小说中的“五四”时代精神。事实恰恰相反，冰心小说中的女性正面形象都是自觉、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现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好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的关系，如何塑造好现代女性形象的问题，冰心都作了先行的探索。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是不够的，正等待深入的拓展。

“爱的哲学”的概念是阿英在30年代初提出的。他从“母亲的爱”、“伟大的海”、“童年的回忆”三方面界定其内容。13此后“爱的哲学”的提法受到冰心本人和学术界的肯定。“爱的哲学”的具体内涵一般也被理解为“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研究的重心则一直落在对其思想价值的评价上，而较少去探究“爱的哲学”的内部组成，较少去仔细辨析“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的丰富内涵。这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放弃了对“爱的哲学”内涵的深入思辩，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模糊了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诸如，冰心“爱的哲学”的东方特色、五四特点，冰心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关系，冰心人道主义思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想中的位置等。新时期这方面仍无根本的改观。实际上，冰心的“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均有感性和哲理两个层面的意味。冰心在现实中起了烦闷，就躲进母亲的怀里寻求解脱。她的“母爱”首先是一种世俗的人间亲情，源于冰心自身情感的体验，她进而把这种情感体验升华到哲学层面，认为它构成世界和谐、友爱的本质，用它来对抗令人失望的现实。其“儿童之爱”亦有两个层面的意味。感性层面上从儿童的天真、儿童间的亲情中体会人性的美。哲理层面的意味则是它更主要的内涵，是用儿童无知无识的真纯状态与有知识即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的成人世界相对，赞美其“无”即大“有”的内涵。将它理解为哲学中的最高境界，与之相通的审美趣味、哲理思索是对“沉默”、“宁静”以及“死亡”的充满诗意的赞颂。冰心对自然的热爱则更多的是出自爱美的天性、出自对“宇宙”、“生命”的诗意感悟。人一方面既膜拜大自然的神秘美，另一方面又与自然和谐、感应、共同构成宇宙的大调和。这里，自然并不像母亲的怀抱、儿童的世界那样与现实社会直接对立，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在自然怀抱中获得的安宁感间接地与人在现实中的失望感构成对比，给人以慰藉与安抚。冰心在她的创作中歌唱母爱、歌唱儿童、歌唱自然、歌唱宇宙的和谐，以此来抵御现实的虚无。她的“爱的哲学”显然不同于哲学家构筑的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刘思谦称之为“艺术的宗教”，她说：

她就不像有的哲学家那样把自己的体验敲碎纳入概念范畴的框架归结为抽象的本 质，而是始终固守自己这份鲜活的体验，通过逻辑驳论上升为关于人类宇宙的普遍信念，从而在普遍的哲学意义上维护了爱的价值。14

但总的来说，在新时期的研究中，人们注重的仍是对“爱的哲学”的是非正确与否的评价，而较为忽略对“爱的哲学”具体内涵的探究。这显然是舍本逐末的。

在新时期的冰心创作思想研究中，显然还存在着另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即冰心新时期创作本身的思想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仍只是冰心早期的创作思想。新时期，冰心和许多富有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文革”的煎熬之后，不仅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恩怨得失，没有陷于颓废、失望，反而更加强了对祖国、人民命运的忧患意识，她从深切的爱国之心出发，以清明的理性反思历史之后，一方面既乐观、通达地相信党的领导、相信国家会有美好的前途；另一方面，对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的许多丑恶现象也有了更清醒和真切的认识。这样，她对祖国、人民的爱，往往就以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切痛恨、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忧患来表达。这特别体现在她对知识分子问题、教育问题的热忱关注上，体现在《我请求》、《无士则如何》、《我呜咽着看完国殇》等大声疾呼的杂文中。新时期冰心“爱的思想”较前几个时期有明显的发展，熔铸了更为现实的内容和力量，范伯群、曾华鹏称之为“烈火之后的凤凰再生”15。但就总体而言，对冰心新时期创作思想的研究却始终未形成深入讨论的局面。

二、 艺术成就研究

对冰心创作方法的研究是新时期出现的一个新课题。以前的评论虽没有正面论及冰心的创作方法，但学术界历来都是以现实主义文艺标准来衡量冰心的作品。把丰富多姿的文学创作纳入一种创作方法的框架中，就难免要削足适履，把冰心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质视为短处。新时期的研究者，则注意从作品实际出发来分析冰心的创作方法，注意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创作互相渗透的事实。刘岸汀的《论冰心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16用浪漫主义艺术标准作对照，从歌颂自然的题材与主题、艺术表现的主观色彩、自然率真的美学风格三方面，论证了冰心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并且比较了冰心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指出冰心前期的创作方法属于“东方古典式的自我型浪漫主义”类型。

艺术风格研究方面，二三十年代的评论就已强调了冰心创作“温柔”、“典雅”的调子。60年代，范伯群、曾华鹏对之作了全面、详细的考察，以冰心诗中“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的诗的女神形象来概括其建国前的创作风格特征，并指出其建国后趋于明朗的变化17。这种概括既包含了冰心创作情感上的特点，还包含了艺术上的追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共认。新时期的研究在继承这些成果的同时，则体现出多角度深入的特点。有的文章着重强调“冰心早期的创作风格不是单一的”，认为“它既有婉约、含蓄和秀逸的一面，也有激昂悲愤的一面”，前者主要体现于《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中，后者主要体现于“问题小说”18。

“冰心体”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冰心艺术成就研究方面的成果。阿英30年代初即提出“冰心体”的概念。从“诗似的散文的文字”和“从旧式的文字方面所引申出来的中国式的句法”两方面简要说明冰心创作的散文诗特质和句法特点，以此肯定冰心在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建设上的独特贡献19。此后，“冰心体”这个名称一直被研究界沿用下来。80年代，方锡德将阿英提出的这两方面的内容推进了一步，从体裁、语汇、篇章结构三个角度作了详细、切实的探究，丰富了“冰心体”的内涵。他认为“冰心在小说的描写内容、结构方式、意蕴核心等方面，都已经改变了传统小说文体常规的叙事功能，为小说引进了大量的抒情写意功能，从而创造了“抒情小说”这一新体式。这主要是冰心“在强大抒情文学传统下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主观情绪具象化的抒情方式，诗情与哲理的融合，对山水自然的远景审美观照和间色的运用”，使冰心散文“具备了散文诗的特点”。他断定“冰心是现代一位优秀的抒情文体家”20，方锡德显然是把阿英“冰心体”的粗略概括推进了一步。这种探究虽极为可贵，但也还没有完全揭示出“冰心体”风姿绰约的丰富内涵。“冰心体”中的“体”即文体，在这里是指作家的创作风格，即指作家在其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冰心在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其创作风格既有固定不变的特质，又有不断发展的特点，在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多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追求。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论及“冰心体”时，既包含了冰心散文富有诗意美和画面美的特点，强调了语言上的贡献，还扩大并包含了“爱的哲学”的思想内容，但限于文学史篇幅，未能展开详细、深入的探讨21。与冰心创作的实际状况相比。目前的研究对“冰心体”内涵的揭示相对显得粗陋。“冰心体”作为一种独特的风格，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所存在的局限、所应有的地位都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与忽视冰心新时期创作思想研究相对应，目前，对冰心艺术成就、艺术风格方面的探索主要也还只限于新时期以前的创作。新时期，冰心随着思想的转变、升华，创作风格也有明显的转变。她的“爱”的思想常常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痛恨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患来表达，她对人生境界也有更旷达、透彻的领会，这样，她歌唱爱和美的抒情文体也就必然要逐渐为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特征的杂文所渗透或替代，她的笔墨也必然要由原来温柔的调子而渐趋向硬朗，由原来的反复吟唱而趋向简洁洗炼。这种艺术上的转变在老作家中富有普遍意义，巴金、孙犁、郭风的创作也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但新时期的研究对此却缺少应有的关注。

三、创作心理研究

对冰心创作心理的关注主要围绕着冰心的思维宜不宜于诗歌创作，如何解释冰心散文、小说诗化特点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展开。20年代，梁实秋认为“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者、小说作者，不适宜于诗”。他分析其创作心理方面的原因是“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22。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就冰心情感特质是冷还是热展开了一场颇为热烈的讨论，虽未形成定评，但深化了认识，开启了思路。而后，冰心也说自己“没有喷溢的情感”23 60年代，范伯群、曾华鹏则将冰心的情感特征归为“涌溢的潜流”24 。至80年代，孙歌重提这个话题。她分析冰心小诗的基本情绪是“糅合着悲哀的静穆”，并就个人气质、与现实的关系两方面分析“静穆”与“悲哀”的具体特质。结合诗歌艺术规范，孙歌认为“冰心的弱点在于她缺乏诗的想象力与表现力，而不在于她缺少感情”。因为“静穆不等于冰冷”。“冰心缺少变形的能力”，“却能够驯服不可融合的情感”，“她的诗情过于和谐了，容不得任何极端的情感”，因而“冰心小诗无可替代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暗示了“五四”时期人本主义精神之外的另一个层次，即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所表现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眷恋。”“冰心虽有诗情，却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诗歌这个轻骑。”25

方锡德也将冰心创作冲动的心理情绪特征和她的诗歌观念结合起来，考察何以冰心散文的抒情方式是“主观情绪的具象化”。他认为“冰心散文创作的契机，往往就是诗情的触发”，冰心之所以坚持把这种诗的灵感融化进散文的艺术形式，主要由于她认为诗总是有格律的、“诗人的才情决定冰心的诗情只能洒脱自然地挥写，可是又时常担心流畅的诗情被格律所疑涩”，于是“就转向了能够更加自由挥写的散文创作”。“因此，冰心的散文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诗情的散文化”26这些评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冰心思维情感等心理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规范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深化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在冰心的文化心理、艺术气质研究方面，茅盾先生30年代即提出“‘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27，新时期，刘思谦进一步确认她的文化态度是“健全、稳重的”，她的艺术气质是“融合吸收了东方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古典主义。”28

冰心创作心理其他方面的研究却还有待开拓。冰心自己曾说她早期之所以偏重于歌唱“爱”与“美”，并非是没有察觉到社会的阴暗面，而是觉得社会给人的失望太多、打击太多，她要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给人以鼓励、安慰。这种自觉的选择是出于济世的愿望，而无论是歌唱美好还是揭露黑暗，均于世有益，自觉选择对“爱”与“美”的歌唱，必然有作家自身的心理因素在起诱导作用。这或许可以作家童年的家庭生活经验以及后来的生活经历来解释。冰心曾说过：

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到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29 

结语

新时期，以政治上拨乱反正为起点，冰心研究在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思想研究由政治上的平反走向文化价值上的探讨，并且开拓了冰心创作的女性意识、冰心的妇女观、家庭观等研究新领域，从而出现了多维视野的立体研究格局；艺术成就研究方面注意到了冰心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并且对“冰心体”的内涵作了具体化的深入探究。创作心理研究方面，沿着将冰心的思维、情感等心理特点与不同艺术形式规范结合考察的传统，作了进一步的仔细辨析，得出了新的结论。与此同时，在研究的各方面又都还存着许多被忽略的地方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总体状况而言，冰心受到评论界充分关注的仍只是她的早期创作，即20年代的创作，以后的创作研究相对就显得冷寂得多。就具体的各个研究侧面而言，在创作思想研究方面，则存在着对“爱的哲学”内涵缺乏深入辨析、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牵强比附的缺点；在艺术成就研究方面、“冰心体”的丰富内涵、“冰心体”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都亟待深入揭示；在创作心理研究方面，则存在着面太窄的问题，冰心偏重于歌唱“爱”与“美”的心理基础，冰心在创作各个时期的心理变化等都是尚待开拓的课题；冰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活动、冰心创作在新文学中的影响在新时期也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XINWENAIHAOZHE2008・9（上半月）文学自由谈世纪作家冰心以“爱的哲学”见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见证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近百年以来，冰心“爱的哲学”主题———母爱、儿童之爱、大海（自然）之爱，已经成为几乎所有批评家、作家、学者、读者诠释冰心的思维定势。阿英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指出冰心“爱的哲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A母亲的爱、B伟大的海、C童年的回忆”。①后来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写到：冰心“知道苦难的现实里只有泪珠，但她不愿意做这样不情的文学家；她要讴歌理想———超现实的，于是就逃避和沉醉到她所常写的那些概念中了。歌唱大海、自然的美和母亲的爱，这就是冰心小诗的主要内容”②。自此以后，冰心作品的主题便成为一种体制化的知识被大众所接受。但仔细分析，这三鼎之足中最基本的是母爱，儿童之爱、自然之爱则是母爱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主要探讨这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冰心“母爱”形成的文化、政治和宗教机制。无处不在的母爱由于从小生长在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冰心切身感受更多的是祥和的亲情之爱和深切的母性之爱。母爱是冰心生命深处最真切的体验，是冰心毕生歌颂和追求的主题。同为“五四的女儿”，和庐隐笔下“新女儿”与“旧母亲”之间剧烈的母女冲突不同，冰心与母亲的关系永远是和谐的、完美的。在《繁星・八十》中，冰心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母女图：母亲呵！我的头发，披在你的膝上，这就是你付与我的万缕柔丝。这样的母女正是女性主义者在“母亲的花园里”追寻的最理想化母女。在冰心的意识里，母亲永远是女儿的避难所，是最坚实的依靠，“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往事一》）③冰心笔下，母亲不仅是风雨来临鸟儿归巢时的偎依，而且是忧伤时“灵魂的安顿”（《繁星・三三》），最后，要抛弃心外的湖山，归依母亲，与母亲融为一体（《春水・九七》）。在母爱的这种独特经验下，冰心感受到了自然的母性情怀：小小的花，也想抬起头来，感谢春光的爱———然而深厚的恩慈，反使她终于沉默。母亲呵！你是那春光么？（《繁星・一零二》）由此，“自然之爱”是“母爱”的表现形式，“自然”即“母亲”的化身，“我”与“自然”融为一体，而“自然”又与“母亲”融为一体，“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零五》）冰心试图向我们传达她形而上的人生感悟———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母体，就是回归生命，母亲则是生命的起源。而自然的本质是纯真，纯真的最好体现只有“婴儿”，“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可爱的》）在孩子身上，冰心再一次印证“母爱”的无私与伟大。冰心笔下的“童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家直接讴歌儿童纯朴、率真的天性，如《繁星・四三》：真理，在婴儿的沉默中，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另一方面，作家通过“孩子”这一形象寄寓自己的“母爱”理念，“孩子”只是“母爱”表现的客体。她的“孩子”形象以“童真”的形式，却如母亲般成熟地给予人们生存的理想和信心。譬如在《超人》中，十二岁的孩子禄儿的深夜呻吟，使“冷心肠”、信奉尼采“超人”哲学的青年何彬从没有爱的孤独生活中产生了对过去尤其对慈爱母亲的追忆，从而震撼了未泯的善心。如果说何彬对禄儿的帮助“里面不含丝毫的爱和怜悯，不过是拒绝你的呻吟，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超人》），那么，他灵魂的真正复活、爱的最终实现则始于禄儿成人般理性的一封信：“……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超人》）禄儿成为何彬母亲的现实体现者，引导何彬完成了成长的道路。《最后的安息》中，城里小女孩惠姑对素昧平生的乡下小姑娘翠儿的同情与关爱，也是建立在一种“母爱”式的情怀上。同样，在《世上有的是快乐与光明》中两个在海边玩乐的孩子，之所以能让一个在社会现实中绝望寻死的青年放弃走“那条黑暗悲惨的路”，源自他们身上对他人具有的母亲特征的关爱和智慧。这类“小母亲”形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小桔灯》中，仍然依稀可辨，她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和感召着处在迷惘中的人们。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童真、自然，在冰心的爱心文学体系中，其实都是冰心“母爱”意象的延伸。④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冰心以“母爱”为核心探寻永恒的存在，在自然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母爱”中，“世界便是这样构造起来的！”（《寄小读者》）“母爱”的文化资源正如吴文藻所言，冰心是一个“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⑤，她的“母爱”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中。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崇孝道、重秩序，“在这样一个差序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是由内及外、由下及上、由母及父的。”⑥母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秩序的象征受到格外尊崇，如剜肉救母、沉香救母，以及佛教中目连劈山救母等即为古代尊母、孝母的极端体现。在这里，母亲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而是源于儒家文化“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祭祖、拜祖意识，“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⑦所以，在冰心作品中的“母爱”主题□郭晓霞同名刊物：《文学自由谈》，天津市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双月刊，天津市新华路237号（300040）31XINWENAIHAOZHE2008・9（上半月）文学自由谈“凯风”⑧般母爱情怀的沐浴下，孟郊《游子吟》唱出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母子深情。究中国儒家“尊母”文化的内在原因则在于，母亲在“相夫教子”的功能上潜在地维护了封建等级秩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母亲在国家人才培养和个人成长中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建构了国家、社会的秩序。正是基于这一点，近代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提出了“强国保种”论，近代妇女先驱吕碧城、何香凝等提出了“国民之母”论。冰心作为一个女性，无论在温儒敦厚的母亲杨福慈身上还是在自己的切身生命体验中，都感受到了中国母亲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并将其推广为民族的推动力量，尤其为个人得以拯救的源泉。“母爱”的政治资源如前所述，由于母亲在文化建构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解放妇女的目的之一就是欲通过受教育的女性培养救国救民的下一代。在此背景下，解放妇女、歌颂母亲，就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母亲形象无论在男作家笔下还是女作家笔下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美国学者夏丽（SallyTaylorLieberman）在《母亲与现代中国的叙事政治》（ThemotherandNarrativePoliticsinModernChina，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998）一书中指出，“母亲”在20世纪早期的作品中“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形象代表，她代表的不仅仅是母亲，而是现代知识分子想象的、在理想社会中心的人际关系”，“这个理想化的母亲实际上是构想中的中国现代性的中心形象”。⑨如夏丽所述，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对男女的“自然性”深信不疑，“母爱”被看成“最自然”的爱，是未来“自然而正常”的社会基础，与中国传统社会人为的、虚假的人伦关系格格不入。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母亲的形象就这样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她是种族进化和社会进步的化身，她的爱为创建有人格的人和现代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她将正确地抚育未来中国民族的建设者”⑩。在男作家笔下，“现代儿子”在同“传统父亲”反叛的同时是对“母亲”的迷恋，对从压迫的家族关系中解放妇女的强烈呼唤。夏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了史无前例的“俄狄浦斯”故事，如陈白尘的《报仇》、庐隐的《父亲》、茅盾的《动摇》、曹禺的《雷雨》等，基本情节都是儿子爱庶母。在五四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冰心一方面响应着时代的号角，赋予“母亲”新时代的特色，一方面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书写无所不在的大母精神。这个母亲是“新母亲”，“除了治家”外，她有“现代人的头脑”，“对新文化运动感兴趣”，“对于政治也极为关心”。（《关于女人・我的母亲》）“新女儿”见到了“新母亲”，如同鱼儿见到大海，是母女一体、神人合一的境界。“母爱”的宗教资源冰心对母亲的歌颂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最终上升到了宗教信仰。钱杏邨对冰心的母爱进行了经典性升华：具有为生命立基的唯一性、超越时空的永恒性、灵魂奔趋的神圣性、分担苦弱的救世性。$%&据此进一步认为，“冰心话语中的母亲，不是人间母亲，而是神圣母亲。她是上帝，是基督，是弥赛亚。到此，冰心爱的诗学中的爱是母亲，母亲是爱，就转化为了：爱是上帝，上帝是爱。”$’&母亲成了冰心心目中的神，成了冰心的上帝。“又试问鸿蒙初开时，又哪里有贫富贵贱，这些人造的制度阶级？遂令当时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寄小读者十二》）这里自由、平等的鸿蒙之初是《创世记》第一章上帝创造万物之时的隐喻，母亲就是上帝。她创造生命，“谁无父母，谁非人子？”她无所不在，和谐的自然、纯真的婴儿都是母亲在场的体现。她就是“爱”，“上帝创造了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的化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关于女人〉后记》）而“爱”就是上帝，就是基督。在冰心的意识里，母亲和上帝像乱丝一样彼此无法解开，因为母亲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母亲：太阳怎样的爱门外的那棵小树，母亲也是怎样的爱我———“母亲”？这两个字，好像不是这样说法的，只是一团乱丝似的。这乱丝从太初就纠正了我的心；稍微一牵动的时候，我的心就痛了，我的眼睛就酸了，但我的灵魂那时候却是甜的。这乱丝，世上没有人解得开，上帝也解不开———其实上帝也是一团乱丝，母亲也解不开。（《疯人笔记》）由此可见，冰心所赞美的母亲与宗教的上帝之间所反映的是一个母系宗教的问题。$(&从女性主义神学的角度看，冰心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歌颂母亲，乃是因为母亲是上帝的一个维度、一个位格，换句话说，就是上帝是一个母性的上帝，歌颂母亲即是歌颂无所不在的上帝、歌颂无所不包的爱。小结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母亲既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者，又无意识地以自己的身份延续了父权制度。冰心则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立足于时代，并且遵照自己的生命体验，深切歌颂母爱的伟大，既超越了时代，又体现了中国女性解放的特色。当经历近百年的西方女性解放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进而提出“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冰心平凡的伟大！注释：①阿英：《谢冰心》，载《冰心论集》（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页。②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第75页。③本文所选冰心作品均出自卓如编《冰心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④丹娅、晓燕：《冰心“母爱形象”之探》，《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⑤卓如：《冰心全传》（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2页。⑥http：／／dongguozheng．blshe．com／post／142／20292，2006年5月14日。⑦出自《诗经・蓼莪》。⑧出自《诗经・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凯风”、“寒泉”成为古典文化中“母爱”的象征。⑨⑩参见沈睿：《她者的眼光———两本女性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一世纪》，2002年2月号。$%&黄英：《谢冰心》，转引自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6年，第234、248页。$’&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作者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教研室讲师，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编校：杨彩霞321234567890ABCDEFGHIJKLMNabcdefghijklmn!@#$%^&&*()_+.一三五七九贰肆陆扒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较之古代文学的源远流长，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史时域实在屈指可数。但伴随其逐步的历史化，对之进行研究的学者方家却堪称拥挤。正是因为它同研究者、同当下文学之间距离的并不长久，很多的研究对象在探讨的过程中总能迸出激烈的思想火花，彰显着这个特定文学范畴不一样的魅力。不过，相关论文与论著的频出并不意味着研究足够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段狭窄的历史区间当中，纵横驰骋的文学现象总是如幽灵一般诱引着研究者积年累月、前赴后继的“执迷不悟”。许多有趣或是吊诡的问题不时地搅动着研究者跃跃欲试的探秘之心。1980年的中国，告别旧时代的逆流，改革开放的春风骚动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仁人志士。本着“对于出现在我们国土之内、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报告文学活动，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尽可能完整的介绍”的“艰巨职责”，19卷本《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广大文艺界与新闻界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在这套丛书的第3辑第六分册，完整收录了冰心建国之后创作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等四篇“引人瞩目”的报告文学作品。单单从这点上来看，冰心与中国报告文学之间还是有着必要的关联，这也是促发我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肇始。 时至今日，查阅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研究资料，在对五四一代作家的研究当中，冰心研究的受关注度较之于鲁迅、沈雁冰、郭沫若等仍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像在文体范畴的研究当中，现代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远远不及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其脱胎的母体散文。这样的双重冷落必然直接影响到了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李炳银写于1999年9月的《冰心与报告文学创作》采用线性考察的方式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从真实性、社会性的角度确证了冰心这类作品的报告文学属性。在他看来“冰心和报告文学的联系，更多的是她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在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文章全文收录了冰心于198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请求》一文，这是她对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的声援文章，而并非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从这个部分在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似乎作家冰心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在捉襟见肘，甚至无法支撑起一个篇幅短小的研究文章？是否真实的境况也是这样的呢？抑或又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料搜集实为匮乏的一个例证呢？ 事实上，在谈到包括冰心在内的许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时，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一个缠绕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已久的问题——散文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报告文学的文体认定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报告文学的研究都被狭窄化，将其视为现代散文的一个部类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惯性。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短暂时域中丰硕的创作成果相比显然是极不相称的。自然，在当下的语境中，相比于《超人》、《冬儿姑娘》等更具文学性的小说文本和《繁星》、《春水》等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诗歌作品，冰心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冰心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她的相关创作又在哪些方面彰显了报告文学的叙事特征，我们又该怎样去认定她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一 在我看来，今天讨论的报告文学作品，指的应该是以现实中具体的人物、事件、问题等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纪实性的叙述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展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场域并体现出作家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情感态度的文学作品。这其中的四个关键词是时代性、纪实性、叙述性和文学作品。作家在叙述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报告的及时性与文学的沉淀性之间的平衡，同时应当权衡好“报告”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只有做到这一些，才能够真正践行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 基于这样的文体特征的认定，我们可以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往前溯源到晚清以降的近代阶段，“随着社会生活变迁的加剧和报刊的诞生与发展，我国古已有之的纪实散文、传记文学和游记中的一部分，逐渐演变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戊戌政变记》、《欧游心影录》、黄远生的《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外交部之厨子》等是萌生期报告文学的典型范本。而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依然选择了报告文学作为载体。除了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等纪游体的报告文学之外，对时事及时有效的报道也是当时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潮七日记》、《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等便是直接反映五四爱国运动的振聋发聩之作。这其中，还有一篇冰心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同样值得关注。 “作品虽名为‘感想’，实际上记事成分很重。”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失败之后，伺机打击报复学生运动，在终于抓到口实逮捕了一名学生运动的首领之后，由北京审判厅于21日进行公审宣判。冰心有机会旁听了这次庭审，并用文字予以了如实的生动记录，并且在庭审之后的第四天便见诸报端。作品围绕法官与被收买学生之间串演“双簧戏”的表演情形展开，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在叙述的时代性与纪实性上，冰心的这篇文章很好地做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要求。同时，在叙述与描写的同时，冰心还及时地站出来发表主观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感想。“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采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叙议结构本来就是中国报告文学叙事结构类型在对小说线型叙述模仿基础上的一种突破。客观叙述基础上的主观议论确证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报告文学属性。赵遐秋在其《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当中更是将冰心的这一篇文章连同《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一起视为中国报告文学发生的标志，“作为我国最早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报告了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的诞生”，其之于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1994年12月，由冰心故乡的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冰心全集》出版问世。“本全集收入作者1919年至1994年的各类作品（含译文和部分书信、题词），按写作、翻译、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整个全集收入的第一篇文字便是冰心发表于1919年8月25日《晨报》第八版上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冰心同报告文学的结缘事实上是要早于她颇受赞誉的问题小说、小诗以及随后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虽然此时包括她在内的所有报告文学作家都尚未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而且冰心的整篇文章在创作的结构、语言、立场等方面也显得稚嫩、温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报告文学话语场域之外。二 以《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之后，冰心的创作重心迅速转向了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相继问世，《超人》的出现更是将其虚构艺术的叙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既是创作个体对于时代潮流的一种迎合，更体现出了发生期报告文学的鲜人问津。时代性的文学趋向对于单个作家的吸附与引导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并不意味着冰心完全忘却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在，至少在她的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零星发现其创作的实绩。1921年发表于《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的《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1935年由平绥铁路管理局出版的《平绥沿线旅行纪》体现着冰心对报告文学创作断断续续的兴趣。 1920年，北方五省遭受严重的旱灾，爱国爱民的广大学生纷纷投入到了赈灾济民的工作当中，冰心同样积极地参与到了募捐等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并写作了《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将事件的全貌予以真实地还原。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以时间线型的方式进行结构，限制聚焦与零聚焦相结合，张弛有度地将募捐活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走在东长安街，风推着我们走，对面说话都听不见，抱罐的手也僵了。‘风呵，再大一点，我要请你试一试青年的精神；风呵，再大一点，我们要藉着你，预备和万恶的社会奋斗！’”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当中存在的温和语调在这里被这种宣泄式的昂扬激情所替代，面对着外在环境的苦涩与艰难，冰心借自己的口喊出了当时所有募捐青年学生共同的心声，也彰显了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抗争精神。 在冰心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篇幅最长的莫过于《平绥沿线旅行纪》。1934年7月，冰心和吴文藻夫妇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之约，同时代邀了文国鼐、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陈其田、赵澄等其余六人，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我们旅行的目的，大约是注意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美建，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物产种种的状况，作几篇简单的报告。”“旅行归来，小病数月，迟至今日，方追记月前所得，并收集同行诸君子的作品，汇成一集，以献路局，并致感谢之忱！”仅从这一段话来看，文章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简单的旅行日志的罗列。但是，通篇浏览全文，对报告文学略有熟络的研究者一定会觉得眼熟。这种熟悉在于其结构方式上与2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之作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类同。甚至在如上所列出的序言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体例。纪游体的框架之下，文章采用时间先后作为结构的线索，旅行的经历是其外在的架构，实际上作者专注的是边防的重要性、民族自信心、民族间的融合等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战乱的语境之下，冰心的这一报告文学创作会同萧乾的《流民图》、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共同担当起了启蒙与救亡的时代重任。三 冰心相对集中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获得了一次丰收。除了《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3辑第六分册收录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这些作品之外，还有像《伟大的友谊》、《朝阳和夕照》等。在这些作品当中，除了196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6期上的《咱们的五个孩子》关注的是孩子们因为不幸而备受关爱的感人事迹之外，以上例举的其他几个报告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纪游体的风格。这些报告文学文本也都延续了她在三十年代创作《平绥沿线旅行纪》时采用的单线型的时间结构方式，在对事件进行客观叙述之后，作者总会在最末摆明自己的情感态度。“在重聚的欢乐之中，我们高兴地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中日人民的热切的友好愿望，冲过了种种人为的障碍，隔着海洋互伸出来的团结之手，把我们越拉越近！作为亚非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的互助合作，可以说是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建国之后创作的这一类型的报告文学中，主观议论与客观叙述之间的结合程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平绥沿线旅行纪》，叙议结构的一体化也表明了冰心报告文学创作在叙事上的进步。 《咱们的五个孩子》在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当中应当算是第一次“为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体现出了作者鲜明的文体意识。这是她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邀、经过认真细致的采访之后，几经酝酿沉淀写作出来的报道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事迹的作品。真实客观的事件还原以及真情流动的情感线索无疑更加方便了报告文学叙事功能的发挥。随后写作的《颂“一团火”》在对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进行褒奖的过程中，冰心采纳的是相近的叙事态度。 十七年的报告文学呈现出两个很重要的题材趋向：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巴金、靳以、老舍等老作家纷纷奔赴朝鲜前线，写出了像《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祖国——我的母亲》、《无名高地有了名》等报告文学。未能前往的冰心自然不会有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不过，她把目光聚焦在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一个最高尚的人》、《大东流乡的四员健将和女尖兵》、《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记幸福沟》、《奇迹的三门峡市》、《再到青龙桥去》等报告文学作品相继见于《新港》、《收获》、《人民日报》等当时重要的报告文学发表阵地上。如火如荼的社会工程建设及其涌现出的榜样性的典型人物成了这些报告文学文本关注的重点所在。虽然这类作品体现出了明显的颂歌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品格，但在政治制导的时代里，这种稍显异化的报告文学作品虽烙上了政治的印记，却依然有着它独特的现实意义。1959年7月26日，在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散文》一文当中，冰心将散文定位为“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她说：“我认为我们近代的散文不是没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后，全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不但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在写散文，报刊上还有许多特写、通讯式的文章，以崭新的面貌与气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有风格的散文作者，也不算太少，我自己所爱看的（以写作篇幅的长短为序），就有刘白羽、魏巍与郭风。”[]虽然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却也道出了冰心在散文概念认知上的模糊，以及她对报告文学与散文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重叠。她将报告文学作为了散文的一个部类进行看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最终被她选编收入在了散文集子当中予以发表。虽然缺乏足够清晰的文体意识，也不是一个专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但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不管是就报告文学文体本身而言，还是作家自身研究的深入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