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硕士生何金骆毕业论文

有“教会大学之首”之称的燕京大学，在成立9年后因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考试中的优异成绩被广为大众褒奖，并美国加州大学的学术水平调查中被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   作家冰心、许地山、凌叔华，演艺界孙道临，物理学家袁家骝，医学界声名显赫的曾宪九、吴阶平、吴蔚然……这些为人民大众耳熟能详，为学界所推崇称赞的人物，都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学生。 仅存的38年时间，近万的毕业人数，57个两院院士、二战受降仪式上派出的3名记者，1979年随邓小平访美的7位代表团成员……传奇的燕大给各行各业培养出了最尖端的人才，集所有优点于一身，在今日的北大清华都无法与之相比。  当然，这个“世界一流”中的传奇也必定有其特殊之处。 1/ 与国际接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     燕京大学是民国时期的一所综合性教会大学，是三个教会学校合并成的，在司徒雷登正式上任之前和几个教员一起决定用北京古城命名为“燕京大学”。来自祖国各个省市、世界各国家的教师和学生齐聚在这里，凝聚成新的集体。不分国界地域，多元的文化早就成为了燕京大学的一个特色，甚至在燕京的校园里走过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国际化”氛围。 哈佛大学，名副其实的美国一流大学，不少人一听到“哈佛大学”这个头衔就已经由衷赞叹了。不仅是在今天，当时的哈佛大学在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名气，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学校，不管是教学还是研究方面和其他学校相比都有极大优势。 然而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结缘还要追溯到那笔巨额的霍尔基金。20世纪初期，燕京大学的渐渐崭露头角，而办校之初学校的资金完全满足不了今后发展的需要。 最初的校址在北京东南角的一个盔甲厂，也就是汇文学校原来的地方。那是个平房，不仅小得可怜，骆驼、马车、运货的要出城都要通过那里，吵得不想是静心学习的地方。“学生不到百人，也没什么教员，所有教员加起来只有两位中国人，很多西方教员不符合大学教员的条件，更何况经费有一半都是落空的……”当时的一位老师包贵思回忆道。 为寻找合适的新校址，向美国托事部提出申请后，司徒雷登每天亲自骑着自行车或是毛驴在西直门附近察看、选址，最终选定了清华大学对面的一块地。布道管理委员会曾提供的5万美元经费几乎全都用在了修缮校址上，现款所剩无几，学校的运作也很拮据，校长司徒雷登回忆起那段到处访友筹集资金的经历时说这就像在水底为码头修建基础，他的皮箱上贴满了到各地的标志，因为用得时间太久，皮箱已经十分破旧。外界看来燕京蒸蒸日上，而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局中的人知道。   “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初担任校长时，司徒雷登这样说。 就在一筹莫展之时，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死后的遗嘱分配讯息传来，遗嘱规定的“1/3的遗产必须用于资助由英美人管理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各国教育事业”也自然让燕京大学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正在筹建艺术系博物馆和化学实验室的哈佛大学也同样盯上了这笔巨额的霍尔基金，为了争取这笔基金，哈佛也极力迎合霍尔的遗愿——“发展外国土地上教育事业”，开始准备成立东方研究机构，寻求合作伙伴。对于霍尔基金有共同需要、办学理念相同、地学术研究潜力大的燕京大学无疑成了哈佛合作的首选，加上燕京大学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优势，合作一促即成。1925年9月， “哈佛燕京中国研究学社”就此诞生，时隔三年后获得了马萨诸塞州的正式注册。  燕京和哈佛两所学校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默契，不仅迅速拿下了霍尔基金，学术发展也精进了不少。霍尔遗产这项专项资金带来的优厚待遇，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范围，吸引了大批的名人学者加入到其中，成为了郭绍虞、郑振铎、孙楷弟这些文学大家工作、奋斗过的满席情思的故地。 “承蒙哈佛大学的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美好的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是不胜感激。” ——司徒雷登 学社成立后不久，它专属的汉和图书馆就成为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绝对亮点。很多明清时期的孤本善本都存于此地，大部分买了两份，一份留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一份在哈佛大学。1925年馆藏1万书籍，仅四年后就增长到了14万册，1933年时竟达到了22万册。这个集东西方文化与一体的图书馆，很快就成了世界研究东方学的资料中心、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东亚图书馆，也当然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学子们用之不竭的宝藏。 1928年起，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就开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洪业和博晨光都是被哈佛聘为教授的第一批燕大教师。之后的岁月中，燕京大学派往哈佛的学者里又涌现出了一大批名人志士：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专家齐思和，后曾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后来成为燕大的最后一任校长，之后又担任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郑德坤……燕大的阵容中又增添了新的力量。 2/ 学识至上——严格的教师选聘制度 燕大在聘任教师时，个人的种族、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这些常被拿来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等级的方面完全不重要。不管是司徒雷登还是其他的校领导都明白，燕大需要的是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的学者，而不是种族优越的政治家。未名湖畔的这片土地，永远只向有学识的人开放。 “文明不是民族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如果把各个民族的文明融合为一体，那么就能加深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同古老的中国文化合作，以帮助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司徒雷登这样解释燕大聘请教师的原则。 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燕大图书馆里有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音译本，到处洋溢着自由的气息。 最初的燕园教师是各教会组织委派产生的，直至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后不久，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才获得了聘任教师的自主权。之前那些派来的神父，不符合教员资格的，不能再在燕京大学教书。有评价说燕大的教师聘任制度“标准谨严，开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先声”，这说法看似夸张，实则名不虚传。1922年，燕大新的教职员等级资格标准颁布，代表燕大传统的六个级别也就此确定下来（正教授、副教授、襄教授、讲师、助教、助理）。在严谨的条件要求下，当时只认定了4名教授，足可见“燕大教授”含金量之高。 燕京大学很快成了名师云集的地方：国文系钱玄同、周作人，历史系梁启超，社会学系吴文藻……各路高手汇集，加之“经世之学与纯粹理学并重”的想法，原本薄弱的文史教学开始突飞猛进，燕大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冰心在人燕京大学语文老师时留的第一个作业是一个1000~2000字的自传，收上来之后找每一个学生谈话，再给他们打分。按照冰心女儿的话：“这是当时少有的，要结合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 如今已99岁高龄的管玉珊，从燕京大学化学专业的毕业后，因为在体育方面懂得很多，曾经被司徒雷登聘任为体育老师，在解放后又担任了北京体育总会副主席。看似专业不对口，却蕴含了燕大学科设置的良苦用心。 “这个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司徒雷登曾经找他谈话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念化学的，你化学的分数还不错，但是我们需要自己的学生把科学加到体育中去。”他的语气平静而又诚恳，“运动生理学、身体机动学、运动心理学，这都是别的学校所没有的课程，就是因为没人教，所以我希望你仔细考虑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一年之后，已经成为燕大体育教师的管玉珊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专修运动科学。这在同时期其他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也因此成为了燕京大学的特色之一。 独立报人俞颂华评价燕大哲学系教授张东荪时曾提到：“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  “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伟大人物的谦虚，但也正揭示了燕大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师资力量。试问怎样强大的师资才能让一个大学的校长放心只负责“给教师以自由空间”？古往今来，唯燕大有如此实力。 虽然中美人士、英、法等国的学者们有很多在燕大任职，学校建设的经费也大多来自美国的个人捐赠，但多数的教师、院系主管都是中国人。为了提高中国教师待遇，使其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司徒雷登决定从燕大自筹的经费中出钱。他从小就和中国小孩一起玩，说杭州土话，也喜欢中国的风光，对中国感情很深，他坚信“中国人同样优秀”。192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吴文藻教授月薪360元，和校长挣钱一样多，更达到了普通工人工资的20倍。各领域的佼佼者们在高薪资的激励下，自然全力投入研究。到了20世纪30年代，燕大已经建成了1个研究院，3个研究所，4个学院和19个科系，被公认为最好的文科院校之一。 3/ 通识教育——独特的课程和学生管理 《圣经》必修课、强迫参加宗教仪式似乎是每个教会学校的定式，1920年之前的燕大也不例外，但强制的仪式无法抵挡学生们对基督教的日渐厌倦，系不住学子们反叛的心。 终于燕大的教育中将宗教形式渐渐淡化，基督教信仰全靠学生们的自愿，再次回到中国的司徒雷登年轻而血气方刚，认为向父辈那样一成不变地传教只会碌碌无为，转而投入到世俗活动中的传教中。少了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基督教反倒渗透到学生们的举手投足间，影响了学生们的一生。1925年燕大神学院索性改为宗教学院，针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开设了一些有特色的课程，诸如“中国基督教史”、“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问题”，拉近了基督教与学生们的距离。 燕大从来就不是个墨守成规的学校，最初分成的语言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职业教育四个组别课程前后修改了好多次，时代的需要变了，燕大课程也调整得很快。新闻系、社会学系都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为了适应实业发展的浪潮，燕大马上设了畜牧专业，同时农学、畜牧学、家禽饲养等大量和实业相关的课程进入到同学们的视野。到1923年开设家政专业时，育儿、营养学这类新课又加入到燕大的课程规划。燕京大学的课程似乎一直在完善和调整之中，永远没必要担心它会落伍。 1935年，学生为了支持抗日爱国，学生自治会罢课到南京请愿参加全国抗日爱国行动，正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被电话召回学校。他坐船到中国，船一靠岸，司徒雷登就问接他的人：“这次咱们学生代表参加了没？”“去了” “倘若他们没有去，证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不久后司徒雷登在大会上说，目的就是顺应时代，为社会培养人才。 然而纵使课程千变万化，自然科学课程和英语却从来没变过，一直是最先考虑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自然不必多说，学校鼓励在日常教学中用英文授课，甚至毕业生进入国外的研究生院都已成为了非常容易的事情。自然科学方面的教学同样是燕大的特色，不仅因为完善的实验室和各种教学服务的仪器设备，更是要求每个学生亲手操作实验、撰写报告。曾被社会诟病为“贵族化”、“低效率”的师生比例1：3也显现出了特有的优势，从那时起，就注定自然科学在燕大不再是枯燥的数学公式，死记硬背的定理，而成了自己动手的成果，无数难懂的道理就完整地呈现在一次次操作中。实践教学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燕大的自然科学研究一直在各教会大学中领先就是最好的证明。   学生们在燕大度过的几年里，自主选课的范围很大，甚至后来宗教课也变成了选修，毕业和成绩评判第一次和学分联系起来。   成绩评判严格地划分成六个档次：2分（优秀）；分（良好）；1分（中等）；分者（及格）；0分者（不及格，但可补考）；分（不及格，不可补考）。按照燕京大学“本科生只有修满148学分，并得分148以上者才可毕业”，毕业生的每门课的平均成绩至少也要在中等以上，能毕业的学生，成绩都不会差。   4/ 燕京精神——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就我个人的心绪而言，我同成千的燕京校友之间的友谊使我有着说不出的愉快。中国生活中的一个美好传统就是师生关系融洽。” 朝夕相处，共同探讨问题，早就让教授和学生们的关系无比融洽，甚至过年包饺子的时候都是聚在教授家里。   很少有人知道，司徒雷登的初担任校长的就职典礼只有极少人参加。是因为抗议二十一条时，燕京的学生很积极，很大一部分学生被捕，而6月8号司徒雷登就职演说这天，正巧是他们被释放的日子。除了毕业生之外，学生们都去欢迎这些英雄归来了。被晒了台的新校长却处之泰然，后来还接见了这些学生：“考虑到他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国计民生的混乱状况，整个来讲他们是顶着风浪前进的，表现出了远非我能预见到的顽强性格和精神。”   这位“新校长”也曾说顶着风浪前进的学生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而日后的教育更把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燕大实施的是开明教育，它是最真正实践大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位燕大校友这样评价。 司徒雷登本身是传教士，燕京大学有神学院，这并不妨碍生物系的学生们讨论着进化论、无神论的问题。 冰心的文章《爱与同情》中曾提到：“司徒雷登当校长时，他对学校每一个人，敲钟的，扫地的，校务的，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冰心对于燕大的深厚情感，女儿吴青现在还记忆犹新。 从创办“最有用的学校”的目标出发，“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宗旨，踊跃奋进、探求真理、服务同群、为国效忠……博雅塔旁，未名湖畔，燕京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燕大教员、学子们。 钱穆在燕大任教时间不常，却已感受到和以前任教的小学、中学的“迥异”之处，洪业的得意门生周一良、侯仁之在晚年回忆起燕大时，也不减当年的情深意浓。 “从我和司徒雷登握手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和燕京大学这四个字捆绑在一起了。”张澍智教授在初入燕京大学时才十八岁，这所学校的魅力就深深吸引了她。   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西洋文化交融在这里，丝毫没有冲突。对于真理的不懈追求早就渗入了燕大教员、学子们的血液里。校长负责制下的现代管理模式，高校的行政工作，就连教学辅助和后勤队伍也深受燕京精神的影响，教职员工更是将敬业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洪业为考证勺园历史，曾十年如一日地搜集书籍、手稿、诗词、绘画史料，“课外暇时，检阅抄录”，还不辞辛劳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常走动于假山、池塘、松树丛之间，沿着水道找水源，拿纸笔做图案，记录下勺园在建筑之前的风景，终写成《勺园图录考》一书。   当学者陈远的《燕京大学1919-1956》发售的时候，燕大昔日的校友又聚在一起，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校园文化影响下，他们已成了各领域的领军人物，知识也丰富了很多。时隔多年后，这些国家栋梁们，包括陈远都还忘不了当年在燕大的学术氛围和欢愉的记忆。   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却成了历史上的丰碑。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燕京大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