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语法研究论文

汉语最根本的特点在于缺少形态变化。学俄语的人都知道，俄语有着丰富的词形变化，性、数、格、时、体、态这些语法范畴都可以靠词形变化来表示。英语的形态变化虽然不如俄语丰富，但也不少。而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是一种“孤立语”或“词根语”。“鸟飞”“飞鸟”中的“鸟”和“飞”尽管语法功能各不相同，但词形却没有任何变化。汉语主要的语法手段是词序和虚词。“老师问学生”和“学生问老师”意义不一样，因为同序不同。“父亲的母亲”与“父亲和母亲”意义不一样，因为虚词不同。汉语中词的语法功能比较宽泛。名词不仅可以作主语、宾语，也可以作谓语；动词不仅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主语、宾语；形容词不仅可以作定语，也可以作状语。汉语词的兼类是重要的语法现象。“在”既是动词，又是介词，也是副词。汉语词类活用现象较多。“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类的句子几乎随处可见

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有着很强的历史继承性。现代汉语中活跃着大量古代汉语的因素。不必说句法结构的基本格式“主——渭”和“动——宾”贯穿古今，也不必说“天”“地”“山”“水”“生”“死”“上”“下”这些基本词汇活跃始终，单是具体的表达方式就很多。现在常用的“瓜分”“血祭”和古代汉语“一狼犬坐于前”“寨中人又骛伏矣”中的“犬坐”“骛伏”都是名词作状语，“发扬光大”“严肃党纪国法”中的“光大”“严肃”是古汉语中形容饲用作动词这种表达方式的继承，“天地之间”“为语言的纯洁而斗争”中“之”“而”的意义和用法与古代汉语完全一致，这样的表达式仍然非常能产。就连作为现代汉语一般词汇的大量双音词，其词素也基本上是古代汉语的词汇。

赏析语言特色可分三步走：概括内容、分析语言形式、用形容词表达。

1.明确 上海高考网：赏析语言特色是高考必考的一个内容，在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诗歌鉴赏中都可能出现，多以简答题或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 赏析语言特色可分三步走：概括内容、分析语言形式、用形容词表达。

1.明确所写的具体内容。 语言特色必须附着在具体内容上才有意义，离开了具体内容的语言就无所谓特色。

所以，赏析语言特色就要首先对内容加以概括总结。 人们常说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为豪迈飘逸，那是因为已经有了《蜀道难》《望庐山瀑布》《将进酒》 等诗句内容为前提，我们常说杜甫诗歌的语言风格为沉郁顿挫，那是因为有了《石壕吏》《兵车行》《登高》等诗句内容为基础。

2.分析语言形式方面的具体特点。 语言本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整散句、长短句、修辞格、叠音词的运用上，有的用整句，有的多用散句，有的整（整句）散（散句）结合；有的多用长句，有的多用短句，有的长（句）短（句）结合；还有的运用修辞格等等，都是语言的表现形式。

单从形式上看，整句的语言特色为“典雅”，散句的语言特色为“口语化”，长句显得“柔和”，短句显得“激昂”，叠音词显得富有节奏感、韵律美。运用修辞格的要对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后，才能确定其或清新、或典雅、或华丽、或含蓄…… 3.掌握语言特色的词语（形容词）、通过比较、选择予以定性。

积累常见的语言特色的词语有：平实质朴、含蓄隽永，豪放刚健、黯淡凄婉，清新自然，生动形象，幽默讽刺、富丽清新（清新、华丽）、淡雅肃静等等。 结合具体内容，通过比较，使抽象的语言特色词语与具体内容吻合一致，选择恰当予以定性。

如，《拿来主义》中的语句： ①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地挂过去，叫做“发扬国光”。②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分析】①句中的“捧着”“挂”等动词，表现出一种丑态，“大师”“发扬国光”上的引号，表明作者的情感是极其反感；②算得显出一点进步，可见对“进步”不以为然。内容上，是讽刺送去者的丑恶表现，情感是讽刺性的，所以语言富有讽刺的味道，犀利、幽默。

【答案】语言幽默、犀利，具有讽刺性。 又如，《胡同文化》中的语句： ①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

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

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 ②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解析】 ①A明确所写内容——北京胡同正在衰败，没落；B语言形式——长短结合，节奏舒缓，适合抒发哀伤情感；C搜集一些语言特色的形容词，比较哪些形容词合适——朴实、平淡、口语化。相关阅读：上海高考复习之文学常识大闯关探寻高考“诗歌”鉴赏12条新捷径上海高考真题历年名言警句默写汇编近两年上海各区高三二模名句默写及答案汇集。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第一个“文”，是美好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 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一是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严密简洁的风格。

四、古奥难懂。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越来越艰涩难懂了。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奥的词语，还有许多陌生的名目典章制度……这一切，在初学者的眼中成了捉摸不透的“迷言”。所以，给古书作注，解决难懂的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之一。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

文言的特点，是和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比较而来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

（以下所述各项特点皆为举例而未完备。）

语法特点

文言文的语法特点主要表现在词类及词序两方面。一般而言，文言文有比白话更多的词类活用现象。

名词用作动词：

「驴不胜怒，蹄之」（柳宗元《三戒·黔之驴》），名词「蹄」在此做动词「用蹄踢」。

「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名词「王」在此做使动动词「使……为王」。

名词用作副词，常与「然」（……的样子）连用：

「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於前。」（蒲松龄《聊斋志异》），名词「犬」在动词「坐」前作副词「像犬一样」。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与泉上者，醉翁亭也。」（欧阳修《醉翁亭记》，「翼」在动词「临」前作副词「像翼（翅膀）一样」。

宾语前置

目的：在疑问句和否定句中，若宾语为代词，在句中地位易被疑问词或否定词稀释。为了突出宾语，将其提前。

在疑问句中，疑问代词「谁」、「孰」、「何」、「悉」等置於动词之前：

「臣实不才，又谁敢怨？」（《左传》）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

「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岳阳楼记》）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王曰：『缚者曷（通「何」）为者也？』」（《晏子春秋》）

在否定句中，用代词作宾语时，一般都放在动词前面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之也（《论语》）

与「以」连用的倒装句：

「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柳宗元《永州八记·小石潭记》，「全石以为底」即「以全石为底」，「卷石底以出」即「石底卷以出」。

文言文中常见通假字，出现的原因有作者的主观原因，如一时想不起此字；也有客观原因，如避讳等。

「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陶渊明《桃花源记》，「要」，通「邀」，邀请。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说」，通「悦」，喜悦。

「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熙」，通「嬉」，开玩笑。

[编辑] 词汇特点

文言文与白话文在词汇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通常必须以词典或字典的形式加以条列，才能完整表达。不过，有个特点可以概括性地观察：文言文的词汇较为简洁，例如：相较於白话文的词以双音节为主，文言文中的词以单音节为主。

文言文是以古汉语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在远古时代文言文与口语的差异微乎其微。

现今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

文言文是相对现今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来讲的，古代并无文言文这一说法。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

经过历代文人修饰越显浮华，唐代起文学大家韩愈等发起"古文运动"，主张回归通俗古文。

现代书籍中的文言文，为了便于阅读理解，一般都会对其标注标点符号。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

第一个“文”，是美好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

“文言”，即书面语言 特点： 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

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

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

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

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

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一是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

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严密简洁的风格。 四、古奥难懂。

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越来越艰涩难懂了。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奥的词语，还有许多陌生的名目典章制度……这一切，在初学者的眼中成了捉摸不透的“迷言”。

所以，给古书作注，解决难懂的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之一。

一、言文分离。

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

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

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

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一是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严密简洁的风格。

四、古奥难懂。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越来越艰涩难懂了。

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奥的词语，还有许多陌生的名目典章制度……这一切，在初学者的眼中成了捉摸不透的“迷言”。所以，给古书作注，解决难懂的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之一。

词的特点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

它的严格的格律和在形式上的种种特点，都是由音乐的要求而规定的。词和诗在形式上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1）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

如《菩萨蛮》、《水调歌头》、《沁园春》等，称为词调。词调表明这首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并不就是题目。

各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并且各不相同。 （2）一首词大都分为数片，以分两片的为最多。

一片即是音乐已经唱完了一遍。每首词分成数片，就是由几段音乐合成完整的一曲。

（3）押韵的位置各个词调都有它一定的格式。诗基本上是偶句押韵的，词的韵位则是依据曲度，即音乐上停顿决定的。

每个词调的音乐节奏不同，韵位也就不同。 （4）句式长短不一。

诗也有长短句，但以五、七言为基本句式，近体诗还不允许有长短句。词则大量地使用长短句，这是为了更能切合乐调的曲度。

（5）字声配合严密。词的字声组织变化很多，有些词调还须分辨四声和阴阳。

作词要审音用字，以文字的声调来配合乐谱的声调，以求协律和好听。 词是按照乐谱填作的，所以，作词先要选择词调。

《词源》卷下附杨守斋（缵）《作词五要》，说作词之要有五：“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飒，《帝台春》之不顺，《隔浦莲》之寄煞，《斗百花》之无味是也。”

每个腔调都表现一定的声情。作词择调，主要就是选择声情与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相切合的腔调，使声词相从，取得声情与文情一致。

这样的词才可仿到声文并茂。——这是填词择调必须首先注意的。

否则望文生义，就会出现形式与内容乖离的毛病，甚至南辕北辙，闹出笑话。例如，《贺新郎》，是表达慷慨激昂的思想感情的。

与“燕尔新婚”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一见“新郎”二字，就当作庆贺新婚的词调，加以滥用也就错了。

又如《寿楼春》，也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个“寿”字，就认为是用以祝寿的词调，实际上恰恰相反，它的腔调是悲哀的。南宋词人史达祖，曾用以填制哀悼之词。

辨别词调声情的方法，约有下列几种： （1）根据前人记载分析：唐宋人书中凡言及词调声情，大致都可信。如宋毛开《樵隐笔录》说：“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

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这也可见《兰陵王慢》末段的声情。

可惜这类记载，在唐宋人故籍中比较少见。 （2）根据唐宋词作品辩别：这可依《历代诗馀》（清康熙时沈辰垣等所编的一部词的总集，将唐宋以来的词依调分编）诸书，于一调之下许多词中，分析总括它的内容情感，若有十之七、八相同的，即大约可以断定此调是某类声情。

如《满江红》、《贺新郎》就可用这种方法断为豪放激越一类。虽有例外，大致相差不远。

（3）根据凋中字句声韵体味：有些词情不易分析，或者有些作品感情错综复杂，可按照字句的声韵，进行揣度：大体上，用韵的位置疏密均匀的，声情必然较为和平宽舒；用韵过疏过密的，声情不是迟缓，便是急促；多用三、五、七言句法相间的，声情较舒畅；多用六字、六字句排偶的，声情则较稳重；字声平仄相间均匀的，情感必安祥；多作拗句的，情感必郁劲。 （4）根据作家流派和所处时代分辨：如豪放派词人，作词多飘逸豪放；婉约派则清婉绚丽。

—以豪放派代表，著称于词坛的辛弃疾，现存的总共226首作中，就有《水调歌头》三十五首、《满江红》三十二首，《贺新郎》二十二首、《念奴娇》十九首，这些适宜于表达慷慨悲壮、豪放雄浑 *** 的词，即占到他全部词作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对词人的词风亦有较大的影响.如，被称之为“婉约宗主”的李清照的词，南渡前后，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调：前期多写闺情相思，反映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爱情的追求，明快妍丽；后期则更多的描写国破家亡的离乱生活，感慨悲凉的情感等。

文言文的特点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

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

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

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

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

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

文言文是中国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俗称“之乎者也”。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了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可以说“文言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录“压缩”格式。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

好 现在给你解释下

所谓文言文 指的就是先秦时期---------从远古一直到秦朝建立 人们写文章时用的文法 这种文法呢 是以当时人们的说话习惯为依据的 。后来秦朝以后的时代 人们说话的方式越来越变的和写文章的方式不同 也就是说说话和写文章试用不同的语言 写文章一直沿用先秦时传下来的文言 说话却是一直在变 比如汉朝和秦朝的说话肯定差不多 唐朝和汉朝肯定差得远 我们现代人估计回到宋朝能听懂一点 五代以前怕就麻烦了 到清朝时 说话和现在就差不多了

写文章 却不一样 哪怕几千年前的文章我们现在还是基本能看懂 比如论语 战国策等等 因为几千年写文章的方式基本没变 所以文化得以保存

文言文有很多种 比如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 等等

但是很遗憾的说 红楼梦不是文言文 还有像三国演义 以及元朝的一些曲子词 还有清朝末期的很多小说之类以及近代的文章 因为更多的考虑的是面向群众 让普通人也能看懂 所以多数使用白话的 方式 因为他们其实是当时的白话文 红楼梦只是清朝时人们说话的语言 而不是文言文

真正的文言文 去看一下《古文观止》就懂了 全部手写 不明白可以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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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中国的一种书面语言，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俗称“之乎者也”.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而丝绸价格昂贵、竹简笨重且记录的字数有限，为了能在“一卷”竹简上记下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将不重要的字删掉.可以说“文言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录“压缩”格式.后来当“纸”大规模使用时，统治阶级的来往“公文”使用习惯已经定型，会用“文言文”已经演变成读书识字的象征好 现在给你解释下所谓文言文 指的就是先秦时期---------从远古一直到秦朝建立 人们写文章时用的文法 这种文法呢 是以当时人们的说话习惯为依据的 .后来秦朝以后的时代 人们说话的方式越来越变的和写文章的方式不同 也就是说说话和写文章试用不同的语言 写文章一直沿用先秦时传下来的文言 说话却是一直在变 比如汉朝和秦朝的说话肯定差不多 唐朝和汉朝肯定差得远 我们现代人估计回到宋朝能听懂一点 五代以前怕就麻烦了 到清朝时 说话和现在就差不多了 写文章 却不一样 哪怕几千年前的文章我们现在还是基本能看懂 比如论语 战国策等等 因为几千年写文章的方式基本没变 所以文化得以保存 文言文有很多种 比如策、诗、词、曲、八股、骈文古文 等等但是很遗憾的说 红楼梦不是文言文 还有像三国演义 以及元朝的一些曲子词 还有清朝末期的很多小说之类以及近代的文章 因为更多的考虑的是面向群众 让普通人也能看懂 所以多数使用白话的 方式 因为他们其实是当时的白话文 红楼梦只是清朝时人们说话的语言 而不是文言文 真正的文言文 去看一下《古文观止》就懂了 全部手写 不明白可以再问。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夬，扬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著於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於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

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

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

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

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

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皇帝时，徵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

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

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

二曰奇字，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

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郡国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於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

」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於史籀。

鄙夫俗儒，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

怪旧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

」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 *** 凿。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

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

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

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

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

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

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盖阙如也。

全文翻译往古的时侯，伏牺氏治理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它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创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到了神农氏的时代，使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社会，管理当时的事务，社会上的行业和杂事日益繁多，掩饰作伪的事儿也发生了。

（到了黄帝的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因而开始创造文字。（文字用于社会之后，）百业有定，万类具明。

仓颉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于《夬卦》，《夬卦》说，臣子应当辅佐君王，使王政畅行。这就是说，仓颉创造文字是为了宣扬教令、倡导风范，有助于君王的施政。

君王运用文字工具，更便于向臣民施予恩泽，而臣民应以立德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字之工去捞取爵禄。仓颉初造文字，是按照物类画出形体，所以叫做「文」，随后又造出合体的会意字、形声字，以扩充文字的数量，这些文字就叫做「字」。

叫它为「字」，是说它来自「文」的孳生，。

这个现象确实真实存在，但不能一概而论。

比较晦涩难懂的文言文比如聊斋里的《狼》，确实比很多先秦时候的文言文还难懂。原因主要是文言文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字，文字就是用来记录语言的。

如果古人打算创造一种文字来记录他们日常说的话，那古人一定创造出来的文字和语法一定和他们的日常说话是一致的，否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就不符合他们创造文字的目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至少在先秦时期，文言文就是人们日常说的大白话。

比如论语，就是孔子的弟子们回忆老师生前说过哪些话就记录下来，相当于《孔子日常讲话记录》。所以那时候的文言文只有某些词汇用法我们不熟悉，有些词语变化不大的甚至不用翻译。

但是秦汉以后，随着口语的日益演变，语言和文字逐渐偏离且越来越大，到了清代就完全变成了两回事。清代的口语和我们现在很接近了，但文言文需要特别学习，受到封建文化压制，思想的禁锢以及科举八股文的登峰造极，导致出现了很多迂腐文人故意把文言文写的极其难懂不说人话。

特意选那些极其冷僻的词汇显示学问，比如鲁迅小说里的孔乙己就是个例子，卖弄炫耀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这种人如果写文言文能通俗易懂吗？简单的说，先秦文言文就是当时的口语，没有必要刻意的写成书面语。后世文言文在口语文字相分离的情况下，是为了写书面语而写文言文，清代某些人就更是走到极端，这就是某些清代文言文极其难懂不说人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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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皮简介 《聊斋志异》，又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著作。

《画皮》为《聊斋志异》第一卷40回，是一部描述写人与鬼之间的故事。 《画皮》的原文不到两千字，之所以流传这么广，首先是故事里的 *** 元素，漂亮女妖精的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故事在中国民间向来都很有市场，虽然原文里对此没做过多描述，但字里行间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其次，故事里有一个着墨不多但却很出彩的人物，既王生的妻子陈氏，她明知老公看上了别的女人，还一边好言相劝一边帮着保守秘密，后来为了救老公性命，不惜忍受百般 *** ，甚至吃下乞丐的浓痰，堪称一位感天动地的模范妻子；最后《画皮》有一个深刻的寓意，原文结尾处就这样一处颇为“愤青”的慷慨陈词，“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

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

从王生的角度进行推理，前半句其实说不通，因为他开始并不知道那美女是妖精，而且他得知真相后立即寻求自命方法，并不是个要色不要命的家伙。不过后半句堪称经久不衰的警世恒言，在当今年代，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某些双眼放绿光的妖精比作那些二奶；亦把陈氏比作那些结发多年的糟糠之妻。

虽然在道德和实情上有着诸多复杂的具体不一样，但这种泛泛的比较还是有点像新时代的情况。原文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幞独奔，甚艰于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丽。

心相爱乐，问：“何夙夜踽踽独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生曰：“卿何愁忧？或可效力不辞也。”

女黯然曰：“父母贪赂，鬻妾朱门。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将远遁耳。”

问：“何之？”曰：“在亡之人，乌有定所。”生言：“敝庐不远，即烦枉顾。”

女喜从之。生代携幞物，导与同归。

女顾室无人，问：“君何无家口？”答云：“斋耳。”女曰：“此所良佳。

如怜妾而活之，须秘密勿泄。”生诺之。

乃与寝合。使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也。

生微告妻。妻陈，疑为大家媵妾，劝遣之，生不听。

偶适市，遇一道士，顾生而愕。问：“何所遇？”答言：“无之。”

道士曰：“君身邪气萦绕，何言无？”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生以其言异，颇疑女。

转思明明丽人，何至为妖，意道士借魇禳以猎食者。无何，至斋门，门内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逾垝坦，则室门已闭。

蹑足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巉巉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

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

遍迹之，遇于野，长跪求救，请遣除之。道士曰：“此物亦良苦，甫能觅代者，予亦不忍伤其生。”

乃以蝇拂授生，令挂寝门。临别约会于青帝庙。

生归，不敢入斋，乃寝内室，悬拂焉。一更许，闻门外戢戢有声，自不敢窥，使妻窥之。

但见女子来，望拂子不敢进，立而切齿，良久乃去。少时复来，骂曰：“道士吓我，终不然，宁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坏寝门而入，径登生床，裂生腹，掬生心而去。

妻号。婢入烛之，生已死，腔血狼藉。

陈骇涕不敢声。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

道士怒曰：“我固怜之，鬼子乃敢尔！”即从生弟来。女子已失所在。

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远。”问：“南院谁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

道士曰：“现在君所。”二郎愕然，以为未有。

道士问曰：“曾否有不识者一人来？”答曰：“仆早赴青帝庙，良不知，当归问之。”去少顷而返，曰：“果有之，晨间一妪来，欲佣为仆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

道士曰：“即是物矣。”遂与俱往。

仗木剑立庭心，呼曰：“孽鬼！偿我拂子来！”妪在室，惶遽无色，出门欲遁，道士逐击之。妪仆，人皮划然而脱，化为厉鬼，卧嗥如猪。

道士以木剑枭其首。身变作浓烟，匝地作堆。

道士出一葫芦，拔其塞，置烟中，飗飗然如口吸气，瞬息烟尽。道士塞口入囊。

共视人皮，眉目手足，无不备具。道士卷之，如卷画轴声，亦囊之，乃别欲去。

陈氏拜迎于门，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谢不能。

陈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术浅，诚不能起死。

我指一人或能之。”问：“何人？”曰：“市上有疯者，时卧粪土中，试叩而哀之。

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习知之，乃别道士，与嫂俱往。

见乞人颠歌道上，鼻涕三尺，秽不可近。陈膝行而前。

乞人笑曰：“佳人爱我乎？”陈告以故。又大笑曰：“人尽夫也，活之何为！”陈固哀之。

乃曰：“异哉！人死而乞活于我，我阎罗耶？”怒以杖击陈，陈忍痛受之。市人渐集如堵。

乞人咯痰唾盈把，举向陈吻曰：“食之！”陈红涨于面，有难色；既思道士之嘱，遂强啖焉。觉入喉中，硬如团絮，格格而下，停结胸间。

乞人大笑曰：“佳人爱我哉！”遂起，行已不顾。尾之，入于庙中。

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后冥搜，殊无端兆，惭恨而归。既悼夫亡之惨，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愿即死。

方欲展血敛尸，家人伫望，无敢近者。陈抱尸收肠，且理且哭。

哭极声嘶，顿欲呕，觉鬲中结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

清代是古文评点的集大成时期，无论从评点家的涌现、评点本数量，还是评点方法上来说，成就都是极高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兴盛。

然而，由于资料的缺失和研究视角的局限，人们往往将视野集中在文学评点的研究上，忽略了对古文评点的研究，更没有考虑到清代在古文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评点这一品评文章的方式也逐渐衰落，人们更多的是从人文关怀角度品评、鉴赏，缺乏对评点的实用性研究，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

从文章学角度来说，清代古文评点是古代文章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文章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对古代文章学，对现代汉语文章学建设也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研究清代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思考清代古文评点的历史位，是本文的创新点。本文站在文章学视野下研究清代古文评点，力图深入挖掘清代古文评点的精髓，还原它的历史地位，以期引起人们对古文评点的认识，重新掌握评点这一阅读、理解、研究、总结文章读写规律的方式。

本论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采用了文献调查法，搜集查找了大量文献资料，对清代古文评点进行了较为详细全面的调查研究，按照时间线索概述了清代的古文评点家、评点作品及其评点特点。认真思考了古文评点对文学评点的影响。

二是根据评点家们的评点实践，又运用举例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归纳总结了清代常用的五种评点方法。这些评点方法被评点家们系统性地运用在文章评点中，使得评点自成体系。

三是本文从现实与学术两方面出发，思考了清代古文评点的文章学价值以及对后学文章读写、对现代语文教学的现实意义。

这句话出自宋史 是讲和岘的

先是 就是 在此以前的意思 ；王朴，窦俨是人名；洞晓 就是 精通，清楚地知道；音乐不用解释啦；前代 就是 之前的朝代 翻译就可以翻成以前；不协 就是 不和，不一致，不符；律吕，本意是指校正乐律的器具，有12管，奇数管叫律，偶数管叫吕，后来这个词用来指代乐律音律，并且有了准则标准的引申意义，这里翻译为 音律 比较好；多不用解释啦；所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被”，所字结构在古文经常出现，应该习惯它的相关表达方式；考正 注意不是今天的考证的意思，而是考核考察修订订正的意思。

所以连起来就是，在此以前，王朴，窦俨通晓音乐，以前不符合音律（的地方）大多都有所考察订正。结合前后文，这句话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论 语》 8 5 13《孟 子》 4 9 13《荀 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 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 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