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核算2000字论文

GDP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作用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GrossDomestic Products的缩写，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常住单位是指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领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规模的经济活动，并持续经营一年以上的单位，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以及中国领土台湾省内的单位。GDP核算与GDP不同，GDP表示的仅仅是一个总量指标，而GDP核算则是指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下围绕GDP这个总量指标而进行的一系列核算活动。GDP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计算得到：分别为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生产法是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所有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的总和。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支出法也称使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衡量核算期内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去向。“绿色GDP”即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对现行的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生活中投入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后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中国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绿色GDP”理论的国际研究背景：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特别是在战后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背景之下，GDP逐渐演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最重要的指标。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使用GDP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地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强烈呼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纠正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统计的GDP数字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真实GDP”，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GDP”，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加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表达的关系。国内“绿色GDP”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从政府层面上来看，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51-1981）当时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制度基本上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这一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第二阶段（1982-1991），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制度的转型阶段，两种核算制度（MPS与SNA）并存，它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第三阶段（1992-1995），1992年我国正式启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实质内容上，与当时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核算制度基本相同，并与国际统计口径相接轨。因此，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并对其进行改革，构建以“绿色G D P”（GGDP）为核心，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指导思想的核算体系，是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辛的任务。第四阶段（1995年至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向联合国新的国民核算体系和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过渡。从总体来说，环境经济综合体系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其本质不同在于前者在资本使用概念上对后者做了拓展。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跟踪和吸收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的新成果，以力求保持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同步与接轨。推行中国绿色GDP核算模式建议：1、搭建统一的工作平台；2、选择合适的核算模式；3、确定核算的重点和范围；4、构建科学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体系；5、加快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

这个要自己写，如果老师发现了，就退回来了，我自己写的没退回来，到网上找找材料，这东西没有现成的，我们班有部分同学因为抄袭就退回来了。你也是六里桥电大的吗？

本课程???

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种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制度安排，它体现了在核算期内，经济总体中各机构单位、机构部门及其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产出、投入、效益之间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关系，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储蓄、实物投资与资金融通的关系，资产、负债及净值之间的存量及变动关系等。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完整描述经济总体运行过程及结果的核算框架，GDP反映了经济生产过程的最终成果，可支配收入反映了经济分配与再分配过程的最终成果，储蓄反映了经济生活中收入与消费、积累的相互关系，资金余缺反映了经济储蓄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期末资产净值反映了在期初资产净值基础上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最终累计成果。“GDP、可支配收入、储蓄、资本形成、资产净值”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最重要的指标体系，他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形成了完整的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指标链。 从现实分析，我国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度量，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这一完整的指标链，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地使用了GDP指标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标准。 但是，单凭GDP增长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发展的有效程度，如果不结合资产存量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变化，就会失去对增长成因的深入分析，也不利于我国在增长中财富的有效积累。例如，GDP的高速增长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关，投资的高增长拉动了GDP，而“外资”又是我国投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社会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使用效益下降的现实反映了投资的有效性和资产的有效性并不尽如人意。 1996~2000年的五年间，我国经济比上年分别增长％、％、％、％、％；资产净值分别比上年增长％、％、％、％、％。其中固定资产分别比上年增长％、％、％、％、％；金融资产分别比上年增长％、％、％、％、％。由此看出，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托固定资产高投资和金融资产规模的高增长。这说明，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金融资本市场和负债经营(如利用内外资)方式；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主流趋势还未脱离规模数量型扩张的增长模式。 从资产的结构看，以1996年为例，非金融资产、固定资产、金融资产、资产净值分别占总资产的％、％、％、％，根据“资产=负债+净值”的平衡关系，该年金融负债比重为％，高出金融资产个百分点，属于资本净流入年。同理，1997~2000年，金融负债比重分别为％、％、％、％，分别高出金融资产、、、个百分点，亦均属于资本流入年。“外资”是我国这一时期的主要投资资金来源之一。 二、长期以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国内投资和外资的利用效益不高 首先，投资的有效性和资产的有效性不高，浪费了大量的资金。这对货币资本相对不足的我国来讲，应是政府给予充分考虑的问题。现实经济领域中，3%的建筑中介费、层层转包的转包费、去年一年72亿的投资决策损失、部分进口设备的闲置或遗弃、某些新建厂房的报废及重复建设造成的生产线能力30%的利用率，等等现象，均使得投资的有效性、资产的有效性远小于1。 其次，外资的利用效率下降。1995年，我国GDP与对外金融负债的比率为，2000年则为；1995~2000年对外金融负债（外资）年均增长，而“外资”使用效益年均下降。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逐年扩大，但外资使用效益却逐年下滑。 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政府宏观调控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测度出现了“一花独放、众花凋零”的局面，既只单纯的使用了GDP一个流量指标。但是，我们在得到单位GDP的同时，却在占用着越来越多的资产存量，即在耗费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或资源。我国是个资金相对缺乏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了巨大的国内、国外资金，仅2000年比1999年，我国的国内金融负债增加％，国外金融负债增加％，但金融资产使用效率却下降了％。 仅从经济流量与经济存量相结合方面，我们就不难看出，经济领域的单纯以GDP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唯一尺度是片面的。重视经济流量与经济存量的有机结合，重视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数量关系测度，重视更全面、更长远、更协调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即政府综合决策机制的形成则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和优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片面使用GDP这个流量指标，使人们忽视了资产存量或财富的积累。在我国遇到诸如洪水灾害或SARS瘟疫带来的损失时，人们大都采用了习惯的思维方式即“坏事能够变为好事”，误认为能够在救治、恢复、重建中增加GDP。这种认识实际上体现了“灾害减少财富存量不可怕，它可以有助于促进流量的再增加”的错误观点。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正常、完整意义下的经济增长。在注意财富的积累方面，经济发展国家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和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一些城市总是“喜新厌旧”，不断的拆旧楼盖新楼，马路也是挖了填、填了挖，……。我国GDP增长率连年很高，但是财富损失的也快，资产积累、财富积累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与“GDP至上”有一定关系。 三、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适于可持续发展 即使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协调地应用起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经济分析上的缺陷；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看，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还有更深层的缺陷。在国际上，这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受到强烈批评是近20多年的事。环境问题是这一批判运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一些经济学家指出，GDP不能全面地覆盖经济福利的内容，也不能充分反映当前和将来的福利变化。仅就反映当前福利来说，经济学家就开出一个长长的“问题清单”：一是取向有偏差：GDP只限于对经济中那些市场化、货币化了的部门之评价；二是外部不经济性盲区：它只能较充分地反映私人成本，对反映社会成本则远远不够；因无市场价格，像资源耗竭、生态退化带来的损失也往往无法计入；三是一些决定经济福利变化的因素被忽略了，如没有定价的自然资本的流量和存量，以及没有发生交换的自然资源价值等；四是一些“假冒伪劣”福利：某些“抵御性”活动，如在环境污染情况下居民不得不采取的保护自身健康的措施，也被计入GDP，好像污染的环境使福利水平提高了；五是忽视环境资本的折耗，相对于人造资本（如机器）的折旧补偿，这是一种明显的“处理不对称”。 由于事实上，GDP已经被大多数人当作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度量，所以上述问题会带来一系列有误导性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误导在于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的代价没有反映，这实际上鼓励了对自然资本的浪费与破坏。正如经济学家戴利所指出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是将收益（部分服务的价值）、成本（流量的价值）和存量变化（净积累）这三者加总到一起，而发展经济学分析最需要的是比较成本和收益，而不是它们的总和”。另一个误导性的后果是淡化或贬低了那些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及与可持续发展最相关的一些内容，例如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水平。满意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