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话剧的毕业论文

之前看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是在B站上看的，1987年北京人艺版，由夏淳导演，王姬、冯远征、罗历歌、郑天玮等人出演。此次看的由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北京人》，是2018年6月8日在南京保利大剧院看的，演员为剧雪、孔维、孙宁、闫楠等。 说实话，87版的毕竟有些老了，从演员的衣着到舞台效果，都有些灰暗，演员的演绎可能“演”的成分更多些，台词对话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拖”。而赖导版的《北京人》，从开演前舞台呈现的第一印象，到演员的服饰、语言等，都让我能感受到，我是在"当下“去看这样一部讲述三十年代故事的话剧。 未看其剧，先见其景。赖导版的《北京人》，一落座，就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先前就有所耳闻，赖导版的《北京人》舞台色调打破常规，采用了黑白彩的创新布景（请忽略词汇的不专业）。直到坐进剧场，视觉接受到直接冲击之后，自己才有了具体的体验。舞台整体的灰白色调，悬挂的屋檐，垂直的墙壁，镂空的窗格，都与剧本《北京人》第一幕中，中秋节正午，幽静静的曾家旧宅小花厅的场景描述颇为吻合。（ ＋具体和文本对照部分 ） 第一幕整体采用白天的灰白色调，第二幕是夜幕中暗黑氛围，第三幕是稍微带些秋天黄色底色，不带滤镜和其他渲染的正常色调。三幕背景颜色的设置其实和三幕中人物实际精神状态紧密联系。 第一幕中，无论是思懿，曾文清，还是陈奶奶，都表现出“自己想在大家面前表现出的样子”。思懿，在陈奶妈面前，极尽热情，表现出大家庭长媳的风采，先不论舞台整体色调，第一幕是白色，第二幕是黑色，在晚上昏黄的灯光下特别有感觉。第三幕是正常色彩，颜色丰富，背景是秋天的黄色 整个三幕剧给人的感觉。第一幕是大家在人前的展现，第二幕在夜晚和酒精的作用下，很多“本我”的情感抒发。最明显的是江泰和袁先生，说自己一无是处……老太爷与愫方的对话…… 关于是易卜生式的还是契诃夫式的，赖声川自己说……整个话剧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轻松的，甚至很多场景都引人发笑。但是在笑过之后，却是想哭。其中，两个角色的设置更是调节气氛的好手，第一个是江泰，发牢骚似的……张顺的动作，有调节气氛的作用……不同于1987年北京人艺版本，此版本中曾老太爷的也略有幽默成分。 （未完待续）

《北京人》写于1941年，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衰败，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北京人》为曹禺剧作的又一艺术高峰。他再一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旧家庭的题材，对封建主义作了抽筋剔骨的批判。假如说《雷雨》侧重于伦理道德关系的批判，《北京人》则企图对整个封建文化传统作清算。曾家是衰弱的封建社会的缩影，曾经有过的诗书礼仪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各种要帐的逼上门来，它的世家儿孙精神上更趋于颓败——家长曾皓生活中唯一的“快慰”就是一遍遍油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这正是一个封建僵尸的象征，曾文清这位天资聪敏心地善良的封建士大夫，精神上已完全瘫痪，成了徒有“生命空壳”的“多余人”。人类祖先“北京人”的纯朴、勇敢与健康已为封建文化的苍白、消沉与病态所替代。剧作家力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找到通往新生活的精神力量。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有很多感想，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北京人》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经典作品中最广为流传、最深切、最让人沉思的一句经典语句。这句话被标识在《北京人在纽约》这本书的封面，可见它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心中便悄然升起一个大大问号，难道这句话不矛盾吗？连我小时候都可以写出这样的语句来，难道作者就这水平？可是，在我读完这部小说时，我知道我错了！我懂得这也许是曹桂林先生在美奋斗十多的最大感想，充分概括了中国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人们在国外生活的事业与情感历程。

在我所知，这部小说还被改为了电视剧版《北京人在纽约》，并且受到了人们的一致好评。的确，这部小说无论是语言方面的功力，还是情感方面的交流都能够深深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共鸣，给人的心灵来一次彻头彻尾的救赎。

从古至今，美国的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的东方文化就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是行义的生存，而美国则是利己的主义，由此可见，这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中西方价值观有着巨大的差别，首先体现在人们对金钱的不同认知上。在踏上美国这片令人向往的国土之前，王起明、郭燕夫妇对人对事都抱着万分的热情，并且是典型的、具有传统观念的中国人，这些传统的思想在他们的脑海中可谓是根深蒂固。虽然他们也急切需要金钱，但他们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促进自身事业发展的方法，一种精神有寄托、生活有着落的经济基础。他们对于金钱甚至一切的美国文化可以说是一概不知。

但从实质上说，金钱文化就代表这美国文化的本质，就像小说曾非常贴切地道出了美国文化的内涵“这就是美国文化，赤裸裸的拜金文化。”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没钱就意味着失去一切，甚至生命和感情，可以看出金钱在美国已然成为一种文化。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小说的开头姨妈借钱这事给他们夫妇两上了生动的一刻，让他们初来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就感到世态炎凉、幻想破碎。姨妈不是把他们接回家里热情款待，而是当晚就把他们扔到了破烂到无法想像的地下室里，还随手扔给了他们九百美元的债务。这一场景，足够让他们回味一辈子，且受教一生。然而，最讽刺的、也是最升华的地方就是小说的最后，王起明又给了帮助抚养他女儿的恩人邓卫上了同样一课。因此，可以说这种做法与中国的金钱价值观是完全相悖的。所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想要维护自己的高傲自尊是没有一丝可靠性的。

最终，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下，王起明也变成了当初自己所鄙弃的冷漠无情的一类人。他们身处的岁月价值观的动荡，注定了他们想“活在美国”的信仰只是凑合在一起，随时破碎。

北京人是人类的祖先，从猿到人，是一个身体机能不断进化的过程。物质文明演变得更为繁荣富强。然而中国社会的吃人文明是在倒退，愈演愈烈残忍地吞噬一代代人的自由灵魂。剧作家曹禺以北平一个封建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的破败景象及各代人的遭遇折射出封建礼教必将被根除的社会现象。腐朽的北京人躺进了棺材，突破束缚的北京人踏上新的大道。

话剧细致地描写了一个颓废寒怆的大宅门情景。将曾家的各色人物铺陈开来。文清、愫方、曾霆和瑞贞坐在翘翘板的中间，他们在彷徨，渴望挣扎出桎梏，跳出狭窄的门槛。袁家父女及“北京人”坐在一边，他们是前者的救赎，率真自由地生活。另一边是曾皓和思懿。他们用绳索套着中间的人儿，用自私、虚伪的行为禁锢着他们。在第一幕中翘翘板大体保持平衡，有微小的浮动，并没有决定性瞬间的出现。各色人物内心在复杂波动，对外行动都极力隐忍。

《北京人》中的人物形象都塑造得十分立体，是封建家庭中的典型人物。不得不说的是愫方，她是一个较为传统的女性。愫方善良、优雅、懂得忍让，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美好女性却始终得不到幸福。她将自己的青春年华耗在一个将死之人上，一是出于道义，更多的是为了她对曾文清那份无望的。一直到文清卑微地回来，她认识到自己的爱情终结，她不愿再让自己困在牢笼里。她鼓起勇气和瑞贞一起去追求新生活。愫方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那些逆来顺受的妇女形象，她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中，逆流而上，完成对于自我的救赎。与愫方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曾思懿这个妇女形象。她是剧中不折不扣的线索人物。她对曾家三代人的悲剧命运有直接的影响。作为儿媳，她不遵循孝道。只知一味从曾皓手中夺取实权。作为妻子，她从未做到善解人意，控制丈夫、欺负愫方，让她得到内心巨大的病态满足。作为母亲，他在曾霆和瑞贞眼里显然成了一个专制可怕的人。自己的婚姻没有幸福，她也让儿子的婚姻没有希望。曾思懿虽干练、有本事，为人却是刻薄、专制而不自知，摧毁他人和自己。江泰这个女婿是个蛮有趣的人物，第二幕开始，从他和众人的对话中看得出这是个口才极好、一针见血、讲究生活品质的人。这也是他身上最不缺而仅有的优点。他看明白曾文清的性格缺点，想保住岳父的棺材信誓旦旦去借钱，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些小细节铺垫未来这些人的命运。“北京人”出现时，除了瑞贞，其他人都有些惊吓，衬托出瑞贞掩藏的反抗性，她将跳出这个围栏。“曾霆抑压出的欢欣，大人似的走向书斋”显现曾霆被压抑的童真。这些小情节暗示他们终将成为两条平行线，分道扬镳，两人不可能会被绑定一辈子。曾皓的死撑、自私，对家庭控制大权被媳妇夺取，表明他将失去极力守护的一切。曾家这壶水不断在加热，将有沸腾爆破的一天。

在北平曾氏的大家庭里，充斥着虚伪，冷漠，自私，但更令人心痛的是“孤独”——对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的悲哀：夫妻间的不信任如曾文清与曾思懿，亲人间的不了解如曾老太爷与曾霆，时代转换的代沟如曾家人与袁家人等。最可悲的`是，当我们意识到愫芳和文清所谓的心灵的“沟通”都不过是一个假象，“海内存知己”，仅是海市蜃楼的幻影，心灵本就相隔“天涯”，“若比邻”云云，只是自欺欺人的虚词罢了。

在剧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清与愫芳渴望相互靠近，渴望心灵的沟通，渴望两个灵魂的接近。尽管只是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获得了哀惜和慰藉，但仍然给我们看到了一丝阳光，只是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不禁会怀疑这两个生命真是“同声同气”吗？愫芳与文清，这一对“在静默中相通”的男女，真的是灵魂的知己吗？

不，他们之间相距甚远。在这“静默”的表象后面，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一个（愫芳）像真正的“人”那样得活着，她拥有博大而丰厚的爱与坚韧精神，一个（曾文清）作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躯壳”。

曾文清表象看起来“温文有礼”，“清奇飘逸”，他实际上“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对生活已经彻底“厌倦和失望”了，并且陷入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与停滞，懒散之中，“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甚至“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生命，对他早已没有任何吸引了。这生命的“空洞”才是人的最可怕的堕落。但愫芳不同，她的心灵是深深地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她“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她把她的“慷慨”的爱施于每一个人：从衰老而自私的姨父，到瑞贞未出世的婴儿，甚至包括时时算计着她的思懿。她对于文清的爱，更是无私地奉献，“她哀怜他甚于哀怜自己”，她为他做理应由他自己做的事情，替他承受理应由他自己承受的一切感情的折磨，却不要求任何回报。在她的“异常的缄默”背后，是一个丰富的，博大的精神世界。我坚信心中怀有如此深沉广博的爱的女人，即使她的生命充满了艰辛，但她的生命一定是充实而丰富的。

正因为愫芳与文清的灵魂不同，他们的结局也不同。在文清能够去外面的世界“飞翔”时，愫芳对一切充满了希望，当看到文清“归来”时，她才意识到文清早已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最终文清自杀了，愫芳却在经历了精神的轰毁之后走上了新路：到广大的“天涯”去寻找真正的“知己”。这正是：“人”与“生命的躯壳“都到自己应该去的地方。

此时的我们会心生唏嘘，愫芳竟是为着文清那样的“生命的空壳”而作出无私的奉献，就更会感到，“人”的美好情感与追求是多么容易被无端地扭曲和捉弄。

本认为是最接近的两个人，实际却是离得最远的两个人。本以为是两个人的孤独，却没想到是，彻彻底底得一个人的孤独。在曾家，愫芳没有找到灵魂契合的知己，但在外面的世界，她或许可以找到

《北京人》在描述中出现了三个隐喻：远古北京人、现在北京人和未来北京人。其中现在的北京人是最受批判的一群，他们是没落封建大家族的一份子，是旧时代的残渣，在这里面，各个人物都有其特点，作者对这一类人明显是持批判态度的。

简析：《北京人》描写曾氏封建家庭的没落。曾家是衰败的封建社会的缩影。它的确也有过诗书礼仪的鼎盛时代，可大幕启开，各种要账的逼上门来讨债，这颓败的现实，对于它过去的辉煌历史，就是辛辣的讽刺。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处于诗书礼仪熏陶中的封建世家子弟们精神上的颓败。曾皓，作为大家庭的家长，眼睁睁地看着家道的没落，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他唯一关心的是十五年里上了一百多道漆的棺材，认为再漆个四、五遍才勉强可以用，。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想法活，而是如何死得体面。曾皓这具封建僵尸正是一个象征：旧社会、旧制度已经行将就木，传统的旧文化也日趋没落，失去任何存在的合理性了。曾文清天资聪敏，心地善良，但封建士大夫文化教养，已经造成了他精神上的瘫痪。他成天沉溺与下棋、品茶、赋诗、作画、养鸽、喂鸟、游山、逛水的士大夫情趣之中，自以为高雅飘逸，其实是在悠忽中打发生命。这种长期的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使曾文清变得极其懒怠。当然他也有感情上的苦闷。他喜欢愫芳，可是始终不敢真爱她，保护她；不满曾思懿的骄横恣肆，也只能逆来顺受。他被逼外出，但他早已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有不由自主地回来，最后寂寞地死去。曾文清的悲剧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如何扼杀人的希望，扭曲人的个性，造成曾文清这种徒有"生命空壳"的"多余人"。曹禺不只是给旧制度唱挽歌，他在清算传统封建文化的弊害时，又发掘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以此作为挣脱封建枷锁，跨向新生活的精神力量。愫芳是体现这种精神力量的典型。在曾家这个恶浊的环境中，她已经消耗了自己的青春，生活是如此冷酷，可她不象曾文清那样敷衍麻木、得过且过，她仍然时时在追索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她那么善良、无私，富于献身精神，尽管自己受苦，却不忘用自己的爱照拂与自己同样不幸的人。她默默地忍受欺凌和侮辱，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执著的追求。在剧本的末尾，作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写了"没出息"的文清最后归来，使她下定决心与封建士大夫家庭彻底决裂，走出家门。愫芳的出走是时代召唤的结果。曹禺也给曾家这发着霉的家庭，射进一束光芒。剧中出现了北京人头像的投影，通过住在曾家的人类学家袁任敢之口，说明人类曾经有过令人向往的"北京人时代"。"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束缚，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又写了袁任敢和女儿袁圆平等的父女关系，以袁圆和她的同辈、曾家第三代曾霆做对比，展现了两中文明之下所造就的两种人，其中寄托着作家进步的社会观。谈《北京人》 创作总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但是，它又不是简单地按照现实那个样子去写。创作也是复杂的，这其中有着许多似乎说不清楚的因素在起作用。当你写作的时候，真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那些生活的印象，人物、场景、细节等等都汇入你的脑海之中，在化合，在融铸，在变化，是在创造新的形象、新的场景、新的意境。我写《北京人》时，记忆不仅把我带到我的青年时代，而且带回到我的孩提时代。那是非常奇怪的，不知怎么回事，那些童年的记忆就闯入我的构思之中。譬如第三幕，愫方和瑞贞谈着知心话，在瑞贞说话的时候由远远城墙上断续传来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在凄凉的空气中寂寞地荡漾，一直到闭幕。我为什么这么写，这个印象是有生活根据的。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到宣化任镇守使。我一个人非常寂寞，就常常走到城墙上坐着，经常听到那种单调的却又是非常凄凉的号声。偌大的宣化城，我一个小孩子，知道自己没有了亲生的母亲，心情是十分悲凉的。听到那号声似乎是在呜咽，在哭泣。号声引起的是伤痛，是心灵的寂寞和孤浊。我写这一幕时，这种生活的印象和感受便进入形象思维之中，化入这场戏的意境和氛围之中。它当然和我童年的生活有联系，但又不是我那时生活印象和感受的简单重现。人们总爱问我，你剧中的人物是写的某某人吧？碰到这种发问，我总是不以为然。我常说，我十分熟悉我剧中的人物，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写的就是生活中熟悉的某个人。《北京人》中的曾皓这个人物，就有我父亲的影子，但曾皓毕竟不是我父亲的再现。我对我的父亲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我爱他，也恨他，又怜悯他。他是很疼爱我的，他盼着我出国留学。那时，家境逐渐欠佳，他就对我说：“为了你留学，我再出去奔一奔，赚点钱！”曾皓的台词也有类似的话，就是从我父亲那里借来的。还有，曾皓发现文清还偷着抽大烟，于是便跪在文清面前，求他不要再抽了。这个细节也取自我的父亲。我父亲这个人总是望子成龙，他看我的大哥不争气，便恨他。我大哥也抽鸦片烟。有一次，我父亲对我说，“你哥哥又抽大烟了，我就给他跪下，求他！”像这些，我就说曾皓有我父亲的影子。但是，我的家和曾家不大一样，我的父亲也和曾皓不一样。曾家这个封建官宦的世家，曾经是炫耀几代、气象轩豁的望族，而如今却是家道衰微，内里蛀空，徒有其表了。这个家庭，我是有生活依据的。我认识这样一个家庭，它的老主人就颇有曾皓的遗老之风，原先在北平也是颇有名气的官宦人家，现在败下来了，手中还有点钱，便还摆着阔绰的架势，每天去中山公园吃茶聊天。他家少爷、姑娘不少，外表看上去，都是知书明礼的，一到夜晚，少爷们就把家里的东西偷出去卖。曾家的住宅，小花厅的格局，诸如装饰摆设，都和我认识的这一家有点关联，但是，又不全是这一家的。《北京人》中的北平的秋天景象和生活习俗，我是根据剧情费了些思索的。像白鸽的哨响，还有奶妈送给文清的鸽子，北京胡同里的水车的“孜妞妞”的声音，剃头师傅打着“唤头”的声响，我有的用来作为渲染刻画典型环境，有的就融入人物的创造。至于思懿、愫方、文彩、瑞贞这些妇女形象，我记得曾经同你谈过，我很熟悉她们。特别是像愫方这样秉性高洁的女性，她们不仅引起我的同情，而且使我打内心里尊敬她们。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同来赞美她们的，我觉得她们的内心世界是太美了。说到这里，还可以插入一段故事。大概是一九五七年，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演《北京人》，周总理去看戏了。散场后，他请剧团把第三场“天塌了”那场戏重演一遍。总理看完后就问导演说，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是不是新给愫方加的？导演说，原来的本子上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我就是这样理解愫方这些妇女的，我没有夸张。人都说愫方傻，她怎么能爱上文清这个“废物”？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莹如玉，是她忘记了自己。只有“天塌了”她才能改变她的看法。她跟着瑞贞走了，毅然决然地走了，的确是“天塌了”。她总是向往着美好的未来的，离开这个家，也说明她对美好的前途的憧憬和追求。思懿这个人是招人恨的；她的性格虽然奸险，她也有她的难处。她为人惹人嫌恶，但这个“家”是她支撑着。生活的感受终于化为舞台形象，或者写到剧本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过滤、透视，经过蒸腾，或是说是发酵才能实现的。这里，既有思想的，也有感情的、心理的因素。在《北京人》中，我不只一次提到耗子。我为什么会写耗子？曾皓老是把儿孙比作耗子：“活着要儿子干甚么哟，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甚么哟！”我在北方生活，也看到过耗子，印象不深。抗战期间到了四川江安，江安的耗子好大哟，耗子成了灾。我准备写历史剧《三人行》，把搜集来的资料放到抽屉里，想不到资料与一部分稿子被耗子啃啮成了碎片，那是费了不少心思得来的。有一次，耗子竟然钻到我的棉袍子里，吓了我一跳。因之，我就对耗子格外憎恶。吴祖光同志为此曾写过一篇《鼠祟》，他说的是实情。但是，一旦我把耗子写入《北京人》里，就不是我那时对耗子的憎恶所能概括的了，可以说，是那时对耗子的认识，对耗子的厌恶的一种延伸、升华。它含蓄着更多的东西，但又不是直接说出来的，你说耗子是象征什么隐喻什么，说什么都可以，那就任凭群众去联想了，也任凭评论家去分析了。我写的时候，倒没有想得那么多。我总觉得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在这个戏里，瑞贞觉悟了，愫方也觉醒了，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她们由袁任敢带到了天津，检查很严，又是在日本占领的地区。这样写，不但要写到日本侵略军，当然把抗战也要连上了。这么一个写法，戏就走了“神”，古老的感觉出不来，非抽掉不可。这个戏的时代背景是抗战时期，但不能那样写，一写出那些具体的东西，这个戏的味道就不同了。这点，我和有些人的主张是不大一样的。现实主义当然要写时代，但不一定把那个时代的事都写进去。写对时代的感觉，我很佩服我的师辈茅盾先生，时代感写得很准确，政治是个什么情况，经济是个什么情况，都写进去了。这个戏是在四川江安写的，写的是北平。要明写，袁任敢带瑞贞走，他是有路子的，他自己可能就是共产党人，或者是靠近党的人士，他装傻就是了。甚至连江泰也知道瑞贞是接近共产党或进步人士的。我不能这样写，我也不愿意这样写，更不能把这些都写个透底。如果这样，我就觉得这样的戏失去了神韵。说得明白些，戏就变了味，就丝毫没有个捉摸劲儿，也就没有“戏”了。说到底，我的体会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路子，并不是说都按现实的样子去画去抄。我还是那句话，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北京人》里的瑞贞去的是延安，我没有指明。但在我的剧本前面，我引了唐朝诗人王勃的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是隐喻共产党的朋友们的。那时，我已经见过周恩来同志了，他不单是作为一个长我一辈的南开学长，更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来关心一个年轻作者的。从政治上指点着前进的方向，生活上也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国立剧专也有党的支部，当然是不公开的。我知道谁是共产党员，我不说，我心中明白。我的学生方琯德、梅朵等都是党员，他们每天都到我家里来。从他们身上我受到启示和鼓舞，他们同我讨论着我的作品，那么坦诚那么友爱。我总是怀念江安那些十分清苦但却充满令人温暖的师生情谊的生活。我家的房东，他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是共产党人，都是我家里的常客。我就生活在这些共产党人身边。可以说，写《北京人》是党影响着我。我曾说过，我喜爱契诃夫的戏剧，受过契河夫的影响。《日出》还不能说有契诃夫的影响，《北京人》是否有点味道呢？不敢说。但我还是我。契诃夫那种寓深邃于平淡之中的戏剧艺术，确曾使我叹服。像他的《三姊妹》，每次读了都使我感动。在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我看过演出，更迷恋着他的艺术。但是，只能说是受点影响。我以为学某某艺术家，学是学不像的。契何夫的戏剧，中国是演不出来的，就是演得出，也没有很多人看，学外国人的好的东西，是不知不党的，是经过消化的。不是照搬模仿，而是融人，结合。在这种融入结合之中，化出中国自己的风格，化出作家自己的风格，总之，是引出新的创造来。我说《北京人》受点影响，但我还是那句老话，我写作时，也没想到我是在学习那位大师。

《北京人》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人物之间不展现极端对立的矛盾，外在的戏剧动作比较平缓冲淡。剧作由故事链串联起来，事件之间没有绵密的联系，只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家务琐事的闲谈中，融入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貌似平静的生活画面下涌动着性格和情感的较量，具有内敛而扣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从而达到了含蓄蕴藉又精巧隽永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