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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消息称因芯片缺货 华为智慧屏削减30-40%电视元件订单
8月27日消息,Digitimes报道称,受限于半导体元件供应,华为削减了30~40%的电视元器件订单。
华为目前推出的智慧屏产品在市场上受到极大欢迎,虽然在核心元器件方面都采用了自研芯片,但是台积电停止为华为代工后,智慧屏业务就面临了极大不确定性。现在,更是连高通、联发科等厂商的芯片都不能用了。
资料显示,华为智慧屏的主要芯片为自研鸿鹄系列。以华为最高端电视X65搭载的鸿鹄898为例,28nm工艺制程,双架构(A53+A73)四核CPU,Mali-G51 MP4 GPU。虽然中国本土晶圆厂中芯国际拥有量产28nm芯片的能力,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会用到美国技术,因此也无法为华为代工芯片。(新浪 科技 )
国内新闻
小鹏 汽车 在纽交所上市,开盘涨 56%
北京时间 8 月 27 日晚,小鹏 汽车 正式登陆纽交所,股票代码「XPEV」,开盘报 23 美元,涨 56%,市值现超 175 亿美元 ... 小鹏 汽车 通过首次公开招股发行 99,733,334 股,每股 15 美元,募集资金总额约为 15 亿美元。
至此,蔚来 汽车 、理想 汽车 和小鹏 汽车 这三家国内头部新势力车企在美股凑齐。
雷军发微表示祝贺。他表示:“我和小鹏多年好友,2007年投资了他创办的UC。几年前,他决定第二次创业。我钦佩他的勇气,顺为投资了A1轮和C轮,小米去年投资了5000万美元。作为小鹏的朋友和投资者,一路陪伴并见证了小鹏 汽车 的成功。祝福小鹏 汽车 鹏程万里,鹏友多多!”(腾讯 科技 )
腾讯回应微信被封导致跳楼
8 月 27 日消息,据媒体报道,一市民反映自己弟弟因微信被封号影响做生意,多次申诉无果从腾讯公司坠楼身亡。坠楼者哥哥声称,找腾讯的人工客服确实很难。“哪怕是有个人工客服给他回一句,说人家聊天举报你骚扰她了,才封你的号。”
腾讯方面回应称,在 2020 年 8 月 15 日( 星期六 )17:53 分,嘉达研发大楼A座发生一起坠楼事件,大厦保安发现后立即报警,坠楼者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腾讯方面表示当天非工作日,租用该大厦一楼的腾讯用户接待中心当天未对外服务,腾讯公司员工未与坠楼者有过交流接触。对于网传该坠楼者被封号的原委,腾讯方面经查证,称坠楼者的社交账号于 8 月 12 日由于被人举报色情骚扰,平台根据用户举报证据和网络平台管理规范,予以 72 小时短期封号,于 8 月 15 日到期后用户即可自助解封,该信息在登录页面已有明确提示。
腾讯还表示已将用户相关违规信息提交给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调查确认,坠楼者系属于自杀。(网易 科技 )
外交部:若美国禁用了微信, 很多中国人表示苹果也可不用
赵立坚表示,我注意到了这份调查结果。我也注意到很多中国人表示如果美国真的禁用了微信,那么苹果手机我们也可以不用了。美国一些政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非美国企业。美方的海盗行为,已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消费者和企业权益造成了损害,必将遭到国际 社会 的反对和抵制。
中芯国际上半年营收亿美元,净利亿美元
8月27日消息,中芯国际发布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未经审计中期业绩报告。财报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芯国际营收为亿美元,去年同期为亿美元,同比增长,主要受期内付运晶圆的数量增加及平均售价上升之影响所致;净利润为亿美元,去年同期为万美元,同比增长556%。上半年公司毛利率为,同比增长个百分点;每股盈利为美元,去年同期0美元。
中芯国际表示,展望全年,公司目标是实现收入15%–19%的双位数增长。到2020年底前,中芯国际每月将增加30000片8吋晶圆产能及20000片12吋晶圆产能。
传阿里与圆通创始人就增持股份进行谈判 阿里:假消息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阿里巴巴正与圆通快递创始人进行谈判,希望增持圆通快递股份,成为圆通的最大股东。阿里巴巴否认了上述消息,圆通方面则表示暂不做回应。
2015 年 5 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已联手云锋基金战略投资圆通。目前,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云锋新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在圆通持股 和 ,合计 ,目前,阿里已入股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百世五家头部快递公司。(第一 财经 )
寒武纪上半年亏 亿,营收同比降逾一成
8 月 27 日消息,寒武纪发布 2020 年上半年报告,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20 万元,同比下降 ;净亏损 亿元,去年同期亏损 3080 万元,亏损扩大 555%。
报告期内,寒武纪实现营业收入 8720 万元,同比下降 ,主要系终端智能处理器 IP 授权业务同比下降较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的营业收入产生了一定影响。(澎湃新闻)
暴风集团: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8 月 27 日消息,暴风集团公告,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完成聘任首席财务官的工作,现有员工无法承担 2020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任务。基于以上原因,公司预计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0 年半年度报告。(钛媒体)
北京市北斗产业创新基地正式启动
8 月 27 日消息,北京市北斗产业创新基地于 27 日正式启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焕文表示,北京市具备全国最完整的北斗产业链布局,规模以上企业约 116 家,2019 年产业规模超过 500 亿元,下一步将以海淀区北清路沿线、顺义区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园、北京经开区北斗产业园为核心,打造产业创新、应用示范等特色基地,加快产业资源整合。(新华社)
杭州法院判决全国首例 “微信解封”入罪案,两名在校大学生获刑
8 月 27 日消息 据杭州江干检察微信号发布,2020 年 8 月 27 日,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全国首例 “微信解封”入罪案开庭审理,江干区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本案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
法院查明,被告人高某在校期间通过微信自助解封功能帮助他人解封微信账号兼职赚钱,并于 2019 年 11 月成立 “super 工作室”专门帮助他人解封微信账号,其伙同女友张某在明知他人利用微信进行等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指使工作室成员以 “预加好友”和 “人脸解封”的方式先后多次为微信名 “哈啰小姐”“李雅”“海阔天空”等犯罪嫌疑人提供微信账户解封帮助。
截至 2020 年 4 月 8 日,工作室相继解封了 “tutu252588”、“yyyc52022”、“mieyy63”等 3315 个微信账号,这些微信号涉及案件 300 多个,其中有立案的 12 起案件被害人总金额高达 96 万余元。(IT之家)
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基站)的全球供货额份额方面,华为技术仍维持强劲势头
英国调查公司Omdia的统计显示,在2019年手机基站供货额方面,华为确保%的份额,继续居于首位。第2位是爱立信,占%,第3位是芬兰诺基亚,占%。华为份额比上年增加个百分点,而爱立信和诺基亚出现减少,华为的强劲势头突出。(虎嗅)
国际新闻
美媒:TikTok 可能会在未来 48 小时内与微软达成出售交易
美国 CNBC 消息: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TikTok 首席执行官凯文·梅耶尔(Kevin Mayer)系因被排除在该公司与微软和甲骨文的交易谈判之外而辞职。此外,多个消息源还告诉CNBC,梅耶尔的辞职表明,TikTok 很可能会在未来 48 小时内与微软达成出售交易。(环球网)
甲骨文对TikTok报价200亿美元
据媒体,甲骨文对TikTok报价股票加现金合计20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TikTok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可能以200亿至300亿美元出售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交易可能会在下周宣布,买家仍未确定,TikTok仍在与甲骨文和微软进行谈判。沃尔玛曾与软银合作竞标,但由于没有技术合作伙伴,因此不太可能为最终的买家。
沃尔玛宣布与微软合作竞购 TikTok 结果最快下周出炉
沃尔玛证实,该公司正与微软联手竞购 TikTok。沃尔玛向媒体表示,对收购 TikTok 感兴趣。受该消息刺激,沃尔玛股价一度上涨逾 2%。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目前 TikTok 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微软和甲骨文,至于最终的买家,目前尚未确定,谈判仍在继续。TikTok 最快将于下周宣布交易,交易规模可能在 200 亿至 300 亿美元之间。(新浪 科技 )
据媒体报道,TikTok要求竞购方出资300亿美元收购其美国业务。此前,沃尔玛证实,该公司正与微软联手竞购TikTok。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目前TikTok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微软和甲骨文,至于最终的买家,目前尚未确定,谈判仍在继续。TikTok最快将于下周宣布交易,交易规模可能在20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
一直有传闻称,苹果2020年的新款iPhone 12将不会附带EarPods耳机和电源适配器,从而抵消因引入5G元件而增加的生产成本。早在今年5月,知名分析师郭明琨就做出了这样的预测。目前,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也报告称,苹果已经决定2020年的iPhone 12不提供这两款配件。
根据TrendForce的报告,此举是为了“削减成本,稳定零售价格”。由于iPhone 12支持5G,且部分机型支持毫米波网络,iPhone 12的物料成本很可能会比以往型号更高。
TrendForce指出,不默认提供这两种配件将“有助于苹果的销售业绩”。郭明谦此前也认为,取消提供EarPods可以推动AirPods无线耳机的销售。
今年7月,一张据称是iPhone 12的包装盒效果图流出,显示包装盒中并没有为电源适配器和EarPods留出空间。(新浪 科技 )
苹果注册8款Apple Watch和7款iPad型号
8月27日消息,据Consomac报道,根据欧亚经济委员会(EEC)公示的文件显示,苹果注册了8款Apple Watch和7款iPad。Apple Watch的申请文件沿用了之前的型号标识,A2375、A2376、A2355和A2356可能是蜂窝网络型号,A2291、A2292、A2351和A2352则是仅限GPS的型号。这8款型号可能就是即将到来的Apple Watch Series 6。根据本月早些时候曝光的数据库文件,新款智能手表将具备血氧监测功能。
本次曝光的还有6款iPad型号,分别为A2270、A2316、A2072、A2324、A2325、A2428和A2429。由于iPad的型号标识符被拆分在两个独立的文件中,每个文件中的标识符数量不同,因此可能很快就会有两款不同的iPad发布。外媒猜测可能是iPad Pro和重新设计的iPad Air。
TikTok CEO 凯文·梅耶尔辞任,瓦妮莎接任
据媒体报道,TIKTOK 首席执行官凯文·梅耶尔( Kevin Mayer)辞任。
他在信中表示,「最近几周,随着政治环境急剧变化,我认真思考了公司结构变化的要求,以及这对我当初应聘的这个全球角色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计很快就会有解决办法,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诉大家,我已经决定离开公司。」
信中称,TikTok 现任总经理 Vanessa Pappas 将担任临时主管。(雷锋网)
SpaceX将于2022年为Masten发射月球着陆器
当地时间周三,美国载人太空探险公司Masten Space Systems宣布,其已经选择美国太空 探索 技术公司SpaceX发射其首枚月球着陆器Masten Task One(简称MM1),上面搭载着NASA的八大科学实验仪器。如果计划进行顺利,Masten的首次月球任务将于2022年进行,并将把该公司的XL-1月球着陆器送到月球南极。(腾讯 科技 )
特斯拉 App 现安全隐患,可操控他人车辆
8月27日消息,日前,一特斯拉车主曝料称,自己的车辆信息在特斯拉 App 上消失了,但却出现了 5 辆其他特斯拉车型信息,而这5辆车远在欧洲地区,该车主能查看这些车辆的信息并可远程操控它们。
随后,该车主将当晚发生的情况反馈给了特斯拉,但官方直至第二天上午 10 点才进行修复,而对于异常情况的调查结果也一直未向车主反馈。
该车主很担忧此后类似的情况会不会再发生,若自己的车辆被他人操控是否会给自身带来危险等。截至目前,特斯拉方面尚未对此回应或提出相关解决办法。(新浪 科技 )
菲律宾在南海的态度,某些方面比越南等国更强硬、也更频繁挑战中国。菲律宾的军力不要说和中国相差很多层级,即便和越南相比,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菲律宾在南海挑衅中国的底气何来?这种挑衅将向何种方向发展?会遭遇何种后果?菲律宾在南海立场反复、态度强硬底气之一,是和美国越来越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有关。根据菲美两国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两国共同防御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评估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并就未来合作项目提出建议。美国“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为由,逐渐增强了,其以菲律宾为主要支撑的,在东南亚的存在。近年,随着美国收缩在中东的战场和战略转移至亚太,和菲律宾的关系就更为升温。衰落的美国,无力独立在亚洲对抗迅速崛起的中国。更愿意用挑拨的手段,扶持菲律宾这样和中国有海权之争的国家,作为自己的“人肉盾牌”和牵制中国的代理人。菲律宾正是基于美国在经济、军事、政治对自己的支持和怂恿,让其在南海问题有了更为频繁和更鲜明的对抗。菲律宾在南海立场反复、态度强硬底气之二,是其对南海争议海域的坚持。这种坚持早期以务实的实际占领为主,保持相对的低调。但对国民南海是其固有的领海的国民教育一直没有中断过。这种教育和对中国在南海问题的长期敌视,累积下来,就成了敢于中国叫板和挑衅的民意基础。在南海立场的强硬,在菲律宾被视为是民族的反侵略精神。故此,菲律宾的很多政客,隔三岔五地就会,以南海问题为借口,挑衅中国队南海的立场。菲律宾在南海立场反复、态度强硬底气之三,是菲律宾是千岛之国的地形和重要的能源通道的战略地位有关。菲律宾境内有7000多个岛屿。菲律宾一方面研判,中国不会为了局部利益,和其打一场,将其灭国的战争。事实上,战争仅仅可以削弱,但无法占领和改变,菲律宾这样一个群岛国家。菲律宾众多岛屿,历史上就是海盗的温床。如果中国和菲律宾真的交恶。菲律宾官方和半官方支持或者直接的一些海盗行为,恐怕将让中国头痛不已。亚丁湾索马里那一丁点海盗,就给许多国家折腾出很大的动静。如果菲律宾支持和默许海盗对往返其附近海域的商船进行骚扰,中国不可能每一艘货轮都排除军舰护航。菲律宾在南海立场反复、态度强硬底气之四,是中国距离菲律宾占领岛屿的距离,让菲律宾有恃无恐。中国尽管可以兵不血刃就可拿下哪些被占领岛屿。但要想派员驻扎则是代价高昂。而且,一旦占领和反占领的争夺来开序幕,中国在这一海域并不占优势。这种态势,自然让菲律宾在相当时期内斗可得到实际占领的实惠。菲律宾在南海立场反复的原因之五,是菲律宾政局看似稳定,但从来却都不能算是一个强力的有中央集权统控能力的政府。政府对政策的把握,和总统的言论权威,在国内被挑战的频频。菲律宾总统,即便在南海问题上,基于对菲律宾总体利益有利的考量,做一些让步,也会招致国内无休无止地挞伐。所以,这就出现了,菲律宾总统刚刚在中国访问时释出善意,回国之后,实际的动作上,就比以往拉高一个层级地挑衅中国的反差明显的行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在前几年更有利的机会缺少更多、更有利地建树,致使让一些国家得寸进尺甚或结成同盟,也不无关系。尽管这之中,中国的确存在鞭长莫及、有力无心的状况。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底气尽管很多。但中国队其制衡的方法也同样很多。所以对抗中国所冒的风险及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是巨大的。因为中菲两国的国家利益,南海争议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也许不会招致中国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但经济、外交等多方面的交锋,会让菲律宾付出的代价,会产生让其有无法承受的后果。况且,即便从纯粹的军事战略角度,中国一方面在增加陆地上的战略能源通道,另一方面,也在加强包括航母在内的远距离打击和兵力输送能力。这些,都是对菲律宾等在南海挑衅中国的行为的一种实际震慑。山大的么。。我们导员就留了这个作业。。
1872年美国法学家.菲尔德所创建的“和平协会”,1889年德国的李斯特、比利时的A.普兰和荷兰的 哈默尔等法学家所创建的“国际刑法学会”,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主要由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参加的“国际比较法大会”,以及1926年在瑞士成立的“国际刑事和感化委员会”等,都曾有过制订国际统一刑法典的动议,但由于这种设想与实际情况距离过远,所以无法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特别是交通运输迅速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犯罪形式增多,跨国犯罪增多,尤其是为了制止侵略战争和屠杀人群的罪行的需要,因而陆续出现了一些为维护国际社会和各国利益所必需和可能实施的国际刑法规范,各国国内法关于这方面的规定也相应增多。20世纪70年代起,一些国际性团体如“国际刑法学会”、“国际社会防卫学会”、“国际犯罪学学会”和“国际刑事和感化基金会”等,积极推动国际刑法的发展,多次举行会议,研究国际刑法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设于意大利锡拉库萨的“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所”更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刑法正愈来愈受到重视,有关的专著和论文大量出现。1979年,美国芝加哥德保罗大学.巴西奥尼教授受“国际刑法学会”和“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所”的委托,草拟了一部篇幅庞大、包罗甚广的《国际刑法典草案》,经该两组织讨论后,正式提交联合国审议。1981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个专家工作小组向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消除和惩罚种族隔离罪及其他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公约草案》,征求会员国的意见。目前,国际刑法规范,由其所属机构如国际法委员会、防止和控制犯罪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等拟定。 它所涉及的罪行大体可:①。例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参照欧洲和远东两个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和判决,肯定为国际罪行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所规定的灭种罪;国际联盟大会1926年通过的《禁奴公约》以及联合国大会1953年通过的《关于修正1926年 9月25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奴公约的议定书》和1956年通过的《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中所规定的贩运和使用奴隶罪(见禁止奴隶贩卖);联合国大会1973年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种族隔离罪;联合国大会1965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种族歧视罪;联合国大会1973年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中所规定的侵害外交人员罪;联合国大会1979年通过的《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劫持人质罪;以及1963年《东京公约》、1970年《海牙公约》和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所规定的空中劫持罪(见空中劫持)等。国际上早就公认、1958年日内瓦《公海公约》又明确规定应予惩处的海盗罪,也属于这一范畴(见公海)。有些国家还以公约或条约宣布某些可能以跨国形式出现的犯罪为国际罪行,例如伪造货币、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散布淫秽图画文字等。这类文件大都规定缔约国承担惩治这些罪行的义务,并相互提供司法协助,便利进行有效的追诉,如联合国大会1949年通过的《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②某些在性质上不属国际罪行或跨国罪行的行为,由缔约国协议,采取某种刑事措施加以规定。例如,联合国大会1975年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77年核准的《囚犯待遇最低标准规则》,以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草拟中的《刑事审判原则和方针》等。 一、与战争有关的犯罪1.侵略罪3.危害人类罪4.战争罪6.非法持有、使用和放置武器罪8.充当外国雇佣军罪二、与人权有关的犯罪2.灭绝种族罪9.种族隔离罪10.奴役及与奴役有关习俗的犯罪11.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罪12.非法人体实验罪三、与恐怖有关的犯罪5.危害联合国及有关人员罪14.劫特航空器和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罪16.威胁和使用武力危害国际保护人员罪17.劫持人质罪18.非法使用邮政罪四、与海洋和环境有关的犯罪13.海盗罪15.危害航海安全和公海固定平合安全罪24.非法干扰国际海底电缆罪21.危害国际环境罪五、其他犯罪7.盗窃核材料罪19.非法贩卖毒品及与毒品有关的犯罪20.破坏、盗窃国家珍贵文物罪22.国际贩卖淫秽物品罪23.伪造、变造货币罪25.贿赂外国官员罪 争论的问题是:国际刑法所涉及的罪行,是否应实行普遍管辖原则,多数学者认为,只有对某些严重危及整个国际利益或多数国家利益的罪行,例如战争罪、灭绝种族罪、空中劫持罪等,才容许实行普遍管辖原则。如果对任何罪名均适用这一原则,将导致对各国主权的侵犯。
一、国际刑法的历史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为维护人类和平、安全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远没有达到人类所期望的结果,但毕竟在维护和平的进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常设国际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国际性特殊机构,以及一些区域性机构,如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和欧盟(European Union)等机构的建立。特别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国际社会惩治国际犯罪的意识更为浓烈,国际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编纂国际刑法典草案的同时,国际社会及时组织审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种危害人类的犯罪行为,并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范效应的国际刑法基本原则,如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国家之间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条约及协议原则等,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其现实作用。由此观之,国际刑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国际刑事实体法和国际刑事程序法的演进史,或者是国际刑事法典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发展的演进史。这一历史进程总体上沿着一条从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线发展,在总体发展趋势下分析,国际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者的发展又非同步进行。(一)国际刑法发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从实体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犯罪的认识肇始于17世纪习惯国际法对海盗罪(Piracy)的认识,“海盗一直被认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种‘违反人类的罪行者’。按照国际法,海盗行为使海盗丧失了其本国的保护,因而丧失其国家属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飞机,虽然过去可能具有悬挂某一国家旗帜的权利,也丧失了这种权利。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是一种‘国际罪行’;海盗被认为是一切国家的敌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辖权的任何国家’加以法办”。2自1841年至1982年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可适用于海盗罪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虽然当时海盗罪行少有发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协议》(Nyon Arrangement)认为“海盗”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并将该罪行列入国际犯罪种类之内,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最早认同的典型的国际犯罪。因此,在以后界定国际犯罪种类时常以海盗罪作为蓝本,即考察犯罪行为是否具有严重性和国际谴责性。3此后,贩卖奴隶行为4和战争行为5应受国际谴责的特征逐渐显露出来,因而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这些罪行不仅危及国家利益,而且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然而,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尚未考虑从事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从程序上考察,国际社会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474年,当时27名圣罗马帝国法官审理了皮特。冯。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许其军队实施强奸、杀害和掠夺无辜平民财产的行为,并因这种行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认定其有罪。6这次审判尝试被国际社会视为国际刑事审判的序幕。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性审判或司法机构均未诞生,所以这项审判属于在“非正式”场所中进行的审判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个唯一具有国际特色的非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调查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和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针对平民和战犯实施的那些应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开始时,为了向西方国家提供一个“受影响地区正在发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画面”,该委员会调查了冲突的整个过程及个人行为。巴尔干委员会组织了几个事实调查团,在事后根据他们发现的事实作出了实质性的报告,并于1914年7月递交了这些报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报告的作用便成为历史的缩影。7因此,从形式上看,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程序法的认识似乎早于实体法。尽管实体意义上的国际刑法或程序意义上的国际刑法都没有进入规范化的过程,即既没有进行国际罪行实体法的编纂,也没有从事正规的国际性刑事审判,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雏形已露端倪,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刑法完全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态势,并且努力试图形成一种集中立法和审判机构的模式。这种发展态势显示了基于国家调查和执行的多边法律文件或机构的增长,与国际领域犯罪作斗争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独立发展已经有力地说明一般国际刑法的发展。8多边公约的增长赋予国际刑法广泛的内涵,使国际刑法摆脱了仅适用于危害人类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国际公约已经涉及非普通的国际犯罪、长期存在的焦点问题、引渡制度等,特别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国际政治寓意的国际犯罪。(二)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这一期间是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国际刑法进入发展高潮的直接诱导因素。此时,国际刑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发展并驾齐驱。从实体上讲,人类社会认识到战争罪行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严重危害结果,进一步明确战争罪和违反人道主义罪属于严重的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战胜国经过多方妥协最终达成《凡尔塞条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战争发起者责任与刑罚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895名应受指控的战争罪犯名单,并希望通过协约国军事法庭进行一次较为正式的国际刑事审判,即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序言中马顿斯条款的规定,起诉1915年在土耳其境内实施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官员以及其他实施“违反人道主义罪行”的个人。9 尽管由于当时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协约国的审判活动没有成为现实,特别是莱比锡的审判。10因此,有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们的目光短浅和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倾向,已经使国际刑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11但这一时期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已经表明国际社会惩治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犯罪的强烈愿望,从而使国际刑法呈现急速发展的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国际刑法的发展达到第一个颠峰,同时也为国际刑法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一时期,实体法上除了强调战争罪、反人道罪、危害人类罪及侵略罪等严重国际犯罪以外,还肯定了灭绝种族罪等其他国际犯罪。从程序上讲,纽伦堡审判12和东京审判13不仅在社会意识上获得了成功,而且满足了民众企盼和平与惩治战犯的渴望。纽伦堡法庭宪章及其审判活动,以革新的方法创制了解决武装冲突的法律,创设了新的国际法原则-纽伦堡原则(其中包括著名的个人责任原则)。14尽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属于事后的立法行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没有依据当时国际社会广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则(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却毋庸质疑。因为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国际社会已于1928年订立了旨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或称《巴黎条约》)。在签署条约的63个国家中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国家作为缔约国对条约的内容及宗旨显然有明确的认识。虽然《凯洛格—白里安条约》中没有刑事罚则的规定,但纽伦堡审判恰好弥补了该公约的这一缺陷,这也正是纽伦堡审判发展国际法的功绩所在。虽然东京审判略晚于纽伦堡审判,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传统国际法基础上审判那些违反战争法规或习惯的普通战争犯罪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相同,而且还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审判实例,然而,这些原则的确立是对纽伦堡原则的扩展,特别是有关“共同阴谋”进行侵略的理论,东京审判较纽伦堡审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不仅把国际刑法的发展推向高峰,其深远意义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是促使联合国将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问题。1948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要求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价值性和可行性,联合国大会在审查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后得出结论,建立这样一个法院既值得又可行,并决定由联合国17个成员国组成一个国际刑事司法协会,筹备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具体事宜,该协会于1951年提交了一份规约草案,1953年委员会第二次修订这一草案。1953年规约草案规定建立一个常设法院,法院将对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国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机构人员所犯“国际法公认”的罪行具有管辖权(这些罪行通常认为是在《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简称《法典草案》)中规定的具体犯罪)。17法院将根据罪行发生地国家以及罪犯的国籍国根据“公约、特殊协定或根据单方声明”授予法庭的管辖权来行使属人管辖。二是促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编纂罪行法典的设想总是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设想相伴而行,但是在两个设想之间却没有必要的联系。假如国际刑事法院没能建立,那么国际刑法典没有法院的建立便无处施行。通过国家之间合作或依赖地方诉讼的“间接执行”,很难化解公众对严重违法行为的愤慨。18我们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段较短的期间之所以被誉为国际刑法发展的一次高峰,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际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发展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国际刑事审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刑事审判实际操作,进而转入呼吁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这种思维变迁业已表明国际刑法在程序上的行进步伐,在此期间进行的国际刑法典编纂工作同样说明国际刑事审判对实体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来,国际刑法学协会一直致力于筹建国际刑事法院和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纽伦堡审判时,方始加快实现这种愿望的进程。194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确认了“纽伦堡宪章和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所承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191947年联合国大会指令国际法编纂委员会(即国际法委员会的前身)20制定一部总的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21决议授权进行工作的内容包括:(1)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和法庭判决中所承认的国际法的一些原则;(2)起草一部关于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确指出与第(1)部分提及的内容相一致的地方。22 两年后,国际法委员会遵照决议的精神开始制定“纽伦堡法庭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并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员会下设一个附属委员会,任命一名专门的报告起草人,起草违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拟的法典草案虽然仅有5个条款,列举了13种独立的国际罪行,但是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积极编纂和国际刑事审判的成功进行共同构筑了这一时期国际刑法的繁荣景象。(三)国际刑法发展的低谷(1955—1992)如果说是国际性历史事件推动了国际刑法的发展,那么自国际社会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犯之后,国际社会似乎度过了一段虚假平和时期。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没有所谓巨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所以国际刑法的发展亦随之处于低迷阶段。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国际性的刑事审判,国际法委员会仍在继续从事一些有关国际罪行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1984年的报告中所说,“委员会编纂国际刑法试图遵循的程序是:详审认为构成国际犯罪的违反国际制度(公约、宣言、决议等等)的行为,选择其中一些最为严重的行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犯罪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危害。”25而且国际法委员会还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将“offence”易为“crime”,26目的在于增强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的认识;由于侵略罪的定义迟迟没有定论,乃至影响了整个法典的编纂进程。这几十年中,尽管国际社会在编纂国际法和创建国际法院方面的兴趣较低,但有关国际犯罪种类的界定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逐渐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等极其严重的国际犯罪转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诸如侵略罪、种族灭绝罪、种族隔离罪、国际恐怖主义罪行以及非法贩运毒品罪等。1990年,国际社会已经着手处理出现的两类新型的国际犯罪,即环境犯罪27和盗窃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这一时期,联合国仍在认真努力编纂国际罪行法典,并积极筹划国际刑事法院建立进程,尽管“冷战”阻碍了这一进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来国际刑法的发展已逐渐走出低谷。(四)国际刑法发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性武装冲突,1994年卢旺达境内的武装冲突中也出现了灭绝种族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再次推动国际刑法朝着一个新的峰值迈进。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显著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国际刑事特设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会正式通过第780号决议建立前南斯拉夫调查战争罪行专家委员会,这个专家委员会负责对前南斯拉夫冲突中的“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调查和取证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继专家委员会递交第一份临时报告后,30安理会第808号决议明确规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国际刑事法庭(ICTFY,以下简称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继前南法庭建立之后,1994年7月安理会通过第935号决议,旨在调查卢旺达内战期间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建立了卢旺达调查违反国际人道法专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调查可能实施种族灭绝行为的专家委员会。同时安理会第995号决议批准了卢旺达法庭规约和审判机制。我们认为,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的建立及运作是国际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发展,这两个法庭的建立从本质上巩固和发展了纽伦堡、东京审判中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些进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渊源上的进展。两个法庭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并根据安理会决议设立的国际特设法庭,因而两个法庭对及时有效地解决当时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国际法原则。两个法庭在纽伦堡法庭和远东法庭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只由冲突一方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扩展为不受限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无论其为冲突任何一方均应承担刑事责任。三是进一步糅合国际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论。在诉讼活动中,两个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则沿展了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诸如并行管辖权的行使问题、32一罪不二审原则的明确适用、33强调司法独立的原则、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和国际司法协助等。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与草案的通过。经过国际法委员会、国际刑法学协会等国际性机构积极努力,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国际罪行法典草案的编纂和颁行工作顺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联合国综合各方提出的意见不断对草案进行分析修订,并于1996年正式通过了《法典草案》。该《法典草案》是历史上确定国际犯罪种类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种国际性犯罪。35这部法典的制作摆脱了原有国际公约不含刑罚特征的弊端,吸收了现代国际公约及国际刑法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有关刑罚适用的规定和特点,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以及应受到国际刑事审判的国际犯罪等。同时,该法典还充分展示了国际犯罪行为的固有特征:(1)构成国际罪行禁止性行为的明确规定,或依照国际法构成的国际犯罪;(2)通过确立禁止、预防、起诉和惩罚及类似的义务,来间接认可行为的刑罚性;(3)禁止性行为的犯罪化;(4)起诉的义务;(5)惩罚实施禁止性行为的义务;(6)引渡的义务;(7)在起诉、惩罚(包括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义务;(8)刑事管辖根据的建立(刑事管辖的理论或刑事管辖的优先);(9)国际刑事法院或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36《法典草案》的编纂与通过不仅满足了国际刑事审判活动的法治需求,而且还为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属物管辖的选择空间。其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诞生。1992年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开始根据1992年国际法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的建议,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4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出台,国际社会于是加快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进程,1995年联合国成立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1996年10月28日筹备委员会向联合国第51届大会递交了报告,请求扩大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并决定于1998年完成统一的公约文本、规约和附加议定书。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世界外交官大会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是国际刑法发展的里程碑。这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各学术机构和国际法委员会积极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国渴望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别,求大同存小异的结果。从规约制定的过程及其内容上看,国际法委员会希望尽可能地体现不同的法律文化和价值观念。作为创立国际刑事法院依据的主要法律文件,规约确立了严格的诉讼机制和行政机制,其细微之处囊括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各个环节。这不仅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是国际法在实体和程序上有效结合的典范。罪行法典草案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诞生足以表明这一时期国际刑法发展的丰硕成果。那么,此后国际刑法将如何发展,是平稳直线发展,抑或有所振荡,则取决于国际关系格局以及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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