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岭南文化的影响研究论文

相关范文：试谈粤剧对佛山石湾陶艺的影响内容摘要：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也是陶塑艺术之乡。粤剧与陶塑艺术作为佛山两大本土文化，都有着较高的技术和艺术，它们不仅给佛山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而且一直熏陶着佛山人的精神、情趣和审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成为岭南文化传统特质，不但对岭南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对华夏文化的重大贡献。关 键 词：粤剧 陶艺 瓦脊 公仔多年来，专家学者对粤剧和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研究与探讨的有关论文、专著为数不少，这些论著分别对粤剧和石湾陶塑艺术成就有过精辟的论断。但对粤剧影响下的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的论述甚少。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也是陶塑艺术之乡。粤剧与陶瓷作为佛山两大本土文化，都有着较高的技术和艺术。它们不仅给佛山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而且一直熏陶着佛山人的精神、情趣和审美等，并且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粤剧与佛山的渊源粤剧，又称广东大戏、广府戏等，诞生于明朝中期。明朝开始，受“外江戏”之影响较大，最盛行的外江戏班是安徽的徽州班和湖北的汉剧班，粤剧唱腔的二黄、梆子、西皮与汉剧的很相似。即为此故，广东本地人组织的戏班出现了，而当时上演的仍是“外江戏”，其中有些较具规模的戏班还雇下一艘大船，顺着河道走南闯北，在各处演戏，演员宿舍、器材布景就在船上，这些戏船多漆上红油以作记认，又称“红船”。正是这些戏班拉开了粤剧发展史的序幕。粤剧正是汇聚了诸腔之长，并吸收广东当地的各种声腔曲调发展而成。因此听起来既有梆子腔的古朴高亢，又有昆山腔的典雅深沉；既有皮黄腔的流畅苍劲，又有广东乐曲的轻盈俏丽，数百年来一直是本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佛山是粤剧的发源地。佛山“琼花会馆”建于明代中叶，是最早的粤剧行业组织。至今，粤剧行内仍有“未有八和，先有吉庆，未有吉庆，先有琼花”之说。明代，佛山民间演戏活动繁盛，本地戏班相继出现。嘉靖年间，建立了戏行会馆，称为琼花会馆，馆址设在佛山大基尾，因供奉戏行祖师“华光”，故又称之为“琼花宫”，为本地戏班艺伶排练、教习、切磋艺术之地，也是当时戏班管理的机构。在会馆附近的水涉头边立下一石碑，上刻“琼花水涉”四字。艺伶在水涉上落戏箱，乘船到各地演出。琼花会馆的出现，说明佛山已成为当时粤剧发展的中心。清朝，佛山戏剧活动相当兴盛，因不断吸收广东音乐、民谣曲律，改用粤语演唱，融入南派武术，使用大锣、大鼓、大笛、喉管，形成了生动传神、语言通俗、声腔独特、武打新奇的风格，是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一大地方剧种。粤剧戏班以红船做交通工具巡回演出，故粤剧艺人又被称为“红船子弟”。据记载，当时佛山镇方圆十数里之地已有大小戏台30余个。清代有这样一首竹枝词：“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带红船泊晚沙，但到年年天贶节，万人围住看琼花。”可见当时粤剧活动之盛。粤剧经过数百年兼收并蓄，不但流行于粤、桂、港、澳、台地区，并随着粤籍侨民散居各地，传播到美洲、澳洲、欧洲、非洲，成为海外拥有最多观众和最有影响力的剧种之一，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佛山粤剧枝繁叶茂。粤剧在民间的演出不绝如缕，榕树下、公园里、文化站中，随处可听到人们的唱和；走在大街小巷，也常有广东小曲把你的耳朵叫醒，那是轻快愉悦的《荔枝颂》，那是传唱不衰的《帝女花》，那是气势高昂的《步步高》……据了解，佛山目前有正式名称的私伙局206个，加上居民家庭中无名无姓的，私伙局数量已超过400个。粤剧至今还是佛山市井文化中最重要的形式。粤剧对瓦脊公仔的影响瓦脊陶塑，又叫“花脊”，它是专门用于屋脊建筑装饰上的，故称“瓦脊”。采用陶塑人物、动物、花卉进行装饰，体现了岭南民间建筑装饰的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由于它的题材常以某一些故事或戏曲为内容，一些规模较大的瓦脊往往像长卷国画一样，展现故事的主题情节，或由若干出折子戏的故事片内容联合组成整条瓦脊陶塑。这类如连环画般的陶塑长卷，需要若干甚至数百人物雕像，以瓦脊为舞台，以陶塑人物为“演员”，才能组成整条陶塑瓦脊。屋脊建筑装饰上，有单面和双面瓦脊，安放于屋顶正脊的多为双面，一般正反的题材是不一样的。单面的多安放于看（眉）脊上。而“瓦脊公仔”的创始人是康熙年间的石湾著名陶艺家文如壁，技艺精湛，作品为大众所喜爱。后来其子孙继承其艺，将大批历史、戏曲、传说故事人物搬上瓦脊，使陶塑的品种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石湾人喜爱粤剧并熟识粤剧。上了年纪的石湾人每谈到粤剧都津津乐道，从事陶艺的人对于粤剧有着浓烈兴趣，他们当中有些师傅善于研究粤剧舞台上的表演技法。石湾人对戏剧中的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很熟悉，对于剧中出现的人物各种行当、台步、情节、扮相都心中有数，可见石湾人与粤剧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诚然，粤剧对佛山陶瓷最明显的影响就是石湾的“瓦脊公仔”。是一种高浮雕艺术，把高浮雕陶塑装置于屋顶瓦脊的宽面中，是一种风格独特的艺术装饰。石湾艺人将粤剧连台大戏的故事、人物移动到瓦脊的宽面，由动的表演艺术变为静的高浮雕艺术，这是它的主要特色。人们看到装置在瓦脊上的人物故事，表现出明丽纷繁的色彩，衬托着脊梁高耸、檐牙凌空的建筑物更显其雄伟壮观的气魄。我国南方气候潮湿、高温多雨，经过高温烧制的瓦脊，耐高温、抗腐蚀、不怕热胀冷缩，久经风雨依然色彩明丽。然而，作为建筑装饰的“瓦脊公仔”，突出其鲜明性和耐久性特色，也成为陶塑建筑高浮雕艺术装饰而备受尊崇的原因。“瓦脊公仔”高峙在屋顶上，一节一节连接砌成。所有大小人物、动物都一定向前倾斜，让下面观赏者抬头仰望恰好成为平面相对的视角，一目了然看得清楚。各种作品所处的空间上下、位置的高低、尺寸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各种飞禽走兽翱翔漫游，奔驰腾跃，栩栩如生。各类花卉小草绚丽缤纷。它们上下堆叠，左右摩接，层次分明，互相呼应，连缀成为一个艺术整体。著名的古建筑佛山祖庙、广州陈家祠、罗浮山冲虚观的屋脊上都分别装上了石湾制造的人物瓦脊。这些“瓦脊公仔”，内容大多数取自粤剧中的题材、中国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粤剧、人物脸谱及表演程式对石湾陶塑瓦脊的影响比较深，如《姜子牙封神》《穆桂英挂帅》等。民间故事《牛郎织女》之类的题材在陶塑艺术中也得到反映。在小小见方的瓦脊上，塑造的粤剧场面结构严谨，亭台楼阁布景逼真，如同在戏台上看到栩栩如生的人物一样，在鼓乐声中作精彩演出。这些“瓦脊公仔”都是分别在同治、光绪年间由文如壁、均玉等店家制造。这些陶塑也是粤剧舞台人物服装的真实写照，陶塑艺人对粤剧有深刻的了解，他们采取某些戏剧情节，捏制出穿着特定的戏服的人物轮廓。有的就请粤剧名艺人对泥塑人物服装表情身段进行鉴定，然后定型入窖烧制。精致生动的“瓦脊公仔”历来受粤剧观众的称赞。从“瓦脊公仔”可以看到粤剧服装造型的地方特色。当年的陶塑艺人不仅掌握高超的造型工艺本领，而且深刻了解粤剧的表演艺术。陶塑人物的戏装打扮，也严格遵守戏行规矩，有所谓的“宁穿破，不穿错”。扮相亦有种种区别：文武有别，善恶有别，贫富有别，贵贱有别，老少有别，番汉有别。帝王将相的打扮：蟒袍玉带，圆领阔袖，袍脚刺绣着水和云的图案，上身和两袖刺绣龙蟒花纹，有团龙蟒、大龙蟒和散龙蟒花纹。历史戏《斩黄袍》的赵匡胤及三国戏的曹操、刘备一般穿红色蟒。粤剧大都在胸前有所谓 “护心镜”，用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的扎带从胸前绕扎于后。这些粤剧服装造型都能从瓦脊陶塑看到。从瓦脊陶塑武将盔头额前看到有一小块圆形的头插装饰，称“结子”，粤剧大花面、二花面插圆圈空心的结子，不涂脸的角色插圆形呈蚬壳形的结子。瓦脊陶塑人物戏服的男披风、女披风，释道僧尼装，宫女装和梅香装等，现在舞台上用得仍较普遍。瓦脊陶塑女装有一种“竹叶肩”，现在舞台上已不多见了。粤剧风格的二花面、大花面和公脚等角色，在“瓦脊公仔”中表现得活灵活现、神气十足。从“瓦脊公仔”人物也可看出广东刺绣戏服特色。虽然不直接表现各种色彩，但戏服的刺绣图案是丰富多样的，有佛山剪纸图案花开富贵、龙凤呈祥，广东刺绣图案如鸳鸯嬉荷和狮子滚球等。早在唐代兴起的广东刺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瓦脊公仔”上的戏服图案，卷草蔓藤表现得流畅婉转，莲花莲瓣显示出清雅优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是纯洁无邪的寓意，故在戏服上描绘荷花莲叶的就很普遍。从“瓦脊公仔”看到的传统粤剧服装，和古老朴实的戏服图案，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它倾注着前辈艺术家们巨大的辛勤劳动，闪烁着艺术智慧的火花。“瓦脊公仔”不但塑造人物服饰、道具的表象形式，更注重神似的表达。如《杨家将》中的孟良、焦赞以武将、侠士形象出现，而杨六郎则以文武生的造型、番将以大花脸的身份塑出，不但鲜明突出、神态活现，而且使观赏者在欣赏时如同观赏粤剧《杨家将》演出时一样，审美情感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而起伏，从而展开联想与再创造，得到美的感受和体验。此时观赏者不在乎人物形象的脸面、服饰是否合乎史实，人们的情感则重于陶塑人物形象的忠、奸之感情表达。而且以戏剧脸谱、服饰、道具，循表演艺术的动态架步进行塑造，会使陶塑“瓦脊公仔”更丰富多姿、辉煌艳丽，建筑美化的装饰效果更加强烈，气氛更为浓郁。显然，石湾陶塑以粤剧、人物脸谱及表演程式为母题所创造的“瓦脊公仔”，更符合岭南人包括东南亚各地华侨同胞的审美体验与要求。从而形成了石湾“瓦脊公仔”的独特艺术风格：一是人物形象有较强的面谱化，二是“台步”明朗，三是吸收应用道具服饰。在“瓦脊公仔”中，通过贴捏等丰富技法的塑造，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再被艺术地展现出来，使服饰道具系统化，丰富多样而有条不紊。粤剧对石湾陶塑公仔的影响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高，石湾陶塑人物从屋脊建筑装饰上的“瓦脊公仔”为主逐渐走下屋顶到大众生活中来，使人物陶塑成为了案头观赏品。粤剧对佛山陶瓷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石湾“陶塑公仔”。人物雕塑是石湾陶艺中最常见、产量最大的品种。石湾“陶塑公仔”在人物塑造上，造型生动传神，注重细致的刻画与雕琢，“衣纹繁复，线条流畅，表情传神”，人物面部多数不施釉料，使人物的表情更能体现出作者在雕塑时的手感。每件作品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各种造型达到了“百物百形，千人千面”的艺术境界，较少雷同化，对物象的剖划细致入微，因此形象栩栩如生。自明清至今，历代艺人们塑造了数以百次的屈原、钟馗和关公的形象，面貌长相大同小异，各具特色，绝不相同。这是艺人们各自强调自己的艺术理解，形成自己风格，而不互相抄袭照搬的缘故。这种造型方法，正是石湾陶塑工艺的优良传统。粤剧与石湾人们的关系非常密切，自然就成为石湾陶塑的选择题材之一。如石湾陶塑人物中常见的醉酒人物有刘伶、毕卓、杨贵妃、史湘云、济公、曹国舅、武松打虎（或醉打将门神）等，但每个人物的个性都非常鲜明，让人一看即知道塑造的形象是谁：刘伶瘦削，神情飘逸而超然物外；毕卓胖态可掬，和蔼可亲；贵妃娇媚迷人；史湘云醉中也透出活泼与开朗；济公邋遢中透出机智与热心；曹国舅手执绰板、雍容大度；武松英勇刚烈等等。又如“八仙过海”也是许多艺人喜欢塑造的题材，但在每一件作品中，八位仙人除衣饰和手持的法宝不同外，各人的动作、表情也各不相同，个性显而易见，生动传神、富于动感。2005年9月1日,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潘柏林在佛山祖庙万福台将限量作品“000号陆游像”,赠送给广东粤剧博物馆作永久收藏。这件陶塑艺术珍品中的陆游高50厘米，以素胎为基本色调，凸现了古朴凝重的神韵。其作品栩栩如生、内涵丰富、形神兼备、立意高远。此像一出，立即引起在场不少陶艺界人士的关注。潘柏林选择了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先生扮演陆游的形象为创作原型，呈现了陶瓷与粤剧两大本土文化的成功融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梅文鼎认为，此像活灵活现地刻画出粤剧“虾腔”艺术一代宗师的神采与风范，将粤剧与陶塑的艺术精华共冶于一炉，从而使作品大气传神，极具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潘柏林说：“之所以我选择了罗老师这个舞台形象作为创作对象，首先，我自小喜欢粤剧，尤其是‘虾腔’，其独创一格的唱法和表演艺术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由此我很敬重罗老师；其次是我想以一件最有代表性的创作来表现罗老师的艺术成就，所以我选择了他的舞台代表形象——陆游。这次创作完全是来自粤剧方面的灵感。”可见粤剧对石湾陶塑艺术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陶塑公仔”的出现，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陶艺大师。同样，这些陶艺大师也创作了许多传世的“陶塑公仔”作品。总之，粤剧和佛山石湾陶塑艺术经历了悠悠岁月的发展，成为岭南文化传统特质的、融汇了南粤民族审美情意和民族生活的特有艺术形式，积淀了深厚的经验，不但对岭南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对华夏文化的重大贡献。粤剧和陶塑艺术是佛山的两大本土文化。希望他们将来能更好地结合，更能体现佛山的特色。参考文献：[1]林明体著.石湾陶塑艺术[M].广东人民出版社[2]马梓能主编.佛山陶瓷文化[M].广东经济出版社[3]张维持著.广东石湾陶器[M].广东旅游出版社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华侨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 》华侨文化是区域文化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即一部分在内地，另一部分在海外，具跨地域性质，文化特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面。（1）一部华侨史见证了中国苦难史、移民史、革命史，是一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科书，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华侨史，尤其如此。（2）华侨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除了具有区域文化（如岭南文化或广东文化）共同特质以外，更富有创新性、边缘性。（3）华侨文化另一源头是侨居地，华侨文化在异质文化包围中不但没有被同化，反而能在与之的交流中发展、创新，卓然独立于当地文化之中，这其中隐藏着许多深层原因，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4）华侨文化所凝聚、反映的人文精神对激励当代人和后人艰苦奋斗、爱国爱乡、建立崇高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都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5）华侨文化存在于各个文化层面，依靠各种关系和联系网络保持自己的发展、传播和进步，而文化和经济又是紧密不可分割的，所以充分利用华侨文化遗产，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有非同寻常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侨乡甚至非侨乡的成功经验，已验证了它的意义。（6）华侨文化遗迹遗址也是一种宝贵文化旅游资源（如开平碉楼、华侨名人故居、华侨名镇、名村等），对当地的旅游开发、发展地方经济贡献匪浅《华侨文化的价值》华侨文化遗产不仅为华侨史研究提供新的鲜活的文献资料，更提出一些新的课题，引发我们对学科华侨历史本质特征的进一步思考。华侨文化遗产研究的现实性很强，这就在传统学科与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乡村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其中东南沿海的变化最明显，而侨乡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族群关系、消费方式、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的变化在东南沿海又是最显著的，成为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先行者和代表。华侨文化遗产直接见证了这一社会变迁，因此成为人类文化学研究近代侨乡社会的活化石。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有教会传教渠道、殖民统治者渠道、商贸渠道、民间渠道。第一、第二、第三渠道主要是外来文化向中国进行有组织地传播，第二渠道还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而第四渠道是双向的，具有自发性和自愿性。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是最少的，最不受重视的。华侨文化遗产是第四渠道的具体体现和产物。传播主体是侨乡的普通民众，他们既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又将外国文化传回国内。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冲突、磨合非常激烈而和平，它们表现出了自信、开放以及包容的态度，尤其是以我为主的创新能力是第四渠道最显著的特征，因而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定的价值。!

岭南建筑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年来，关于岭南建筑艺术特征的探索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日益重视。本文仅就岭南建筑的界定及其人文品格作一管窥蠡测，以期抛砖引玉。 一 岭南建筑的由来与界定 1949年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头10年，建筑界虽偶有广东建筑的称呼，但尚无岭南建筑的提法。岭南建筑的称呼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广东建筑突出成就的取得而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建国之初，百业待兴，中国建筑迎来了大发展的良好机遇。50年代中期，当时的建筑界盛行复古主义，刮起一股“大屋顶”之风，产生了“凡建筑须盖大屋顶”的无形规定。面对滚滚而来的复古主义潮流，深受岭南文化熏陶、“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建筑师们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灵活的变通性（如由林克明先生设计1956年落成的广东科学馆、由夏昌世先生设计于1954年落成的现华南理工大学二号楼在屋顶形式和斗拱运用上就作了变通处理），在思想上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广东建筑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征。1959年，时任我国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刘秀峰同志在全国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提出“要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要求和倡议。自1960年开始，广东建筑界围绕“新建筑”、“新风格”展开了热烈、认真的讨论。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广东建筑是否应有自己的特色？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广东有自己的特点，广东建筑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即应有岭南建筑的特点。与此同时，广东建筑界也开始尝试着对以往建筑实践进行总结和归纳。 从学理层面上说，正式提出“岭南建筑”的时间是在1957年。其标志是时任华南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夏昌世先生1957年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通风、隔热、遮阳》的论文。夏昌世教授指出：岭南建筑应有自己的特点，满足通风、隔热、遮阳的要求。首次论述了岭南建筑（广东新建筑）的特点。这是岭南建筑的学理渊源。此后，岭南建筑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晓、接受和承认，知名于全国建筑界，并成为广东新建筑的代名词。“岭南”本意指地理上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明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南的广大地区，但“岭南建筑”，从其被提出的学理初衷和被认可的时代背景来看，即指建国以后的广东建筑，或称广东新建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东古建筑被称为岭南古建筑，1840～1949年的广东近代建筑被称为岭南近代建筑。就广东建筑而言，其重点是广府语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故此，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建筑成为岭南建筑的最主要内容。 由于广东在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人文条件等方面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广东建筑在新中国的各个建设时期往往开全国风气之先，如50～60年代的“矿泉别墅”、“广州友谊剧院”，70年代的“广交会”、“白云宾馆”，80年代的“白天鹅宾馆”、“国贸大厦”，几度出现引领全国建筑界的建筑创作的繁荣局面。 随着广东新建筑的创作繁荣和成功实践，国内建筑界一方面对这种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学习和总结，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关于以上述建筑为代表的广东新建筑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探讨。在这场方兴未艾的探讨争鸣中，其中一个最具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关于岭南建筑的学术界定。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地域论”。这种观点从“岭南”的地理概念出发，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包括广东、海南、港澳以及福建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等区域的建筑。二是“风格论”。持此论者认为，岭南建筑即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特征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地理条件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三是“过程论”。与前面两种观点不同，过程论者着眼于建筑艺术的创作主体及其创作实践活动，认为岭南建筑是指在岭南地区这块特定的土地上所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换言之，岭南建筑即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 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和借鉴意义，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说明岭南建筑丰富的本质内涵。“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有助于揭示岭南建筑的地域特征和某些方面的技术个性。但是，“岭南建筑，是一个有自己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正如并不是所有岭南的绘画都可归于‘岭南画派’一样，并不是所有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都可以称之为‘岭南建筑’”。“风格论”更接近于对岭南建筑的艺术特征的揭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有助于把握岭南建筑的文化和艺术本质。然而，为了强调建筑的艺术性而否定建筑的技术个性，不但有悖于建筑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而且也难以真正阐释建筑的风格问题。因为建筑的艺术风格有赖于对建筑材料的技术处理，甚至，建筑的技术水平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无视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流露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无益于岭南建筑创作及发展，不利于岭南建筑的理论研究。鉴此，我们提出“文化地域性格”的新观点来界定岭南建筑，以表示对目前关于岭南建筑“地域论”、“风格论”、“过程论”的学术借鉴和理性鉴别。建筑审美属性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三者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揭示。“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的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岭南建筑，作为审美对象而激起人们的审美情思、赋予人们审美享受，往往是以其地域技术特征为表、文化时代精神为里、人文艺术品格为核的。夏昌世和莫伯治二位前辈，作为岭南建筑的先驱者，在论述岭南庭园时指出，岭南地区包括了“广东、闽南和广西南部� 这些地区不但地理环境相近，人民生活习惯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岭南地区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影响着岭南建筑的形成和发展�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技术个性与人文品格。 二 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 建筑的人文品格主要是指通过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建筑形象要素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哲理、设计思维、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以建筑的技术个性为基础的。建筑的技术个性指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面造型、空间组织、细部处理等方面的技艺表现手法和特征。而建筑的技艺表现，从建筑的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抑或空间组织和细部处理，都必须遵循建筑的客观适应性原理①。建筑是人为且为人的居住环境，所以，在“人为”即进行建筑的设计建造时，一方面要认真思考当地的气候特点、地形地势来考虑建筑的布局和造型，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始终不忘建筑为人所用，满足人们的实用和审美需要的双重目的，从而实现“回归自然、回归环境、回归人性”的建筑设计理想，以便显露建筑的技术个性和人文品格。岭南建筑于此有其独到之长，涌现出无数建筑佳作，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誉。建筑的人文品格是隐性的、间接的、抽象的，而建筑的技术个性是显性的、直观的、形象的。建筑的人文品格和技术个性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建筑美生成的客观条件。 建筑的人文品格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岭南建筑的人文品格也反映了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岭南建筑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是岭南文化融通性和开放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岭南文化本身就是许多不同特质的文化融汇而成的，开放、融通性是其重要的文化机制。岭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交融、一种综合、一种凝炼。尤其是岭南近代文化，“经过对爱国的情感和追求进步的理性之间的冲突进行合理的调适之后，岭南地区的文化精英以开放而健全的心态，在融汇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和文化重构，而且也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向‘开风气之先’的飞跃，孕育了推动中国文化向近代形态转变的岭南近代文化精神。”岭南建筑的兼容并蓄的开放品格在岭南近代的园林、民居等多种建筑类型中得到鲜明的表现。如建于1926年的开平立园，“是旅美华侨谢维立以西洋建筑的特点，结合中国园林优美雅致的风格，按照《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布局兴建的。”又如1934年建成的广东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是一座中西合璧、富丽堂皇的客家民居建筑。该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维系客家民居“三堂四横”的传统模式，但立面造型则洋气十足，正立面在柱头、柱顶处采用西方的巴洛克、洛可可等风格的浮雕。在装饰内容题材中，既有中国式大鹏展翅、狮子滚绣球之类的题材，又有透露出西方文化气息的内容。现当代岭南建筑以更强的自觉意识融贯中西，以求继承创新，综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