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研究论文

原文导读: 中国考古界从来不敢正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文明到底是原发性的，还是外来的？如果说六七十年代还可以支支唔唔，向世界豪言中华文明是原发性的可与埃及和两河流域媲美的璀璨文明，那么，自从三星堆文化堆积被发掘以来，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了。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产生一个重大的课题：中华文明可能是来自于西亚文明。其实这个问题，西方学界早就提出来了，中国的二十八宿、阴阳概念、农历、青铜铸造技术，在西亚地区先于中国就已存在。为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世界文明同源说。只是这个学说，中国的潜规则是，不讨论，不发表论文，发表此类论者非癫即坏。但盖子是捂不住的。中国其先的文化，有仰韶、河姆渡、红山、良渚、属仰韶的半坡文化近于最古老，约6000多年，半地下室式的，遗存除了一些粗陶，找不到文明的影子，河姆渡约5500—6000年，有稻谷，无甚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文化程度高一些，良渚文化4000——4500年，更先进一些，玉器较精美。但所有这些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相较，都相形见拙。三星堆是中国文明平地一声惊雷。三星堆文化可溯及4600年，延续至3000年前，史学公认，它是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期的中原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丰富的文化堆积，还是胡诌的传说时代。甲骨文最远3500年，妇好墓3200年，后母戊大方鼎3200年，毛公鼎2800年。三星堆的青铜器的制造水平要高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很可能中原的铸造工艺更多的受到三星堆的传播而不是相反。看过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和黄金面罩的观众将受到深深的震撼，这些人物的面部特征根本不像华夏族！更像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而且这个文明在浩瀚如烟海的中国古藉中根本找不着记载，反向证明三星堆文明远于商周文明，它是文明的传播者而不是相反。也许中国文明的正源在三星堆。人类学与考古学已经证明，十五至二十万年前，线粒体夏娃出现在非洲，十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他们进入中国的通道不可能是阿富汗的瓦罕走廊至喀什，也不能从伊里塞湖畔进入阿克苏。而是沿着温暖的路线从中亚进印度，再至缅甸，然后，沿两条路线进入中国，一条是沿横断山脉的三条主脊进入青藏高原，其中一支染色体突变者留在了羌塘盐地，受严寒压迫，向东迁徙至青海湖东南方向的绕茶卡盐湖的河湟地区，这是比流淌着奶与蜜的巴勒斯坦富饶一百倍的人类伊甸园。这一民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羌族，此民族最先驯化牦牛和羊，与其它民族交换盐与畜类，进入山西盐池，融汇成汉民族的祖先华夏族；另一条，沿越南沿海进入中国广西，沿海岸线上溯，到达中国东部，形成了百越族。羌族的迁徙路线很多，有进西藏自治区成为藏族的祖先，有进云南成为哈尼族、彝旅、白族的祖先，重要的是，还有一条重要的迁徙路线就是从河湟地区迁往茂县汶川，定居在岷江两岸，成为中国羌族人口最多的地区，目前，汶川县称为羌族自治县，这里生活着中国最古老的羌族的后裔（最古老纯正的羌族生活在甘肃）。而三星堆的研究成果显示，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在茂县。2009年修复地震震坏的汶川县布瓦碉群发现了“布瓦遗址”，距今4800年，认定为三星堆文化源头。而汶川山高水急，不可能有原发性的文化，因此，源头也在青海的河湟地区。也即是，三星堆文化与羌族在五千多年前共同自青海甘肃进入四川岷江流域地区，三星堆的先民创造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三星文明。因此，可以判断三星堆文明来自于西亚。作为补充，二十世纪的传教士陶然士在中国汶川地区考察羌族时，发现羌族敬唯一神、尚白，以羊为祭，涂血于门框，有祭司，认定为以色列第十二支失散的民族。其后的传教士、华西协和大学的人类学家葛维汉不同意陶然士的看法，他戏剧性地参与了三星堆早期的发掘，然而没有看到八十年代出土的祭祀坑，如果他看到了这些有着明显西亚人面容的高鼻深目的面具，下巴一定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对于我国的考古研究及诸多文化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作用，其新成果新发现都是我国优秀文化的新血液。那么，关于三星堆的考古研究至今都有什么新发现呢？下面，就到 巴蜀文化 中了解吧。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几大方向和课题： 1、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至关重要。

2、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 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3、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4、封闭与开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研究难点：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学者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学者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

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人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神秘面具与三星堆文化 面具承载着人类思维意识的发展和宗教情感，在史前人类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孕育诞生，几乎与文明史同步发生，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面具。世界上许多古老部族、民族都有自己的面具，面具反映了民族宗教心态、民俗心态和审美心态的发展与变迁，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巨大怪异的青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15件面像，A型3件、B型8件、C型4件。最出色的面具当数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该面具宽138公分，高65公分。一对雄视古今威武雄壮的扫帚眉，眉宽近7公分，眉尖上挑。扫帚眉下，一双炯炯巨睛，更是可以惊倒天南海北的游客，因为眼球从狭长的双眼中柱状外突，突出眼眶长达16公分，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公分。有棱有角的鹰钩鼻，阔嘴嘴角上翘接近耳根，招风大耳状如猪耳，却竖直向斜上方伸出，眉、眼描黑色，口缝涂有朱砂。这样大的面具不仅在我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亦极为罕见，这一幅尊容，构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上，模样最奇特怪异的面貌。另外两件A型面相略小，其中一件额正中饰有一高68．1厘米的夔龙型额饰，夔龙身尾高高竖起，头端与鼻梁衔接，龙身两侧各有一尾内卷的环形穿，中部一单翅根的刀状羽翅。有人认为与传说中“人的鼻孔与天上的云气相通”有关。别看这个纵目面具风格奇诡怪异，样子显得很凶，但下细一看，朴素的风格却使它显得并不恶，让人在心生敬畏之余，隐隐约约有点喜欢。这个大耳纵目、狮鼻阔口的青铜面具，一天不知要引起多少人的遐想，外国游客把它当作天外来客，许多年轻人认为它就是科幻电影中外星人的奇特形象一。参观者站在它的面前，神采飞扬地说那双凸出的眼是外星人的望远镜，如变焦镜头般地可以伸缩，另一个带冠纵目面具上的冠就是遥感天线，可以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信号。古史中说：蜀王杜宇乃“从天堕”，即从天而降，青铜纵目面具确有几分神奇如天外来客一般? 对于这个纵目面具，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千里眼顺风耳”形象，用夸张的眼球和伸长的大耳，希翼获得超等的望远能力和听力；第二种则认为它与古蜀王蚕丛有关，“蚕丛纵目”，眼睛鼓出来是古蜀蚕丛氏的特征，青铜纵目面具是蚕丛王的神像。过去，“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瑰瑰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还有一种则认为，人像纵目突出双眼，其含义与中原甲骨文的“蜀”字突出“目”字的意义相同，反映了“蜀”字的字根之所在，古“蜀”字的上部象征纵目，纵目人像与《华阳国志．蜀志》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相吻合。其实，纵目的形象是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眼睛那么娇嫩，眼球突出来那么长，很难经受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这一形像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还处于原始阶段时，对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结果；再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一个人神合一的艺术形象，蚕丛氏纵目，《山海经》也有一个“纵目”之神烛龙，“直目正乘”的烛龙是远古“蜀人信奉的祖宗神图腾”。也有一说认为“纵目”是二郎神或灵官的眼睛，民国《邛崃县志》记载：“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贵州道真县的傩戏中有一个角色叫孽龙，其面具眼球突出跟眶5厘米左右，追本溯源，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后，蜀王子从四川辗转贵州、广西逃到越南北部．似有某种联系：B型面具为人面造型。状若常人．方颐宽面，粗眉大眼，鼻棱突出，嘴阔而瘪，嘴角下勾，耳垂上有穿孑L，眉、眼也曾用黑色颜料勾画过。C型面像造型与B型相近，但脸型瘦长，下颌较窄，鼻棱尖直凸出，嘴角上翘。 这些面像的用途，学术界意见尚不统一，硕大无朋的纵目神像，可能是古蜀人的图腾徽记或古蜀先王的面像，用于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是神庙中的主神。B、C型面像虽有变型与夸张，但尺寸与真人之面差别不大，是神庙里用于日常祭祀活动的配神，有人甚至设想，这些面像另有身躯相配套，另有一说则认为当时建筑物宏大壮观，是挂在建筑物上的装饰件。带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 现代人有“往某人脸上贴金”的说法，三星堆文物中却真有实物例证。三星堆出土有4件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有圆顶的，也有平顶的，其中一尊青铜人头雕像，出土时带着的金面罩完好如初，金面罩由纯金皮拓展而成，包颐齐额，两边连耳朵都全部罩住，只将眼和眉毛露出。经分折，发现金面罩使用的粘合剂，竟是用生漆调合粘土粘上去的。4000年悠悠岁月，居然设有使其剥蚀脱落，没有褪掉其灿烂金光。 黄金属于贵金属，自古以其富丽的形态，辉煌的光泽，和延展性大、质柔软、化学性质稳定等优越的自然属性，被人间视为珍宝，一直到现代都被全人类当作硬通货使用。金光闪闪的金面青铜人头像，显得尊贵而富丽非凡，如同天神降临人间。用句时髦的话说，简直是“酷呆了”、“酷毙了”，这种在当今仍显新潮的扮靓，显示出古蜀先民对生活强烈的热爱，及不同凡响的追求，创造出留芳千古的艺术形象。 古蜀先民为什么要在脸上贴金呢?他们的着眼点已无法弄清。一种可能是贴上金面，显示祭祀对象的无比尊崇，和祭祀人无尚敬慕之情。另一种可能或许与古代的巫舞有关，戴上假面跳起巫舞，用以驱除恶鬼消除瘟疫。这种文化起源很早，相传黄帝曾训练了熊、罴等六种猛兽与炎帝作战，六种猛兽可能是六个氏族的图腾；也可能是是一些使用巫术，戴着猛兽面具的舞蹈队伍。尧舜时代“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是敲打着用石头制造的乐器，披着各种兽皮的舞蹈者一齐跳舞。商周时期巫风盛行，周代宫廷傩祭时，就有一个“方相氏”领头，他戴着假面，假面上四只眼睛金光闪闪，穿着黑衣服，系着红裙子，手上蒙着熊皮，一手拿戈一手执盾，领着打鬼的队伍，四处跳跃，发出“傩、傩……”的叫声，以驱除恶鬼，保证一年不生疾病。“傩舞”一直流传了下来，至今西南地区还保留“傩舞”这一传统，这些“傩舞”或许就与三星堆的金面罩、面具有传承关系。 戴黄金面罩在中国确属罕见，但在西亚和埃及却有相同的例证，黄金面罩最早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也是饰以金箔的。埃及的图坦卡蒙王陵的葬殓面具就是黄金面罩。三星堆的青铜雕像及黄金面罩，年代虽然比西亚和埃及稍晚，但其大小和制作工艺完全不比后者逊色，三星堆文物中出现了西亚和埃及的文化因素，确实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谜。用黄金面罩盖在青铜人头像上的面具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而且出土的40多个青铜雕像中，仅有6个带有金面罩，这样做仅是一种显示尊崇的装饰，还是带有某种巫术的含义?仍是一个谜。2001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邮政联合发行了《古代金面罩头像》特种邮票，邮票一套两枚，分别是中国三星堆金面罩头像和埃及图坦卡蒙金面罩，(图坦卡蒙是3300多年前埃及鼎盛时期的法老。)反映出人们对这两种文化的联系、认识和比较。 惹人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雕像，颈部全都呈倒三角形，它们的下面会不会有泥塑或其它材料制作的躯体?它们会不会是“人祭”的代用品，用以象征被杀的“人牲”? 头颅崇拜作为灵魂崇拜的一个表现形式，在历史的演变中曾留下了遗迹。远古时，有一些民族，曾用猎得的人头做某种祭祀仪式。人牲(人头)用于规格最高的祭祀，被认为是最灵验的。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源于头颅崇拜的猎头之俗多见史载。 历史在进步，巫师们在祭仪中也逐渐摈弃人头血祭，遂以人造的骷髅或其它造型面具代替人头。作为历史信仰的遗响，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纳西族等在寺庙跳神时，至今仍要佩戴骷髅形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