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化研究论文集

2000年以来出版著作及发表论文等科研成果情况 （一）著作《韩非子趣读》，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年8，台湾先智出版2002年11月再版，23万字，独立。《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年10月，29万字，独立。《先秦文学史》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20万字，独立。《诗骚考古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23万字，独立。《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学习出版社2007年5月，52万字，独立。《英汉对照诗经》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年1月，31万字，二人并列。《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2003年12月，24万字，二人并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2002年3月，120万字，位次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卷本）2004年5月，80万字，位次2。《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105万字，位次3。《中国审美文化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58万字，位次2。《经典常读：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三十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38万字，参撰。《诗骚分类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参撰。《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位次2），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二）论文《“于我心有戚戚焉”：读〈孔子答客问〉》，《孔子研究》（CSSCI）2000年第2期， B类《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文学遗产》（CSSCI） 2000年第2期， B类《还原孔子生命的新作》，《文论报》2000年7月1日。《风诗古今接受异同说》，《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7月，10000字，第1位。《高亨老子研究的考古新证》，《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11000字， B类（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B5】全文复印），《说孟子的傲气》，《齐鲁名人》2001年第4期，5000字。《论山海经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文化考察价值》，《人文述林》第四辑，2001年8月，10000字《复原〈诗经〉名物的生命》，《诗经研究丛刊》第一辑，2001年7月，5000字，独立。《从人本、人伦到人情：论先秦诗歌情理激荡的内在驱力》，《文艺报》，C类《“乐亡（毋）离情”：〈孔子诗论〉“歌言情”说》，《文艺研究》（CSSCI） 2002年第2期， A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全文复印）。《〈离骚〉代言及其三歌考索》，《东方丛刊》2002年第4期，12000字，B类。《王国维的“新发现”与“文学考古学”》，《人文述林》第五辑2002，10000字。《“文学考古”刍议》，《光明日报》，5000字，独立，B类《周代“采诗说”的文物新证》，《民俗研究》，7000字，B类《思孟学统、孟子之傲及其遗响》，《人文述林》第六辑，9000字《人本、人伦与先秦偏于主观表达的文学精神》，《人文述林》，10000字《出土文物与屈原创作的认定》，《东方丛刊》2005年第1期，B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5年第8期全文复印）《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史哲》（CSSC） 2005年第3期，A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5年第9期全文复印）《庄子与老子关系的再审视》，《理论学刊》2005年第11期，C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B5】2006年第1期全文复印）《考古释“鱼”》，《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考古发现与论语释惑》，《人文述林》第八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诗经研究多维视角的拓展与交汇》，《诗经研究丛刊》，2006年《含蕴深婉，环环相扣》，《中学生阅读》2006年第1期《先令券书与孔雀东南飞释疑》，《中国文化研究》(B,CSSCI)夏之卷《论山海经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文化考察价值》，《民俗研究》(B,CSSCI)2006年第3期《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传播》，《周易研究》(CSSCI)2006年第5期， B类《“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CSSCI)2006年第6期，B类（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7年第4期全文复印）《诗经与汉乐府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人文述林》《考古与嫦娥奔月研究新证》，《人文述林》《“对话式”与“表演式”：〈诗经〉、汉乐府初始传播方式的比较研究》，《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四辑，2008年1月《文学考古：文学史的复原与拓新》，《社会科学报》《解读济南》，《海内此城古，济南名士多》，山东画报出版社《〈庄子〉寓言三种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C类《一种凸显着“逻辑”的历史描述——读〈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出版广角》2008年第6期《中和：〈诗经〉的审美理想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见《名家品诗经》，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1月《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理论学刊》2009年第5期（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J2】）2009年第9期全文复印）《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文艺民俗学论文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7月《高亨文献考据的治学方法及其学术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B,CSSCI)《出土文献与〈两汉全书〉之“全”》，《东岳论丛》2010年第8期(B,CSSCI)《“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从卦象爻位看〈周易〉阴柔阳刚的两仪分合》，《周易研究》2011年第1期(B,CSSCI)《〈诗经〉“葛藟”考辨》，《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CSSCI扩展版）《馨香的庄重与浪漫：〈诗经〉芳香植物解读》，《理论学刊》2011年第4期（CSSCI扩展版）《楚简〈缁衣〉、子思子与引〈诗〉证说》，《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辑，学苑出版社《学思并重，不罔不殆：说说我们的师承和学统》，《山东大学报》2011-10-15《行吟泽畔：屈辞传播方式考索》，《中国楚辞学》第17辑（2011年12月）《楚简〈缁衣〉、子思子与引〈诗〉证说》，《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春之卷）(B,CSSCI)《〈汲冢琐语〉与先秦“说体”考察》，《理论学刊》2012年第4期（CSSCI）

专著文集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周学鹰：《徐州汉墓建筑——中国汉代楚(彭城)国墓葬建筑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邹后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秦汉部分，南京出版社，2000年。南京博物院邳州博物馆： 《邳州山头东汉墓地》 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王恺、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主编，夏凯晨、及巨涛副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王中文主编，及巨涛、夏凯晨、刘玉芝副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孙厚兴、郭海林主编，夏凯晨、刘玉芝副主编：《两汉文化研究》（第三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综论尤振尧：《江苏汉代诸侯国的考古发现及其历史价值》，《南京博物院60周年纪念文集》，1993年出版。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1期。郑绍宗、郑滦明：《汉代诸侯王陵的营建和葬制》，《文物春秋》2001年第2期。刘瑞：《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三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出版李银德：《徐州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的发现与收获》，《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周保平、刘照建：《西汉楚王陵墓形制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邱永生、刘照建：《江苏汉代王陵研究》，《东南文化》2005第5期。孙波：《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刘照建：《西汉楚王陵墓制度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郝莉蓉; 杨孝军：《浅谈外来文化对汉代艺术的影响──从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谈起》，《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杨孝鸿：《欧亚草原动物纹饰对汉代艺术的影响——从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谈起》，《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及设计版)》1998年第1期申茂盛：《试论西汉初期汉廷对诸侯国军队控制的加强——从狮子山出土的兵马俑谈起》，《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暨两汉文化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王恺：《徐州狮子山兵马俑与西汉楚国》，《江苏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文物座谈会纪要》，《文物》1998年第8期王进南、刘尊志：《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在徐州汉墓中的体现与反映》《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墓葬结构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文物》2001年第10期。邱永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园初步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孟强：《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结构特征及形成原因》，《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刘照建：《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天井成因考》，《考古》2006年第3期。耿建军：《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陪葬人位置问题初探》，《蒋赞初先生八秩华诞颂寿纪念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刘照建、梁勇：《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查》，《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出版。周学鹰：《因山为陵葬制探源》，《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刘尊志：《西汉晚期楚王(后)墓葬浅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马永强：《对徐州龟山和狮子山汉墓结构的几点认识》，《华夏考古》2008年第2期。汉墓墓主人研究王云度：《狮子山汉墓墓主刘戊说释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耿建军：《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开凿时间考析》，《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刘照建、张浩林：《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东南文化》2001年7期。刘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文博》2002年第6期。韦正：《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刘尊志：《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孟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2006年第9期。耿建军：《刘戊还是刘郢（客）——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墓主之谜》，《中国考古谜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冉如波、陈海霞：《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7年2期。李春雷、李红：《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邱永生、茅玉：《北洞山王陵考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4期。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汉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3期。刘照建、边策：《也谈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东南文化》2010年第3期。蒋若是：《徐州龟山楚王陵及其家族墓葬制年代、葬制与钱币类型》，《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器物研究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印章与封泥概述》西冷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战国秦汉封泥文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出版社梁勇：《试论“大匠宫司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孟强：《西汉楚王刘注墓薄葬刻石浅析》《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17日。吕健、杜益华：《江苏徐州黑头山汉墓出土印章的几点认识》《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6辑李永乐：《馆藏汉代玉枕》《收藏》2010年第2期。赵赟、刘照建：《江苏邳州纪年东汉墓出土铜人造像考辩》《青铜文化研究》2010年第六辑。王恺：《浅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东亚玉器》第二册，香港，1998年出版。王恺、王凌：《西汉楚王刘戊墓及出土玉器》，《收藏家》2000年第11期。张玉、李国安：《中国古代玉敛葬现象研究》，《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梁勇：《徐州出土汉代玉器的历史价值》，《光明日报》2003年4月8日。石荣传：《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初探》，《中原文物》2003年第5期。石荣传：《从两汉诸侯王墓出土玉器看汉玉艺术风格》，《文物春秋》2004年第1期。卢兆荫：《弥足珍贵的西汉楚王陵墓玉器》，《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田芝梅：《徐州出土汉墓玉器的分类》，《东南文化》2008年1期。王黎琳：《徐州出土汉玉概论》，《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谷娴子、 丘志力、李银德、 杨萍、 李榴芬：《西汉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玉器中的石墨包裹体》，《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6期。魏鸣：《鳞片式玉衣》，《文物天地》1987年第2期。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10期。龚良孟强耿建军：《徐州地区的汉代玉衣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李春雷：《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镶玉漆棺的推理复原研究》，《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李银德：《汉代的玉棺与镶玉漆棺》，《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2001年。徐州市博物馆：《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金缕玉衣修复》，《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第3期。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文物》1998年第8期。赵平安：《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文物》1999年第1期。韦正：《从出土印章封泥谈汉初楚国属县》，《考古》2000年第3期。黄盛璋：《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出土印章问题》，《考古》2000年第9期。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刘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封泥考释》，《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汪俊明 韦正：《从出土印章谈西汉王侯国行政关系》，《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吴荣曾：《从西汉楚国印章封泥看王国中央官职》，《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梁勇：《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考古》2006年第9期。刘照建：《秦汉兵马俑形体差异探源》，《秦汉文化比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张玉：《徐州汉兵马俑的再认识》，《考古与文物》2002年汉唐考古增刊。张振中：《徐州狮子山西汉兵马俑阵大揭密》，《文史春秋》2002年第3期。张玉、刘照建：《徐州地区西汉陶俑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02年第11期。邱永生、葛明宇：《狮子山楚王陵铁甲胄研究综述》，《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13日。申茂盛、阎红霞：《试论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铜质“鸡鸣戟”》，《秦汉文化比较研究一秦汉兵马俑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杨泓：《徐州楚王陵墓出土兵器初论》，《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葛明宇、邱永生、白荣金：《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铁甲胄的清理与复原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1期李银德：《徐州出土“明光宫”铜器及有关问题探释》，《江苏省考古学会论文·1984-1985合集》。邹厚本、韦正：《徐州狮子山西汉墓的金扣腰带》，《文物》1998年第8期。单月英、 黄琛：《大汉楚王的时尚腰带》，《文明》2006年第4期。李永乐：《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金腰带扣面图案含义略考》，《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孙机：《徐州楚王墓出土文物珍品散记》，《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顾风：《寥若晨星珍比拱璧——徐州龟山汉墓石刻文字的发现与研究》，《书法丛刊》1998年第3期。赵雄伟：《先秦至西汉札甲形制的继承与演变》《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2期。文物保护王爱超：《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壁面病害原因分析及防治》，《山西建筑》2005年第13期万俐、徐飞、范陶峰、陈步荣：《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彩绘陶俑的保护研究》，《文博》2009年第6期。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