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研究论文1000

摘 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关键字 人民 关系 历史 合作 日本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二、中日关系的症结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写作思路：可以根据历史发展以及当代的基本国情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通顺连贯等等。

正文：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中国与日本的交往由来已久。同为东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谁也无法忽略谁的存在。

中日关系又是国际关系中复杂的一环，充满了许多变数。这些变数无疑给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不稳定因素。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是中日双方所关心，也为世界各国政要所注目。总的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国际因素的影响。

中国和日本的接触最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巨大，自然也波及东边岛国日本。如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艳羡中国的文明制度一样，日本对中国社会的一切都有很大的兴趣，并发挥了日本民族拿来主义的优良传统。

据史料记载，在各国学习唐风的热潮中，日本尤为积极。短短几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就有数百人，这些人在唐朝的国家教育机构学成回国后，成为了日本政治社会改革的主流人物。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交往频繁，时有互派学者留学生到对方国土，上求学传教。

著名的鉴真就有六次东渡日本的经历，而在唐帝国朝廷上担任官职的日本留学生也为数不少。日本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是生活习俗都极力模仿隋唐，经过大化改新，日本借助中国的影响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在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且中国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处于主要地位，是影响国，日本处于附属地位，是被影响国。

在官方和民间的交往中，和平和共同发展是主线，反映了当时中国包纳百川的大国风度和日本虚心向学的民族传统。这种环境的形成主要是高层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初次接触的稳定过渡期进入元明时期，中日关系变得复杂起来，蒙元的两次远征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在清一代，日本起初对满清政权抱有不信任的态度。

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上流社会视满清统治者为蛮夷，在清初对台湾政权的支持和对满清政权的敌对可以知之；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中国的所谓政治家面对强权主义，不敢反抗，反是服从和退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一度处于冻结的状态。这主要是两个阵营的划分的影响和中日民族感情的结果。中日关系发展至今也充满了不稳定因素。

首先，日本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

其次，中日在经济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能源问题。再者，中日关系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中日民族历史观问题。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在新世纪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中日关系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共同为亚洲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走向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能源问题，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是解决中日问题的三大关键。中国和日本的明天既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中，也掌握在两国人民的手中。从目前国内人民对中日关系的评价言论来看，正确看待的居多鲁莽行事的少。

作为当代大学生，特别是一名学生党员，我更赞同“正确看待中日关系合理发挥爱国热情”的观点。爱国方式的理性选择，是-种胸襟；爱国情感的理智表达，则是一种胆略。日本右翼不顾历史、无视未来的倒行逆施，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损害了日本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们的爱国行为，既要顾及自己长远而根本的利益，不为泄一时之愤而损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局；也要顾及中日友好的远景，不因言行过当、伤及无辜而授人以柄。原则上的据理力争，不应影响言行上的以理待人。经贸的合作、民间的交往，从来都是双方互动、共同依存的。

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日资企业中，有许多是中国工人。有无数的日本人在中国，也有无数的中国人在日本。传统关系。上的“一衣带水"在现实利益上的“连筋带骨"，尤需我们在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上，从民族大义与国家大局出发，“激于义”而“止于理”。

中日关系“虽然很多人认为安倍具有鹰派色彩，但他第一次出任首相时首访中国，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说明他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而当下，能够改变中日关系大局的也只有安倍。”这是记者身边许多中日友好人士对于安倍晋三的评价，很多人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在不久前结束的众议院大选中投票给了他。然而，安倍在大选期间的强硬表态为他赢来的保守派支持该向何处去？虽然安倍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务实色彩，但如何平衡国内的保守派同时修复外交问题，则是考验安倍执政能力的真正时刻。转向务实外交？安倍的外交安保政策的走向，一度令人担忧。在大选期间，安倍数次表示要建立国防军，行使集体自卫权，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等激进言论，并表示民主党执政时期制造了外交混乱，他要杜绝该情况的继续。该番强硬表态，吸引了大量国内保守派的选票。能否兑现选举承诺，是安倍如何建立国民信任的关键。不过，安倍在众议院大选获胜后，态度马上出现了改变，数次言及中日关系都表示：“日中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将努力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出发点。”进而有消息称，安倍因顾及中方反应，22日决定暂时推迟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此外还考虑在新政府诞生后让自民党副总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安倍修复外交的举措不仅面向中国，同时他还计划向俄罗斯和韩国分别派出特使。同时，为了避免刺激韩国，他还决定不以政府名义举办“竹岛日”纪念活动。这些都显示出了他处理外交问题的成熟。其实，早在安倍赢得大选前，他就在日本著名政论杂志《文艺春秋》上撰写文章表示，“若再次成为首相，将谋求与关系恶化的中国重新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对华关系的两个前提安倍在胜选后立即表示将首先访美，并迅速与奥巴马确认了访美日程。虽然安倍本次首访国家并非中国，但并不意味着安倍忽视中国。民主党执政时期，因为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重回亚洲”等政策，日美同盟一度出现了裂痕。有分析认为，安倍急于访美，除了修复日美关系，同时也因亚洲整体环境早已不同于5年前。朝鲜频频发射人工卫星，中韩因领土问题同日本摩擦不断，都让安倍急于听取美国对于东北亚形势的意见。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意见将左右安倍对华政策的走向。安倍具体的对华政策或将要等到他从美国访问回来，才能最终明确。而安倍在谈到日后的施政环境时，反复提及到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前，自民党仍需保持紧张感。皆因为，目前自公两党的联合政权掌握着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如果明年参议院选举也可获得半数乃至三分之二的议席，则意味着自公两党获得了绝佳的执政空间，不但可以改变“扭曲国会”(与野两党各自占据众参两院多数席位)的现状，还可为欲推行的政策铺平道路。比如安倍屡次提及的修宪问题。他早在上任首相时就开始了修宪之路，推动成立了旨在确定修改宪法程序的《国民投票法案》。12月17日，赢得大选的安倍明确表示，本次任期内为实现修宪目标首先要着手修改宪法第96条，降低在修宪条件上国会发动国民投票需要三分之二议员赞成的条件。然而修宪在日本国内仍然存在较大阻力，执政搭档公明党就持谨慎意见，因此关键因素为在明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是否能赢得多数议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倍目前将专心推行经济改革及改善外交，修宪计划或将等到明年7月后再讨论。因此，综合分析安倍的对华政策，短期之内将会寻求平稳，为施政创造良性空间。而真正决定其对华政策，将要取决于明年1月访美及明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结果。